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统一的中国，拥有广阔的海权空间、犄角相依的地缘优势、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军事联合体，必能制衡美国的战略威胁，实现大国崛起的雄心，并可能在未来30年内，为解决钓鱼岛等领土争端，台海两岸联手打击日本，彻底清理美国威胁中国安全的战略部署，埋下历史深深的伏笔。
人们普遍注意到：就在经合会议（APEC）举行前三个星期，中国把东盟十国的领导全部邀请到南宁，召开“中国——东盟峰会”，会议敲定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区将覆盖十八亿人口，生产总值达两万亿美元以上，贸易总值将超过1万2000亿美元，足以与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分庭抗礼。
与此同时，在48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北京，参加中国主导的中非合作论坛高层峰会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于11月15日至26日出席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十四次经合会议（APEC），并访问越南、老挝、印度、巴基斯坦四国。不到12天的行程，胡锦涛出席88场活动，多次发表重要演讲，签署涉及多领域合作的54个文件，发表5个联合声明和宣言。这一系列的外交动作，令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和焦点。
中国被世界瞩目也许是小事情，更重要的是，观察人士注意到：传统上美国是亚太经合会议的主导国家，在往年会议上，美国总统俨如会议的主礼嘉宾。今年情况不太一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出镜程度，令人觉得美国已被边缘化。当布什的专机“空军一号”由新加坡飞抵河内时，胡锦涛正向与会的工商领导人发表演说，和主办国越南领导人会面，这种反客为主的惊人变化令人感到中国才是这次会议的重要国家，而《亚洲时报》分析认为：布什可能是突然要求访问新加坡，原因不明，或是想回避胡锦涛的风头。
更令人倍加关注的是：美国提议设立的，一个从中国、东盟延伸至美国、智利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范围覆盖美国及它在东亚的盟友台湾、韩国、日本，意在抗衡由中国主导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会上提出强烈反对，再加上菲律宾、印尼等国质疑，部长会议只同意继续研究，没有其他具体决定，导致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成立遥遥无期。
国际政治舞台的力量正在发生着戏剧性的消长。对中国人而言，是鼓舞；对美国人而言，是沮丧。
这是集武力传教士和愣头牛仔形象于一身的美国总统小布什的一次挫败，对美国而言，这只是其外交挫折的开端，还远远不是结束。中国必将彻底结束美国的单极世界霸权政治，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必然历史结局。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天然克制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流弊
笔者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一文中指出：“要论及传统文化的核心本质，必须在答案中蕴涵中国何以千年强盛不衰，何以遭受百年屈辱的原因，这个原因，正是人们一直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把握不足，才造成的一种文化无意识，这种文化无意识造就了中国的千年辉煌，也因为这种文化无意识的无意识逆转，造成了中国的百年沉沦。我的答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和’。”
什么是“和”？《国语·郑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说，“和”是将性质不同甚至相反的事物安排在一起，才能产生新的事物；性质完全相同的事物安排在一起，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孔子则更近一步，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指要承认差异、矛盾，在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竭。从孔子的中庸哲学出发，和必须与中庸联系起来，才能更好的把握这种传统思维。中庸，中指居中不偏，无过无不及；庸指平常，要切合实际，易于实行。做到中庸就要“执两用中”，执两是指把握事物的两端，明白矛盾的两个方面；用中，指在矛盾的对立面中寻找他们的统一、和谐和平衡。
“和”的力量有多大？犹太人曾经是没有国家的流浪汉，在宋代有大批犹太人进入中国，曾向宋王朝进贡，宋王告诉他们：“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并赐赵、李、张、高等17姓。这批犹太人完全汉化了。世界上犹太人被成批的汉化，恐怕就此一例，这也说明了以和为贵的中国文化的强大的融合和消解的力量。这种极强的民族融合力，得益于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对和的观念的理解。
在国际政治领域，“和”的文化精神，就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主张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尊重不同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形态的文明多样性，主张“万类霜天竞自由”，强调兼收并蓄，讲究包容与融合。中国当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政策和推动世界多极化的主张，恰恰继承并深刻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
而基督教文化，则在根本上体现了宗教文化的排他性和排异性特点。作为一种严格的一神教，这就使得对上帝的信仰更具有了专制的或排他的特性。《圣经》反复宣告：“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神；……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四五章5-7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正是这种宗教意识上的强烈的排他和排异性，无论是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还是当代的伊拉克战争，都生动地体现出基督教文明与其他文明的裂痕早已格格不入、不可弥合。这种排他和排异性意识形态，不论是美国的卡通动画描绘的阿拉伯还是中东普遍兴起的反美恐怖主义，都不容置疑的从正反面体现和表达了基督教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
1996年，亨廷顿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表达了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必然引起“冲突”的观点，集中体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以排他和排异性为核心精神的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性思想。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2000年出版了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利与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该书的基本看法是：“就在我们眼前，帝国主义正在成长、形成。无边无垠，永无止境，这就是全球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基于这一理论，在美国有众多学者在大力宣扬这种“新帝国”论。例如200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森教授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更有甚者，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提出三项核心内容：1、极度崇尚军力；2、主张建立美国“仁慈霸权”；3、强调输出美国的民主与价值观。
由基督教的排他性和排异性而衍生的具有强烈进攻性和斗争性的“新帝国论”，从理论上为美国在单极霸主时代不惜以军事力量输出美国民主和价值观的作法提供了思想依据，这正是以美国总统小布什为代表的“新孤立主义”保守派不惜发动伊拉克战争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思想动力，也是美国引起世界广泛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也是世界多强不断对抗美国单极霸权的文化诱因，更是美国在一些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遭遇抵制的意识形态根源。
但是，“人民不爱武装的传教士。”（法国巴黎第一大学雅克·马塞教授语）。这是拿破仑征战欧洲兵败滑铁卢时就已经验证的真理。民主、人权和主权、民族的理念意味着一切恃强凌弱的军事和强权行为都失去了合法性。
因为事实是：如果武装的传教士合法，那么推出的历史逻辑就是：印第安人部族统治，野蛮落后，所以要种族灭绝，以维护人类庄严的人权和民主；欧罗巴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所以拿破仑横扫欧洲，要解救欧洲人民于水火，给欧洲人以人权和民主；亚洲人不如大日本开化的早，所以日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解救亚洲人于水火，给亚洲人以人权和民主；日尔曼民族高贵而尊严，所以要灭绝异族，以实现人类种群的高贵；中国的清政府专权独断，所以八国联军进攻它，就是在解救中国人民于水火，给中国人以人权和民主。
人们会认可这种强加的矛盾的民主吗？人们会为了民主人权而抛弃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吗？世界会屈服在一个文明的统治之下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基督教文明的悲哀也恰恰在这里，它的排他性和排异性的局限，决定了自身无力也无法解决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正因为此，美国的富有进攻性和斗争性的霸权战略必然遭到不同文明力量的坚决反对和对抗；也正因为此，美国执意坚持的结果，就是陷入一个个的国际问题泥潭中不可自拔，拖垮国力和军力，最终自食其果，遭遇自我削弱、自我沉沦、自我放逐的国运。
中国传统文化“和”的精神，蕴涵着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深邃智慧，体现着孔子所谓的“不语怪、力、乱、神”的入世哲学思想。正是因为它的思想智慧富有强大的弹性和灵活性，具备了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气魄，决定了既不可能与其他的任何文明发生冲突，也不可能阻碍和排斥任何文明形态的生长，也正因为此，它能够融合和包容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因而独具亲和的力量和领袖群伦的魅力；也正因为此，它能够与世界各种文明和谐共处，平等地相互学习和发展；也正因为此，它天然地克制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排他与排异性为特点的基督教文化流弊。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如果世界真的到了“天下一家”的大同之世，世界人民获得救赎的一定不是基督教文明，而是中华文明。因为在那个时候，人民不分国家、种族、宗教、信仰、民族和肤色，都亲密地融为一体，这是以排他性和排异性为特点的基督教文明能够做到的吗？
二、不可阻挡的和平统一进程天然地使中国具备制衡美国的综合实力
在香港、澳门回归中国以后，台湾的回归已经不可阻挡地列入中国的历史日程之中。台湾与中国大陆实现统一，将标志着亚洲经济“四小龙”中的两个和中国大陆结成牢固的政治经济联合体，这必将成为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杠杆。
从国际政治方面考量，台湾对中国实现伟大的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要实现复兴，不仅需要和平的世界环境，需要有发挥影响力的政治、经济主导体系，还需要有安全畅通的地缘战略优势。中国的地缘优势取决于“两面三线”。“两面”就是东面与西面，“东面”维系中国海洋安全，西面维系陆地安全。所谓“三线”，是西面陆地“丝绸之路”一线，东面的海洋安全分为两线，即通向太平洋和通向印度洋两个战略方向。台湾所处的位置，恰恰就位于中国海洋战略两个方向的枢纽处，台湾正好位于中国地缘战略的要冲。
如果台湾回归中国，在地缘战略位置上，台湾是中国东南的屏障。有了台湾，大陆的东南部就成了中华海洋领土的腹地，陡增三至五百公里面向海洋的战略纵深，中国不仅可以从容的控制黄海、东海以至于南海，还获得了自由进出太平洋的水道。尤其重要的是，台湾东部是日本南下的必经通道，一旦台湾被统一，中国就扼住了日本的咽喉，控制了日本的地缘命脉，紧紧握住了东亚和平的钥匙，获得了和平复兴的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失去了在亚洲钳制中国的重要战略枢纽，从根本上丧失了可以严重威胁中国大陆安全的地缘优势。
反之，如果台湾独立，上述中国大陆的战略优势就会发生反向逆转，中国的复兴也将遥遥无期。因此，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围绕争夺台湾开展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斗争将规定和制约着中美两国的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并将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台湾与中国大陆实现和平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和平统一进程正在加速。
从经济方面看，根据台湾官方的统计数据，从2005年算起，过去20年间，台海两岸发生了惊人变化。台湾居民赴大陆的人数与次数，在1987年还只有几千名，到了2005年已成长到了400万。两岸间的双边贸易，在1987年还不到一亿美元，到了2005年已增加为710亿美元，扩增了700倍。中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购买了台湾37.8%的出口品。2005年，台湾对大陆享有497亿美元的顺差，这数字远超过台湾贸易顺差的总额；这意味着，如果台湾断绝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往来，那么台湾对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将高达420亿美元。与此同时，已有超过7万家台湾企业前往大陆投资经商；他们自1987年以来至少已投资了700亿美元，据估计创造了1000万个工作机会。在另一项统计中，大约有75万台湾住民旅居中国大陆，这占了台湾总人口的3%。以数据作为明证，台海两岸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交流规模，已经成长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从政治方面看，虽然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主张，台湾应该制宪正名，切断与中华文化的脐带，升高内部的省籍对立，挑起两岸间民族主义式的仇恨，压抑台海两岸日益频繁的各项交流，甚至与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妄图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但以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则以清醒的政治头脑和高明的政治智慧明确指出分离主义的错误与危险，马英九说：
“在今天这个快速全球化的世界里，‘分裂’或‘分离主义’绝非是确保政治民主、经济与社会繁荣的唯一方法。台湾理所当然要确保其民主的成就，但这项考虑却不应该与台独分离主义混为一谈。相反地，我们必须尽力与中国大陆达成可能的和解。确保台湾民主成就的关键在于对话，而非分裂。
更进一步来说，片面的分离主义行动只是一帖召唤劫难的药方。实际上它将升高台湾内部的对立，重启两岸停歇的内战。而那将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既危及台湾的生存，亦重创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努力。同时，由于美国和日本将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台海冲突，这帖分离主义的药方不仅危害台湾的利益，更势必动摇整个区域的安定与世界的和平。”（2006年2月13日《马英九伦敦演讲全文》）
他也暗示：“不排除当两岸间的整体发展条件趋于成熟时，换言之，当中国大陆在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和社会福祉方面的发展可以与台湾相互调和的时候，以两岸的终极统一作为选项。”
这一暗示无疑具有相当积极的政治意义。事实上，在马英九讲这席话之前，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于2005年4月赴中国大陆进行了破冰之旅。这次连战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面的“和平之旅”，是两岸释放政治和解的强烈信号与行动，不仅大幅消解了两岸间的紧张关系,也为国民党未来的两岸政策奠定了基本方向。人们已经注意到：在“和平之旅”后，国民党已于2005年8月19日召开的第十七届全会中，将连胡会的五点“共同愿景”列入党纲。这意味着国民党一旦在2008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台海关系至少会回归到“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上来。
从当下台湾政治形势看，虽然民进党主席陈水扁目前执掌台湾政坛牛耳，但“机要费弊案”缠身，治理无方，台湾族群分裂、政党攻讦、经济低迷、人民迷惘、陷入“倒扁”风潮之中。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虽被诬指“特支费”问题，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在台湾政坛乱象纷呈之时，马英九始终温和的言行和应对突发事件从容不迫的表现，代表着台湾的健康方向和力量；马英九本人的表现不仅具备领导台湾的能力和素质，也面临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形势。笔者料马英九将有惊无险，并带领国民党在12月初的台北、高雄市长选举中胜出，并在2008年的台湾领导人选举中取胜。
自信来自于对历史的洞察和对形势与政治力量的正确判断。如果我的上述推断可以成立，那么在2008年之后，台湾有望在胡锦涛和马英九任内以谈判方式实现与中国大陆的和平统一。统一的方式至少是以中国大陆承认台湾是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治实体为前提，台湾保留政府、军队，台海共用一个国号，台湾承认北京的中央政府地位。
事实上所有中国人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台湾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的背后，实质是中美两国暗中角力。美国要控制亚洲，赢得战略主动权，台湾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至少会以“不统不独，维持现状”作为对台外交底线拖延中国崛起的时间；日本作为时刻觊觎我国领土的恶邻和美国的军事盟国，更乐见台海两岸分裂分治；台民进党与美日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是美日战略意图在台湾的延伸和践行者。中国和平统一大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狡猾的强敌，这也正是中国政府出台《反分裂法》，以军事威慑堵死台独之路，逼和促统，为和平统一台湾清理最大军事障碍和政治干扰的正确举措。
应当考虑到：一旦在未来两年，台湾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数，2008年台民进党继续执政，或陈水扁完全丧失政治人格，在下台前抛出急独宪改，应随时做好和平统一无望，台海开战的军事准备。以武力威慑和和平谈判的两手解决台湾统一问题，这将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的犹豫、退缩、侥幸和回避心理都将酿成难以估量的历史后果。
台海两岸结成牢固的政治军事经济联合体，将成为中国加强制海权、夯实地缘战略，实现中华复兴的关键点。一个统一的中国，拥有广阔的海权空间、犄角相依的地缘优势、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军事联合体，必能制衡包括美国在内的战略威胁，从而实现大国崛起的雄心，并可能在未来30年内，为解决钓鱼岛等领土争端，台海两岸联手打击军国主义复活以至重启战争机器的日本，彻底清理美国在亚洲威胁中国安全的战略部署，埋下历史深深的伏笔。
三、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天然克制着美国的单极霸权政治外交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实现宪政立宪的共和国，美国信奉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理念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参战决定性地导致世界法西斯势力的灭亡。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当年的敌对国苏联，以及与基督教文明不同的伊斯兰国家，无容否认的事实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都对美国充满了好感，美国立国之道建立在人类普世价值之上，对世界各国的人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但是，自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政治格局结束“冷战”时代以来，在文化和资本结构性特点制约和规定下，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单极国际政治格局下进入战略间歇期，开始扮演了不光彩的“武力传教士”角色。美国的文化、资本和“硬球”政治力量，挑选了他们心目中合适的代理人——小布什，开始了一场现代的“十字军东征”。
首先，美国利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兜售“人权大于主权”的全球化理念，弱化目标国的主权和民族观念，向东欧、独联体、中亚等美国影响力比较薄弱的国家和地区加强意识形态渗透和宣传，在这些国家国内培植政治代理人和代言人，以人权、民主这些普世价值为招牌，以收买、离间、利诱、拉拢为手段，注意培养政治高层的政治代理人和不同社会层次的代言人，扶持政府反对派和组织，促使这些国家发生内变，并成功实施了颜色革命。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的“白色革命”等，在这些国家建立符合美国利益和服从美国意志的政权，使美国建立“没有边界的、全球性的新美利坚帝国”，以确保其单极世界的霸权格局。
其次，美国利用一些国家积贫积弱的事实，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强加种种条件，促使这些国家接受条件，主动改变政权结构，改变国内反对派的地位，以“民主化”为口号，逼迫这些国家列出“民主进程”时间表，逐步使其国家利益美国化，政权性质发生质变。
最后，对于不听话的中小国家，美国实施经济制裁和封锁，在经济制裁不奏效的情况下，实施军事打击。这种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法，反映在美国颠覆伊拉克政权的例子上，就是以十年经济制裁来严重削弱伊拉克国力，再施加绝对强势的军事力量打击。
尤其值得关注的事实是，伴随小布什上台为标志的美国“新帝国”时代的来临，美国的国内政治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此导致了对外政策上的种种问题。人们注意到：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的经济力量正在急剧演变，这种演变的结果，就是以军火商和石油巨头为代表的经济寡头力量，由于其资本利益与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有着休戚相关的紧密联系，格外注重利用自身的经济影响力，加紧介入和操控政治；而欲在政坛发挥巨大影响的政治人物，想要在政党选举中取胜，就必须依靠大量金钱开展声势浩大的竞选活动，于是双方心有灵犀，结成紧密的政治与经济互动的权力圈，在相当程度上主宰着美国的政治走向，并以挑起战争、国家地区冲突和控制石油出口国为手段，实现资本和政治的利益交换。美国经过二百多年的政治演变，政治形态已经定型、成熟，一个政治、经济结盟的权力圈业已形成，权力圈遵守着诸如“硬球”的游戏潜规则，事实上，这也正是美共和党、民主党党派分歧越来越小，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逐渐不以领导人更换而发生左右摇摆的根本原因。
这种政治变化反映在小布什身上，就更加具有典型性。
首先，父子先后为总统，就是这种政治经济结盟的权力圈作用下的结果。如果不存在这样操控美国政治的潜力量，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拥有3亿多人口的国家，偏偏布什家族能够在政坛独占鳌头。即便是从概率上计算，父子同为总统的几率也几乎为零，除非他俩是“圣人”，或者的确比其他美国人高贵，受到基督教“上帝”的眷顾？
其次，小布什攻打伊拉克，有着明显的“替父报仇”的个人色彩。老布什就任总统之后，向伊拉克开战，但时运不济，伊拉克之战没有赶走萨达姆，反因经济低迷等原因，没有获得连任，饮恨抱憾下台；小布什上台后，美国遭遇9·11事件，本·拉登声称对此事负责，明白宣告自己是肇事者。但小布什却能操控舆论和国会，将人们愤怒的目光成功地转向伊拉克，颠覆了因十年制裁而严重削弱国力的伊拉克政权。当美国人民欢呼萨达姆被判处绞刑的时候，他们却忘记了，酿成9·11事件的罪魁祸首拉登，正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幸灾乐祸地看着这场闹剧；伊拉克陷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表述的“内战”状态之中，美国继越南战争之后再次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潭，至今流血牺牲不断，双方损失惨重。谁欺骗了美国人民？萨达姆，本·拉登还是小布什？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在我看来，本·拉登要比小布什诚实得多。
最后，小布什以其特有的愣头牛仔风格，执意向伊拉克开战。他绕开联合国，践踏国际法准则，罔顾全球舆情鼎沸，在伊拉克业已解除了美国指责的“威胁性”武装的前提下，在开战理由不断游移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不宣而战，完全使美国背离人心。3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美国除了捉住萨达姆判以绞刑之外，什么都没有改观，反而更坏。
小布什改变了什么？他一手造成了伊拉克混乱的内战局面，伊拉克人民继续流血，各地的恐怖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宗教派别冲突不断，伊拉克周边国家安全形势糟糕；他一手造成了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潭不可自拔，耗费了3000亿美元以上的战争经费，牺牲了数千名美国士兵的性命；他一手造成了选民用选票表达对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的不满，导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民主党执掌参众两院，并将在不远的总统选举中，将共和党的权力拱手让给民主党；他一手造成了弱小国家的恐慌，巴基斯坦、朝鲜、伊朗不惜一切倾尽国力发展核武器以自保，世界正在发生小国拥有核武器的事实。
难道仅仅是小国在秣兵砺马吗？颜色革命会不会让俄罗斯有所作为呢？人心的向背是不是在发生着逆转呢？所有的国家——不论美国的盟国还是敌人，是否都感到了一种微妙的威胁呢？
但是今天，“新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个乱世奸雄依然占据着美国总统的宝座，自我感觉良好地扮演着“武力的传教士”，而美国人民要在他当选十年总统之后，才发现美国已犯下了大错！
《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古兰经》更告诫：“为你的罪恶求恕饶吧！因为你已犯了大错。”但小布什之流是不知道犯了大错的——单极霸权政治的长期维持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更是违背神的意志的事情。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文明差距是如此的微乎其微，面对多极政治力量，美国若想遏制可能威胁单极政治格局的力量，只能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徒费精力而已。因为它面临的是多种文明的你争我赶。世界正是以其多元文明而丰富多彩，生机勃勃，造物主正是设计了这样的规律，才令世界在不同文明的斗争和交融中不断发展进步。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处，才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目的，否则，人们都说一种语言，心心相通，搭建通天的梯子，将置上帝于何地？一切希望文明单一化的作法，都违背了宇宙演进的规律，最终在昙花一现中走向毁灭。无论是凯撒缔造的帝国，还是蒙古的征战，无论是奥匈帝国的强盛，还是拿破仑的不可一世，无论是日尔曼的世界战争，还是小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都有着同样的命运——走向没落和毁灭——世界并不因为他们而失去多元的文明。
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正是尊重了世界多元化的规律，它用“和”之智慧包孕万有，“天德不可为首”，因而更具领导世界的伟力，也是其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没有中断的不二法门。
中国倡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美国试图维持其单极霸权政治的外交路线泾渭分明。
于是我们看到：美国在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在朝鲜、伊朗，在很多的国际场合，包括在它的盟国，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这是它自食其果的外交政策造成的。美国的敌人越来越多，反对的力量越来越多，诸多的国际问题已经令美国焦头烂额。与此同时，中国的实力正在慢慢释放。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中国的道路越走越广阔。美国在国际事务许多问题上，离开中国的支持已经无法进行。
难道不是吗？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完APEC会议，访问越南、老挝、印度、巴基斯坦四国，于26日回国之后，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的特使代表已经奉命飞往北京，期望中国的斡旋解决朝核问题了。美国的军队为什么已经解决不了小小的朝鲜了呢？它难道不要用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去解放这个“流氓国家”的人民吗？
美国目前面临的朝核僵局，正是它一手造成的。它的外交政策根本性缺陷，决定了无法破解这个难题。朝鲜对于中国而言，是“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乳哺，立可饿死。”（《三国演义》），但中国之所以不这样做，实是美国插手的台湾问题所迫，即便到了2008年，朝核问题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除非台湾统一的问题解决，朝核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这也许就是因为50多年前的朝鲜问题使中国至今不能统一台湾的原因造成吧，历史正在圆满的画圆。
在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武学中，太极拳讲究“四两拨千斤”，实质是借力打力，让对手自己打自己，它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受到的打击就有多大。日本的相扑士是何等的肥大彪悍啊，可是当他冲向太极高手时，对方轻轻一闪，相扑士就会扑倒在地上，所有的冲力都变成地面对自己的撞力，若是在闪躲相扑士的同时再在后面补上一脚，那扑倒在地的难受滋味只有相扑士自己感受了。中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努力，正是“四两拨千斤”思想的运用。因为事实是：鼓励和推动任何一种力量做大做强，美国都必须全力以赴应对，不如此无法维系一超独霸的地位。于是它钻入牛角尖中，被一个个国际泥潭困住，最终四面楚歌，国力耗尽，遭遇自我削弱、自我沉沦、自我放逐的国运。而这，正是单极霸权政治无法克服的悲哀和死穴。
结论：中国是美国单极霸权政治的天然终结者
综上所述，文化的特质、统一的趋势、外交政策的迥异，使中国成为美国单极霸权政治的天然终结者。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并不有意针对美国，但中国的发展将天然地终结美国单极霸权政治。这也许就是造物主的安排，上帝的安排，所谓“一物降一物”是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从长远的角度看，政治制度的好坏决定一个国家国祚长久，兴衰更替。但政治制度的价值判断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大与否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能解释雅典城邦的覆灭，奥匈帝国的崛起，铁木真蒙古铁骑的横扫世界，也不能解释一切落后野蛮之民族如何能征服文明程度高的民族，更不能解释苏联何以成为与美国并立的超级大国。我相信，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四大行政区域组成的大中华，它的和平崛起之路，也将令所有不了解中华文化核心精神的政治学者伤透脑筋。
如果美国不能认识到基督教文明不可克服的局限，不能认识到中国统一大业不可阻挡，不能认识到单极霸权政治流于“乌托邦”的空想，非要一意孤行，碰得头破血流不会罢休；或者继续扮演“武力的传教士”，寄托“新帝国主义”的梦想，崇尚西方文明过度的张力，那么失败的命运，也是可以预知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一旦生发于中国领导人的血脉风骨之中，它所蕴含的深厚的伟力，将逐渐地释放开来，展示无比璀璨夺目的光彩。而一个实现完全统一的大中华，在它杜绝了外来的地缘安全威胁之后，既有体制就完成了历史任务，那波澜壮阔的政治制度改革，也将在智慧的中国人手中，诞生出可与日月争辉的精妙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