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3日，一支乌克兰政府军侦查小队遭东乌克兰几乎全部歼灭。东乌士兵用战利品中的手机给政府军打电话称“你战友已牺牲”，并恰好接到已牺牲士兵母亲打来的电话，不得已告诉她“你儿子已经牺牲了”。
有人问，怎么评价这件事情。
前苏联国家解体后，许多地区都陷入了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战争的双方，有时是好友、同学、邻居、同事……兄弟父子，陷入争执，争吵不休，彼此不来往，或者虽然来往，但是彼此默契，避免谈论敏感的话题。
冲突双方的划线多种多样，有些是民族：加盟共和国交界区，格鲁吉亚人追杀阿布哈兹人和俄罗斯人，阿塞拜疆人追杀亚美尼亚人，当然，还有互相反杀；有些是政治观点：叶利钦和马卡绍夫对决，你支持谁？叶利钦还是马卡绍夫？有些就是为了财物和性：强者洗劫弱者，持枪者洗劫弱者，人数多的一方洗劫人数少的一方。一般来说，洗劫往往伴随强奸和杀害。
苏联已经解体，新政权建立之前，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越货，各种刑事犯罪无人追究，使用武器的门槛极低。人们有太多的理由冲突，基本生活用品，势力范围，避免被抢夺，努力抢夺。
小毛贼争夺财物和性，寡头、军阀争夺政权。当然，民族和政治观点，说到底，也是基于财产和性的分配权。政权是最有力的分配要素，是切割大饼的刀，这把刀现在失控了，没主儿了。
旧权威倒下，新权威建立以前，成王败寇。寇亡命天涯，王审判寇。各路势力努力成为王，成为王的条件，就是使用武力尽量多地夺取各种资源。
前两天还是好兄弟，好邻居，好同事，一夜之间，大家开始用卡拉什尼科夫交流。
许多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无法理解乱世。
像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的战争那样，有强烈的革命性，人们以阶级划线，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战斗的内战是非常罕见的。
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内战，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大多数内战的起因都是社会矛盾尖锐，原有的政权无法维持，分崩离析，统一的暴力权威失去功能。
暴力是交易的基础，也是私有财产的基础。原有权威暴力消失或者瘫痪，新权威孕育之中，必然伴随财产重新分配。于是，从上到下，从原先金字塔顶层的官僚、贵族到最底层的贩夫走卒、乞丐流氓，人们纷纷拿起武器，争取最大的利益，重新用暴力的方式切割大饼。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公逐。
于是，天下大乱，一盘散沙，群雄争霸。顶层抢钱抢粮抢地盘，争取一统天下，至少称霸一方，底层抢钱抢粮抢娘们，争取完成原始积累，至少不被鱼肉。
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
关羽与徐晃是好哥们，徐晃突然喊出：得关羽头者，赏金千金。关羽大吃一惊：大兄弟，你这是什么话？徐晃说：这是为了国家。
徐晃那句话是喊给身后的校尉士卒们听的。他的意思很清楚，我们叙旧归叙旧，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杀就杀，杀了关羽有重赏，别TMD手软！
其实，当时哪有什么国家？只有三大武装割据的军阀集团。关羽和徐晃虽然私交不错，却隶属于不同的军阀集团。于是，好哥们归好哥们，要你命，没商量。因为你不死，我很可能就要死。徐晃对关羽手下留情，就是不死，回去也不好和曹操交代。
不知道关羽兵败麦城，被传首洛阳之后，徐晃内心怎么想？关羽是自己所属的曹魏集团之敌，他被斩首了，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暂时安稳了，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关羽是自己的好朋友，关羽的死与自己又直接的关系，想到这一层，徐晃又会怎么想？
徐晃想到老朋友关羽，估计是一声叹息，外加逢年过节给他上一炷香，默念几句而已。徐晃自己也清楚，如果自己手下留情，也许就是关羽给自己上香。自我安慰，只能安慰自己，自己和关羽，虽然是好朋友，但是各为其主。许多事情，是不能往深处想的，想多了，自己难以平静而已……
最近一次类似的乱世，是民国。
易先生捉住重庆派来的人，其中一个，是以前的党校同学。易先生内心应该也是极度矛盾。最终选择给对方一个痛快。
处决王佳芝小组，也是他亲手签名。他不能不签名，因为他不签名，不但救不了王佳芝，连自己也活不了。亲自下令处决自己的老同学、深爱的女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排除个别衣冠禽兽，毫无心理负担。
注意，本文说的是易默成，与丁默邨没有任何联系，请杠精回避。易默成有心理负担，并不意味着丁默邨一定有。
今日之友，明日之敌，没有统一的权威，社会动荡，利益格局变动频繁，敌对边界模糊不清，但是不能不战斗
当最高权威消失的时候，社会绝不会进入人人相亲相爱的状态，而是回归到丛林状态，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不断分化融合直到形成相对稳定的阵营，最后对决，归于一。
苏联撤出阿富汗，阿富汗进入战乱，塔利班崛起。萨达姆被绞死，ISIS崛起。叙利亚内战，各派势力混战。
英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1640年代的英国内战。经历过内战的霍布斯写出了《利维坦》，结果被保皇派追杀。任何法律和秩序，其实都是建立在有一个绝对权威暴力存在的基础上的。所谓民众之间达成契约，那是扯淡。在权威缺席或者丧失功能的情况下，民众之间，绝不是友好协商，达成契约，而是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拳头棍棒刺刀步枪交流。保皇党和克伦威尔，谁夺取英国的政权，谁将审判对方，谁所犯的暴行将一笔勾销，对方将为一切损失买单。
虽然多数人在平时都是温良恭俭让，有礼貌有爱心的人，但是一旦到了杀人于被杀，抢劫与被抢劫没有第三个选择的时候，都会变成野兽。乱世不仅仅意味着被杀、被抢劫、被强奸，也意味着杀人者、抢劫者、强奸者自身的返祖，道德、善良、友爱不复存在。
这种情况下，为了更有效地对抗其他暴力，避免单枪匹马势单力薄，人们用各种方式结成利益同盟，有些时候是血缘关系（比如中国的军阀军队内部，往往从上到下沾亲带故，不是血亲就是同乡，如果原先没有这些联系，就要结拜兄弟，歃血为盟）；有些时候是宗教信仰（比如新教徒对抗天主教徒）；有些时候是民族，比如前苏联地区，比如前南斯拉夫。
人们依靠纽带清晰划线，成为彼此对立冲突的集团。这种集团的核心往往是高度自闭、排外的。项羽集团的核心是八千子弟兵外加一群项，刘邦的集团的核心是沛县老乡。外人在项羽集团很难得到提拔重用，在刘邦集团虽然被提拔重用，但是最终难逃被清洗。民国时代也是一样，外人想加入青马、宁马的马家军，是不会被接纳的。反过来， 青海、宁夏一代的回族，不加入马家军，也会被其他军阀势力排斥，没有什么出路。
在和平年代，在一个稳定的、追求人人平等的政权下，这些纽带未必有强烈的凝聚力。但是在战乱时期，这些纽带能发挥强烈的凝聚作用——纽带的作用，说到底就是我们是同类，我们枪口对外，联手去抢劫别人（对抗外来的抢劫）。
归于一的过程，既痛苦又漫长。
像秦末那样，农民起义，秦朝灭亡，楚汉争霸，平息叛乱，速战速决的过程往往是少数。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长达数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战乱。各方无论在道义上，组织形式上，还是在制度上，相似度都颇高，彼此没有什么优越性，除了士兵训练水平和军事指挥水平的差异，没有太大的不同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没能迅速利用军事优势速战速决，吞并其他各派，并建立一个新的暴力权威以及与之对应的财富分配模式，那么必然显然长期的持久战。否则，随着一代军事天才的没落，占据优势的一方即将优势不再，甚至可能走向衰落和分裂。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三家分晋（前453年），到秦国统一天下建立秦朝（前221年），历时232年。
外界势力的干涉，让融合过程，异常艰难。
任何一个大国，都希望其他地区四分五裂，无力联合起来和自己抗衡。只要陷于战乱，各方都有求于自己提供资金、粮食、武器、弹药。如果统一起来，便不再有求于自己，有朝一日难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中国各派军阀，均难于统一，原因即在于此。一派势力占上风，有统一的可能的时候，支持这派势力的境外力量，必然掣肘。百姓苦于战乱久矣，国家却迟迟不能统一。真正的统一的力量，决不能仰人鼻息，只能也必须来自本土。
如此考虑，就不难理解当年只有代表贫苦工农的武装力量，有能力统一中国。
在前苏联地区，一百多个民族，由于民族政策，每一个人都有清晰的民族归属。由于承认民族自决权，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大多数民族相对集中，俄罗斯族在苏联边疆地区并不占优绝对优势。
随着苏联解体，一部分人（比如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在俄罗斯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人）在自己的出生的家乡成了不受法律保护，可以被肆意施暴的对象，对他们施暴而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此外，还出现了若干争议地区，争议地区，更是无法无天的地区。
于是，随着苏联解体，苏联势力土崩瓦解，划线清晰的民族成了人与人之间联合起来对他人施暴或者避免被他人施暴的纽带，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在前苏联边疆地区，以民族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争议地区冲突，谁夺取了争议地区，谁建立新政权，谁审判对方，对方只能被通缉亡命。
一个民族使用武力把另一个民族驱逐、放逐，就可以无偿占有他们的财产。这种抢劫、屠杀、强奸，不会受到任何追究。反过来，另一个民族如果不想被抢劫、屠杀、强奸，也要拿起武器。
很难说，这种混战之中的各派势力，谁比谁更正义。
摧毁金字塔往往是阶级矛盾，建立新政权却往往是保守的力量。阶级矛盾毁灭了一个旧金字塔，没有抛弃私有制以前，需要建立一个新金字塔。建立新金字塔的力量，显然不再代表追求平等的被压迫阶级的利益。
摧毁秦王朝的，是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到了楚汉相争，项羽、刘邦谁更代表农民利益？动摇东汉王朝的，是黄巾起义。到了三国时代，魏蜀吴谁更进步？
凯撒和庞培，谁比谁更代表民众的利益？屋大维和安东尼，谁更代表进步的力量？
这些人都是军阀，都想以自己的集团为核心，建立新金字塔，谁也不比谁更进步。所谓为义帝发丧、“光复汉室”，其实和“反清复明”一样，就是一个划线的标准和忽悠不太聪明的人的口号而已。
其实，那些基层士兵未必不懂这个道理。不过，除非被武力压服，没有任何一派势力，愿意主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就是任人宰割。战乱不休，完全看不到结束内战的希望，前途茫茫，人心惶惶。想活下去，只有不断战斗。
随着内战的延续，敌对势力双方的关系可能彼此逐渐疏远。但是内战初期，敌对双方往往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基层战士尤其如此。
即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这样革命性的内战，反动势力的基层战士，也和进步势力的基层战士来自一个阶级。毕竟，代表买办、大地主阶级利益反动势力，作为统治者，自身数量极少，无法提供足够数量的基层士兵。所以，解放战争的后期，大批被俘国民党士兵，经过改造，很快就成为解放军战士。因此，国军抗战老兵，如果没有阵亡，也没有去台湾的话，一般都是以解放军战士的身份复原的。
基层士兵知道自己的敌人，在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以前，还和自己是一样的人。彼此之间，奋力作战，却未必像对待异族侵略者那样极端仇视视为禽兽一样的异类，毕竟，不久之前，彼此还是邻居、同学、同事、好友，只是大势所趋，身不由己，被潮流裹挟，加入某一个阵营，对方恰巧在敌对阵营。
长期精神极度紧张，物资匮乏，各种惨痛血淋淋的遭遇，一些人绝望厌战，渴望终止乱世，却又无力终止乱世。他们也不愿意主动屈服，因为屈服意味着要么背井离乡，要么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低人一等的下等人。战争旷日持久，久拖不决，他们看不到希望，战斗的意义就是为了活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士兵击毙对方的基层士兵之后，兔死狐悲，产生怜悯，不是太正常的事情了吗？
当然，可以想象，随着苏联解体，前加盟共和国各自独立，分裂的局面的延续，彼此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少，原有的联系会越来越淡化，不同阵营的战士之间将越来越疏远。
不过，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来源：微信公众号“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