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郭继卫《制生权战争》
战事如棋，永无两盘完全相同的棋局；战事亦如艺术，绝没两件完全相似的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场战争、战役甚至战斗是可以重复的，这种不可重复性，恰是战争令人着迷之处。也正如此，对战争堂奥的探究，才诱使一代代军事思想家和战史研究者们前赴后继，殚精竭虑而乐此不疲。
与大多数棋手都是臭棋篓子，而大多数艺术家都是平庸之辈一样，大多数军事和军史研究者，都不过是蹈前人窠臼的“二道贩子”。也就是说，因袭前人陈见者多，有独步一时创见者少。故能在众多把军事学术研究当饭碗的庸碌者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哪怕仅有一得之见的人，必鹤立鸡群，翘楚者更将名垂青史。远如孙子，近如克劳塞维茨，更近如马汉、杜黑诸公，即是。
中国自古多战争，中国亦自古多兵书，近现代中国，更是战事连绵不绝，战祸创痛巨深。按说，有此现实，人们对战争的体认和领悟应更痛切，更深刻也更犀利，因而也应有更出色的兵书问世才是。但可惜，近百年来，各类与“兵”相关的书，不可谓不多，甚至可以说汗牛充栋，但痛切、深刻、犀利之作，却几近空白。
何故如此？我想，除了近现代中国盛行多谈主义，少研究问题的趋势外，主要还是战争这东西太过奇特，太难把握。试想一下，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中，还有哪一样能像战争这般，既被技术推进，又被艺术引领？既讲人文地理，又讲民心士气？既求战略大势，又求战术细节？既要运筹帷幄，又要临机应变？既有堂堂之阵，又有阴谋诡诈？既须践盟守约，又不乏背信弃义？既很残酷理性，又不失感性温情？
这种多元素集成的复合式工程，对于每个投身战争实践的人来讲，实在是门坎太高，把大多数应试者都绊倒在殿前，淘汰出局；同样理由，对于那些研究战争理论的人来说，这个门坎也太高了，高到让大多数人都不得其门而入，自然也就无法窥其堂奥于什一。前者，直接从事战争实践的人，应具备何种素质方可胜任，亦即为将之道，从孙子到曾国藩，从马基雅维里到拿破仑，均多有精当论述，无须我狗尾附骥。而后者，从事战争理论研究的人，又该具备何种素质，方能有所建树，这方面，我以为论及者不多，故我可以置喙几句。
依愚见，凡能在某一学术领域有创见者，除对本专业及相关领域钻深吃透外，有大成者，大都另外具备两三种看似可有可无的但都不可或缺的能力。一、渗入骨髓的哲学思考或曰逻辑思考能力（受业于人或自我训练均可）；二、成熟且精当的文字语言表达能力（一个不能把自己所思所想加以精确表述的人，如何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三、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有与所研领域不相干的某种专业技能或手艺（因唯其如此，才有触类旁通并关注和把握细节的能力，如爱因斯坦会拉小提琴，从技能上看似与相对论风马牛不相及，但二者间果真毫无关联么？）。
若以此三条为尺度观照古今中外学有所成研有所果的各位大家，衮衮诸公，莫不如是。反而观之，凡庸碌之辈，毕其一生，终无所成，则必是三条缺如一二，或一条都不具备！
拉拉杂杂，不着边际地写了这么多，其实只为了表达一个意思：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并以此为尺度走近郭继卫和他的《制生权战争》的。
继卫以生物医学为专业本行，以小说、散文为业余爱好，又以前沿军事理论为主攻方向，不经意间就已然具备了一个研究大家所需的诸种技艺训练和能力。而读他的东西，你还能读出不同俗见、独具视界的思辨和逻辑。
把生物科学与战争联系起来思考，进而提出生物战争的概念，并非继卫独创，更非他首创。但能从战争的演化进程，新军事革命的近未来走向，到已迫在眼前的新战争形态的轮廓，多路径、多角度地对生物战争与下一轮军事革命的关系，进行大胆且相当专业化的观察、研究甚至预言者，则非继卫和他的《制生权战争》莫属。
N多年里，我们的那些谈核战争，生物战争和网络战争的理论家们，大都是这些非经专门训练不能开口的技术领域的门外汉。所以，他们写出的有关这类战争的种种理论，不可能不是隔靴搔痒式的门外文谈。不信就把此前的种种用中文写成的这类“著作”，与郭继卫的《制生权战争》中的专业段落比比！这正是我看重并推崇郭氏及郭氏式研究的理由。
当然，《制生权战争》还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但却是一部有着许多深刻学术触点及至学术价值的新战争论。恰是这一点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也的确为我带来不小的阅读快感。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它诱发了我的碰撞冲动（实话说，时下国人所写，能诱发此类冲动的著作太少了）。
看看他是怎样为我们描摹眼下对世人来说，还十分模糊和陌生的“制生权战争”的：
“制生权酝酿征服力量的革命，在能够更精确的认识生命的同时，使得通过改变超微结构调控人体功能成为现实。”
“制权体系在占领陆——海——空——天等作战空间后，下一步将打造超微空间作战领域，这一作战样式是对科技水平的挑战，更是对当前人类想象力的挑战，其战场更复杂、更惊险和更神奇。”
“生物科技突入新的生命微观空间，”“可以设想：纳米级的‘导弹’打中人体内的分子结构，并实现预定改变。”“在制生权时代，战争直接在人类体内开始也不足为奇了。”
“谋求生物科技领域控制权，不单纯具有军事意义，更能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来提高或巩固综合国力。”
“制生权就是制权舞台的下一位主角。未来的战争将是争夺制生权的战争，谁在军事生物科技领域保持领先和主导，谁就能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
想想看，能举重若轻，三言两语就把生物战争的特质趋势和意义讲清楚，并且讲得气势灵动、文采飞扬者，究有几人？而继卫的书里，此类充满透彻见解和预判且妙语连珠的段落，比比皆是又言之有据，读后由不得你不信。
但我也不是对继卫所有的言判都无条件认同。
本书开篇，继卫即放言：“老战争死了，新战争还未出世。”结论可谓大胆。作者的依据是，眼下这场遍及全球的所谓新军事革命，“可能远未完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始，”如果作者把生物战争与信息化战争相对应，提出“老战争死了，新战争还未出世”的判断，这一观点尚可成立。但接下来马上又说新军事变革可能远未完成，甚至尚未开始，就难免不让人质疑了。依我之见，如果把海湾战争为标志开启的信息化战争称为“老战争”，那么，这一类型的战争眼下尚未死去。特别是在美军大谈“网络中心战”和“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的今天，更不能做此断言。而另一方面，以这类战争推进的全球新军事革命则又不能说远未完成，更不能说尚未开始。恰恰相反，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成熟，特别是其核心元素——芯片技术的潜力将告穷尽，这一轮由信息技术飞跃引发的新军事革命，正接近它的尾声，这也意味着世所共认的“新军事革命”即将结束。
我推想，继卫是把他所展望的生物战争技术尚未成熟，当作是“新战争尚未出世”的依据了。这一结论就其自身而言，本没有错。但若把它和当世公认的新军事革命（即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引发的革命）放在一起研判，就可能会对认识这场战争变革乃至与其相关的战争产生歧议。
战争总是新技术的实验场，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的进步，都是由技术的革命推动的，每一种标志性技术的出现，都将引发新一轮军事革命并带来战争方式的改变。这一轮由电子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军事革命和新战争革命，其路径是由通信技术、探测技术和电子对抗技术开始，由远程精确打击技术结束的。而这统统与生物技术无关。如果说从细菌战，毒气战开始，到全面制生权争夺的下一轮新战争还未到来，此说可以成立，但这并不等于说对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化战争这一绕不过去的阶段可以视而不见。未来的制生权战争如此，眼下的信息化战争亦如此。每一种战争都有其技术性标志。我想，这一结论，继卫不会有异议。
指出以上分歧，并非要说明我与继卫的见解有多么不同，恰恰相反，除了这一点，我对继卫的大多数观点倒是十分认同。并且十分惬意地跟随作者去进行一次思想探险，一窥生物战争之堂奥。不过，我之所以要把仅有的一点分歧拎出来大段地理论一下，是因为这一问题——战争的技术观——的厘清，对研究新战争的人来说至关重要。对我重要，对继卫同样重要。
不能准确洞察前一种战争，就无法准确把握下一场战争。不知继卫以为然否？
权把这些闲话做为《制生权战争》的序。
乔 良
2010年8月15日
三改于京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