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不谈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批判一下侵略成性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腐朽无能的清政府。

谢绝任何恶意联系。

最近在看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随便聊聊大清国那些事。

过去看《火烧圆明园》，梁家辉扮演咸丰，刘晓庆扮演慈禧太后。当然，那时咸丰还没挂，慈禧还不是寡妇，所以称为懿贵妃。

当时，趁着洪秀全造反，洋人要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趁你病，要你命。要不了命，至少要敲一笔竹杠。

当时，大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还没被打服，还不像他老婆后来那样奴颜媚骨，卑躬屈膝，当然不同意了。

于是，洋人找茬，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洋人攻陷大沽口，进犯天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去天津与洋人议和。最终，桂良等人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条约虽然签订了，但是咸丰不干了。令桂良等人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但是，英、法不容修改《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1859年，洋人再次北上。这次清政府又输了，先是洋人付出一定代价后，在天津北塘登陆，占领天津，后是在通州八里桥重创僧格林沁。

清军输一次，洋人的价码高一次。

二次进犯天津，洋人的价码是除要求清政府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

重创僧格林沁之后，洋人攻陷北京，烧杀劫掠50多天，抢劫并烧毁了圆明园等一系列园林。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提出了变本加厉的《北京条约》。

最终，被授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与洋人议和的奕䜣，签订了《北京条约》。

具体内容，历史课都学过，不再赘言。

当时，正是清政府鸦片战争之后，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之前，最困难的时期。

1853年，太平军北伐。1855年，太平军打到静海。1856年，太平军击破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1860年，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的军事中心在长江沿线，北方自然相对比较空虚。

洋人丝毫没有手下留情，没有喊出什么救他人就是救自己的高尚口号，而是趁机落井下石，趁虚而入。

从咸丰的角度看，自然希望尽快结束北方的事端，腾出手来，扑灭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无论是财力还是兵力，都不允许他长时间和洋人纠缠。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被洋人趁机敲竹杠。

从这个角度考虑，他并没有什么错。

但是，他确实不知道自己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实力。弱国无外交，那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在外交谈判之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于是，他给自己的大臣开出了不可完成的任务，尽快结束谈判，恢复北方的和平——要议和，要和，要快和，要尽快和。同时，不能做出太多让步。

估计，咸丰心里想：你们这帮酒囊饭袋，如果是按部就班、探囊取物的任务，随便找个人就能完成。还有必要让你们去完成，把你们提拔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让你们享荣华受富贵吗？

大臣们（桂良、花沙纳）心里想：要尽快和，还不能让步太多，两个KPI都要，还是彼此冲突的，这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但是，皇命不可违，只能硬着头皮上。

官僚们的绝技，一般是向下挤压，向上瞒报，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道光时代。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大臣们（耆英、琦善）完成这种任务靠的是“两头瞒，别穿帮”。

问题是，纸里保不住火。1856年，英军攻陷广州，缴获耆英的大量奏折，发现耆英在上报朝廷的时候并没有如实禀报英方的要求。耆英的“两头瞒”的做法穿帮。1858年，英军以此为由，拒绝与耆英接触。耆英畏欺君之罪，逃离天津，擅自回京。咸丰帝大怒，赐死耆英。桂良哪还有胆子接着瞒？

桂良能做的只能是两头传话，咸丰不接受洋人的条件，洋人不达目的就发动战争。

与咸丰不同，洋人没有内在的压力。与桂良不同，洋人有强大的实力——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就在战场上得到。

对洋人来说，谈判如果不是为了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利益，实现既定目标的话，就是为了刺探消息、摸清底牌，或者拖延时间、积极备战。洋人自然可以选择和平，但是选择的前提是清政府接受他们敲竹杠的条件。

最终，军事失利，让咸丰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拒绝洋人的条件。

到奕䜣的时候，事情已经好办多了。因为僧格林沁兵败通州，北京被攻陷，咸丰已经没有什么幻想，只想尽快议和，尽快和，已经放弃了让步尽量少，这个要求了。

只有一个KPI，那就好办多了。

整个过程，咸丰损兵折将，抛下首都百姓，仓皇出逃，最终接受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在忧愤之中，沉湎女色，放飞自我，很快撒手人寰。洋人得寸进尺，重重加码，烧杀劫掠，满载而归。

洪秀全和太平军没有错，被压迫得活不下去，难道不应该造反吗？

咸丰没有错，难道不应该迅速议和吗？难道应该默许洋人敲竹杠吗？

洋人也没错，丛林世界，难道不是趁你病要你命，而是疾呼“救清政府就是救大英帝国吗？”

大臣们也没错，大势如此，迅速议和与不让洋人敲竹杠两个KPI互相矛盾，又能如何？

说到底，中国当时的路线选择错了，没有意识到工业化时代的冲击，实力上远远落后于对方，那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抱残守缺容易，开拓进取难。后发国家要完成工业化，需要经历一个异常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既有牺牲，有进步，也难免有被迫，有反动。

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多少人能理解其中的曲折？

当然，这是后人用上帝视角看历史的感悟。

当局者迷，咸丰也好，桂良也好，奕䜣也好，他们是看不到这些的。

对1860年的桂良来说，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双方传话，尽量弥合而已。当然，如果不得已搞了花活的话，尽量别穿帮。

来源：微信公众号“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