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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政治风险（权力）及经济风险（资本）相比，中国改革或者不改革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更大。因为在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社会是最弱的一方，对改革或者不改革的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最差，风险因此也就越大。中国的改革或者不改革，会对社会造成哪些主要风险呢？

    中共三中全会《决定》的主题是市场化。对中国社会所能带来的最大风险，便是社会领域的更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的早期，改革者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来，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社会领域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公共住房等，从世界的经验来看，这些领域，政府应当扮演一个主要作用，辅助于市场机制。这个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并非是同一件事情。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的主要目标，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但社会领域的市场机制的主要目标，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效率的最大化。

    中国在社会领域的改革显然出现了大问题，改革者把经济政策引入社会领域，导致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人们甚至可以说，中国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破坏社会领域取得的。199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导致医院变成了暴富产业。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应付危机，政府进行了教育的产业化，教育变成了暴富产业。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应付危机，政府进行了房地产的产业化，房地产变成了暴富产业。在这些社会领域，中国的产业化远比西方发达国家的要高，也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要高。

19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想进行社会保障和教育的私有化，结果以失败告终。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东西，在中国都做到了。当然，这不是要赞许的事情。西方的社会保护远比中国好。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的很多国家，社会保护也比中国好。社会领域遭到极大的破坏，就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状态。

因此这些年，中国开始重视起经济转型和政府转型，社会改革的议程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涉及到社会事业的改革。但是，与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相比，对社会事业的改革强调得不多，很不够，尤其是对社会改革和社会事业建设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谈得不多，给人的感觉还是从前的思路，即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仍然在继续，即使在社会领域，改革也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

市场化造福少数伤害多数

    一些人就开始担心，中国会不会演变成上世纪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在当时的智利，军人政权使用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推行西方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私有化。结果，新自由主义彻底摧毁了智利社会基础，使得这个国家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中国反对私有化，取而代之的是提倡市场化。不过，如果以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来推行市场化，也会出现人们不想看到、竭力想避免的结果。

    对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来说，经济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看这些社会领域的服务的供应是否充分。经济改革给少数人带来巨大的财富，但对老百姓来说，财富便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当人们说，经济改革的好处必须惠及人民的时候，也主要是指这些方面。对普通人来说，财富来自自己打工的收入，这份收入必须负担得起购买所有这些社会领域的服务。一旦这些社会领域被市场化（注意区别于政府向市场购买而提供给社会的市场化），即成为有钱有势者创造巨额利润的地方，普通人不可能负担得起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服务。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服务大多是政府提供的，而不是资本提供的。当然，西方国家普通老百姓争取到这些服务，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即长期的、不乏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

    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已经不相信政府的改革，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过去已经有太多的改革，不仅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反而是损害了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改革是GDP导向的，是以破坏社会为导向的，改革越多，老百姓受损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改革消极，不难理解。如果实施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在实践层面仍然延续这种破坏社会的模式，社会风险会大到不可控制的程度。

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建设和社会保护。对今天的改革，中国社会没有什么动静，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看不到改革和自己有什么关联；相反，社会普遍担心自己会在新的一轮改革中再一次受损。但这种情况也同时说明，今后阶段的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改革能否为大多数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这些好处最显著的就是在社会领域。对改革者来说，要激发社会对改革的热情，就要从社会改革中找到突破口。

社会的风险也来自今天产业发展的结构特征，即今天的一些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但产生不了很多就业；能够产生绝少数富翁，但产生不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当今社会，任何国家都会把重点放在信息、金融等产业上，因为这些产业生产着巨大的GDP和附加值。不过，这些产业很少像传统制造业那样，能够通过制造巨大的就业机会，来培养出庞大的中产阶级。相反，这些产业的特征就是不产生就业机会，能够制造出绝少数巨富者，而大部分就业者都是低收入者。

在欧洲，这种情况就产生了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大量失业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才导致了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很多国家已经提出了“如何拯救青年一代？”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但这里的因素并非青年人本身，而是如何改变现在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失业、财富差异、社会分化，这些是现代社会随时都会爆发出来的社会风险。

    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由经济结构变异而产生的社会激进化。从深层次看，台湾最近发生的学生占领立法院的学生运动，便是经济结构变异的产物。当政府和资本站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唯一所能够做的就是社会运动。可以说，类似的社会运动已经遍布全球，既发生在非民主社会，也发生在已经民主化了的社会，它们反对资本、反对和资本站在一起的政治力量及其政府。

绝对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风险。这里主要的矛盾是——改革，即使是沿着正确方向的改革，要取得成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以结构调整为目标的改革需要时间。不过，社会等待改革所带来的成果，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今天中国社会对改革的态度，可以简单地概括成两句话，即高度期待和失去耐心。高度期待，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推出重大的改革举措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积累起来，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

政治激进化与革命的风险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急剧增长。不稳定因素的增长，是因为没有足够改革或者是错误的改革所致。也不能说，过去的十年没有改革，但始终没有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多数老百姓的感觉是，来自社会改革的一些好处，远远抵不上社会领域被市场化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尽管很多人对改革越来越失望，但还是对那些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好处的改革充满期待。同时，中国社会对不改革或者改革不足的现状越来越没有耐心。现在有了改革的顶层设计，但如果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仍然没有改革的动作，人民仍然不能享受到改革的好处，社会会变得更没耐心。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可能会加入政治激进化的世界潮流。尽管今天中国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已经大大提升，但一旦整体社会出现激进化，最有效的社会管治也会变得无济于事。社会管治只有在少数社会群体不满的情况下才会有效，一旦社会的大多数变得不满，不再是一个管治的问题，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所以，对中国的改革者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尽快把改革运作起来，执行下去，并且能够使得大部分老百姓获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仍然需要做两件事情，其一是明确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其二是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已经很明确，但要意识到，市场化并不是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目标是整体社会获得利益。其他所有指标包括GDP，都必须为这个目标服务。如果市场化的改革导致了社会的更加分化，即使总体上中国实现了高收入社会，社会也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改革本身需要转型，即从少数人获利的改革，转变成为多数人获利的改革。

尽管改革需要全面改革，但鉴于社会没有耐心的情况，改革还必须首先找到突破口。找到突破口要比全面改革更为重要。如果能够从三中全会《决定》的数百项改革中，找到少数几个突破口，进行攻坚战，在短时间内中国的改革格局，就会有个根本上的转变。问题在于，突破口在哪里？如果要找到促成少数人变得更加富裕的突破口，很容易。过去的经验已经为人们展示了这些突破口。转变改革方式，就是要找到能够促成大多数人变成中产阶层的突破口。这些突破口也不难找，那就是社会领域。

今后的改革不仅不能再继续破坏社会领域，而是要在为社会提供充分保护的前提下，通过社会改革来谋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从社会被破坏的程度来看，和19世纪的欧洲那样，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一场社会主义运动来拯救市场经济、拯救社会的时候了。但中国可以避免欧洲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可以走东亚经济体那样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运动、政府主动进行社会改革来保护社会的道路。归根结底，今天的中国，社会改革要比经济改革更重要。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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