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美国既是国家体系中的行为体，也是文中所分析的美国帝国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与日本深深地置身于美国的帝国体系之中，而且以不同的方式与美国和美国的帝国体系联系在一起。日本始终坚持国家经济战略和国际安全战略，而中国遵循着国际经济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日本和中国的均势正在转变，政治群体使具有渗透性的亚洲也明确地依赖于美国帝国体系中。笔者认为，亚洲仍继续是一个在美国帝国体系中具有相当重要性的渗透性地区，中日之间日益强化的竞争状态为美国的帝国体系提供了政治基础。
中国和日本深处于美国帝国体系之中。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帝国体系并不等同于美国。如果仅把美国当成一个处在国家体系中有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为体，我们将无法看到世界政治中的一些重要层面。从更全面的层次上看，美国是这个美国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另外，虽然东亚看起来在欧洲的视线之外，但是它一直被华盛顿、西雅图或者世界上其他地区所关注。世界上有很多地区具有可渗透性。我们应该把东亚看成是这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地强调地理距离。
文章第一部分对两个概念进行了细微详尽的阐述。它们分别是，行为体与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易变而又有争议的地区认同。第二部分提出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都与美国和美国帝国体系有着不同关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在安全上一直谋求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它坚持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上升趋势和大规模的地区经济与全球经济密不可分。特别是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所拥有的大量资本、专业技术和市场联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繁荣。此外，中国的安全战略一直遵循比较传统的国家路线。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更像“阴阳”中的“阴”面，中国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开放更显“阳”性。尽管这种政治上的衡量尺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亚洲仍将是一个美国帝国体系中意义重大的可渗透地区。第三部分首先分析了在美国帝国体系中，日本化和中国化的演进过程；随后探讨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即由美国不断增长的预算和贸易赤字反映出的其经济地位的削弱以及攻打和占领伊拉克导致的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威信的降低），中日之间日益紧张的状态为美国帝国体系提供政治基础的可能性。
一美国与远东
（一）美国与美国帝国体系
美国政府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所以美国的政策在世界政治中意义非凡。在美国遭受了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政府武断的单边主义政策使得其他国家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尤其在其传统盟友的民众中（日本除外），引起大规模抗议和强烈反对。即便如此，简单地把美国政府的行为等同于以寻求国家安全为目的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是错误的。美国也是过去半个世纪中演化形成的有一定规则美国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帝国体系包括行为体和体系，还包含领土范畴和非领土范畴的混合权力。[1]
在20世纪中叶，美国历史性地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其对外政策一直力求掌控日本（以及德国）。与东亚（以及欧洲）的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无条件投降和占领产生的这些附庸国（日本和德国）最终崛起为地区强国，并在很大程度上抱着间接行使政治、经济权力的目的，成为美国的重要支持者出现在各自的地区事务中。它们（美国的支持国）的存在，确保了亚洲和欧洲的可渗透性。无论是在此之前的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名义下，还是在后来的促进全球化及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帜下，这些支持国对美国帝国体系的忠诚都是坚定不移的。
从20世纪中叶以来，军事、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造就了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显著地位。美国政府不时地在规则体系中部署它的权力。在20世纪的3次“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结束后，旧式的陆地和海上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领土权力是旧式帝国的中心。在冷战时期曾经围绕苏联部署的美军基地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后又一下涌现出来。这表明领土权力对今天的美国仍有重要意义。目前，在遍布全世界的38个大型美军军事基地中，有25万美国军事人员。而非领土范畴的美国权力则体现在人们对美国天花乱坠的幻想中。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的眼里，美国是一片没有等级制度、没有固定模式、充满机会的璀璨星群的世界。尽管存在大量反面事实，但植根于美国大众消费形式中难于捉摸的软权力以及美国梦的无穷吸引力都使人们笃信美国是一片充满无限可能的梦幻之土。领土意义上的帝国和非领土意义上的帝国都是理想中的模型。事实上，它们融合于美国帝国体系的政治经验和实践中，溶解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规则体系里，也并存于体系而产生的分等级或平等的政治关系中。帝国体系既有抑制的效果，也有能动的作用。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不同政治集团之间联盟的兴起和分裂、各种利益和视角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帝国体系中领土权力和非领土权力互相较量，此消彼长。分清美国权力中实体的、领土的、以行为体为中心的权力和非实体的、非领土的、系统性的权力对分析研究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二）远东与其他地区认同
从20世纪开始，英国外交部一直把东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这几个地区的事务一并划归其远东和太平洋司管辖。事实上，亚洲大部分国家的政治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一个世纪以来一成不变的以地理距离为尺度的机构设置显然已经背离了亚洲的实际情况。对于这些亚洲国家来说，亚洲的地区认同不是根据它们与欧洲或与西方世界的地理距离来定义的，也不是指某一具体的文化或文明内涵，而是一些通用的、有地区共同特点的理念。（亚洲的）政治精英们并不是要取代国家或民族认同，他们只是借用亚洲地区认同作为国家及民族认同的补充，以实现不同的政治目的。
新加坡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在20世纪70年代，受政府之托，新加坡的认同概念发起者们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目的是服务国家建设。于是亚洲价值观成为新加坡迅速演变的、多种族城市社会的思想体系，它整合了来自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各种认同观念，避免了冲突。新加坡大胆设计并实现了其现代化进程。然而比这个成就更让人惊叹的是，这种现代化并没有过多地受到西方化的左右，而是保留了新加坡多种族的社会特征。政府成功地使人们认同了亚洲价值观，为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领导地位找到了依据。因此，那些主要种族并没有过分强调各自的小群体。在处理种族多样性问题上，新加坡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色拉拼盘（salad-bowl）”模式，而不是自下而上的“熔炉（meltingpot）”模式。“亚洲价值观”的提出，不仅有效团结了有分裂倾向的马来人和印度人，还防止了一些不良的西方影响。“亚洲价值观”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被美国一些颇有声望的保守派智囊团所推崇。尽管是这样，对于大部分亚洲国家来说，牵强地把这一认同概念推广到地区范围还是毫无意义的。简而言之，“亚洲价值观”没有明确的地理界线，是新加坡精英们进行国家建设的思想保证，但不能用它来夸大亚洲某一经济奇迹在地理和文化上的优势。
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也同样是借用亚洲地区认同来实现它们的政治目的。为此，马来西亚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行为，并支持建立一个没有美国介入的、由日本或中国领导、有凝聚力的东亚政治共同体。澳大利亚则拥护一套更普及的亚洲地区主义。在后欧洲（post-European）集体认同中，澳大利亚力求打破欧洲种族和文化遗产带来的种种束缚。但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在文化上，澳大利亚都没能成为亚洲的一部分。对美国和日本来说，亚洲的概念远不如亚太、太平洋地带等等类似说法有吸引力。这两个国家都倾向亚太，而不是亚洲；它们希望融进一个向所有环太平洋国家开放的地区，创立于1989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就是这种想法在制度上的表现。
在亚洲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对历史的）共同记忆也起到一定作用。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持久争议以及近年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靖国神社的多次参拜行为在中国和韩国等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日情绪。出于政治原因，久远的历史仍然影响着当前的亚洲局势。战争、失败以及占领等历史事件没有带来彻底的转变，只是震动了日本君主制和保守的国家官僚机构等已有的制度。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教育厅赢得了教育政策中央集权化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厅在和左翼的日本教师协会的较量中逐渐争得上风。从那以后，日本政府开始同意出版一些有强烈日本民族主义内容的历史教科书。随着对战争的恐惧和罪恶羞耻感的减弱，日本政治领导人变得大胆起来，他们开始做出一些象征性举动，反映出他们自负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比如参拜靖国神社行为。就在几十年前，日本的战争机器使其周边国家遭受了创伤，给他们带来痛苦的回忆。尽管日本高层政府官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歉意，但这无法改变日本傲慢、自大、过于强调民族主义，无视其他国家感受的形象。
正如对历史的共同记忆，反美主义也不是一个连贯的政治现象。[2]它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东亚的不同地区。例如在过去的30年中，日本的政党体系偏向右翼，一种新的民族意识深深地影响了年轻一代人，已经使他们不同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人们。另外，朝鲜的核问题以及中国的崛起成为新的关注点，这些因素使得反美主义情绪事实上在日本已经消失。但是在韩国，民主化并未使人们对美国在朝鲜半岛生硬粗暴的政治风格和外交政策产生什么好感。而中国则一面支持美国化的全球化，一面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其抵制美国强大影响的有力意识形态工具。尽管没有反日情绪那么强烈，也不那么具有民族主义特征，反美主义作为一股潜在的力量，在很多问题上一触即发，尤其是反复无常的台湾问题。总的来说，和亚洲认同一样，共同记忆和反美主义所反映的是多种认同和利益，人们很难给这些错综复杂的认同和利益贴上简单的地理标签。
二日本、中国与可渗透的亚洲
亚洲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是以一系列经济奇迹为标志的，从日本到中国以及夹在它们中间的东北亚和东南亚。日本依靠的是其国家经济和国际安全战略，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则是国际经济和国家安全战略。这两个国家同处在可渗透的亚洲，是这个地区经济和安全事务的两个支柱。
从1945年以后，日本在美国帝国体系的庇护下显著地崛起。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60年代和70年代的越南及东南亚，美国进行了全球范围的反共产主义活动。在此过程中，日本一直充当美国在亚洲的军火库，这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财富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在全球地位上升的10年。但紧随其后的是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结果导致日本持续10多年的经济停滞。从制造业能力以及技术实力来看，日本在亚洲经济中的绝对前沿地位受到挑战。但是从经济角度看，日本已日趋成熟：它拥有勤劳节俭的人民，也面对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它同时要考虑过度的社会同质性所带来的局限，需要打破“家族性国家（familynation）”的限制。但是始终不变的，是从1945年以来日本和美国由各种利益决定的安全联盟大战略。近年来，日本对美国的忠诚甚至显得有些固执。
和几十年前的日本一样，中国的迅速崛起让人眼花缭乱。在对中国人民来说灾难深重的两个世纪里，这个国家先后经历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内战、日本军事入侵、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挫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改革以惊人的速度使城市和沿海地区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这种发展势头已经蔓延到内陆地区。这片土地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外资，特别是来自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资本。中国没有采取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向着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描绘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在此过程中，它与散居在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建立了联系，中国的民族资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个财富上的积累，更是与地区市场重新建立市场关系的结果。
（一）日本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的国际战略基本上是围绕它与美国的关系展开的。以美国人的视角从日本的立场出发看待亚洲，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战争和占领淡出历史舞台，亚洲变得更加重要，而日本的重建和经济影响力也使它成为这一地区占有绝对领先地位的经济强国。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所寻求的不只是在某一时期充当亚洲与西方的中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及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在80年代的全球金融市场中迅速崛起，而这更使得日本完成了从美国的附庸国到支持国的战略关系转变。
完成这一转变的日本在很多方面对美国的政策给予了大力支持。[3]它协助完成了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些基础制度的革新，带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某一时期曾是最大的国际援助贡献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干预金融市场和重新调整世界主要货币币值等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也因此为本国企业在多个生产领域的外向型发展提供了机会。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开放其市场的要求表现出了不情愿，但是在90年代还是慢慢屈从了美国的压力，开放了其商品、服务及资本市场。
作为美国的坚定支持者，日本把亚太看做一个它可以行使经济领导权的地区。在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塑造各自国家经济发展规划时，日本政府想利用国际援助、贸易和建议等直接手段领导亚洲，同时以值得效仿并且有吸引力的经济成功模式对亚洲国家实施间接影响。日本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一个发展的、完善中的亚洲。它希望把提高生产力作为焦点，以此转移人们的视线，避免政治上的争吵并驱散历史造成的对它的敌意。日本注重拉动出口和对外合理投资，为促进有竞争力的产业的繁荣创造政治条件。因此，地区发展和日本的强大自然地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所谓的双赢局面恰恰可以为日本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不对称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
事实证明，这个策略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其他亚洲国家对日本及它所提出的各种计划的质疑和敌视，日本为正式的地区融合方案所做的设计纷纷失败。20世纪70年代初，经历了数次无情拒绝的日本政府转而关注一些非正式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亚洲地区融合方案。它开始青睐一些更为松散的非政府机构。这些机构通过吸收尽可能多的成员以扩大日本的影响，有的甚至可以在没有日本参与的情况下运作。在1985年日元戏剧性的升值后，日本企业很快发展起全新的大型分包商及子公司网络。现在日本企业的国外供给线在地区范围内运作，它们为日本的纺织、汽车和电子等行业提供了地区性的基础结构。无论是生产厂商还是买家都需要这些复杂的多层次安排。因此，日本的对外投资对具体经济部门接收投资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所在的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日本的介入促进了东亚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而现在，韩国、朝鲜、中国台湾、东南亚以及中国企业更为这种一体化趋势提供了新的动力。
能够不断吸收亚洲出口产品的美国开放市场（先是来自日本，然后是韩国、中国台湾以及新近完成工业化的东南亚国家，最后是现在的中国）是实现地区化进程的结构条件。一个可渗透的亚洲地区经济的出现，需要美国消费者对亚洲低价产品的“好胃口”，需要美国向亚洲产品开放的市场。而且这完全符合美国的大战略，那就是支持开放性市场的自由化，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迅速工业化却趋向保护主义政策的经济。如果失去大商场中的美国货架，就不会有那么多亚洲经济奇迹，更无从谈起亚洲地区主义。
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更直接地体现了它作为美国支持国的角色。[4]由于受到反战主义大众文化的限制，再加上不得不顾及颇有争议的和平宪法第九条，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九一一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一直奉行支持美国的政策。这种坚定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显而易见，委身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可以得到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对于日本来说，它之所以能做到只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用在国防开销上，是因为美国纳税人负担了大笔费用。随着日本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也对其施加了更多压力：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同时也要承担更多义务。日本的两位首相中曾根和小泉纯一郎一直是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他们都适时地抓住美国政策所提供的政治开放空间，使日本以自信甚至武断的姿态出现在国际事务中。
（二）中国
中国加入全球市场，逐步发展成一个可信赖的地区强国，而且将会在全球事务中担当主要角色。这是苏联解体后，影响美国帝国体系的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已经能够取代日本，成为在亚洲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经济强国。实际上，中国与日本之间仍有很大差距。在2002年，日本GDP占全球GDP的13.5%，这一数字几乎是中国GDP所占全球GDP数据的4倍。与购买力平价标准相比，市场调剂外汇能更好地衡量地区经济活力。日本的市场调剂外汇以4：1的比例领先中国，而如果按人均计算，这一比例跃升为40：1。经历了10年的经济停滞，日本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总GDP所占比值从72%下降到65%。在同一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即使是这样，中国GDP占日本GDP的百分比只是从13%增加到了23%。[5]也许在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不能忽视的是，直到2005年中国仍大大落后于作为世界主要出口国的德国。有些记者和政治家在80年代曾经大肆吹捧日本的经济发展，现在也有人盲目称赞中国。不过无论怎样，确实有一些重大变化正在重塑东亚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
中国作为一个可信赖的地区强国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这一点可能还没有被所有人接受，但是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6]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从一个革命者的角色转变成了一个有现实主义头脑的国家。中国的政治思路倾向于权力政治。这使得很多观察家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耻辱之后，中国究竟是不是要恢复往日的光辉？体育中的国际政治、对能源的不断需求、排外的民族主义、经济上的重商主义、无不印证着这种猜测。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使很多现实主义理论家没了用武之地，于是他们卷起铺盖，把视线转移到了东方。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一个“有足够敌对气氛”的地区，而中国台湾正是那个最有可能被点燃的导火索。[7]
但是中国外交并没有一直遵循权力政治的思路发展，这种变化使现实主义者们大失所望。中国意识到增强经济实力和“和平崛起”会带来更长远的好处。因此，在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时候，中国成了多边主义的积极拥护者。从2002年9月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策略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把美国定位成了革命者，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充当了现状维持者的角色。在反恐的斗争中，美国政府追求的是长久性的彻底变化。即使在有时间和机会争取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美国也想拥有先发制人进攻的权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起坚持认为，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所引领的多边主义时代一样，国际授权（动武）是合法而且必不可少的。中国既要顾及其领土主权利益，又得考虑多边主义外交的需要，包括棘手的朝鲜核问题。因此，它必须提倡反对霸权主义。对中国来说，中国式的“跟风”政治是更加合理的选择，远比在东亚地区效仿当年欧洲的均势政治安全得多。
这并不能排除未来中国国家安全政策与美国政府不同部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中国的运作方式是统一的，而美国不是。几十年来，正是美国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不断产生的矛盾，一直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如在促使日本做出贸易让步的过程中，美国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来自国会的压力，可以增加对外谈判时行政部门讨价还价的筹码。在中美关系敏感的台湾地区问题上，美国行政部门倾向于支持中国政府（一个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在美国国会以及整个美国政治系统所进行的长期游说活动，给一直试图扩大政治影响的台湾当局提供了回旋周转的余地。在任何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中，国会（对中国台湾）的支持使美国总统不敢轻易放弃这个小岛。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并不会妨碍渗透性地区的形成，而会从结构上成为形成渗透性地区的诱因。这是在美国帝国体系中，中国的上升趋势所具有的特殊性。散居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不会回归中国，但是他们会与中国密切合作。[8]19世纪，成百上千万中国人离开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到东南亚的不同地方安家谋生，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中国移民在不同的国家成为当地的经济精英。他们长期持久的家族关系是他们在地区市场发家致富的关键。不断有亚洲国家在其他新兴发展型国家的帮助下创造自己的经济奇迹。而海外华人的关系网就是连接政治精英和国外企业的重要中介。虽然华人经济的核心仍然是家族控制，但是很多股份和行政控制权还是逐渐被当地的政治精英们所接管。据报道，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经济，单就经济规模而言，列世界第4位。
和“亚洲”这个概念一样，“海外华人”的内涵也是模糊易变的。对于19世纪散居在外的华人来说，方言、家乡、血缘关系还有行会都是造成分割的因素，因此他们缺乏统一的认同感。后来，中国又深陷在内战和革命动乱中。虽然东南亚各地的华人都过着流亡国外的生活，但是这不足以抵消他们在各个国家所形成的不同政治经验和观点。如果要定义海外华人的文化特征，那就是他们几乎不受限制的机动性。通常，他们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组织、建立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和责任上，而不是以法律和国家凝聚力为基础。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这些跨国界的经济网络成了需要中国面对的一个难题。在1953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外华人被算做中国人口的一部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海外华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拥有代表权。[9]但是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冲突使中国政府改变了政策。华人的民族向心力被视为对这些国家政权的“威胁”。1957年以后，中国采取鼓励海外华人获得当地公民身份的对外政策，并支持华人们接受当地教育。1975年和1978年的中国宪法取消了海外华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资格。在过去30年中，大量海外华人在他们的新家园接受了公民身份。现在海外华人指那些在东南亚出生并拥有当地国籍的华人。他们以很大的比例控制着东南亚经济。海外华人拥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高达80%的公司法人权，拥有大约40%的菲律宾公司法人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无论是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政府，都通过鼓励外商投资、允许汇付、发展旅游业等方式，努力加强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和海外华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和中国台湾的关系。巴里?瑙藤（Barry Naughton）所谓的“中国经济圈（China Circle）”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人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断加强的结果是台湾迅速的产业空洞化。尽管台湾当局试图抵抗中国经济的巨大引力，但是现在有近100万中国台湾商人住在中国内地，这使得台湾当局的努力付诸东流。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吸引了约50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这大约是自1945年以来日本得到的全部外商投资的10倍。据估计，在1985～1995这10年中，中国2/3的外商投资实际上来自国内，一些中国商人利用香港规避国内税收，真正意义上的外商投资只占1/3。而1995年以后，外商投资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5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中，大概一半来自中国台湾，还有一部分额外投资来自东南亚。[10]尽管没有具体数据，但是随着亚洲商业网络在全球的扩大，未来海外华人与中国内地之间更加紧密的商业联系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中国崛起和亚洲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是由这些非正式、以市场为基础的商业联系所确定的，而不是那些正式机构。因此，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不是国内现象，而是一个地区现象。由于身处亚洲，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与亚太及美国帝国体系密不可分。
三美国帝国体系下的日本化与中国化
日本化和中国化是对涉及传播、仿效和影响的各种政治过程的抽象。但是这两种政治过程不能被不同国家、地区当做可以直接复制的样板。另外，使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失望的是，日本化和中国化并不表示亚洲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重塑。[11]
(一)日本化
日本化首先出现在那些被日本企业所控制的市场中。20世纪70～80年代的汽车行业是一个被广泛研究的案例，它可以说明发生在美国和亚洲的局部日本化现象。在过去30年中，丰田对底特律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现在的丰田更有取代通用汽车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商的趋势。从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的技术民族主义是其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而这种技术民族主义也支撑着日本复杂完善的生产方式。90年代以来，日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变化和一些技术强国的兴起把日本的优势转化成劣势。日本如何面对这些新挑战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日本化趋势在亚太地区扩展开来，同时也开始影响美国。对于生活在东亚主要大城市的城市中产阶级来说，日本越来越有吸引力。这不仅因为日本国力强大，拥有尖端的技术，更因为它善于抓住大众文化中蕴含的快速发展的市场活力。日本的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创造了新的消费形式和生活方式。这使人联想起20世纪中叶形成的大众消费体系。
电视节目、歌曲、漫画、玩具、时装和食品都是大众文化产业。它们是第二次日本化浪潮的核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最近，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流行文化成为日本流行文化的竞争对手。在新加坡，掌握日语一度是得到一份好工作的关键。不仅是东亚，日本流行文化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吸引力。在某些方面，比如儿童电视节目和动画电影，日本已经取代欧美，成为全球文化产业的中心。
（二）中国化
中国化也是指那些越来越能体现中国和海外华人重要性的相互关联的过程。中国化在东南亚不同的国家背景下呈现出不同形式。华人是整个东南亚职业性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量掌控着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华商的投资范围很广，遍布他们的所属国、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有很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的上层及中上层华人，纷纷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新加坡或香港地区的中学去学习普通话和英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让孩子到英国和美国去接受大学教育和高级职业培训。中国化是一个由市场推动的现象，它不再由宗派或方言等排外的地方特色决定，因为一些共同经历形成的广泛社会联系才是中国化的基础，比如会讲英文或者曾经在欧美的专业学校学习过。
明显的中国化呈现在世界经济的不同领域，尤其体现在中美关系中。中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世界工厂，将会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出口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还在持续增加。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史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将会成为下一个产生政治摩擦的原因。从策略上看，中国不太可能大幅度地变化币值，充其量会有些小调整。再考虑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它更不会很快开放其资本市场。中国需要多渠道而且稳定的石油进口来支持其高速的经济发展，因此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和政治冲突是极为可能的。某些行业有活力的发展，也会为两国制造政治压力，比如2006年全球纺织保护制度的终结，再比如未来的钢铁、汽车还有电子行业。
中国化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化很像，但是现在的情况要更加复杂。中国依靠大量国外资本发展，既有海外华人的，也有来自其他投资者的。在不同国家的投资者之间，在外向型和内向型经济部门之间，都会有越来越多的贸易争端矛盾。因此，中国化将成为现代资本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将对美国和其他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构成强大的政治挑战。
（三）美国帝国体系中的日本和中国
日本化和中国化在笔者所称谓的美国帝国体系内互相较量，难分伯仲。[12]美国在一个由渗透性地区所组成的世界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日本和中国正是运作在这样的环境中。[13]最近，可以看到中日关系的显著恶化，在2004年到2005年的18个月中，一系列引人注意的事件严重地影响了这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14]
双方对于过去有不同的见解。这点可以体现在一系列事件上：中国强烈反对在日本教科书中对日本在东亚战争中侵略者角色的修改，也不答应日本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个人电脑拥有率两方面的增长速度都是日本的13倍，专利申请增长速度是日本的12倍，贸易增长速度是日本的11倍，而中国的研究发展经费增长速度是日本的9倍。[15]目前，虽然日本仍是东亚地区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这一势头显然正在减弱，这也引起日本国内某些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因此，还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可以通过共同的反美主义化解地区矛盾，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关系充满怀疑和对彼此的敌意。
四结论
这篇文章论述了3个相互关联的观点。首先，美国既是一个行为体，也是美国帝国体系的一部分。这个美国帝国体系改变着一个由渗透性地区组成的世界，同时也被这个世界所塑造。东亚不是一个在地理上有明确界限的空间，它有各种各样颇有争议的认同。其次，日本奉行的是国家经济战略和国际安全战略，而中国一直遵循国际经济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不管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实力如何变化，但是这一对政治组合仍然使一个渗透性的亚洲牢牢固定在美国帝国体系中。最后，随着日本化和中国化在美国帝国体系中的蓬勃发展，中日之间的历史分歧和两国之间不断加强的敌对情绪也为美国创造了条件，使其可以在东亚地区继续作为重要政治角色发挥作用。
日本和中国以不同的方式与美国帝国体系联系在一起。一直以来，作为美国的支持者，日本与美国之间形成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中国与美国的联系则植根于中国重视经济开放性的发展模式。因此，一个渗透性的亚洲被各种安全和经济关系固定在美国帝国体系中。
在这个中日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的时期，美国在东亚地区至少可以在短时间内起到稳定的作用。美国作为一个隔岸大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会积极进行调停斡旋。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就曾经提出在中日之间开展“二线”对话，使两国能够共同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他近代史。[16]另外，亚洲的渗透性特点为日本化和中国化都提供了发展余地。这两种趋势与美国化一起创造着一个混合型的亚洲。亚洲的发展不能由北京、东京或是华盛顿中的任何一方单独决定。[17]换句话说，日本和中国需要的是融合，不是对抗，也不是倒向一边的竞争，混合型秩序对双方都有好处，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两国在美国帝国体系中的位置。最终，美国帝国体系也许能够适应中国、日本和东亚提出的挑战，但不会容忍由于无视国际合法性要求的单边滥用权力行为所造成的伤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白云真译）
注释：
笔者参加了丹麦奥尔堡大学题为“1945年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愤世嫉俗还是乐善好施的国家（帝国）？”研讨会，受《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之约，笔者根据该会议发言稿修改而成此文。笔者感谢此次会议的组织者乌夫?赫德陶福特（UlfHedetoft）教授准许此论文以中文版的形式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