求索阁

菲律宾针对中国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及其结果，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现实性的问题，即亚洲是否会“中东化”？这里的问题更在于域外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作用。

中东化就是中东乱局，包括内部秩序和区域秩序两个方面。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强势介入中东事务，二战之后的中东秩序就是美国和西方主导下所确立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便主导了中东秩序。中东国家的内部秩序和区域秩序缺乏自主性，高度依赖外来力量。一旦美国开始衰落，中东的秩序便跟着动摇起来。今天，即使美国对中东怀有良好的政治愿望，其能力已经大不如前。并且，美国在很多时候都是“好心做坏事”，导致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美国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开始反恐怖主义战争，希望通过“大中东计划”，在中东推行美国式民主。但现实是，美国根本建立不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在最低限度上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中东原有政体的解体，导致了无政府状态，涌向欧洲的难民潮便是中东政权解体的产物。更为严重的是，在原先政权解体之后，宗教激进主义找到了巨大的空间。

穆斯林激进主义不仅发生在中东失败国家，也发生在治理比较好的国家，例如土耳其。土耳其总统不仅容许而且鼓励激进宗教力量。但对美国来说，只要政权是用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便加以容许甚至支持。从长远来看，激进宗教主义的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会相信，中东可以在可见的未来建立起一套新的治理秩序。

中东乱局说明了，如果秩序（无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区域秩序）缺乏自主性，就毫无保障。外在的力量不是牢靠的利益相关者，一旦利益相关程度下降，它便会离开，留下烂摊子。当美国在中东具有巨大利益时，会拼命干预中东事务，但一旦这个地区的“收益”小于其“成本”，美国便要脱身，这个地区的秩序突然失去了依靠，乱局变得不可避免。

为什么说亚洲也面临“中东化”的可能性呢？域外力量（或者外力）的作用主要包括大国政治化和国际化。大国政治化指的是域外两大力量即美国和日本（或者美日联盟）的介入。至今美国和日本最为积极；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使得人们相信，这两国一直是这个案子背后的操盘手。

“外力”倒并不是说，美日在本区域没有任何利益，而是说它们不是本区域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美日在本区域的情形和美国在中东的情形类似：这两国深度卷入本区域，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如果这个区域变成了乱局，却不会对这两国产生致命的影响。

“国际化”指的是菲律宾（主动的或者受美日的支持）单方面地向常设国际仲裁庭起诉中国。仲裁法庭具有高度的商业性，即受雇于菲律宾，服务于菲律宾。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这种形式的国际化就产生了无穷的问题。首先是判决会受商业利益的影响。其次，法官本身的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倾向容易影响判决。其三，法官需要有充分的知识来了解情况，而非仅凭借菲律宾所提供的信息。南中国海这样高度复杂的案例，对这些法官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实际上，在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判决中，人们不难看到，人们理想中的法治（rule of law）已经演变成律师主宰（rule of lawyer） 或法官主宰（rule of judge）。从判太平岛是“礁”而非“岛”的案例中，人们也可以看出，这些法官也有可能引入非常激进的思想，为本区域的失序提供“法理”的基础。

判决完全否定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权利。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不参与、不接受”的原则。当然，中国的行为并非特殊，其他大国也经常不接受类似的判决。判决很难在实质层面改变南中国海问题的现状。尽管如此，南中国海问题有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

其一，南中国海问题有可能继续朝着冲突的方向发展。美、日等国一直在重复强调中国要接受判决。菲律宾和越南等声索国的表述尽管不那么直接，但也是希望中国接受。其他一些非声索国因为担心和恐惧中国的崛起，也是希望中国接受。同时，越南等其他声索国家的下一步选择很重要，如果它们认为也可以通过仲裁为自己求得利益，就会仿照菲律宾去做。再者，即使这些国家愿意回归到和中国的双边谈判，美、日也会千方百计地纵容和鼓励这些国家找中国的麻烦。如果这样，南中国海问题就会继续恶化下去，直至发生冲突。

其二，南中国海问题也有可能朝着和平与合作的方向发展。现在仲裁案已经过去，各国回归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原点。各方都意识到所谓的法律并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法之后，回归到通过政治和外交的途径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积极的方向，各方需要争取，但不能对此抱有幻想。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演变成高度国际化和大国化的问题，有关大国并不会轻易放弃已经为中国制造出来的“麻烦”（即仲裁庭作出的不利于中国的判决）来对中国施加压力。不仅菲律宾本身要利用判决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即使菲律宾总统有很强的意愿和中国改善关系，实际结果也会很有限，因为美国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对菲律宾施加莫大的压力，避免其“走近”中国。

如果往冲突的方向发展，本区域陷入中东陷阱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如何避免？如前文所说，很难要求美、日等域外大国做有助于本区域稳定的事情，而是要依靠本区域的主要角色，即中国、亚细安、其他声索国的努力。

中国的角色最为关键，因为中国是本区域的大国，也最具有能力来保障本区域的秩序。中国最早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没有引出其他国家的积极回应。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远早于中国造岛，中国造岛只是对其它国家行为的反应。现在，中国已经改变了从前被动的角色，可以利用已经造好的岛礁为其他国家提供服务，包括航行安全灯塔建设、避风港、紧急救助、海上搜救等等。中国也可以再次提出“共同开发”方案，和其他国家进行渔业协定谈判、海底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资源保护和共同开发等项目。

对亚细安来说，再也没有比独立的外交政策、保持中立性更为重要的事情了。一旦选边，无论是选择美国还是中国，亚细安的分裂就会变得不可避免。亚细安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比较松散的协会。这种松散性既保证了亚细安的生命力，也表现了亚细安的弱点，即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御强大的外力。尽管中国理解亚细安和美国紧密的战略关系，但不可能容许一个整合而针对中国的亚细安。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有足够的能力来促成亚细安的“分化”。美国所认为的中国会“自我孤立”只是臆想。中国如果像美国那样依靠其经济实力来寻找朋友（例如通过建立类似美国的“战略性贸易集团”），所能寻得的朋友并不会比美国少。再者，中国并没有要求亚细安倾向中国，但亚细安的中立则是中国所希望的。亚细安的区域组织建设如果缺乏自主性，依靠美国来“强化”自身，长远并不符合亚细安的利益。正如中东区域所表明的，缺少自主性而依靠外来力量的秩序永远不会牢靠。亚细安的自主性决定了其可持续性。

其他声索国的独立性立场和外交政策也同样重要。因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一些国家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幻想，这当然和这些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本身的亲美立场相关。如果从中东的情形来说，可以确定美国绝对不会为了亚细安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而和中国进行一场公开的战争。这是由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所决定的。

中美双边关系尽管有矛盾，但仍然在发展和深化。今天的中美关系并非是冷战时代的美苏关系，美苏关系除了核对峙之外并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关系，但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演变成“中美国”的关系，至少在经济上如此。在国际层面，中美有太多的重大事情需要合作，包括核不扩散、气候环境等等。美国的最大利益仍然是不失去中国，一旦失去中国，美国就只剩下半个世界的“霸主”。

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个别声索国要减少甚至放弃对美国的幻想并不难。即使美国真的具有为了亚细安一些国家的利益而战的“利他心”，其能力也是令人怀疑的。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所制造的乱局便是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美、日和一些亚细安国家所构建的“中国以大欺小”“强权即公理”的话语，实际上是美国和西方而不是中国的逻辑。当中国和越南通过政治和外交谈判，解决陆地边界划分和北部湾海上界限时，越南不仅没有吃亏，而且获得了不少好处。事实会证明，像菲律宾那样诉诸于大国政治化或者“国际法律化“的途径，试图迫使中国屈服，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损害其国家利益。

围绕着仲裁案的游戏刚刚开始，各方都在思考着下一步如何走的问题，相信判决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对本区域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本区域的秩序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是维持昔日的稳定还是被“中东化”，人们当拭目以待。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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