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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思想：和平崛起，我们不希望战争，但不怕战争；我们为和平崛起而准备战争，就是为了避免战争。
    综观历史，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战争和对外扩张，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中国能否打破这个规律，不但是中国人，就是世界人民也在关心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不但取决于中国，而且取决于世界各国的政策趋向。尤其是东亚各国的政策。中国和平崛起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决心和愿望，是中国人民几代人努力所要并将要实现的愿望，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任何国家破坏这个进程。怎样实现这个愿望？是中国人民要解决的战略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决不愿看到战争，但决不是害怕战争，如果有些国家破坏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人民决心战斗到底，坚决消灭敌人。
一、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无论在古希腊城邦世界还是在古中国的春秋世界，无论在今天还是一直上溯到两千五百年前，地球上从来没发生过“和平崛起”这种事。把美国的崛起说成“和平崛起”，那是拿幻想代替现实。一部美国崛起的历史明明是战争史。美国夺取霸权的历史是战争史，美国维持霸权的历史依然是战争史。 战争崛起是世界历史中通行的法则，千百年来一个地区强权或者世界性强权国家的产生都会陪伴着血腥时代的产生，近代可以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与日本，中期的可以追述到西班牙英国殖民主义者殖民到世界各个角落杀戮，远到两千年前，罗马帝国追逐欧亚大陆的沙漠黄沙崇山纵林及中国历代对内外的战争，虽说战争不是自愿发动，但战争的起因原于崛起。谁能统计出数千年来各个势力崛起对这个世界的伤害呢？不能。这个伤害可能是上亿计的人命鲜血，是无数人类隗宝的毁灭，是人类上百年财富积累的付之一炬。11世纪蒙古帝国势力的崛起，从征服花剌子模到越过伏尔加河，攻陷巴格达，直至中华帝国被推倒，短短几十年间，战火烧遍整个欧亚大陆，所到之处很多地区被屠杀一尽，繁华的城市沦为一堆火灰。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伤亡逾亿，很多城市被战火夷为平地，最后两颗人类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炸弹伴随着两声巨响，就轻易地把两座城市从地球上给抹去，这个就是战争崛起的情景。
    罗马帝国的衰落不是自杀，是他杀；苏联的衰落不是自杀，是谋杀。“冷战”也是战争，是代价巨大的战争，是军事机器和意志力的比拼，并在一系列边缘“热战”中决出胜负。 没有哪个已经“崛起”了的国家会坐视别人“崛起”。在霸权国家势力范围的边缘，以各种形式进行的现代战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战争的范围，却比传统战争更残忍、更卑鄙。伊朗刚在本地区“崛起”，别人就指使伊拉克去打伊朗。当伊拉克“崛起”了，旋即又被干掉。这两个国家都是伊斯兰世界里的“进步”国家，有议会，没有国王，不信奉“原教旨主义”。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中国的崛起”是个遥远的故事，不谈也罢。问题在于：中国离“崛起”还很远，别人就已经打上门来了，说你有“崛起”的嫌疑。别人连我国的“区域强国”地位都不予承认，还在竭力打压。倘若没有强大的军事机器，中国这个“区域强国”也难立足，难免被“谋杀”。我国的“区域强国”地位不是别人“送”来的，而是从八年抗战开始，用鲜血“打”出来的，是靠强大军事机器捍卫的。正因为如此，我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机器。这机器不是为了“崛起”，而是为了和平，为了要别人不敢打破我国的家门。仅仅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和平，我们需要原子弹，需要大批灵活精准的导弹，需要朝鲜战争的英雄气魄，需要战之能胜的强大军队，也需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防微杜渐。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丢掉幻想，准备战争，而不是做“和平崛起”的美梦，只有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之下，才有可能和平崛起。
世界历史中没有记载过和平崛起的先例，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和平崛起的可能呢？这是个迷团。但从我们祖先浩如烟瀚的文献中，我们能够从中窥视出其的可行性。和平崛起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即是“上兵伐谋”的善之善者境界。其中含义就是要把战争屈于谋略之下，尽量不战或者少战而为自己崛起铺垫出前程，这个文化是中国特有文化之一，运用智慧而非兵器来增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有一个前提，即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篇言道：“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1．永恒的和平理想
    联合国是和平理想的平台。60年前，在崇高的和平理想召唤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烬中，战胜国成立了联合国。联合国是迄今为止人类追求和平、避免国家间战争、追求共同福祉的一项最全面的努力。60年过去，联合国显然没有达到理性而善良的人们对它的期望。但它也没有像它的前身——国际联盟那样突然死亡。它经历了种种冲击、考验，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是，未来的联合国将拥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力量，将向哪个方向演进？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记住联合国理念背后的理想维度。
    文明的悖论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野蛮的战争似乎就成为邦国之间的常态。面对这种情形，人们不能不思索：人类能否约束国家，避免战争，享受长期的和平与繁荣？
    1713年，法国的圣·皮埃尔神甫发表了《给欧洲以永恒和平的方案》，首次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概念。他说，只有当所有国家都能凭“理性”，而不是凭“冲动”相互对待时，才有可能实现永恒和普遍的和平。而实现这理想的具体方案，就是建立欧洲的“邦联政府”，所有参加邦联的欧洲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服从这个邦联政府的法律。也许，这就是今天欧洲联盟观念的来源之一。 大约50年后，卢梭写作了《通过建立欧洲联盟实现持久和平》。他主张，和平毋须依赖君主们的善心和他们维护自己名誉的愿望。相反，只要君主们认识到，一项实现国际和平的方案能够满足自己的利益，他们就可以结成一个消除战争可能性的联盟。
    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在1795年发表的《论永久和平》，则是自由主义关于战争原因和维持和平的经典宣言。康德认为，甚至连一个由魔鬼组成的民族，也是能建立起法治的国家的，因为这群魔鬼至少是会考虑自己的利益的；进而，各个只考虑自己利益的民族，也是可望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世界性公民社会的。因为，恰恰是这种状况才真正对它们有利。康德断言，在国内建立起公民体制——共和制度——的基础上，各个民族作为国家 在相互之间确立起一种类似公民体制的体制。正如国内公民体制确保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那样，在这种类似公民体制的体制下可以确保每一个民族自己的权利。在康德那里，和平的国际关系有赖于三个要素：共和宪制；体现国际商业和自由贸易联系的“世界法”；根据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中的条约建立的“和平联盟”。
    但是，只要稍微具有理性的统治者就会发现，这样的状态是不能忍受的。于是，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初，欧洲大陆就开始形成一个又一个权力均势体制。各国通过军事威慑、偶然使用武力及秘密订立盟约，形成暂时的均衡，各国在这种可怕的均衡下享受短暂的和平。但因为国家的主权不受任何限制，因此，任何国家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意打破均势。因此 ，均势总是与投机者所发动的战争相交替。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开始踏上国际舞台，书生总统威尔逊试图把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带入国际关系领域。他决心用集体安全体制代替欧洲传统的权力均衡机制，以此寻求世界和平。威尔逊认为，世界安全所需要的不是维护国家利益，而是把和平当作一个法律概念来维护。为此，需要设立一个国际机构，即国际联盟。
    国联可以说是康德永久和平理想的一个试验。尽管由于缺乏法律执行能力，国联失败了，但威尔逊对集体安全观的青睐却作为一项遗产，保留在联合国中。在设计联合国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将传统的大国政治与威尔逊总统的集体安全理念融为一体，创立了“大国一致”为基础、安理会为核心的联合国组织，在赋予大国否决权的同时，联合国也让小国有参与和发言的机会。这样的联合国，既体现了人类的和平理想，又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因而，它经历了种种风雨，不仅没有失败，反而不断扩大，并且，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的言论中枢，大大推进了世界秩序的法治化。
2．中国的贡献：王道？
    然而，归根到底，联合国是一个国家联盟，它的权威来自成员国的承认。当每个国家都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摆在联合国之上时，联合国就成为各个成员国——尤其是力量最大的成员国——竞争的舞台，每个国家都试图把自己的偏见和私利塞进联合国的议程中。联合国进行改革的时候，这种利益之争，就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人类所面临的如和平与发展、环境、核扩散、人权保障、打击恐怖主义等等问题，又需要联合国承担起更大责任。人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倾向于接受一个强大的、具有一定执行能力的联合国。
    欧洲联盟的试验也许不无启发性。康德并不主张建立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而倾心于能够起到协调与约束作用的国际机制(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平联盟)。欧洲联盟则是对康德理想的一种超越，它不再是一个国家间组织，而是一个超国家组织，通过统一货币、司法，通过欧洲立法等途径，它直接管理欧洲公民，民族国家的部分权力转让给了欧盟。
    循此，或许可以使中国古代的天下思想，在当代世界，为联合国机制的创新提供某种观念上的启发。
    当今各种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是，它们都是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思考问题的。人类缺乏一种为世界着想而去思考世界的视角。而老子曾经说过，“以天下观天下”，也即，从世界的视角看待世界。在这种哲学观念的基础上，人们可以构想一种“世界政治”、“世界制度”，它是超越于民族国家的，从天下、世界的视角寻找世界和平与繁荣之道。
    王道，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贡献。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仁，国与国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可以用谈判解决。“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则皆同其害。”人类毕竟共有一个地球，共同发展，共享繁荣与进步。现实是灰色的，理想是常青的。
3．怎样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的概念很复杂，其手段更加繁杂，没有军事手段来得直接与快捷，其中蕴涵着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的平衡发展。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平崛起是不可能，而没有军事力量的保障和平崛起也是句空谈，最后是一条国际政治力量资本的汇集外交智慧的充分应用，除外经济军事力量能够催生出国际政治力量之外，和平崛起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统战的政治资本，所以善意利用这个资本也是一种崛起的手段。
    和平崛起首先要研究战争，只有无战争才能和平崛起。不要战争，才需要研究战争，研究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战争。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目的是避免重蹈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的覆辙，走向因为争取资源和权力而导致战争的“零和游戏”。中国要迎头赶上居领导地位的工业化国家，在接下来的年头就需要贸易、外来投资、开放的市场和技术转移。
二、战争的本质
    战争是对资源的再分配，是经济竞争的继续。――朱海涛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一句《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的一名言。但是政治是什么？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的活动，利益的根本是经济。发生战争的原因主要有二点：一争夺资源：新兴集团不甘心其它集团占有绝对的资源，要进行资源的再分配，强势集团不甘心其利益受到威胁，极力限制新兴集团的发展，在矛盾达到不可调和时，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二是宗教战争，其根本也是资源的分配问题。
    达尔文在进化论上讲：物择天成，适者生存，这是丛林法则。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人与自然争斗，不同氏族，种族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国家之间战争不断，战争催生了国家，国家加大了战争的升级和规模。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以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那个国家掌握了先进生产科学和技术、资源，那个国家就胜利，获得统治地位。可以这样说，战争是永恒的，和平是短暂的，只要有人类，战争就永远不会停止。
1.人类需求的无限制性和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从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到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其根本原因是资源的争夺。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主要争夺的是土地及其粮食、茶叶等生存必需品，人力资源。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是争夺资源及资本。不但有冷兵器时代的刀光剑影、血肉横流的残酷，也有杀人不眨眼的金融、经济、信息战，其残酷程度绝不亚于刀光剑影。
    在现阶段，土地及其粮食资源只是原材料、初级商品，是解决人类温饱的资源。要取得更大的利益，争夺的是工业资源。资源对于人类如此的重要，那么国家利益就必须服务于控制资源这一目标。这个控制就是国家生存空间。
    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分为五种：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气候资源，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可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在现阶段尤其激烈，如能源石油，其他如钢铁、稀有金属等。在人类没有获得其它能源之前，石油这个战略资源是日前争夺的焦点。石油不仅是动力机器的燃料，而且是化工原料，可以制造各种化工产品，世界消耗极大。
    纽约商品交易所石油交易员最终决定每笔交易前，什么是他们现在必须参照的指数？美国的需求预测，欧佩克的产量计划，还是中国的ＣＰＩ增长幅度？80美元！当欧佩克秘书长对未来两年的石油价格作出如此预测时，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对冲基金经理们似乎已经嗅到了石油美元的甜蜜味道。石油价格高涨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是当前世界经济整体向好中最脆弱的环节。如果石油价格还将继续上涨，全世界石油出口商们从中暴敛的横财将超过进入标准普尔指数的前500家公司的收入总额。2005年，因为油价高企，中国要多支付200亿美元。这里非常值得顺便一提的是，美国当初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战略考虑就是对石油资源的控制。911事件中沙特人的突出作用对美国人的冲击非常大，他们也许认为沙特早晚是要与美国摊牌的。但美国又需要依赖沙特的石油，所以为了保证石油进口来源的多样化，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资源便成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替代选择。不过，由于伊拉克的混乱局势，被占领的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一直达不到美国的预期（美国当初预期伊拉克一天能生产300万桶石油，而现在实际每天只能生产100万桶）。无庸讳言的是，石油危机的后果是严重的，而动乱、革命和战争往往是石油危机发生的诱因。人们不该忘记，1973－1974年石油危机的诱因是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而1979－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缘起就是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及随即爆发的两伊战争。在这次石油危机中，油价从每桶14美元暴涨到35美元，涨幅达1.5倍。这场石油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衰退，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而下降了约3％。不过，由于有着良好的市场反应体制和稳定的政治机制，西方发达国家在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后最终得以渡过危机。而作为处于军人威权统治之下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可以说，巴西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优等生。在1950年代以前，巴西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开采和出口一些资源性产品，如橡胶和咖啡等。直到1940年代，该国才在里约热内卢建造了第一家钢铁厂。从1950年代开始，巴西开始了长达约30年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快速起飞，汽车、石油化工以及钢铁业获得长足发展，并完成了一系列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从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的30年间，巴西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7.4%。尽管1970年代出现石油危机，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在1970到198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仍高达8.5％，而人均收入则翻了四倍，在1980年上升到2,200美元。单就经济表现而言，那一时期也许只有日本才能与巴西比肩，因此，当时的人将巴西的这种令人叹服的经济增长称为“巴西奇迹”。
    可是，1979－1980年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使这一所谓的“奇迹”化为泡影。石油危机对巴西经济产生了双重冲击。一方面，虽然巴西以自然资源丰富著称，却缺乏两种最关键的能源资源－石油和煤炭，巴西所消耗的石油一半以上都需要进口。因此，石油价格的大幅上升严重地恶化了巴西的对外贸易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石油价格猛涨的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它们不得不迅速大幅提高利率以应对油价上涨的冲击。同时，由于巴西在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时在国际金融市场大肆举债，利率的急速攀升大大加重了巴西还本付息的压力，这种外债压力因贸易条件的恶化而进一步加重，由此造成巴西的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又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外来资金的枯竭以及公共财政因支付外债利息而备受压力。前者导致巴西投资的萎缩，而后者则使巴西的通货膨胀加速发展，最终外部危机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经济出现负增长。在随后的十年中，巴西一直陷在危机的泥沼之中，以前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成果当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另一个牺牲国家是前苏联。前苏联为了换取日常必需品，出口石油。美国及其同盟国为了达到使前苏联崩溃的目的，极力压低石油价格，维持在5～10美元左右的成本价区域，苏联开发石油成本较高，但为了生存，换回必需品，只能赔本开发，这是导致苏联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2.宗教冲突
    宗教冲突事实上也是利益的冲突，各宗教的教义中其最终目的都是要使人民获得幸福，只是应用的方法和手段不同而已。历史上宗教战争如十字军东征，现在中东战争和伊斯兰革命。
    中国的战争观目前仍停滞不前，没有认清战争的本质，为什么郑和下西洋最后以失败终结？并不是中国没有海权认识，而是没有利润，帝国承担不起日渐过度的财力消耗，如果当时中国掠夺资源或者进行贸易，船队获得大量利润，那么航海船队就会持续。美国进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南斯拉夫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能更新武器、检验武器性能及战后大卖军火，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所以世界多数国家反对也阻止不了美国出兵伊拉克
三、战争和战争观
    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克劳塞维茨
    国际公约、条约对强国是没有约束力的，只有利益和强大的军事才能保证使条约有效。――朱海涛
    一旦发生战争，就要用一切可以应用的手段战胜敌人。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为了达到目的，一切手段均需应用。在战争中必要的国际条约要遵守，其它均可应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中国应用了除核武器外的所有手段，如毒气、细菌、病毒等，到现在日本的毒气仍在毒害我国人民。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在中东战争、前南斯拉夫战争美国应用了贫铀弹，至今仍危害当地人民的健康。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首先应用原子弹？
    破坏一个国家，中断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单是侵略战争，其实是在多方面进行。
1． 贸易战
    美国、日本是践踏国际公约国家，公约对他们有利则实行之，不利则践踏之。如二次大战中日本对同盟国被俘士兵的迫害，对中国军民应用毒气、细菌战等；美国在朝鲜之战对中国战俘的迫害等。
    从1840年以来俄罗斯对中国的蚕食，也是破坏一个又一个的条约下进行的。
    现阶段中美、中欧纺织品问题谈判就是欧美破坏条约的最好注脚。
    2005年纪者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张小济：张小济：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全球取消配额制，特别是美国、加拿大等几个设限国取消了对纺织品配额的限制。中国作为配额制成员国，理应享受这一权利，所以中国产品在被取消配额以后，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额和贸易量增长非常快，产品价格下降的同时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从以前扭曲的纺织品贸易形式回归ＷＴＯ普遍规则，向纺织品自由贸易转型。所以中美今年以来在纺织品上发生的纠纷不完全是企业之间的，也和美国政府有关系，因为它并没有完全按ＷＴＯ普遍规则对待。实行限制对我国纺织企业的影响较大，有些企业原来投资了，扩大了生产能力，准备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扩大出口，这些企业在新增加的投资上会受到一些损失。但总的来说，现在采取的纺织品配额不会影响中美贸易的发展，至于中国纺织业要面临灭顶之灾的说法显然过分了。本来是从扭曲贸易向自由贸易正常过度的情况，美国却认为这是市场扰乱，这也是双方的分歧所在，胡锦涛主席９月访美，两国政府会就此问题共同商讨，以找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核心在哪里？
一是对ＷＴＯ规则的引用要合理。中美贸易摩擦关键在于美国所引用的贸易规则不合理，并没有把中国按ＷＴＯ成员国来对待，不承认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二是要改变看法。美国的政府、企业、媒体、消费者更应该看到双边在贸易发展中共同的利益所在，而不仅仅从贸易的顺差和逆差来看问题。应该从全球化角度、从更多数人的利益来看这个问题。在中美贸易中，真正获利最多的是美国企业，美国的消费者更受惠于此。另外，美国有很多企业在中国投资，他们生产的产品在中国销售，并没有反映在双边贸易上，所以，说中国没有买美国的产品的说法是不对的，中国市场到处都是美国产品，喝的可口可乐，吃的麦当劳，用的柯达胶卷等都是美国的产品。只不过不是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或者说不是全部在美国生产的，双边都应看到共同的利益关系。三是美国有很多中小企业具有出口潜力，应加强了解中国市场。鼓励更多的美国的中小企业到中国来参展，推销他们的产品，让中国消费者了解他们的产品，进而增加对其产品的消费，这样对改变双边的贸易关系有好处。
2． 金融战
    资本和资本战略。
    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国际资本的流动受证券收益率与资本利得的指引,流向收益最可观的市场进行投资或投机。全球金融市场信息的快速传递与资本的国际化流动使各个市场之间的收益率与资本利得在投机活动中趋向一致,要想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已变得越来越小。即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上市公司的业绩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反映为股权收益率的不一致,但在不同的物价水平所反映的成本为基础的经济背景下,金融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的竞价机制已调整了收益率水平的差距。同样是资本流出,在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贬值与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引发的货币危机有什么不同呢?美元贬值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缩水,拥有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遭受外汇损失的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政府减轻了对外债务。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却表明:国内股市由高涨转折下跌时,作为外汇的美元仍坚挺向上。固定的联系汇率比价导致市场被抛售的是大量本币,形成对坚挺美元的需求,通过这种"等价交换"的方式,资本流向美元避险,市场的一切泡沫都由这个国家政府和民众承担,海外资本掠走了他们制造的泡沫所换取的国民财富,直至这些国家政府宣布本币对美元贬值,一切都为时已晚。
    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港元之所以能保持稳定,不仅是因为我国的香港政府拥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同时还动用了提高利率的举措快速锁定股市暴跌中的筹码,提高了借贷本币的成本,阻止以本币兑换美元的资本外逃。然而,衍生避险工具为国际投机资本创造了多样化的获利空间,1997年的期货与期权交易使他们充分利用了提升利率的机会,在买跌期货与期权交易中获利,虽然我国政府在提升利率痛击国际投机资本的较量中捍卫了港币的稳定,但是付出的成本代价也是高昂的。
    19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从商品市场的实物投资到资本市场的证券投资,充斥了大量的海外资本,金融危机的爆发几乎都由资本市场引发。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使国际投机资本几乎没有闲置的时间,而金融危机爆发的特点,不仅仅是资本市场股价大跌,更为残酷的是本国货币曾经因为股票市场价格上涨对本币需求的增加而升值,又伴随着大量的抛售股票而转化为本币贬值,加剧了资本的外流。市场的危机与政府的强烈管制措施,促使1998年末国际投机资本撤离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为避险重返欧洲与美国市场。
    2005年9月5日中新网电 美国财长斯诺认为中国让人民币汇价浮动，便能解决美国制造业的失业问题，但外电外报以及香港媒体则纷纷发表文章及评论称，人民币升值并非挽回美国制造业职位的答案。在斯诺访华的背后有着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日本和美国。日本是最热衷于人民币升值的国家。不少日本人认为，是中国向其他国家低价销售商品，使其受到通货紧缩的威胁。而抑制中国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减少中国的出口。
早在去年年底，日本财务省次官黑田东彦等人就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的通货紧缩经出口扩散至亚洲甚至全世界，中国应当承担起人民币升值的责任。今年2月份，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甚至希望能够通过一项要求人民币升值、防止通货紧缩在世界蔓延的议案。在今年7月上旬闭幕的亚欧经济部长会议上，日本财政大臣盐川正十郎再次指责“中国人民币汇率过低是造成世界性通货紧缩的祸首”，并希望日美两国携手向中国施加压力。
由于日本的提议始终没有奏效，因此他们寄希望于美国给中国施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不满的主要是传统制造行业。美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全美的14%。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首当其冲的就是制造业。
为此，美国制造业者成立的各种利益组织，如“拯救美国制造业”等，早就开始游说政府和国会，要求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以说，美国制造业“正对中国扣动保护主义的扳机”。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制造业自2001年至今共失去了260万个职位，而中国事实上成了替罪羊，转移到中国的职位最多亦只有数千个而已。制造业没落的自然规律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是职位减少的原因。
评论认为，尽管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在过去10年中已经增加一倍多达到了5%﹐但究其原因﹐这种快速增长并非有赖汇率﹐至少与中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有点关系。如汇丰研究报告所言﹐中国出口增长中的75%可以溯至在中国运营的外资公司。
    另外还有一个拒绝人民币重新估值的很好的理由﹐这个理由或许太过敏感以至中国不好直接当着斯诺的面说出口﹕这位美国官员访问北京前刚刚造访了日本。访日期间﹐他对日本政府大规模干预汇市抑制日圆升值的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双重标准断难接受。对于金融业在中国的地位，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蒙代尔似乎早有预见。他说，“我很幸运，在国际经济学方面有所专长，尤其是在汇率及货币政策方面。这些都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十分重要的领域；而且我相信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其重要性都不会降低。”在2003年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蒙代尔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币不升值”观点，“中国的汇率政策已经执行了近10年的时间，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汇率制度。正是这种汇率制度使得中国抵抗住外界要求贬值的压力，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以幸免，并为亚洲经济的稳定作出了贡献；也正因为这个制度安排，在2003年，当人民币承受外界强大的升值压力的时候，中国政府明智地保持汇率不变，终于赢得了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我一再强调，浮动汇率制对于中国目前来说是不适合的。一旦实施浮动汇率机制，就像美元对欧元一样，会发生剧烈的汇率变化，各行业在国际国内都会遭受很大的冲击，在国际债务方面也会带来变化；最终，由于投机行为，人民币终将成为受害者。”
    香港大公报今日《美国失业问题不能归咎人民币汇率》，评论指出美国连同日本，企图迫使人民币升值，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币值过低，有人为操纵币值之嫌，致使中国的廉价产品过分充斥美国市场，打破了美国产业工人的饭碗，令美国的失业率上升。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没有什么说服力。
    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似乎志在必得，因为它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对美国政府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布什正忙着为总统连任作准备，但目前的经济形势对他不是完全有利，经济增长速度是上来了，但失业率却居高不下，有竞选对手攻击说这种失业率没有改善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把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归咎于人民币，要求中国作出一定改变以改善自己的竞选环境就成了美国现任政府的主要目标。可以说，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否作出重大改变，对美方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也许正因为如此，中方在斯诺到京之前宣示了最强硬的态度。《人民日报》及新华社都发表评论说人民币不会升值。昨天的《中国日报》也发表了题为《别干涉人民币》的评论文章，表示“中国难道仅仅为了随后而至的灾难就应该屈服于压力吗？没门。”
但美方也不示弱。斯诺在访日后表示“希望看到人民币实行弹性汇率，以便让美国公司不再处于非公平地位”，同时认为“一个功能正常发挥的金融体系应该是基于弹性汇率制”。 其实，中国也可以不用考虑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关键是看美方能否以某种方式承担这些损失，同时能否给予中国额外的补偿。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现在可说是处于有利地位。大量的外汇储备好像并不是负担，除了扩大企业的自留外汇数额及出国旅游的居民购汇额外，中国政府还准备于10月份向全球再发行14.5亿美元的债券。
人民币是否升值的争论在日美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再升温。国际游资也趁这场争论兴风作浪。据媒体报道，在此之前，有大约200—300亿美元的资金悄悄进入了中国内地。从目前来看，这部分资金既没有进入股市，也没有进入其他的产业领域，那么，他们在哪里？在等待什么呢？这些资金在等待人民币的升值———有人将赌注押在了人民币会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而不得不升值上面，想借机大捞一票。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金融风暴时期的东南亚，难道有一个“索罗斯”在等待给中国经济一击？
    人民不会忘记，在十几年前美国迫使日本的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十几年经济困难，发展缓慢。
3． 信息战
    进入信息化时代，经过几场局部战争的实践，信息战已经成为美国五角大楼的新宠。美国参联会副主席威廉•欧文斯说，信息战是“美国献给战争的礼物”。当然，战争献给美国的礼物就更在不言之中了。美军认为信息战的革命意义如同二战使用坦克和原子弹所起的作用一样。为此，发布了一系列信息作战条令。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军队也都非常重视信息化建设。外军的“信息作战”是指敌对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斗争，包括对敌实施的信息攻击和通过信息网络（数据链）把作战平台联系起来的作战行动，旨在提高整体作战能力，夺取战场的多维控制权，破坏和瘫痪对方作战体系。我军军事学术界提出的“信息化作战”概念，是指在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研究与发展军事理论，重要的不是诠释对手，而是如何战胜对手。我军的信息化作战，应侧重从实际出发，解决在信息化武器装备处于相对劣势条件下如何战胜敌人的问题。
    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军以极小的代价赢得胜利。之后，又在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轻易取胜。尤其是伊拉克战争，美英联军仅用海湾战争一半的兵力，1/7的弹药消耗，三周时间就完全占领一个中等国家，从而引起各有关国家对信息作战的关注和国防的危机感。任何一场军事革命都是以出现其对应物，进而达到新的战略平衡而完成的。信息战是“双刃剑”。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肯尼斯•米尼汉承认：“鉴于美国严重依赖信息，信息对美国而言既是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弱点。”美国现有1亿多部商用电脑，通过复杂的地面和卫星通信系统，把美国生产总值达10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内经济联为一体。对方可以通过电子袭击，对其经济运转和军事后勤造成破坏。美国在上述几场战争中，已经把袭击的目标扩大到经济，包括民用交通、电力、能源系统，甚至学校、医院和居民区都未能幸免，破坏了国际战争法规限定的目标范围。既然衅由彼起，一旦发生军事对抗，对方只要有能力也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对其军事和经济目标进行攻击。特别是“软件炸弹”具有知识密集性，制造廉价性，操作个体性、分散性、隐蔽性等特点，是一种不依赖飞机、舰艇、导弹和基地就能够进行越洋攻击的手段。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人民首次用网络战争回击北约的狂轰滥炸。北约发言人谢伊说：“这是有史以来所遭遇的非武力解决的最大难题。”
    在信息网络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战已不再区分传统意义上的前方和后方，世界上任何被网络触及的地方都将会是潜在的战场。
    为更准确地理解网络对国家安全所带来的影响，美国曾用这样的脚本进行了一次演习：21世纪中期，中东某国认为夺取波斯湾控制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图谋向其盛产石油并受美国保护的邻国发动战争。但他们不希望再次重复与伊拉克同样的失败，为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他们选择了更加隐蔽的袭击。于是，美国及其海外盟友的计算机系统发生了一连串的故障。战争已经开始了，美国人竟毫无察觉，逻辑炸弹和计算机病毒并不像飞机大炮那样震耳欲聋，人们看到：中东某城市无缘无故停电3小时；飞机导航混乱和旅客列车相撞频繁发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银行自动出纳系统莫名其妙地向客户账户上划拨着成千上万的美元；更糟糕的是千锤百炼的武器系统拒绝工作……美国情报机构不得不尴尬而又惭愧地向总统报告，不明身份的敌人发动了针对美国的信息战，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5．总体战
    在军事需求牵引和科学技术推动下，军事高科技获得了迅速发展，一系列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不断涌现，谁拥有先进的军事高科技，在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斗争中，谁就拥有更强的战斗力和更大的主动权。军事高科技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对付和消除影响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一系列军事威胁，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认为，在微电子器件、计算机网络与通信、微机电装置、微制造及纳米制造、量子计算机、新能源等基础性军事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将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由于军事高科技的发展能够带动国家经济结构的变革，形成新的产业群，能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乃至综合国力，极大地提高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
    军事高科技的最新发展也会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现代军事侦察技术特别是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地球上空有千余颗各类侦察卫星和通信卫星，对世界各国进行着全方位、全频谱、全时、全维的侦察和探测，国家军事主权和边界安全面临无形侵袭的威胁。
    军事高科技的发展使国家安全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了对抗。由于军事高科技在武器装备上的运用，远距离作战能力不断提高，美军装备的12管火箭炮射程达32公里，“长矛”导弹射程130公里，由潜艇发射的“三叉戟”弹道导弹射程达7400公里，B—2A战略轰炸机的作战半径达8000公里，实施空中加油后可达世界任何地方，使得国家安全威胁已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大兵压境，而必须面对防区外全纵深打击，国家安全防御和进攻范围大大扩展。
    随着激光技术的发展，各国开始研制装配在航天飞机或太空站等太空飞行器上的激光武器，用以攻击地面、天空或太空目标。随着军事高科技的发展，国家安全已不仅仅限于空中、地面和海上安全，而是遍及地面、地下，水面、水下，高、中、低空，太空和电磁等多维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争夺制天权、制信息权为制高点，以获得空间安全、信息安全为国家安全战略重点，在陆海空天电领域全面获得安全。
    军事高科技具有威慑对方、不战而胜的威力，在国家安全对抗中能起到慑止作用。在冷战期间，苏联之所以能够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抗40多年，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和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随着武器装备高科技含量增加，其生产成本也越来越高，价格也越来越昂贵，一艘688核潜艇价格为3.46亿美元、一枚战斧巡航导弹造价达50万美元，打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双方都难以承受。特别是在现代军事高科技基础上研制的环境武器、定向能武器、动能武器、人工智能武器、信息武器、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等“新概念武器”，一旦投入战场，其高破坏性和难控制性，使国家安全对抗双方特别是拥有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由原来注重以实战维护国家安全转向威慑与实战并用，更加注重采用经济手段、外交手段、双边或多边和谈、会谈等手段，扩大安全合作成为各国调整和谋求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