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柔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
──老子
如果把前面“守道”、“计利”、“无形”、“任势”等思想综合起来，可以用一个“柔”字来概括。
“柔”，是中国战略在实际运用方面的一个核心的思想。这一核心思想，要求战略家们将自己的力量放在尽可能多的相关因素中去考虑，通过一种整体运作，特别是通过巧妙的借助艺术，将自己的力量得到增强，并且避免与对方力量发生得不偿失的正面对撞，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
这一思想，也反映了中国战略与西方战略的根本性区别，反映了战略的最高追求。
一、对“柔”的理解
“柔”出自于老子。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大量提到“柔”这个概念，并且以大量篇幅阐释他的“守柔”思想。
“柔”不仅是道家的思想，也是儒家的思想。曾有人说，“儒”的意思就是“柔”。在古文经学家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就是这样的解释：“儒，柔也”。
单从字面上理解和一般性地形象感悟，“柔”并不复杂，但要从严格的定义上把它说清楚，尤其深究其战略上的涵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老子·六十八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七十三章》）按照老子的说法，“柔”强调的是“不争”，深层的涵义并不是“不争”，而是“不争之争”，是“不争而善胜”。
在以后的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中间，也有人对“柔”做过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兵*·制》中有一段话，对“柔”作了较为完整和形象的表述：“未有使人无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我者也。未有使人无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于我者也。其法曰制。玄龟咽蟒，黄要伏虎，啷咀敢*袭，稂狈*啮鹤，岂非以小制大乎？苦酒泥玉，乌芋碎铜，驼脂屑金，鹊髓化石，岂非以柔克刚乎？古之用兵者，胜于樽俎之者，不于疆场之内；胜于帷幄，不于矢石之际，人皆知敌之为吾之所制，而毕竟不知吾之所以制。”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我不能使别人没有智慧和力量，但我可以使别人无法将其智慧和力量施加在我的身上。一些小动物能够制伏大动物，这是以小制大。一些软的物质能够腐蚀坚硬的物质，这是以柔克刚。善用兵者，不在战场的刀光剑影中，而制胜于战场之外的轻松环境里。这段话，实际上综合了我们前面所讲的“胜”、“道”、“形”、“势”等战略思想，所得的结论，如果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不能硬碰硬，而这就是“不争之争”，就是“柔”。
在中国古人的眼中，“柔”还代表着一种活力，人活着表现为“柔”，人死了则僵，草木活着“柔”，死了则枯。对于这一点，老子有过论述，他说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从战略上理解，“柔”的这种意思就是强调一种生机和活力，这在力量对抗的战法运用中是非常重要的。
对“柔”最形象的理解是水。中国古人常提到“水”，用“水”来说明中国战略的深奥道理。我们可以想像到，天下之物，最具“柔”性的莫过于水，能够综合形象反映中国战略“不争”思想的莫过于水。
水能致胜，而且是通过一种独特的方法致胜。这靠得是一种柔性，一种持久不衰的韧劲。水通过“不争”而达成“争”的目的。这种致胜的方法适合弱者，是一种以弱胜强的方法。正如老子所说，“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
水具有中国战略所主张的“道”性。水符合“道”的本体涵义。《淮南子》一书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淮南子·原道训》）水还符合“道”的道德涵义。正如老子所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
水有形，但不固定，无常形。水能够在有形中达成无形，这便是中国战略在示形中所追求的一个最为理想的目标。对此，孙子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
水有水势，如决千仞之积水；水有水速，能够成激水而漂石。水处静而平和，动则依势而发出雷霆万钧之力。水最为符合中国战略所强调的“顺势”、“乘势”的要求。
水能与它所处的环境保持最和谐的状态。这是中国道家主张的重要思想，也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通俗地说，这是随遇而安，因情而变。从哲学上讲，这一思想要求顺应客观条件的变化，在顺应的同时把握和利用这种变化，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思想要求人们追求主观与客观完美的统一。
下面摘录几段关于“水”的描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战略中“柔”的思想。
《孔子家语》记载了孔子对“水”的看法。有一天，孔子观看东流之水。他的学生子贡问道：“君子所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回答说：“以其不息，且遍与诸生而不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则卑下倨邑必循其理，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溪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绰约微达，此似察；发源必东，此似志；以出以入，万物就以化洁，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见必观焉。”
管子也谈到过“水”。他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
在现代社会中也有人对“水”的特性做过这样的归纳：1、自己活动，并能推动别人的，是水。2、经常探求自己的方向的，是水。3、遇到障碍物时，能发挥百倍力量的，是水。4、以自己的清洁，洗净他人的污浊，有容清纳浊的宽大度量的，是水。5、汪洋大海，能蒸发为支，变成雨、雪，或化为雾，又或凝结成一面如晶莹明镜的冰等，不论其变化如何，仍不失其本性的，也是水。
二、以柔克刚
老子指出，“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七十六章》）“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可见，中国战略讲“柔”不是目的，而“以柔克刚”才是目的。
中国古人认为，战略运用所包括的无非就是“刚”和“柔”这两个方面。正如《易经》所说：“立地之道，曰刚曰柔”。并且，在中国战略看来，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辩证的，是对立统一的，“柔中有刚”，“柔可克刚”，“柔”和“刚”都包含对方的因素，都会向各自对立的方向转化。《列子·黄帝》中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向。强胜不若己，至于若己者刚；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
关于这一战略思想，中国古人用“柔武”两个字加以说明。在《逸周书》的《柔武解》中谈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在《逸周书·补注》还谈道：“吾取天下，以柔得之，此柔武之道也。”在常人的想象中，“柔”有着“软”、“弱”的含义，而“武”与暴力联系，有着“刚”、“强”的含义，很难用“柔”来修饰“武”。但是，细细琢磨“柔武”这两个字，便会觉得奥妙无穷，别有一番趣味，并且还带有一丝浪漫的诗意。在中国古人的眼中，血淋淋的“武”字，变成了姑娘纤细手中的绣花针。
为什么“柔”能克“刚”？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句话的意思是，自然规律是公正的，它会减少一些事物多余的部分而弥补另一些事物缺少的部分，以保持事物间的平衡状态。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用现代科学中趋向平衡规律的理论来解释。由此而论，柔者，即弱者，自然是要得到弥补的；刚者，即强者，自然要付出。结合现实来看，弱者，往往是遭到侵犯的一方，它的反抗具有正义性质；弱者，往往会得到广泛同情，得道多助；弱者，容易使对方麻痹，容易采取一些出其不意的行动，达成自己的目的。正如《黄石公三略》所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如何才能做到“以柔克刚”？
“以柔克刚”，就要做到“能柔能刚”，“刚柔相济”。在力量的运用上，只有“柔”没有“刚”不行，这样的力量软弱无力，不成其为力量；只有“刚”没有“柔”也不行，这样的力量没有弹性，易脆易折。中国古人说得好，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以柔克刚”，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这种思想深刻地反映地孙子的“四治”理论中。孙子说，“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孙子兵法·军争》）
“以柔克刚”，就要善于“示弱”。在力量的结构和表现形式上，“刚”和“柔”两方面都不可缺少，但亦有不同。力量要蓄其“刚”而示其“柔”，以“刚”为本而以“柔”为表，这样才能“示人以柔而制其刚”。在中国战略看来，“示柔”即是“示弱”。这是中国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老子对此特别重视，并强调“弱者，道之用”。在《淮南子》一书中，有一段话对“示弱”思想做了这样的解释：“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所谓志弱而事强者，柔毳安静，藏于不敢，行于不能；恬然无虚，动不失时；与万物回周旋转，不为先唱，感而应之。是故贵者必以贱为号，而高者必以下为基。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刚，用弱而强；转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谓其事强者，遭变应卒，排患擀难；力无不胜，敌对不凌；应化揆时，莫能害之。是故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故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革固则裂，齿坚于舌而先之敝。”（《淮南子·原道训》）
以柔克刚，周文王兴周灭商
殷商末年，商朝西边的方国周逐渐强大起来，对商王朝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周文王即位之后不久，即出兵伐商，却没有成功。周文王的意图被商纣王发觉周文王反叛的举动后，囚文王于羑里。南宫适、散宜生等人贿赂商王，才使文王得到释放。文王意识到周弱商强的现实，获释之后，问计于吕尚。吕尚对文王说：“鸷鸟将要发起攻击的时候，必先采取低飞敛羽的姿势；猛兽将要腾起搏杀的时候，必先采取贴耳伏地的姿势；圣人将要有所作为的时候，必先向人表现出愚钝的样子来。如今商强周弱，要想推翻商王朝的统治，必先作出恭顺的样子来麻痹商王，等到羽翼已成，时机已到，即发起进攻，如此可以一举灭商。”周文王采纳了这一建议，表面上对纣王百依百顺，满足纣王的各种要求，并在国都“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不修政事的样子来。这一策略果然欺骗了纣王。纣王高兴地说：“西伯（指文王）改过易行，吾无忧矣。”于是对文王不再防范。文王乘纣王被麻痹之机，广罗人才，整饰政治，发展经济，扩大影响，势力迅速扩大。文王还利用纣王给他的“征伐”之权，乘纣王用兵东南之际，指挥军队，越出周境，对与周敌对的方国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进攻，相继征服了犬戎、密须、共、黎以及商王朝的腹心大国崇，势力东达江淮，南及江汉，西南至巴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从而为武王灭商奠定了基础。
“以柔克刚”，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它在战略机理上表现出这样一种特性：对方打击的力量越大，它遭到反击的力量就越大。这是中国战略所具有的“解力”、“蓄力”、“借力”思想的综合体现。我们尝试用一些现代方法来解释“以柔克刚”这些深奥原理。一种方法是用“弹簧”作比喻。当对方发力击来的时候，己方不是硬抗，而是象“弹簧”一样，先把对方的力量化解掉，把自己的力量积蓄起来，然后突然发力，猛击对方。对方用力越大，自己所遭到的反击就越强烈。这就是“柔”在“弹簧效应”中的体现。第二种方法是从不平衡的超常态势上来理解。所谓“以柔克刚”，就是在与对方力量的接触面上，以我之“弱”迎击对方之“强”，以我之“强”打击对方之“弱”，以双方力量的接触面上形成对我有利的不平衡的超常态势，对方对我弱处打击力度越大，它的弱处遭受我反击的力度也就越大。在这个问题上，前面所说的施利芬的“旋转门”战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避实击虚
“以柔克刚”，就是强调不与对方硬碰硬，力争以小的代价获得更大战果。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做到“避实击虚”。
“实”和“虚”，是中国古人揭示和表述战略思想的一对常用范畴。“实”，通常表示强大、坚固、有备、有形等属性和形态；虚”，通常表示弱小、软弱、无备、无形等属性和形态。战略指导和运用的艺术则体现在把握“实”与“虚”的认识、选择以及两者的转化上，而所追求的目标和所遵循的原则就是“避实”而“击虚”。
在战略为什么强调“避实击虚”？道理并不复杂，正如管子所说，“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这句话的大意是：凡是作战，打强点就会受阻碍，打弱点就会建奇功。如果打在对方的强点上，弱小的对方也会变得强大起来；如果打在对方的弱点上，强大的对方也会变得弱小。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实”和“虚”？对于“实”是指那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较好理解，好把握。对于“虚”，在理解和把握上需要费一番周折。首先，“虚”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表现，如中国战略所说，侵敌地之虚，乘敌阵之虚，破敌力之虚，见敌时空之虚，窥敌谋之虚，以变而制虚，等等。还有，“虚”是指敌要害之外，可制“虚”而动其“全身”，使其不得不按我意愿就范。在这方面，孙子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孙子兵法·虚实》）
至于如何“避实击虚”，中国古人有许多论述。例如，孙子说：“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他还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还用“水之形”来说明：“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在《淮南子·兵略训》一书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如“以生击死，以盛乘衰，以疾掩迟，以饱制饥”。“见敌之虚，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
在我国历史上，有关“避实击虚”的实例很多，如孙膑的“围魏救赵”，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魏国主力攻打赵国时，孙膑建议齐国军队不去赵国与魏国主力正面作战，而是乘机围攻魏国兵力薄弱的城池，这样不但解了赵国之围，还迫使魏国军队疲于奔命，遭受失败。还有，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实而击虚，以劣势兵力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毛泽东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十六字诀”，充分体现了“避实击虚”的中国战略思想。
避实击虚，韩信制定“还定三秦”战略
刘邦一到汉中，就按照萧何的建议，收取巴、蜀租税，拜韩信为大将，积极加强战争准备，时刻伺机北上、东进。田荣、陈余、彭越的反楚战争一爆发，韩信就给刘邦全面分析了楚、汉双方的形势，从战略上寻觅楚国的“虚”、“实”之处，提出了有名的“还定三秦”的战略。他指出，“项王喑**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致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刘邦采纳韩信的建议，遂下定“决策东向，争权天下”的决心。（参见《中国军事通史》，第五卷，陈梧桐等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四、以迂为直
“柔”，还有一种这样的要求：与敌进行对抗，不要进行硬碰硬的对抗，而要进行一种巧妙的“以迂为直”的对抗，如同水一样，遇到坚实的地方，不是直撞，而是绕了过去，流向前方。这就是中国战略“以迂为直”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与上面所讲的“避实击虚”是紧密相联系的，要想在双方力量接触上“避实击虚”，就要在力量运用方向和方式上“以迂为直”。
所谓“直”，是指直线、直达、直接、正面等意思；所谓“迂”，是指曲线、绕过、间接、非正面等意思。另外，“迂”还有“随”的意思。这个“随”字，就是孙子所说的“践墨随敌”，“顺详敌意”，“乘其所之”。
这一战略思想，强调要用一种与目标相反的作法或选择一条与达到目标相反的方向去实现目标，这里面充满着非常深刻的辩证法原理。中国古人对此有过大量的论述。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吕尚曾向周文王说：猛禽在出击的时候，往往将身子缩起来，将翅膀合起来；猛兽将要搏斗的时候，往往俯伏身体；圣人将要行动的时候，常表现出一种愚蠢迟钝的样子。老子对此也有过一段论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这种相反的举动，恰恰可以最容易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正如老子所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二十二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五章》）这就是老子一贯强调的“反者道之动”的思想。（《老子·四十章》）想要得些东西，就要从其反面开始；想要保持什么东西，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
反者道之动，魏恒子赠地而弱敌
公元前455年，知伯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没有答应。策士任章问魏桓子：“为什么不答应给他土地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索要土地，所以没有给。”任章劝他说：“无缘无故索要土地，必然会引起邻国的恐慌；贪得无厌，必然会遭到天下的惧恨。魏割地于知伯，知伯会更加目中无人，为所欲为，这将促使四邻因为惧怕他而互相联合起来，这样知氏的命运也就不长了。周书上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您不如将土地给他，来使他更加骄横。您为什么要放弃联合天下来对付知氏的机会，而单独以我们魏国为知氏砍肉的垫板呢？”魏桓子说：“太好了。”于是便给了知伯一个万家之邑。知伯十分高兴，于是向赵国索要蔡、皋之地。赵国不给，知伯便逼迫韩、魏共同伐赵。然而韩、魏与赵暗暗结盟，里应外合，一举灭了知伯。
“以迂为直”，也可理解为“以屈求伸”，其基本思想是：通过“示形”、“度势”和因地、因情的变化，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为自己积蓄力量和造势创造有利的条件，并且造成敌方的错觉，麻痹敌方的斗志，松懈敌方的力量，最终达成“避实击虚”、“以柔克刚”的战略目的。正如《六韬》中所说：“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就运用力量对抗的战略而言，也可以这样概括地说，“以迂为直”，就是要避开敌方的锋芒，减弱或消除对方对抗的力度，在对方无备和无力的情况下顺利达成预定的目标。这一战略思想包含有两个十分重要原则：一是不露声色的蓄力；二是出其不意地发力。
魏王以迂为直雪耻
公元前341年，魏国在马陵之战中惨败。魏王召见相国惠施说：“齐国是寡人的仇敌，马陵之耻，至死不忘。魏国虽小，我还是常常想倾全国之兵攻打齐国，你看行吗？”惠施说：“不可这样做。我听说王者善于掌握法度，而霸者深知韬略。大王的这个想法，却不符合法度，也不符合韬略。大王要想报仇，不如脱掉王服，放下架子，前往齐国朝拜。这样必然会引起楚国的愤怒。然后大王可以派人去游说楚王，进一步挑拨齐楚关系，怂恿楚国攻齐。齐国连年征战，国力已疲。以国力正盛的楚国来攻打士卒疲惫的齐国，齐国肯定是要失败的。大王也就可以借助楚国的力量削弱齐国了。”魏王立即听从了这个建议，并派人到齐国，表示愿意向齐国称臣。魏惠王一连三次往齐国朝拜，并尊齐威王为王。这番举动使齐王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却引起了楚、赵等国的忌恨。公元前331`年，楚王大举发兵攻齐，赵国积极策应，结果在徐州一带大败齐军。一般人看来，报仇雪恨只能是直接的军事进攻。假如魏倾全国之力与齐作战，肯定会再蹈马陵之战的惨败。魏欲向齐报仇，反而向齐称臣，示之以弱，突出齐国之强；示之以敬，突出齐国之威，从而使齐国成为众矢之的，最终达到了报仇的目的。这种策略是很高明的。
“以迂为直”，要求人们更多地通过间接手段而不是直接手段达成目的。因此，外国人也将其称为“间接战略”。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曾经总结了大量成功的战略运筹的战例。他惊异地发现，这些战例大多使用间接战略手段，只有极少数使用直接战略手段。
在中国战略史上，“以迂为直”的实例有很多。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相争。秦昭襄王并不急于同敌军决战，而是依照范雎的建议，先攻韩国之上党，使赵国失去依持；又假意言和，使诸侯不再援赵；再施反间之计，使赵王撤大将廉颇而任用赵括，最终大败赵军于长平。除此之外，吕尚提出的恭顺事商、麻痹纣王的战略，范蠡辅佐勾践灭吴的战略，张良辅佐刘邦灭楚的战略，都算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楚汉相争初期，刘邦实力远不及项羽。刘邦以退为进，让出关中，进驻边远的巴、蜀、汉中之地。进驻后，依照张良之计，烧掉关中通住汉中的栈道，表示自己不再返回，麻痹了项羽，同时也保证了自己的安全。当刘邦准备向项羽发动进攻时，又利用栈道做了一篇精彩的战略文章。他派人明修栈道，向项羽发出进攻的信号，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同时，又利用栈道修复工期长的现象，使敌人产生近期不会有战事的误判。在一切布置好以后，刘邦派军迂回到陈仓，向项羽军队突然发起攻击，大获全胜，重新占领了关中。
五、后发制人
在中国战略思想中，“以迂以直”是与“后发制人”联系在一起，后者是前者的目的，也是前者的条件。孙子说过，“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以知迂直之计者也。”（《孙子兵法·军争》）
关于“后发制人”的思想，中国古人是这样表述的，“先唱者，穷之路也；后动者，达之原也。何以其然也？……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也。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趴下，则后者蹶之；先者颓陷，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则后者违之。由此观之，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犹之与刃，刃犯难而无患者，何也？以其托于后位也。所谓后者，非谓其底滞而不发，凝结而不流，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夫执道理以耦变，先亦制后，后亦制先。是何则？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淮南子·兵略训》）
“后发制人”的基本思想是：避其锋芒，察见其形，先削弱敌人力量，暴露无遗敌人的弱点，在动态中捕捉和创造战机，待条件成熟果断决战，可夺得胜利。在尔后的对抗中掌握主动。“后发制人”是一非常高明的战略思想，它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
“后发制人”与“道”有着深刻的联系，它是“道之容”。中国古人指出：“无为者，道之体也；执后者，道之容也。无为制有为，术也；执后之制先，数也。放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淮南子·诠言训》所谓的“容”讲得是“数”，讲得是力量和力量的对比。“后发制人”就是强调力量对比的转化，强调时机和条件的成熟。
如何能够做到“后发制人”呢？我国古人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述：“视其所为，因与之化。观其邪正，以制其命。饵之以所欲，以罢其足。彼若有间，急填其隙。极其变而束之，尽其节而仆之。敌若反静，为之出奇。彼不吾应，独尽其调，若动而应，有见所为，彼持后节，与之推移。”《淮南子·兵略训》这段话比较难懂，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观察敌方的行为，顺应其变化而变化。观察敌方决策和行动的正确和错误，以控制其要害。用他所贪求的东西作为诱饵，使他疲于奔命。敌方出现空隙，要尽快地乘虚而入。让他把各种花招都使出来，然后设法加以束缚；让他把各个环节都暴露出来，然后设法加以打击。敌方若反过来对我采取以静待变的方法，我就出奇兵袭击他。敌方若不做出反应，我就想办法调动他。敌方若采取行动回应，我能发现他的行为企图，就要抢先行动，使他处于被动地位，这样和他周旋，以寻找战机。在这里面，如何调动敌人，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愿调动敌人，是战略艺术着重体现的地方。
“后发制人”，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待时审势。对于弱者来讲，要确立持久制胜的思想，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实力，分化和消耗对方的实力，抓住有利时机和有利的态势，一举击败对手。弱者需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要经受住任何情况的诱感和冲击，不在对方的弱点彻底暴露之后，不在有利条件完全出现之前，绝不动手。一但决定出击，后发而动，要特别强调一招致敌。
“后发制人”，要掌握一个“延”字。《兵经》中对此解释道：“势有不可即战者，在能用延。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征调未至，必待其集；新附未治，必待其孚；计谋未就，必待其确；时未可战，姑勿与战，亦善计也。故为将者，务观乎彼己之势，岂可以贪逞摧激而莽然一战哉！”
“后发制人”，还要掌握一个“挨”字。“挨”也是“拖”的意思，也有其深刻之处，表面看起来很“木”，但又拖不死，拖不烂。《兵经》对这个字有这样解释：“天道后起者胜，兵法撄易不撄难。威急者，索也；锐犀者，挫也。敌动我能静，我起乘敌疲。敌挟众而来，势不能久，则挨之；其形窘迫急欲决战，则挨之；彼战为利，我战不利，则挨之；时宜守静，先动者危，则挨之；二敌相搏，必有伤败，则挨之；有众而猜，必至自图，则挨之；敌虽智能，中有掣者，则挨之；……天时将伤，地难将陷，锐气将堕，则挨之。挨之乃起而收之，则力全势遂，事简功多。古之所为宁观，为徐俟，为令彼自发，皆是也。可急则乘，利缓则挨，故兵经有后之义。”
“后发制人”中强调持久等待，绝不是消极地等待，而要在等待过程中积极创造条件，采取一些战略方面的行动，最大限度地减弱对方的优势。正如中国古人所说，故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故费不半而功自倍也。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虽然简单，但极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有许多人，一见到对方气势汹汹而来，就奋起迎头而上，即使获得胜利，自己也损兵折将。如果这些人能够冷静一下，先想出一些办法削弱对方，消耗对方，然后再全力击之，便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对于弱者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减弱对方的优势，释放对方的能量，不能急于求成，要善于在对方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将其力量消耗完毕。对此，我们需要理解“缓冲”和“三鼓而竭”这些词语的意思。
后发制人，楚军大胜庸军
春秋时期，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一场大灾荒，原本臣服于楚的庸国乘机反叛。楚国调动军队前去镇压，却被庸军打败。于是有人提出，敌人众多，楚国应征发大军，连同楚庄王的禁军也一齐参战。楚国大夫师叔表示反对，他说：现在不能那样打，暂时还要以这些部队与敌人周旋，骄纵敌人。敌骄我怒，最后就能打败他了。于是楚军又接连同庸军打了七仗，七仗都主动后退。庸军接连取胜，将骄兵疲。楚军一直退到临品（今湖北均县境内），与楚庄王主力会师，取得秦、巴两国帮助，又与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结盟。经过一番准备，就乘庸军骄傲松懈的时机，分兵两路反击，一举克奏。
“后发制人”的这些道理，也可用“阴”、“阳”这对范畴来解释。《李卫公问对》一书中说：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后发制人要用潜力，先发制人要用锐气，把敌人的锐气挫折到最低限度，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到最大程度去消灭敌人。这是用兵的奥妙之处。简单地说，这句话就是强调：先让一步，化解力量，然后制敌。后发制人，要注意其中的“发”字，这是讲出力的时机。“发”字掌握不好，达不到克敌制胜的最终结果。“发”要突然。“发”要“制人于无可逸”。对此，《兵经》有一段解释：“制人于危难，扼人于深绝，诱人于伏内，张机设阱，必度其不可脱而后发。盖早发敌逸，犹迟发失时。故善兵者，制人于无可逸。”
六、以智克力
中国战略的“柔”，突出表现为一个“智”字上，讲求“以智克力”。这因为，在力量的对抗中，“智”是潜在的，无形的；“力”是实在的，有形的。“以智克力”，体现了“柔”，体现了“以柔克刚”。美国一位名叫阿瑟·沃尔德伦的专家曾深有体会地说：“中国的战略思维历来崇尚用最少的兵力（礼），通过运用计谋（计或策）最大限度地利用客观条件（势）”。（《外军资料》，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译，1999年8月27日）
中国人尚“智”，西方人“重力”。这形成了中西方战略思想的明显差异。孔子在回答学生子路的提问时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都表现出对羽扇纶巾的诸葛亮、吴用的赞赏，而将张飞、李逵之类视为莽撞、急躁、勇而无谋的武夫。在中国诸如《左传》、《战国策》、《资治通鉴》等史书中，浓墨重彩地描述运筹帷幄的谋略，而对战争对抗场面的描写，只是一笔带过。比如介绍商周牧野之战的伤亡场面时，只用了“血流漂杵”四个字。西方人则在艺术上强烈地表现出对战神的敬意。去过意大利观光旅游的人都会看到，无论是绘画或雕塑，无不浸透着古罗马时代对力量和英雄的崇拜。西方的战争史书，都对战场对抗的过程、兵力部署和伤亡情况做了不厌其详描写，而对战争策划和运筹的表述，则少得可怜。
西方人注意“发力”的表象，中国人注意“驭力”的深层。西方人注意“力”的有形，中国人注意“力”的无形。这使人联想到孙子说过的那句名言：“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兵经》这部书，对“以智克力”的战略思想有诸多解释。例如在关于“较”字解释时说：“较器不如较艺，较艺不如较数，较数不如较形与势，较形与势不如较将之智能。智能胜而势不胜者，智能胜；势胜而形不胜者，势胜；形胜而数不胜者，形胜；形与数胜而艺疏器*者，形数胜。我胜乎至胜，彼胜乎小胜，敌虽有几长，无难克也。”
《兵经》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很有意思。书中说：“天之生人，气聚中虚则智，气散四肢则朴。朴者多力，智者多弱，智勇兼备者，世不可数。”“智”是不是与“弱”有联系，这是医学上解释上的问题。这段话是否正确，我不敢说，但在现实中确有这种现象。从战略上讲，“智”者要能够视情示“弱“，这正是“柔”的一种表现。
七、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出中国战略的“柔“性，表现出一种非常高的战略境界。
关于“无为而治”的涵义，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有过比较明确的解释。老子也说过，无为而治，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庄子也曾对“无为”做过解释，大致的意思是：“无为”并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保持法静，而是让每一样东西都按其本性去做，
“无为而治”，绝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作为。它所要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所作为，而是在更大范围上得心应手地处理好多方面情况的有所作为。无为，实际是无所不为，在任一时间，任一空间都表现出自己的存在，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实际上，“无为而治”较一般的做法而言，在有所作为方面，有着更长远的目的性和实际这一目的的坚决性。
“无为而治”在表现形式上突出一个“无”字，主张所作所为藏而不露，隐“为”在“不为”之中，以获得“胜于无形”之效果。
“无为而治”，不视为而为之，而是按照事物本质去做，不强求，不硬撞，因循自然，顺势而为，一切显得从容自如，举重若轻。我们可以通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一段话理解这个意思。他在评汉朝统治之术时说到：“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