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社会”在国际关系学的学理上具有特定的含义。中国加入其中的国际社会，并不是世界各国在价值观和制度上都获得了一致认同的“同质性国际社会”，而只是全球化深入发展过程中价值观念和制度仍呈多元且力量严重不对称的国际社会。中国所加入的国际社会，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和集合体。
一、“国际社会”的学理含义
在对中国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加人国际社会这一命题予以确认之前，有必要从学理上弄清楚什么叫“国际社会”。我们知道，对“国际社会”作出系统论说从而提出一套国际社会理论，这是国际关系理论界“英国学派”的一大贡献。“英国学派”尤其注重对国际关系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的研究。该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强调文化、价值、国际法、国际制度等属于社会范畴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该理论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认为国际体系中各个国家被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国际规则和制度所联系而构成国际社会;指出正是这些共同因素的作用，使得无政府的国际关系并非霍布斯那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而是类似洛克那种具有共同社会纽带和理性规范的自然状态，即无政府但有秩序的社会状态。
作为“英国学派”主要代表的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提出了“国际体系一国际社会”的双重概念，并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作了区分。他认为，当国家(或者更一般地讲政治实体)间有了足够频繁的交往，以致一国的行为成为别国对外事务中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时，它们就形成了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是国家间相互作用的系统;当国际体系的成员被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共同规则和运行机制联结为一个整体，就形成了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是先于它存在的国际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布尔看来，国际体系概念主要强调权力关系，用于描写国际总权力的结构;而国际社会概念则主要从形式上反映各国的平等关系，反映相互平等和享有合法主权的各国否定等级体制，向由国际法、国际机制和规范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治理世界的“无政府社会”演进的历史过程，它并不强调权力关系和结构。
英国学者运用功能主义的或历史文化进化的方法，考察了国际社会发展的历程，认为19世纪末以欧洲为主的国际社会开始逐步向全球扩展，直至20世纪中叶及二战后诞生了全球性的国际社会;而全球性国际社会实际上是由具有共同文化的西方“同质性国际社会”和这个“同质性国际社会”与其他区域文化体系互动妥协而成的“异质J性国际社会”整合起来的，因而是一种多文化的社会。不过，经过战后几十年的演进，特别是随着苏联的崩溃，多文化的国际社会仍然处在由西方价值观和欧美制度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主导构建之中。例如英国学派中提出所谓国际社会向心圈观点的另一位学者布赞(Barry Buzan)就认为，国际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国际法和最初的欧洲的共同体，所以西方国家处于核心圈;中国、阿根廷、印度等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中间圈;那些在国际上比较孤立和用高压手段统治民众的小国，如朝鲜、缅甸则处于最边缘的地带。布赞的“向心圈”观点，无非是其对通过由西方文化主导和扩展来构建“多文化国际社会”这一理想的另类表达。
显然，“英国学派”所建构的国际社会理论，比较重视和强调国际体系中各国由形式上的平等关系而产生的整体性，比较重视和强调各国对于西方价值观念的认同对于这一整体的意义。然而，事实上，即使最初的国际社会，其内部就不是平等的，其成员在利益观、价值观和制度规则上也是有差异的。今天看来，由历史所放大了的当下“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首先，随着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尤其是国际体系中的各大国要解决的共同问题、要实现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因此它们在那些有利于解决共同问题、实现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念和制度规范上较易于达成共识;但是除了由这种全球性问题所决定的共识(或所谓“同质”)部分外，各国因各自不同的问题和利益而持有的异识(或所谓“异质”)部分却大量存在着。既有同质的部分，又有异质的存在，这就是当下国际社会的矛盾。它的实质，是当下国际社会既具有全球性的一面，又具有文化上的多元性的一面。其次，由各国的综合国力不平等、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不平等及事实上的不平等所决定，国际法、国际体制和机制所赋子的各国平等只是形式上的而非事实上的，当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被强权破坏时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就更为明显。当下国际社会的这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矛盾，说到底，是由各国力量的不对称造成的。
当今的国际社会既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又是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同力量竞争共存的集合体。中国所要加人的国际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统一体和集合体。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挫折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以欧洲列强和美日等国为主体的西方国际社会急剧向外扩展的一百年。这一百年里，由清政府、北洋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历经苦难，在开始时就非常痛苦地告别了昔日曾经拥有过的大国地位，然后积贫积弱，内部动荡和战乱不止并陷于分裂，以致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影响，成为西方国际社会扩展的一大地域和文化对象。“每一个大国，凡是向软弱的中国提出保护或帮助，都意在干涉中国的内政，都对中国应如何解决国内问题各持己见，都想把中国纳人自己的区域或全球社会经济秩序。英国想把中国纳人它新老殖民地的商业圈。美国则想把中国搞成一个民主、开放，也许还是基督教的国家。30年代和40年代初，日本想把中国并人它的‘大东亚共荣圈’。面对西方国际社会的扩展，中国曾经妥协过，抵抗过，在妥协、抵抗、再妥协、再抵抗中或挣扎于国际社会的边缘，或自处于国际社会之外。即使处在国际社会的边缘，那也是在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不断遭受侵犯且抵抗无力时，不得不以赢弱之躯和极度沮丧之态，被强行吸附的。这时的中国作为现代国际社会中的边缘成分，其独立性受损，主权残缺，地位低下，并且饱受欺凌。
当历史发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结束了内部的分裂动乱，挣脱了外部西方列强的控制，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主权的全面回归。但在新中国何去何从的关头，由国内外各种客观条件所规定，它只能选择一条与西方国际社会不同但却有利于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这条道路无论在内含的政治价值取向卜还是在外在的制度形式，是西方国际社会依据自己的经验所难以认同的。因为第一，就政治价值取向而言，自始指引这条道路的纲领就与西方国家统治阶级所崇尚的国家观和世界观相对立，它视西方国家所谓的平等、民主、自由等为极端虚伪的东西，主张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实现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大众为实现这一纲领、首先为推翻西方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和在华影响所进行的殊死搏斗，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成立。第二，就这条道路必定造成的制度形式而言，无论是公有制、计划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些已经存在于苏联的新式制度，对于将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有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看作命根子的西方资产阶级来说都是致命性的。总之，新中国选择的这条道路，不仅直接触犯了西方垄断资本当时的在华利益，更是对西方国际社会自身的稳定和它在全世界的广一泛和长远利益产生了威胁。因此，选择了这条道路的新中国自然就站到了西方国际社会的对立面，被后者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这种状态，决定了中国不仅不可能进人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而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打破西方国家的武力围剿和经济封锁，否则中国自身的独立和生存就会变得极其困难。正是出于保证国家独立和生存这一最基本的考虑，同时也为了信守自己的政治理想，新中国采取了与给自己树立了榜样的苏联结成联盟的对外政策，尽管这项政策导致中国被纳人斯大林希望建立的独立于西方的世界体系。在中国革命胜利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断强化对中国的遏制，此举迫使中国更加强调自力更生，决定在湘对封闭的环境里一心一意探索自己的建设和发展道路，于是与国际社会渐行渐远。
然而，同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式前进一样，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也是曲折的。就在西方国家在国内抓紧利用战后的和平机遇和新的科技革命成果迎来资本主义又一个“黄金时代”时，它们的外部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亚、非、拉广大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从而使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而苏联成为西方阵营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西方阵营的龙头老大美国陷人越南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中国与苏联不和并且面临着后者的直接军事威胁，等等。对中国来说，这些变化中的后三项意义最为重大。美中两国缘于各白的战略考量，在相互敌对20多年后开始相互接近，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两国间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在中美建交前后不太长的时间里，中国同原先不承认中国的世界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这一连串事件，使中国20多年与外界基本隔绝的局面得以结束，尤其是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应该说，这是中国加入了国际社会的重要标志。但是要看到，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增多，尤其是美、英、日等西方大国同中国建交，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等，只是在一定意义上即在象征性的意义上表明中国加入到了国际社会。因为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加人了国际社会，不仅要看它是否在外交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虽然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还要看它是否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环境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同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起了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的建立才是一国加人国际社会的决定性条件。如果一国只是达到了加人国际社会的最起码要求而不具备加入国际社会的决定性条件，那末它离真正加人国际社会的距离还相当遥远。
由此看来，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还不足以证明中国完全加人了国际社会。只有当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从而使其加人国际社会的决定性条件已经具备时，它才在完全意义上加人了国际社会。事实上，中国加人国际社会的实质性步伐是在20世纪90年代迈出的，而当21世纪之初完成了加人WTU的必经程序时中国才算加人了国际社会。
三、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继续努力和成功
中国为创造加人国际社会的决定性条件而努力的历史进程，无疑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显示了中国政府再次改造中国社会并使之与国际社会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的坚强决心和果敢行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首先，使自身的经济体制开始发生变动，让在西方国际社会行之有效的市场机制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逐步起调节作用，从而激发了经济体的活力，使中国人民重新燃起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彻底摆脱贫困落后以不致被“开出球籍”的热切期望。其次，改革开放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自上而下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形式来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以民主、法治的精神来重构政治领导体制和政治参与体制，来组织各政党和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生活参与，使“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塑造社会政治形态的准绳和指南。最后，改革开放更使中国人民关于外部世界和自身同外部世界之关系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开始实事求是地审视资本主义世界“一天天烂下去”、“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战争不可避免”和“打完了仗再建设”等相延已久的判断和结论;比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又认识到，“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这里所谓“国际的经验”，显然是指国际范围内治理国家经济和政治等一应事务的成功经验，而不管这种经验出自实行何种社会制度和何种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国不再过分强调“世界革命”的形势，不再超出国力许可支持外国某些貌似革命的势力，而是实行同各国普遍“打交道，搞好关系”、在世界上“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的方针，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同世界各国普遍交往，尤其是同西方大国进行经贸、科技、文教等领域的交流和政治及军事领域的对话。
到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所发生的中国重新接近和加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视自我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再现自我的身份和利益以重新确定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的过程。这种“再现”和“重新确定”，是中国加人国际社会前的必要准备，没有这样的准备，就不能提供使中国和国际社会现有成员之间相互解读、相互认知的基础，从而进入不了国际社会。进人不了国际社会，就谈不上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产生互动，更谈不上推动国际社会向进步的方向发展。因为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大小不同的社会(国际社会是最大的社会)，离开了内在于其中的社会成员间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其变化和进步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一个国际社会的后到者来说，最初决定他能否顺利加人国际社会的因素集中地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的“自我角色确定”( roletaking)，一方面是国际社会现有成员的“他者角色确定”(altercasting)。按照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要流派之一—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亚历山大·温特的说法，自我角色确定“只有在他者予以确证以后才产生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关系之中才具有意义。史密斯在任何他愿意的时候都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定为‘总统’，但是除非别人也认为他是总统，否则他是不会成为总统的，这时，他关于自己的身份确定就是没有意义的。
就在中国通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重新确定自己的角色以准备加人国际社会的时候，当前的国际社会尤其是其成员西方大国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为它们尚未修正自己的旧观念尤其是消除自己的霸权心态，仍然从自己预设的定义出发解读中国所发出的信号，以致在这一信号面前未能及时改变自己的传统行为，重新确定自己的角色身份。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混乱的局面。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年代之交西方七国又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这种干涉和制裁所表现出的西方世界霸权主义者控制中国的欲望，说明西方国际社会还没有理解和认同中国对自己在国际社会应有身份和利益的界定。这无疑给中国加人国际社会的努力泼了一瓢冷水，给中国加人国际社会造成了障碍。
但是，这样的“冷水”和障碍不可能也没有中断中国加人国际社会的进程，它只是表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这一问题的解决，仍然有待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现有成员继续做好具有对应性的准备，或者说还有待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现有成员继续完成各自的身份确定，直至达成较为稳定的相互认知和认同。为此，一方面，就中国而言，它需要进一步自我塑造，即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来熟悉并运用国际社会的规则和制度，借以提升自身的现代化和进步性，并在这一过程中消除一种忧虑和克服一种心理，即消除担心自己的个性和需求被现有国际社会所吞没的忧虑，克服不讲自己的个性和需求而简单依附于现有国际社会的无为心理，以求在国际体系结构框架内争得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另一方面，就现有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大国而言，则需要加强自我约束，即消除霸权主义者常有的自大心态，放弃控制中国这一根本无力实现的利己主义欲望，本着“尊重差异”的原则尊重中国与自己相比较而存在的差异，尊重中国的个性和需求，以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接纳中国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的诚意，从而使中国建立起对现有国际社会的信任。
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人国际社会的步伐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推动这种进展的，虽说是中国的进一步自我塑造和西方大国的自我约束及双方的磨合，但从根本上说来，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的自我塑造及其在国际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90年代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结束了较长时间存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合时宜的争论，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中国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从而使中国有可能更加坚定地从实际即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中国所处的现实国际环境出发，大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整个90年代，中国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而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一方面，尽可能广泛地加入国际社会的组织和机构，尽可能成为更多国际条约和协议的成员，借此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广泛的承认和权利，同时履行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积极学习和借鉴人类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包括国际社会通行的用以建设物质、政治和精神文明的规则、制度和价值观念，如市场经济、法制国家、民主自由和人权等，将之嫁接于、服务于自身从经济生活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改革。其结果，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成熟，而且扩大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大大加深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面对中国90年代自我角色的稳定定位及语言和行为的更清晰表达，西方大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一定程度上收敛和约束了自身的控制者欲望和霸权主义行为。它们开始陆续放弃对中国的制裁，与中国建立起日益密切的从经贸、文化到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联系。除美国由于担心中国一旦强大可能不利于实现建立由其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因而在关系中国加人国际社会的“复关”、“人权”、“军控”等问题上给中国制造困难，甚至在关系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威胁(如轰炸我驻南使馆、台湾选举期间在台湾海峡显示其军事存在)以外，西方大国更多的是采取对我观察、与我交往和对话、在事关切身利益和全球利益问题上寻求与我合作的态度。
总之，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进一步自我塑造及其成功，使得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使得任何国家除了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以适应中国在国际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以外，无条件亦无能力阻挠中国全面加人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正是在90年代，中国不断拓展参与联合国所倡导的条约及活动的范围，中国先后广泛参与了国际环境体制、金融体制、贸易和投资体制、电信体制、军控体制和人权体制，加人了一系列与能源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协议，等等。除此之外，中国还对亚太地区的多边磋商机制持积极态度并大力协同之。它表明，中国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能源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同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起了互动关系。至此，中国加人国际社会的决定性条件已经具备。到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及“申奥”和“申博”的成功，中国无疑结束了一百多年游离于国际社会的历史，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加人到了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