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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当代民主危机时，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两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第一个是针对西方民主的，即西方社会所面临民主的危机，到底是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还是由目前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缺陷所致？第二个问题是针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的，即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倒退并且转向权威主义，到底是因为这些社会希望权威主义的统治，还是这些社会的民众对现存“半民主“状况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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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西方式民主的危机与根源

这两个问题对人们分析当代民主问题具有指引作用，即引导人们提出更为深刻的问题。人们不难从这两个问题出发，再深入来讨论至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民主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并不是说西方和非西方民主所指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民主在西方和非西方的表现形式是否不同？民主是从西方扩散到非西方的，至少西方和非西方民主处于不同的阶段。

第二，西方把自己的民主视为自由民主，但这种民主不是从来就是这样的。即使在西方，民主也具有历史性，传统的民主制度和现行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很不相同。所以，如果民主具有阶段性特征，民主也必须是变化的。

第三，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经常出现“倒退”，即退回到原先的权威主义体系。也就是说，非西方的民主往往呈现出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的根源是什么？是民主形式出现了问题？还是那里的社会出现了问题？

第四，发展中社会民主的倒退，或许是因为人民对民主的不作为感到不满意，或者是对现存的“半民主”状态不满意。这种现象在发展中社会非常普遍。很多人对民主现状不满意，希望现在的“半民主”状态演变成为西方式的“全民主”状态。很少有人会说民主形式会有问题，是因为民主程度不足。不过，这里又可以提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发展中社会的民主，往往是“半民主”而非“全民主”？为什么“半民主”状态很难转型到“全民主”状态？这种转型的困难到底是因为制度设计、政治精英等人为的因素，还是有其他的客观因素？

    首先民主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把西方民主称为自由民主模式，但这一民主模式产生的时间并不很长。现在，很多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非西方民主统称为“非自由民主”、“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仿民主”等等。但历史地看，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也都是“非自由民主”。民主制度的核心——普选权——也只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真正实现。之前，对选举权有诸多的限制，例如财产、性别、种族等等。美国被视为是民主的典范，但美国民主在很长时间里保留着奴隶制度，直到林肯总统的时候才废除。

    今天人们在西方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也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全面实现。不难看到，大众民主的实现是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前提条件的。首先是经济的。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国家的经济活动，而且也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身份转换（例如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中产阶级等）。从政治上说，在欧洲，早期平民进入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政府动员平民为国家而战，相应地也要赋予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平民的政治参与到了二战之后迅速扩展开来，政治参与越来越成为人们权利的一部分。从社会上说，大众民主离开不了大众教育。政治参与并非简单的投票行为，在投票的背后更是对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选择。要做理性选择，对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至关重要。教育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里。简单地从社会结构来说，中产阶级是大众民主的主柱。实际上，这一切前提都反映在中产阶级身上，例如有产、对社会的贡献、教育、理性、独立、宽容等等。

所以说穿了，民主就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一种互动形式。精英和平民的质量都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这两者之间互动的平台，即法治之上的政治架构。

说西方当代民主出现了问题，就要从精英和平民的互动及其互动的平台去找。在精英层面，大众民主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政治的去道德化和价值化。传统民主可以理解为精英之间的互动。精英之间的共识至为重要，他们对民主具有共同的认同、具有相当一致的道德价值、遵守共同的规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传统民主中能够参与政治的是少数，选票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在很大程度上，精英民主就是精英之间的互相“选拔”，民主只是对所“选拔”出来的候选人的一种正式认可。但在大众民主时代，精英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选票成为大众民主唯一的衡量标准。谁是精英取决于谁得到的选票最多。选票就是权力。在一切为了选票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变得不可避免。今天，民粹主义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象，更是发达国家的现象。民粹主义也改变了政党之间的互动模式，反对党往往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在精英政治层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社会的质量也发生了变化。民主表明政治参与，市民社会扮演关键角色，市民社会的质量决定了民主的质量。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其所著《美国的民主》中向人们展示了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社会自治和理性等在美国民主过程中的作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受过良好的教育、为社会的道德载体、对公共事务热心，这些特质决定了市民社会不会被政治精英盲目动员，而实现自主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

不过在今天，传统上支撑民主政治的中产阶级精神急剧衰退。为什么会衰退？在众多因素中，全球化及其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大大挤压了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在全球化时代，政府保障中产阶级的能力大大下降。如同早期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时代又是一个资本统治的时代，资本可以流向任何一个地方，真正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而政府的经济主权已经荡然无存。当税收可以逼走资本的时候，中产阶级便成为政府征税的主要对象。再者，今天的产业结构与传统产业结构已经大不相同。传统中产阶级是传统产业结构的产物。今天的产业结构，无论是金融还是信息技术，注定只能产生绝少数富翁和绝大多数低薪者，这是一个产生不了庞大中产阶级的产业结构。

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分配高度不公，社会高度分化，中产阶级的生存环境也跟着迅速恶化。一个国家有富人和穷人并不可怕，但如果穷人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财富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中产阶级小得可怜，传统中产民主也就失去其社会基础。更为糟糕的是，当中产阶级被挤压而变得捉襟见肘的时候，大众民主迫使政治人物诉诸于民粹主义来获取政治权力，传统民主的理性精神包括法治便消失了。

当人们的眼光从西方转向非西方社会的民主时，就会发现非西方的情况更为严峻。这里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平民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精英和平民之间缺失有效的互动平台。

在西方，民主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尽管民主革命和社会运动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民主一旦产生，就对接其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是人为引入的产物，没有社会经济的基础。这种情况在西方之外的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都存在着。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政治的目的就是政治，民主只意味着政治人物各自挟持着自己的支持者，竞争国家有限的资源。

平民层面也一样。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很多人仍然没有解决好温饱问题，人们受教育水平也低。当政治人物告诉他们“民主（可解读成为‘支持我！’）可以给你带来美好的生活”的时候，人们就信以为真。对他们来说，投票（民主）是走向衣食温饱的手段。当平民对民主持这种态度的时候，他们就为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无穷的社会力量。而这种民粹主义所带来的仍然是贫穷，是无政府。

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更难找到像西方那样的规制精英和社会互动的法治制度。这些国家尽管表面上也存在着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例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这些都仅仅停留在纸面。如果和西方比较，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在西方各国，发展的顺序都是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西方大部分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顺序在后发展中国家便倒了过来，往往是民主化在先，国家制度建设在后。不过，实际上，一旦大众民主化发生，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包括法治就根本建立不起来。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民主往往成为政治激进化的根源。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作为一种制度手段之间的区别。从发展顺序来看，西方早期民主的产生主，要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解决精英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不过，后来民主越来越被提升为一种价值，一种人类生而有之的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天赋权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任何权利的实现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很多前提条件的。在西方，权利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学者马歇尔（T.H. Marshall） 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英国人公民权（citizenship）的实现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8世纪的市民权利、19世纪的政治权利和20世纪的社会权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走过这三个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国家，权利实现的顺序必须是相同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到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往往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权利来追求，而忽视这些权利实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结果，超前实现权利的价值观，和客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之间经常发生严重的冲突，反而导致权利无法实现。

今天的民主面临很多问题，既有发达国家高收入民主的困境，也有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民主的困境。尽管这样，民主仍然会是发展中国家人们所追求的价值。不过，追求民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民主的实现必须考虑到各种条件。如果通过激进的方式，也就是在没有任何支持条件下实现民主，民主必然会和低度发展、贫穷、分化、混乱等等诸多人们不想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如何实现好民主而避免坏民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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