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peesshr
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其目标是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改革开放之初，发起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目标是从个人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针对历史上和解放后所发生的各种弊端的根源也应当来一次思想解放的讨论，把人们从封建的小生产意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小生产意识有那么严重吗？有！太有了！小生产意识（或者说是小农意识）是中国近百年来一再失误，并多次错过经济起飞的总根源，因为小生产意识和以生产社会化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是不相容的。改革开放前发生的各种失误与弊病莫不与小生产意识有关，就是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都是小生产意识在无形中支配人们行为的结果。小生产意识在旧社会和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前、后的表现从五个方面可简略地说明如下：
一、政治意识方面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在旧社会平民百姓幻想并依靠青天，凡事忍让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就烧杀造反，进了官场就想事事专权。对上闹独立，对下想一手遮天。千百年来形成的“家有家长，国有国君，地方有民之父母官”，儒家的“君，臣，父，子”关系的教育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官长、父辈要下面绝对服从并事事包办做主，下对上完全依靠。解放后的计划经济使这种观念更为深化。个人靠工厂，工厂靠国家。解放初期，城市有一个歌谣：”小子小子你快长,长大进工厂,七天一休假,半月一开饷。病了有依靠，困难工会帮,吃香喝辣把福享。”工厂的产、供、销完全由国家包办。改革开放后，国家把企业推向市场，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国家对工厂的产、供、销都不管了，个人和企业都不知所措，不少企业破产。千百年来我国的家长对子女包办一切，解放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多大变化。现在不少孩子毫无自理能力。报上介绍，有一个离开家乡的女大学生要按照妈妈写的衣服编号与月份对照表来更换衣服的事，这虽是极端个例，也说明了父母包办，子女依赖的普遍现象，从上学、结婚、看护孙子，老人要包儿女一辈子，不少子女还要啃辛苦一辈子的老爸那点低得可怜的五、六、七百元的退休金。这和国外的18岁青年就要自立的情况相比，说明我国的意识与现代社会极不适应。
官民之间的从属关系也是根深蒂固的。“青天大老爷为小民做主”是常见的戏曲台词。解放后新编历史剧也有“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名句。这都反映了这种意识心态的延续。
自古以来老百姓就在“凡事忍让委曲求全”和“走投无路就烧杀造反”这两个极端中行事，没有“理性维权”的概念，当然那时也没有理性维权的环境，只能幻想包青天。这两种极端行为是小生产意识在平民百姓中的一个政治特点。历史上发生了多次农民造反起义的大事件。据历史记载，农军烧、杀极多，他们杀的贪官污吏、为富不仁是少数，大量的穷苦百姓死在乱军之下。在大规模群众造反的战乱中，往往要混入一些不事生产的投机钻营的流氓无产者。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烧杀成性。解放后的新中国，人们对于“理性维权”又有多少认识？官员的公朴意识又有多少？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仍然继承了历史上这种小生产意识，虽然中央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那些投机钻营不爱劳动的混子，专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成为打、砸、抢、烧、杀的先锋。百姓的小民顺民和暴民两种极端的意识，为民做主就是好官的官僚意识还相当稳固，
“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是我国官本位的思想根基。知识份子进入官场以后，思想就迅速变化，权欲越来越大，古代的封疆大吏们对上闹独立性，对下一手遮天。解放后有些干部对上只要民主，对下强调集中。集无政府主义和一言堂于一身，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都是这种意识的延续。
改革开放后从一言堂发展到一支笔，这一支笔特别厉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是为所欲为，把国家财政当作他自己的钱袋子。一些单位利用罚款得来的小金库更是任其支配的资本，至于截流上级的救灾款、扶贫款，咬上几口唐僧肉的事也时有报导，甚至于工段长街道主任都有一支笔的特权。某个市委书记刚一上任就到南美、非洲去考察，说是去招商引资。她到一些不发达地区引什么资？再说这也不是她书记该做会做的事，说白了就是她利用权利先到一些不容易去的地方旅游，反正以后去欧美、日本的机会很多。一些进入官场的人权欲是没有止境的。据报导某个小小的市长也搞了一次本市检阅游行活动。他仿效国家领导人的姿势，手臂高扬，向游行的群众队伍致意，还模仿中央领导的声调，来个“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二、经济意识中的保守、自我封闭和自成系统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人们津津乐道自给自足封闭的桃花园生活。解放后把这种思想完全继承下来。各单位都要办成自己配套齐全的封闭体系。在工厂除国家计划内的原材料、配套大件以外，其余的尽量由自己制造。在万不得已时才找人协作一下。当原材料紧张时，就要自建原材料车间。当国家分配的大学生不能满足需要时，就自办大学，不少工厂按上级要求,都自办了农场。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小学、小商店等等一切设施，俨然像是一个个自我封闭的无形城堡，各单位都是一个小社会。
地方的封闭思想更为严重，总想建成本地配套的封闭体系，改革开放前，在报刊上年年要反大而全、小而全，就是反不掉。
改革开放后，虽然对社会分工生产协作以提高经济效益有了一定认识，但对于自我封闭自成系统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克服，而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一些企业不计效果地搞设备引进，价值上百万元的加工设备，即使是一年只用一两次也要引进一台，使这种昂贵的设备常年睡大觉。有的厂只用少量铸钢件，本可以由本市的铸钢厂协作解决，却千方百计地申请搞了一个铸钢车间，说“自有自用方便，不必求人”该车间一年开工日不到10%，工人没事就打扑克。
改革开放后，各地方各行业自成系统的意识并没有消退。有的地方不顾国家的三令五申，大搞重复性建设，我国已经有了几大汽车集团，有些城市不顾本地条件也要上汽车制造项目，这完全是文革以前各地都要建成门类齐全自成系统思想的翻版。行业内资源不能整合利用，各家都另起炉灶，如各通讯公司都自建地下光缆设施，各家的光缆利用率极低，造成极大浪费，这些都是小生产意识自建封闭系统思想的反映。
报纸上披露，我国的六百多个城市就有180多个城市宣称要把本市建成国际性大都市，大建广场，拓宽马路，到处占用耕地建立开发区。这些不顾实际条件好大求全的思想造成了严重恶果。这是地方官员总想自成完整系统大而全思想造成的。
三、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与特殊要求。
小农经济在分配方面形成了双重的思想意识。他们反对阶级剥削，又羡慕那些小康人家。一方面向往对地主们来一次均贫富的变革，又力图也爬上中产地位，发个小财。不但不希望同那些比他们更贫困的人们均贫富，而且有机会也想捞一把。对上要求均分平摊，对下则要扩大自己的房产和田园，解放后这种思想不断扩张，平均主义大锅饭深入人心，以致发展到对任何一点差别都忿忿不平，长期执行脑体倒挂的分配政策。这种意识具有双重性质，他们对收入高的要求平均，对收入低的则强调自己供献大，工龄长，应该多拿，甚至于觉得他自己高得还不够呢。
改革开放后纠正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病，“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导弹不如卖苯蛋”的怨声消失了，然而从平均主义的极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其特殊心理迅速膨胀，不顾国情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一味与国外进行对比，说什么国外的医生月收入在四、五千美元，比我国医生高出几倍，我国极不合理，至于他的工资比工人高出七、八倍，有的还有一些红包等灰色收入的过高差别，这笔账他就不算了。小生产意识的双重性格与双重标准，近年来表现在各个方面。一些人总在埋怨别的行业涨价，加重了自己的经济负担，又极力要求自己所在的行业涨价，以便增加个人工资。
四、心理素质的两个极端。
小生产意识的心理素质极其脆弱，在穷困潦倒时悲观失望，“人贫志短，马瘦毛长”是这一心理的写照。不食“嗟来之食”恐怕是极少数。刚刚有些富裕就忘乎所以，摆阔显富讲面子，换妻易友，包奶赌博，挥霍浪费，忘记从前，“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是小生产意识的心理特点。
改革开放后，一些人的腰包鼓了起来，开始处处大方，逐步走上挥霍浪费的路子。沈阳天价的满汉全席，重庆啤酒节的狂喷，用19.8万元的年夜饭招揽那些讲面子的富豪老板。境内境外的豪赌，包奶嫖娼等等恐怕不是个别现象。八十年代报上经常出现的风云老总们现在还有几人？当年乡镇知名企业有多少已经销声匿迹？一些老板没有发展事业的长远打算，除挥霍豪赌外，就是把子女和钱财转到异国。
一些地方官员更是挥金如土。为了形象、政绩和招商引资，大建广场，加宽马路，盲目设立开发区，不惜血本，还要寅吃卯粮，真是花了爷娘血汗不心疼。有些地方拆房子都拆疯了，他们对不到二十年的六层居民楼房也要拆，好像中国已经富得流油。一些官员总想着拆房、卖地、赚钱，却打着城市规划的旗号。城市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地发展起来，规划只是给城市的发展建设引导方向，以避免其盲目性。更有甚者，要城市出租车一律奔驰化，广大市民对高级出租车不感兴趣，的哥们不堪重负，有的只好逃之夭夭。
国外老板和港台富人都很讲节约。他们要把事业做大做强，不断地扩大发展，还要回报社会。李嘉诚对教育和医疗等公益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内地富豪和官员们不应当对此进行反思吗？
五、只顾眼前不管全局不顾长远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我国古代的建筑、医药、各种制作工艺都极为高超，出现过不少的神医、能工巧匠，但在只顾眼前不管长远的思想方法指引下，都以实用为目的，很少在理论上进行总结提高，著书立说，传留下来。很多实用技能是以祖传秘方留给儿孙，还要传儿不传女。不少东西都失传了。
解放后延续了这一思维模式：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企业中表现是重生产轻科研，重产品成果轻基础工作，重实践轻理论总结。多年来一些企业领导人总是企图不干基础技术工作就生产高级产品，总是要求技术人员立竿见影地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质量，发展品种总要搞一些应用研究吧，领导人却说：”想搞研究的到科学院去，工厂是搞生产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加剧与多年反教条主义有关。在中国革命史上吃了教条主义的亏，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实用主义乘机兴起，”有用的就得马上见效，否则就是无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往往把理论当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排斥。实用主义在教育方面是片面地强调直观教学，否定逻辑推理。入门向导是要解决的，但入门以后就要抓住实质。一切科学的抽象更正确地反映着自然。用图纸与工件就是相似形这个比喻很好，但不能否定给相似形所下的严格定义。有的电影甚至把讲解牛顿三定律的教学讽刺为不受工农兵欢迎的教条。这种否定理论的实用主义是我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后在重视理论方面有所改进，但是在只顾眼前不顾全局和长远的实用主义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各个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为了GDP指标，往往用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小生产意识的思维方法处理工作，如假货遍地与地方保护有直接关系，五小企业如小水泥、小造纸、小煤窑、小采矿、地条钢、小化工等等遍地开花。为了眼前得利，对污染环境，不管后代的小企业袒护有加。小造纸厂不上污水处理设施，即使有了处理污水设施也不用，偷排污水已经成了地方心照不宣的规则，上级环保来检查，本地官员甚至于地方监察部门还要通风报信。小化工、小造纸害得农民有水不能喝，有地不能种，引起农民的不满。小煤窑更为恶劣，私挖乱采，煤炭资源利用率还不到20%，有的竟把矿井挖到老百姓住房的下边，使房基下沉，砖墙裂缝。
为了招商引资，不计后果，有奶就是娘，有的地方把“可以污染”和“廉价劳力”作为投资环境。这些急功近利的思想是小生意识最恶劣的表演。
我在《全面认识毛泽东关系到中国复兴大业和世界未来》中引用的《民族反思歌》就是是对小生产意识的概括。
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小生产意识对我国的危害极为严重。有人说自鸦片战以来的一切失误都是由于掌权人物的皇权思想造成的。但是掌权人也是社会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能不受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左右和影响。要解决思想意识的影响就要进行民族反思，以提高全民族的认识。能不能进行民族反思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标志，也就是能否全面认识自己。不能全面认识自己的民族，或是护短的民族是走不远的。
民族反思并不能抹杀本民族的优点，也不是丑化自己。不能说鲁迅写出《阿Q正传》，中国人都是阿Q，柏杨写了《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就全都丑陋？宣扬自己优点很容易，但不能总是自我陶醉，清醒地认识自我的两个方面极为重要。
有的说现在主要是体制问题，或者说是民主建设问题。也有的说当前主要是发展经济问题。
发展经济、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包括文化意识反思）是并行不悖的。这三者的关系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它们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
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在不同时期必有一个中心，另外则是中心的两翼。通过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可看出正确把握三者关系极为重要。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有三个时期：在共产党毛泽东的引领下，使中国站立起来，在共产党邓小平的引领下使中国富裕起来，今后还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带领下强大起来。
革命战争时期以政治为中心，经济文化为其两翼，那时紧紧抓住中心，对经济文化也没有忽略，党中央有人专抓边区的经济贸易，后又搞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延安建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吸收大批文化人参加革命，他们为政治中心加油呐喊，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这就从两翼方面保障了中心任务的顺利进行。
解放后，到了建设时时期，本应转变为以经济为中心，以政治文化为其两翼。但改革开放前没有考虑这个转变，仍以政治为中心，强调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结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一时期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由于有了政治上已经站立起来的这个重要条件，在经济方面从无到有，为今后打下了初步基础，造出两弹一星，使中国挺直了腰板儿，中国经济也站了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经济为中心的方针得以确立。我国的经济从有到大，确是富了起来。在政治、文化两翼的配合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三农问题、机构臃肿、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问题和上下争利的拜金主义等等。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改革开放的成绩不能低估，现在我国年产钢铁在三亿吨以上。请回想一下，经过八年的奋斗，1957钢产量才535万吨，在全国人民、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希望快速发展的急迫心情作用下，在1958年要把钢产量翻一翻，即1070万吨。全国掀起了为1070万吨而奋斗的大炼钢铁群众运动，这种大跃进运动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由此想到现在这三亿吨钢该是多么的可贵！毛泽东主席九泉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为了迅速摆脱贫穷，出于急速发展经济的急迫需要，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方针指引下，难免对其他方面有所忽略，如我国虽然说是不能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实际上还是没有摆脱西方的发展模式，甚至于比他们污染得更为厉害。当然我们不能原谅那些把“可以污染”作为招商引资条件的行为。还有一些可能是矫枉过正问题，如改革开放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后来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使分配差距过分悬殊，致使富者更富。穷的更穷。
现在我国已经具备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经济条件。这两年对三农问题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农民非常高兴，全国人民由此也看到了希望。在树立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指引下，我国一定能逐步解决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使我国达到真正强起来的目的。
从上述发展轨迹来看，正确处理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必须是：根据时代特点要“中心定位正确，两翼配合有力”。解放前三者关系处理得好，发展就顺利，改革开放前中心定位错了，就受到损失，改革开放后，中心定位正确，两翼配合不到位，因而出了不少问题。
政治、文化两翼如何配合经济这个中心呢？
政治稳定当然是关键所在，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核心。理顺分配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正是体现了这个核心问题。有人说民主体制特别是民主选举才是核心问题。民主与法治建设的确重要，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的认为民主是个法宝，只有民主选举才能管住贪官。试想在广大民众目前的经济文化水平不高的条件下，民主选举就真能解决问题吗？有人以台湾民选为例来证明民选对中国大陆也是可行的，但是台湾实行民选时，他们的最低收入是多少？文化水平是多高？目前大陆能与其当时情况相比吗？正在为吃饭、看病、子女上学而奔波的人对选举又有多大兴趣？那些尚未暴露的贪官们到时可能摇身一变，成了参选的民主斗士，以其财力，大搞拉票的欺骗活动。世界上有多少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今天这个上台，明天那个当选，互相指责对方贪污，军方一看你们都不行，干脆由军队接管。不少“民主”国家时常发生动乱，联合国到处派维和人员。因此没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民主选举未必是当前的灵丹妙药。
在目前经济文化水平条件下，民主政治与权威政治（即强有力的中央领导）相结合或许是一种可行之路。从历史上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领导者，才能管住地方官员，百姓才能休养生息，否则就要军阀混战，百姓遭殃。汉朝文、景二帝削平七王之乱，才强大起来。晋朝八王之乱搅得中国大分裂达几百年。清朝的康、雍、乾三朝牢固地管住地方，才有上百年的清平盛世。中央要考虑全局和长远，而地方官员只关心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对载舟覆舟的道理是不屑一顾的。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特别是民主监督也是不能缺位的。中央纪委和监察部门以及媒体记者只是少数，查办和暴光的能力有限，只有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都来监督才能有效地管住地方官员，特别是管住他们的一支笔，使之正确行使党和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舆论不受地方官员约束的监督权，群众的知情权，民情上达的通畅渠道等要逐步完善起来。搞好上述两方面的政治，才能为经济中心保驾护航。
文化对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更为重要，它往往为新经济模式起鸣锣开道的作用。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欧洲的文艺复兴都曾为新的经济制度吹响号角，推动了新经济的飞速发展。有人提出：”从一种经济模式向另一种经济模式转变时,是需要文化上,思想上,观念上、哲学上、道德上来一次大的转变,我们需要来一次文艺复兴!从根本上消除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我们这个时代的劣根性.”。实际上这个劣根之一就是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小生产意识，它既是我国的近百年来一切失误的总根子，也是当前的百病之源。因此我国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大讨论，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干部认识到小生产意识的危害性。使自我封闭，总想自成系统，大而全，小而全思想得以暴露；认识到平均主义大锅饭和贫富差距过大这两个极端的危害性；克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和全局，不管子孙后代的实用主义思想方法；认识到富裕后不思进取扩大事业，摆阔讲面子，挥霍浪费的心理素质的危害；逐步提高和培养在民主与法治轨道上理性维权的意识，完全摈弃“小民顺民和暴民”这两种极端的古代农民行为方式。
在全民讨论中，不可避免的要涉及一些具体问题，我们不应有“家丑外扬”的顾虑。一些事情摆在那里，你不讲，别人也要讲，越是捂着盖着，人家讲得就越起劲，还不如我们自己讲。过去说闷头干不争论，实际上不争论并不等于不讨论。把一些问题讨论清楚，有利于分清是非，提高认识。
在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方针的指引下，必将迅速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认识，逐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这将会促进经济发展、民主体制建设，使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协同共进，以达到把我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的。
本人的一孔之见，请大家批评，纠正，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