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大地震突袭中国。据官方披露，截至19日12时，汶川地震已造成34073人遇难，245108人受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于18日确定，汶川大地震的震级为里氏8.0级，最大烈度达11度，是中国1949年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重灾区的范围已经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的强度、烈度都超过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的直接受灾人数超过1000万人。
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之下，中国调动了包括军队在内的全国性的人力和资源进行抗震救灾。尽管震区的大环境仍非常惨烈，当前的工作重点仍需鼓舞士气，全力救灾，但这并不拒绝对地震及其相关问题的理性观察和反思。为了在今后的灾难中能够避免类似的损失，理性、建设性的反思是很有必要的，这实际上是救灾热情和公民责任感在专业层面的另一种表现。而立足于信息基础上的信息分析，更是安邦服务于社会的专业责任。我们认为，如下一些问题是不能忽视的。
地震科研成果未能有效进入决策体系
汶川大地震之后，国内对于“地震是否可以预测”这一问题的讨论骤然升温。以中国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为代表的官方机构倾向于认为，地震是不可准确预测的，尤其是临震短期预报。
如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5月14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大因素——地球的不可入性、地震韵律的复杂性和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决定了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对一个地区来说，地震发生的重复性时间是很长的，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而进行科学研究的话，都有统计样本。而这个样本的获取，在有生之年都非常困难”。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宏在中央电视台访谈中表示，对于川滇一带的地震，曾在两三年前做过一个背景预报，但临震预报则没有做。孙士宏研究员还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地震活动进入21世纪后，其活动规律发生了改变，这也加大了地震预报的难度。
在国内官方地震预报界的元老梅世蓉研究员，对于“地震不可预测”观点的确立有很大影响力。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过如下观点：目前各国总结的地震前兆都不可靠的；现行的经验预报方法是走不通的，按照地震过程的物理实质，准确预报是不可能的。这一看法对国家地震局的预报工作思路有极大的影响，因此而排斥了很多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
“地震是否可预测”的问题，表面上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学术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又因为利益方面的种种原因而被无数科学家们进一步的复杂化了，但从系统论和信息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又是非常简单的。地震肯定是可以预测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预测的问题，而是预测的精度问题。如果采用逼近式的研究方式，尤其是与各种系统化的抗震政策和措施配套的话，那么现有精度的预测也是可以具有实用价值的。这里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很多人搬来国外的地震学家说，声称地震是不可预告的。而在过去的500年里，我们这个世界也的确有700多万人死于地震。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国外对地震的系统研究基本始于60年代，而中国对地震的研究却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在我们的信息分析过程中，我们轻易地就搜集到了大量的地震预报科研成果，如果将所有这些期位的地震预报研究成果均作为信息来看待，可以发现信息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方式方法具有多样性，时间位置从离散开始趋向集中，按照信息分析家的观点来看，这就已经意味着明确的警告了。
令人遗憾的是，地震专业研究成果如何进入决策体系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许多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没有纳入到地震部门的决策视野。通过信息检索可以发现，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硕士生龙小霞等人，早在2006年9月号（第21卷第3期）《灾害学》杂志的“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一文中，在对20世纪以来川滇地区完整的强震灾害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明确预测在2008年左右，川滇地区可能发生大于或等于6.7级的强烈地震灾害。这一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还对政府预防地震提出了若干建议。此外，成都市地震局的徐水森在2007年6月号的《四川地震》杂志（总第123期）的“四川强地震活动的可公度性初探”一文中，预测川滇地区可能在2007年或2011年发生7级强震，误差为0.5年。
值得质疑的是，这些专业研究成果，为什么没有进入地震部门的视野？国家现有的地震部门的预警和决策机制，是如何对待这些研究成果的？是缺乏敏感性，还是有意或无意的忽略？尤其值得拷问的是，大量证据显示，国内官方地震部门对于“地震可预测”观点的歧视，从唐山地震之后就开始了，已有大量资料表明，相当一批“非主流”学者在地震预报方面的探索研究一直在遭受排挤。而目前国内地震预报及决策的信息渠道，依然受到“主流”学者的控制。从信息分析的观点来看，这种建立在单一观点控制下的信息体制，肯定会过滤掉许多有用信息，不能为决策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在我们看来，类似灾害领域的专业研究，因为涉及国计民生，其研究成果不能仅仅作为单纯的学术问题对待，那样很容易遭遇“学术霸权”的歧视和排挤，得不到重视。
安邦的研究成果表明，类似的政府职能领域，应该引入专业体制，建立起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两条线”的信息报送渠道，将学术责任和决策责任区分开来。决策是政府宏观部门的事情，决策根据是损害规模和风险责任等因素。而专业机构仅承担学术的责任，知无不言是最最起码的要求，这是良心的底线，也是任何政府项目的基本要求。我们希望指出的是，唐山大地震之后，这个问题就应该当即得到有效的解决，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愚钝必遭天谴，苦难又再次降临在了四川汶川。
澄清是最好的信息反制
整体而言，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此次在地震的灾后反应速度和信息披露情况感到比较满意，《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都认为，中国政府对地震做出了快速反应，并且及时向全世界公布了地震中的真实信息。
不过，如果从更高的要求来看，一些政府部门在信息控制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在地震前对灾害预警信息未给予足够重视，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的信息封锁意识。四川省人民政府网5月9日的报道称，在5月3日晚8时，此次地震的重灾区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接到群众咨询电话，求证“马尔康县梭磨乡马塘村将要发生大地震，村干部劝村民搬到户外居住”的传言是否属实。接到咨询电话后，阿坝州防震减灾局立即将这一传闻定性为谣言，要求马尔康县防震减灾局采取措施，搜寻谣传来源，进行辟谣，做好宣传解释工作，防止谣传进一步扩大。由于对群众咨询信息简单地视为谣言，没有认真加以分析对待，也未提高防灾警惕性，这实际上失去了一次重要的预警机会。
其次，在地震信息披露中存在一些错误信息，对虚假信息的澄清还有待于加强。5月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北京有明显震感。新华网在当天下午竟然公布：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通州区（北纬39.8度，东经116.8度）发生3.9级地震，北京部分地区有明显震感，正在收尾阶段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未受影响。但事后官方又加以澄清，北京发生地震属于误报。这个消息可能来源于一个科研院所，把四川波及北京的震感误作地震，北京并未发生独立的地震。
然而，北京有震的说法在公众之中引起了一定的恐慌，一个消息迅速在公众中流传开来：北京当时晚22点到24点可能有6级地震。基于对地震常识的基本了解，安邦分析师当即判定这是一条假消息。安邦分析师在稍后的时间里，分别致电中国地震局办公厅和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提醒他们注意此消息在公众中的传播，并建议他们立即在官方渠道进行澄清，及时公布正确的信息，以稳定公众情绪。
当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不会留给政府部门太多时间去反应，根据紧急事态的流程，迅速而准确地公布信息，这应该是应急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官方媒体大量披露信息的同时，在互联网上也发生了一场看不见的“信息战”。根据安邦分析师的监测，这场战斗主要是围绕“地震是不是可以预测”、“中国地震部门的责任”等问题进行的。一部分网友通过“人肉搜索”的方式，把反思唐山地震重大漏报、部分专家预测国内地震的历史记录、质疑国家地震局不作为等信息，在网络上进行了爆炸式的披露和传播。一时间，这类信息吸引了大量公众注意力，引发公众对地震部门的质疑。此后，在不知原因的情况下，国内相关网站大量删除了上述信息；但这种做法激起了网民更大程度的“反击”，大量在各个网站上恢复相关信息内容。随着国内网站继续删除信息，以及公众对救灾进展的高度关注，网络信息发布之战才略为缓和。按照信息属性的原理，我们可知，“澄清”是最好的信息反制措施，就如同前面“北京将发生地震的虚假信息”一样，对其最有力的信息反制，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公布一条有针对性的澄清信息，实现对虚假信息的刷新。
我们认为，网络信息管制对于地震这样涉及所有人类切身利益的话题，可能不会有明显作用，我国有关部门应该意识到，在强调政府信息披露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一类法规禁止上述信息的合法披露。因此，信息控制与披露中的得与失，值得国内有关部门好好总结。
信息比对显示，国外政府对华援助整体“很冷静”
汶川地震之后，各国政府、NGO组织和企业界对中国给予了不少援助。中国又是一个易受感动，容易感恩的民族，在大震的惊魂之后，对于各国和地区的援助当然立即就开始怀有感激之心。不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国际援助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从政府援助这个窗口来看，虽然中国获得了不少海外援助，但总体对比来看，至少在外国政府层面来看，国际对中国的援助甚至要比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之后的对美国援助，以及对印尼海啸之后的援助要少得多。那时候国际社会的援助声浪，也远比现在的热情要高。
国外政府的这种“冷淡”与各国的国情有关，在国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慈善援助大部分是由NGO（非政府组织）来进行，这就使部分国家的援助呈现出“政府少、民间多”的情况。如新加坡政府只向中国提供了2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但截至5月16日傍晚，新加坡各界人士捐款达240万新元（1美元约合1.37新元），新加坡政府、工商界、民间团体及个人承诺和捐出的赈灾款项总数已经超过1500万新元。美国政府提供了50万美元的援助，但美国红十字会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援助，并且美国企业界还将提供1200万美元的援助。
对于这种国际捐赠的情况，中国也有需要反思之处。过去，中国不太重视NGO组织的发展，也没有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得罪”了不少国际上的NGO组织。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期望这一切因为汶区大地震的一周时间，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要知道，在国际社会中，未来政府在援助和慈善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在减小，而各种非政府组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在这方面也需要与国际社会接轨，不能什么都由大政府来包揽。这些都是中国有待改善的地方。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此次国内赈灾过程中，中国本土企业表现出的空前高涨的热情让人印象深刻。很多民营企业行动迅速，如华为、吉利汽车、国美集团、盛大网络、巨人集团、腾讯、奇瑞等，它们都捐出了千万元以上的资金。从部分企业家的表态来看，他们对于捐赠表示得十分低调，认为对灾区帮不上太多的忙，捐赠只是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而已。坦率而言，国内不少民企的慷慨捐赠和他们对此事的朴实理解，显示了国内民营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认识上有了很大进步。过去在中国提企业社会责任最多的，是来自西方的外资企业，但民企这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超过了过去一向风头很健的外资企业。
大型灾害考验应急预案
2003年SARS疫情之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建立了紧急情况下的应急预案。然而从这次汶川地震后的情况来看，应急预案还远远达不到解决方案的程度，遇到问题时还是必须得搞急就章，就事论事地来解决。对于应急预案，信息分析的理论早已指出了其中的一些要点，首先，应急预案的理论基础是情景分析，没有情景分析，就没有应急预案；其次，应急预案中应该坚持信息优先原则，从指挥协调到资源配置，都需要信息，也都依靠信息；第三是损害评估，没有科学的损害评估，就没有科学决策。所以，损害评估作为重要的信息，是始终伴随危机处理全过程的。
下面让我们用一些事例来看看应急预案的问题。
汶川大地震的爆发点和最严重的受灾区在四川省，地震之后，中央实际上接手了救灾的领导和协调工作，有人说“半个国务院在四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四川省所做的则是救灾的具体执行、配套和服务工作。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救灾工作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四川省所能承担的范围，只有中央作为一个超系统，全面介入，才能协调军队、武警、公安、消防，以及各个领域、各个地方的资源，形成全国性的紧急救灾系统。这其中展示的一个问题，就是损害评估，适当的损害评估，决定了系统的运转，更是决定了危机管理的层次、规模和性质。
信息是指挥的基础，救灾系统能否有效地，关键看信息中心是否可以顺利运转。在救灾的最初几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决策非常困难，因为信息中心没有伴随建成，对震中地区的信息了解严重不足。在道路和移动通讯中断后，汶川、映秀、北川等多个重灾区成为真正的“孤岛”，这种“孤岛”并不只是指物流意义上的，更大程度上是信息中断——这对于中央的灾情评估、下一步救灾安排、资源调配、政策调整等决策，有严重的影响。比如国务院对于汶川地震超过唐山地震的定性，就是在进入震中地区之后才做出的。
救灾过程中还有一个较明显的问题，就是各部门各搞的各的，缺乏有机协调。要知道，物流一般都是建立在信息流基础上的。在如此大规模的救灾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协调，进行防灾资源的调动和组织？这对于保障救灾工作顺利进行至关重要。安邦集团成都公司员工在参与向青川、什邡等重灾区运送物资时发现，在基层地区的救灾物资运输、分配和管理比较混乱，在青川地区，救灾物资缺乏统计，对送达物资有的不给回执单。此外，在某个重灾区，多个部门如红十字会、政府、共青团，都负责接收救灾物资，但部分物资却没有完全有效地向下面分发。这些情况显示，救灾工作铺开到一定的规模之后，物资运输管理、分配的子系统已经出现了紊乱。
在我们看来，中央和地方的防灾应急预案目前距离可有效执行的解决方案还有距离，关键是对应急预案的信息方法和基础研究还很欠缺。应急预案的核心之一应该是信息流，许多方案的操作和执行应该在信息流的基础上来统一加以控制。难怪对地方政府应急方案有所了解的人士会感慨，“尽管现在到处都有防灾预案，但很多不过是走走形式，由秘书等并无实际抗灾经验的人编写，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我们认为，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待尽快改善。因为类似协调、物资分配等问题，仅仅是在2008年的上半年，就居然重复发生了两次，一次是抗冻灾，一次抗震。
地震带上的水电粗放发展
5月18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了对汶川地震的成因评估，认为汶川地震的成因是印度板块向亚洲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高原物质向东缓慢流动，在高原东缘沿龙门山构造带向东挤压，遇到四川盆地之下刚性地块的顽强阻挡，造成构造应力能量的长期积累，最终在龙门山北川——映秀地区突然释放。
这个解释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这次地震是一次构造地震。坦率而言，这个解释并未提供更多的信息，因为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挤压造成青藏高原隆起这是基本知识，这个缓慢的过程，从4000万年前就开始了。至于构造地震，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90%以上的地震都属于构造地震。所以，说了等于没说，NO重复一万次，也不等于YES。信息分析人员的研究表明，客观地说，板块和断裂带的活动造成了地震，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板块和断裂带的活动机理却并不清楚。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科学依据证明人类的经济开发活动，不会影响到板块和断裂带的地质活动。
事实上，在我们看来，此次地震与另外一个因素的关连不能被忽视——四川省在龙门山构造带进行了大量的水电开发。此次地震的震中汶川地区属川滇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区内主要发育有北西向的鲜水河－安宁河－小江断裂、金沙江－红河断裂、怒江－澜沧江断裂和北东向的龙门山－锦屏山－玉龙雪山断裂等大型断裂带。该区新构造活动剧烈，地震活动与活动断裂密切相关，绝大多数属构造地震，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是中国大陆最显著的强震活动区域。但就是在这样的地区，当地政府近年对水力资源进行了高强度的梯级开发。
通过信息检索不难发现，在岷江干流上，同时也是在龙门山地震上，从都江堰以上的上游河段，已规划了10个梯级电站，形成了一个岷江水电站群，它们分别是：观音岩（拟建）、天龙湖（18万千瓦，2004年峻工）、金龙潭（18万千瓦，2006年2月峻工）、吉鱼（10.2万千瓦，2005年峻工）、铜钟（5.7万千瓦，2001年峻工）、姜射坝（12.8万千瓦，2006年峻工）、福堂（36万千瓦，2004年峻工）、太平驿（26万千瓦，1995年峻工）、映秀湾（13.5万千瓦，1972年峻工）、紫坪铺（76万千瓦，2006峻工）。而在岷江中下游规划的梯级电站还有：板桥溪（3万千瓦）、沙嘴（25万千瓦）、龙溪口（46万千瓦）、犍为（25万千瓦）、东风岩、老木孔、偏窗子（74万千瓦）。
从风险的角度来看，在地质条件如此复杂的地区上马如此大量的水电项目，需要明确的科学证据。除非能够科学证明，水电项目的上马，不会导致地震，否则就坚决不能通过项目上马。遗憾的是，惨烈的现状表明，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经济发展被置于风险水平之上，使得地质风险被绝对化，这是一定会出大问题的。安邦集团的信息分析家们注意到四川省经济发展方向的确存在严重问题，而这仅仅关系到一个常识，因为任何一本关于地震的教科书中都会明确提到，水库和水电项目不能修建在地震带上，这将有很大机会诱发地震。但岷江上游的水电站群，恰好与地震带高度重合！从此次汶川大地震来看，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恐怖的重合！
为什么会形成今天的格局？这当然是经济利益的使然，错误的发展思维的使然。有研究人士称，岷江从干流到不同级别的支流，已形成由大的集团公司到中小公司瓜分开发的模式，而在这其中，由省、市政府到县、镇、乡，都有各自的利益分配格局，它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流域范围和所有的河流支系。地震是天灾，但在不恰当的经济发展方式之下，它的破坏可能被放大许多倍。这种违背科学的发展方式，说是人祸也不为过吧！
中国本来期望2008年是展现中国崛起的一年，是一个希望之年，但崛起之路不好走，诸多天灾人祸向中国提出挑战。天灾之后，大难之后，我们除了需要凝聚勇气，鼓舞士气，也需要真正的理性思考。中国人不是一个记吃不记打的仅有简单思维的民族，中国人有能力吸取发展之中的教训，调整自己的发展目标，使未来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以人为本，和谐发展。
安邦咨询公司分析师陈功 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