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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知识界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知识短缺或者有效知识供给不足。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在学术上，知识至少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在解释的基础上提升为概念和理论，从而建构中国社会科学；从政策上，知识至少能够有助于改善各种制度体系的运行和决策的有效性。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很多人很方便地指向政治上的原因，认为因为中国缺少充分的学术自由，政治对学术和思想发展有太多的制约。尽管政治因素的确对学术和思想产生影响，但如果光强调政治原因则太过于简单。就中国历史来说，中央权力的解体经常导致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不过，这些时代却没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方面有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在中央集权的时候，也没有阻止思想家的出现，例如宋朝的朱熹和明朝的王阳明等。

不管怎样的政治，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一个人的思考和思维。知识短缺的背后是思想的贫穷，思想的贫穷背后则是思维方法论的贫穷。这周和下周，本栏鉴定了九大现象或者九种廉价的方法，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中国的各个知识群体中，影响着他们生产知识和思想的过程。这里先讨论前面四个原因，即知识的道德化、权力化、金钱化和名誉化。

其一、知识的道德化，或者道德拜物教。道德化是中国知识界最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存在了数千年。传统上，儒家是生产官方知识体系或者意识形态的主体，而儒家知识体系的主体就是道德。无论是立论还是反驳不同意见，大多数学者首先想到的是去抢占道德制高点。道德制高点有两种，第一种是集体道德，即为国家、为社会，第二种是个体道德，即为个人修养。就第一种而言，不难发现人们往往用爱国主义、“为民请命”“为生命立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一大堆概念来为自己辩护，或者反驳人家，把对方置于这些道德立场的对立面，例如“不爱国”“汉奸”“自私”等等。就第二个层面来说，很多人会强调个人道德，“自命清高”，对别人的意见不屑一顾。

尽管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道德，都是人的知识活动的基点或动力，但却并不能替代对知识的追求，抢占道德高地也不能有效回答不同观点和意见。再者，如果没有知识，光是道德教条如何能改善社会呢？

其二、知识的权力化，或者权力拜物教。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可以从“知识就是力量”到“权力就是知识”。从权力认同到知识认同，甚至把权力视为是知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通病。当然，这并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说，掌握了权力的人就没有知识。传统上，中国儒家这个群体既是权力掌握者，也是知识掌握者。但作为学者，这里必须给权力和知识之间设置哪怕是心理的边界。

如果权力替代知识主要是政治人物的事情，另一端则是知识分子通过权力来获得知识的影响力。对学者来说，追求知识不能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追求知识的影响力更不能通过权力的关系。可惜的是，这种现象现在非常流行。学者没有自己衡量知识的标准，而依靠政治人物的认同（“批文”等）。也有一些通过投靠政治人物来获得影响。政治人物可以表达对知识的喜爱或不喜爱，但这并不能作为衡量知识的标准。用政治人物的意见来论证自己的知识或反驳其他人的知识，并不能对特定知识做出任何判断。

在和权力的关系上，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学者论证自己或反驳他人时，诉诸于政治化的解释。这种情形类似上述诉诸道德的解释。例如，当不能接受他人的观点时，就搬出爱国主义，说人家“不爱国”“汉奸”“带路者”之类。在另一端则是，一旦有学者对现实政治比较肯定，另一方就会说他是“五毛”之类。这两类人尽管使用不同语言表达对对方的厌恶，但他们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立场不同而已。这里只有立场，没有知识探求。除了互相讥讽和攻击，没有理性思考。至于那些人身攻击的情况，在真正的知识界，这些人是被人不齿的，是“非知识类”。

其三、知识的金钱化或金钱崇拜。和知识的权力化一样，这里也有两种情况，一是金钱走向知识，二是知识走向金钱。就前者而言，企业家捐款盖各种大楼、研究机构，甚至大学等，不仅无可非议，也是需要鼓励的。再者，很多企业家具有非凡的思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生产出知识界本身不能生产的知识。不过，在中国，往往是企业家利用大学等知识平台来宣扬没人听得懂的“概念”和“理论”，甚至宣扬各种迷信（中国很多企业家都是迷信的），毫无学术价值。

如果金钱走向知识的主要责任不在知识界，那知识走向金钱则是知识界的责任。这里是真正的金钱拜物教。为了金钱等物质利益，一些学者成为商业有机的一部分，他们用所得到的金钱数量，来衡量知识的价值。是否是知识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所能转化过来的金钱。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就把自己出卖给了金钱。

其四、知识的“名誉化”或名誉拜物教。这表现在个人和机构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所设立的各种奖项的崇拜，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对很多学者来说，获得一个奖意味着所有的一切。因此，大家都要拼命去抢。在抢不到的地方，一些人就会抱怨西方不公，自己也去搞，结果都是一些不伦不类的奖项。名誉崇拜也表现在普遍流行的“头衔文化”。一些学者并不满足于只有一个“教授”头衔，似乎有了很多头衔就能表明其价值。

类似的还有期刊拜物教。西方的学术刊物制度已经很完善，主要是匿名评审制度所带来的学术标准。不过，西方期刊制度本来是为了管理图书之便建立起来的，并不是用来评价学术和知识的高低。但中国拿过来把它当成学术评价体系。当然，这种现象在东亚社会都很流行。这可能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什么自己的标准，到现在也确立不起来，只好拿人家现存的东西作为标准。结果怎样呢？画地为牢。西方的学术和学术刊物是多元的，开放的，西方学者不会为期刊和期刊制度所禁锢，但中国学者则把自己紧紧禁锢住了。

今天，中国学者也拼命到西方期刊发表文章，从数量上说成果显赫，但有多少新思想呢？很多学者掌握了西方学术的技术，并在技术层面超越了西方学者，但思想是苍白的。到现在为止，至少在社会科学，还是拿不出一个中国学者创造的概念来，更不用说是理论了。即使西方所谓的顶级学术刊物，有多少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在那里发表过文章呢？或者说这些杂志在人们追求学术或思想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重要的作用了吗？在很多中国学者那里，似乎能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有学问，就有思想了。要知道，一些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出现在讲座、简报等中国人根本看不起的平台上的。

在这方面，机构和个人也差不多，甚至更为糟糕。西方有学校排名体系，中国自己也搞。各个大学之间的竞争，犹如各个省份之间的GDP增长率的竞争。无论是评价体系还是各方面的竞争，应当存在，但问题在于错误的引导。知识的生产及其影响，并不是排名排出来的，也不是学者之间竞争出来的。知识的生产有其特殊性，需要一个特殊的思考环境。中国的教育机构显然并没有从提供环境入手，来辅助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所设置的各种制度反而成了知识生产的严重阻力。

名誉崇拜背后有很多根源，但主要包括“硬”的利益和“软”的自信赤字。“硬”的利益不难理解。每一项名誉背后就是庞大的来自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软”的自信赤字就是学界和机构对自己没有信心，只能求助于外在标准来衡量自己。对学者来说，获奖只是副产品。获奖当然是好事，因为它表明同行乃至社会的承认和认可。不过获奖并不是知识本身的使命。学者不是为了获奖而去生产知识，而是等知识生产出来后，遇到“好运”被人家看上了。历史上有多少好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被他人所认识、所承认，但对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

同样，期刊制度也很重要，因为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最低标准，保证最低限度的学术水平，但是学者不能为了要在特定期刊发表文章而写文章。只有等知识被生产出来之后，期刊才变得重要。即使一篇文章不被任何期刊所接受，也不见得就没有思想。再者，期刊制度更不能成为官僚管理教授的手段；一旦这样，为了文章而文章，知识追求的目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便是中国学界的现状。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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