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两种解决途经
（只要“主流精英”还在当红，下面的结论说了也白说。但“说了也白说”无非对不住自己，而因为怕“说了也白说”便“能说却不说”却可能对不住历史。权衡下来，还是“白说也要说”。起码给“主流精英”的“美满世界”添点堵，恶心恶心他们。）
“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
因为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应试教育”的教育体制。现行的用人体制是“文凭主义”的用人体制。这样的体制不是培养“不龟手药”型人才的体制，而是培养“舔痔”型“人才”的体制，是培养“学者型官员”的体制，是培养精神贵族的体制，是培养特权阶级的体制。水中不能捞月，缘木无法求鱼。养猪的办法养不出千里马。
那么如何解决？
可以有两种途径：
其一，叶公好龙：好龙是假，“似龙非龙者”才是真。培养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是假，好歹弄出几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来装点门面是真。办法：来点修修补补的“改革”，唱几出“妓女从良”的文明戏，宣布从此大学再无腐败，让国家继续往里砸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运气好，终有一天瞎猫也能逮着个死耗子。只要哪怕蒙上一个诺贝尔奖，那也算是“零的突破”，算是有了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算是可以交差了。
其二，釜底抽薪：抓住根本，彻底解决。这就要实事求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彻底改造一切不适应培养“不龟受药”型人才的需要的教育体制和用人体制，以求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来。
要真解决问题就得有代价。要培养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就必须改变“应试教育”的教育体制，就必须改变“文凭主义”的用人体制，就必须反对“精英主义”，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用“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检验“精英”，来制约“精英”，不让他们拥有“绝对软权力”，不让他们掌握“绝对硬权力”，更不让他们同时既有“软权力”又有“硬权力”，从而得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也就是说，一贯叫嚷让别人当“改革代价”的“主流精英”这回该轮到自己当“代价”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施于人，那轮到自己的时候也没理由抱怨。
1、破除“文凭主义”。废止“学位通权位”。从有实践经历的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国家公务员。从有实际成就的国家公务员中选拔培养非特殊专业技术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
“应试教育”顽疾难除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凭主义”。“文凭主义”的实质在于学位跟权位直接挂上了钩，成了权术工具，把教育从“传授知识”变成了“传授舔痔”；把高校的“培养学者”变成了培养“学者型官员”，从“培养人才”的地方变成了“训练奴才”的地方。要根本扭转这种局面只有一个办法：斩断“文凭”与“权力”的关系，废止“学位通权位”。具体措施就是取消公务员和国家干部必须受过高等教育的“潜规则”，明确规定对国家公务员和国家干部文化程度要求为高中毕业，今后主要从有实践经历的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公务员，从有实际成就的公务员中提拔培养非特殊专业技术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公务员和国家干部的待遇不再按学位高低分等级，不再有中学毕业和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文凭差”。就是国家人事管理制度只要求最低文化程度为高中毕业，文凭“超标”白超，“大材小用”也没有任何“优惠”。更确切地说，不鼓励大学生、研究生当公务员当官。国家公务员和非特殊专业技术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应着重点从有实际经历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培养。换句话说，“桥归桥，路归路”，把做学问跟做官分开，让高校只
管培养做学问的，不管培养做官的。让考大学的都是想做学问的，想做学问的才去考大学。想当官就别上大学，想上大学就别当官。想当官就中学毕业先实践，然后去考公务员。
理由：
要求公务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大学以上的文凭不是实际工作业务的需要，而是政治权术的需要。
国家管理根本不象“主流精英”煞有介事吹得那样玄。列宁说：“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工人工资’就完全可以了。”“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列宁：国家与革命》
《宪法》并没有规定没有大学文凭不能当国家领导人。《公务员法》只要求公务员“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并没有规定没有大学文凭不能当公务员。把有没有大学文凭作为选拔干部、招收公务员的标准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不仅是“土政策”，而且属于违法犯罪。这实际是个权术阴谋，为的一是把毛泽东时代培养的理论联系实际、有实践经验有成绩的干部，尤其是工农干部全赶走，换上“自己人”，用“赵括”排斥迫害“廉颇”（比如，参加过“两弹一星”项目的工程技术人员要评职称还得重新补习外语，逼着学俄语的考英语）；二是从此杜绝来自工人农民普通老百姓、了解基层实际的人掌握公权的任何机会。这样做完全是权术的需要，根本不是实际业务工作的需要。
对现代化国家的管理人员没有文化要求不行。但要求过分甚至畸变了也不行。“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论”。鲁迅说：“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
社会科学是实践的科学。国家管理无“专业”。如果有，那么请问：哪些课是“专业课”、“必修课”？哪个大学有这种“专业”，例如“总统专业”、“总理专业”、“部长专业”？是不是说，没上过这样的大校、没学过这样的“必修课”、没有拿过这样的“文凭”的人就没资格当国家领导，当了国家领导的就必定是这样的大学毕业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请问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有谁没达到这个标准，谁该下台？谁该上台？如果都“达标”，那就是说，他们都毕业于这样的大学，都修了同样的“专业课”、“必修课”，请问是哪些大学？哪些课程？谁教的？
“公务员”也好，“领导干部”也好，都是“公职人员”。既然是“公职人员”，那处理的就是“公共事物”，需要面对的是方方面面，需要的知识是“通用型”知识，如听、说、读、写、四则运算、人际交流、社会常识、法律常识、历史常识、地理常识、生物常识、卫生常识、生活常识、文学常识、艺术欣赏、逻辑常识、分析总结能力、民族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小学教育的内容。到了大学，学的就是偏重一方的专业知识了。《教育法》规定：“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学的全是“本学科”、“本专业”的东西，跟“通用型”知识没什么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的“通用型”知识并不比高中毕业生的“通用型”知识高。要求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具有大学文凭从实际业务知识的需要上讲毫无道理，站不住脚。硬性规定如此，实际是把大学文凭当成一种社会地位来使用，跟“家庭出身”、“阶级成分”一个意思。
那么一些新技术手段呢？比如说使用计算机，比如说上网？
按理说，现在的中学应该教过这些。但如果没教过也不要紧，在职学习入门并不难，一个短训班就能解决。关键是善于自学，实践中提高：“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代化社会中任何人都有个知识更新、终身学习的问题。对于搞管理的公务员和领导干部来说，并不需要深入学会非常具体的专业知识细节，学个《概论》就够了。碰上专业难题不需要自己懂，只要知道谁懂就够了。任何大学专业的概论课也就是一个学期的事，短训班甚至自学就能解决问题。上短训班就能解决的问题却非要上大学拿文凭，等于只需要一块冰，却逼你买个电冰箱，甚至买个电冰箱厂。这不是强行摊派、强行搭卖、蓄意坑人又是什么？
从业务上讲，公务员和领导干部有大学以上的文凭并不是好事。执掌公权需要的是公平。如果先入为主就难以公平。学过某种专业，对某个领域情有独钟或自以有理论就对一切都熟悉，那就难以公平。倒是只有高中学历的相对来说跟哪方面都没有特殊关系，更容易做到不偏不倚，秉公办事。而且文凭高人一等反而容易背上包袱：碰到文凭不如的便瞧不起，自以为高一等，自以为知道得多，自以为有真理，听不进不同意见，更不屑深入实际。纨绔子弟是不靠真才实学专靠“出身高贵”混日子；靠文凭当官的是没真本事全仗着文凭欺负人。碰上了文凭更高的呢？要么自卑，要么“文人相轻”。再就是拿到大学文凭后的年龄已经摆在那里了，要赶在30—40—50的年龄“截止线”前出露头角，是靠老老实实的实践有把握，还是靠拼命“舔痔”、挖空心思制造“政绩”有把握？自己“文人相轻”，怕别人也“文人相轻”。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外行，不惜利用职权“露一手”，到处制造“政绩工程”，通过大学校友关系到处拉帮结派，制造内斗—这难道罕见吗？而且文
凭是死东西，“一纸定终身”，文凭到手能用一辈子，也就用不着再知识更新。总之从工作业务角度讲，文凭“超标”有害无益。如果没有大学文凭这样的“老虎皮”，大家都一样是高中文凭，谁也不比谁高一头，当不成“精神贵族”，翘不起尾巴，那就只有靠实际工作成绩来证明自己了（不算专靠“舔痔”的）。这样的人还有可能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这样的人上中学时没有高考压力，不必为“应试教育”浪费时间，可以集中精力全面发展，扩大知识面，提高素质，有效地利用了中学的学习时间，把“文凭主义”规定必须用于上大学的时间用于社会实践，及早
接触实际，增加资历，积累经验，对前途反而有利。这样的人不是“学者”，欺骗性小，做不到既有“硬权力”又有“软权力”，当不了“三头蛇”，要“绝对腐败”比“学者型官员”难度高。而且按中学校友关系拉山头搞帮派比按大学难得多：真要拉，山头太多，帮派太多。山头太多了便无山头，帮派太多了便无帮派—互相抵消了。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国家管理是一种最“高级”、最“特殊”、没有任何一所高等学校能提供、必须为每个具体个人“量身定造专用大学”的“专业”，是个终身学习、点点滴滴汲取一切知识才能学会、没有有形的“毕业证书”的“专业”。这所“量身定造”的“专用大学”就是“社会实践”，这个“最高级”、“最特殊”的“专业”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上这样的“大学”，学这样的“专业”，靠的是“自学成才”，在实践中“自然淘汰”，由实践发“毕业证”。这样的“毕业证”才是最权威的“毕业证”。而这“自学成才”的本领，全靠中小
学的“素质教育”垫底。规定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必须有大学文凭，表面上好象是提高了对文化水平的要求，实际是贬低了对文化水平的要求。因为它用代表着专业知识内容有限、学习时间有限、从此可以一劳永逸、不必继续学习也能混下去的有形的文凭来应付专业知识内容无限、学习时间无限、必须终生不断学习的“专业需要”，这难道不是“滥竽充数”、“偷工减料”？从这个角度说，当官的学位超过高中毕业的基本要求越多反而越丢脸：文不成武不就，做学问混不下去了，不得不改行当官。如果学问做得好，得心应手，能成大师，为什么放着大师不当要当官僚？如果本来就没打算做学问，考大学就是为了当官，那就更卑鄙：白白浪费了一
个高考名额，挤掉了别人的机会，换来个除了糊弄人外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文凭到官场招摇撞骗，这样的人能干出什么好事来？）
从高中生中招收国家公务员，从公务员中选拔培养领导干部，文凭学位与官位的直接联系断了，想当官就不必死乞白赖考大学了，就被“分流”了。投考大学的就主要是实心实意想做学问的了。这样高等教育的目标就单纯多了：培养学者，而不是培养“学者型官员”。这一下整个中学教育的负担都轻松了：想当官的跟想做学问的分开了，“升学率”不再是压倒一切的东西，可以全力以赴教学生如何当“不龟手药”型人才，不必全力以赴教学生如何“舔痔”。素质教育这才搞得起来。所以说，“取消对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大学文凭的要求”虽然只是简单一句话，却足以颠覆整个“应试教育”和“文凭主义”，足以“解放一大片”。对此真正不高兴的只有靠“应试教育”和“文凭主义”大发横财的教育奸商，以及利用“文
凭主义”搞政治阴谋玩弄权术的“主流精英”。
但要做到这一点，光有简单的行政规定这种“硬措施”不行，还必须有相应的“软措施”，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扭转被“主流精英”们用“文凭主义”这种“软权力”潜移默化“裹大脑”造成的社会偏见，使人们正确认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关系，不再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曲解为“尊重文凭”，曲解为“大学生当官”、“学者当权”、“中学文凭不算数”，等等。否则，没有大学文凭的当了公务员和领导干部也要受歧视，“文凭主义”照样破除不了，“应试教育”照样“万寿无疆”，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需要的大环境照样创造不出来，问题照样不可能真正解决。
2、制约“主流精英”
没有任何自我制约、无限疯长的细胞是癌细胞。没有任何自我制约、无限膨胀“绝对软权力”的是邪教法西斯。现在在中国，没有任何自我制约、只用“学者的良心”之类空话敷衍公众、不受任何伦理道德良心规范的约束、无限扩大自己“软权力”的是“主流精英”。
只要中国还不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奴隶制，那就没有人能不受制约，无论是不受法律法规制度条例等“硬权力”的“硬制约”，还是不受道德良心舆论伦理之类“软权力”的“软制约”。“主流精英”也不例外。
既然“主流精英”从来没有给自己设定过任何制约，那就只好由别人
代劳，为其设定如下：
1）、禁止歪曲解释“改革”，禁止滥用“改革”名义假公济私
必须明确规定：改革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加整体富裕。把改革从手段曲解为目的，鼓吹“为了改革可以牺牲人民的生存权为‘改革代价’”是非法行为，犯了“反人类”罪。把“改革”解释成盗窃国库、坑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让少数人发横财的“合理行为”非法，犯了诈骗罪和同谋帮凶罪。
2）、禁止歪曲解释“学术研究”，禁止滥用“学术研究”招摇撞骗
必须严格区分正常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和商业活动。必须明确：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纸上谈兵是学术，付诸实施就是政治。同行内部探讨是学术，面向社会大肆宣传就是政治。探索未来是学术，颠倒历史就是政治。超越利益考量是学术，涉及利益考量就是政治。蓄意混淆这些区别，把政治行为说成是“学术研究”、以“学术资格”的名义剥夺别人的参与权、发言权和决策权，说什么“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之类便属于用不实之词剥夺别人的正当政治权利，犯了“诈骗罪”、“政治迫害罪”和“侵犯人权罪”。以“学术资格”的名义误导别人放弃经济利益、为自己谋取好处则属于犯了“诈骗罪”。（拿了顾雏军的钱便开“学术研讨会”将其
盗窃国家资财的犯罪行为说成“改革成功样板”便属于“诈骗罪”。）
3）、不承认多重身份。严禁利用多重身份诈骗
严禁利用多重身份逃避规定，招摇撞骗。学者就是学者，官员就是官员，商人就是商人。不允许“两位一体”或“三位一体”。不做学问的“学者”不能当学者。不教课的“教授”不能当教授。（不把主要时间用于研究或教学的同样不算“学者”、“教授”）。学者教授不能担任公职，更不能掌握“硬权力”。只要担任了公职就是官，当了官（如书记、校长、处长之类）就不再是学者，不得再以“学者”自居，不得再享受学者的任何待遇，不得再以“学者”的名义做任何事，不得干预任何学术活动，不得参与任何有关评选学术论文、学术职称、安排学术研究项目、分配学术研究经费的事宜，更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干涉之。否则便犯了破坏学术研究罪和诈骗罪：不是学者却以学者名义招摇撞骗。
严禁以“公共学者”的身份暗中代理利益集团和外国财团、外国基金会的利益。一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项目发表研究成果时必须将资金来源如实公布于众。如果从商业集团或从外国基金会、外国财团获得项目研究资金而不公开申报，仍然以代表中国公共利益的学者的名义发表研究成果，便犯了诈骗罪。即使一时没有具体研究项目，只要从商业集团或外国基金会拿了钱，不论以什么名义，不论是直接给个人还是给单位，不论什么形式（直接的资金或其他形式的好处如物资设备、人员交流等），也不论数量多少，都必须公开申报。
在职官员不得以“学者”的名义活动，也不得发表学术论文。否则同样犯了诈骗罪。
不管是学者还是官员，只要沾了“商”就只能算商人，其他身份一律作废。商人只能是商人，不得有任何公职，更不得亦商亦官，否则就是犯了诈骗罪。（象最近一次烫死32名工人的辽宁清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高锋，居然同时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省人大代表、区政府区长助理，集官、商、代表于一身。这种情况绝对荒唐透顶。）
4）、坚持“软权力”与“硬权力”分开，有“软权力”的人不得同时掌管“硬权力”，反之亦然。
只要同时握有“软权力”和“硬权力”，比如“学者型官员”，便等于掌握了局部绝对权力。这种人可以利用“软权力”把个人意志变成“专家意见”、“学术成果”，再利用“硬权力”强行付诸实施，制造“绝对腐败”。要防止“绝对腐败”，就必须防止个人取得“绝对权力”，防止个人同时具有“软权力”和“硬权力”。掌握“软权力”的不得同时掌握“硬权力”，掌握“硬权力”的不得同时掌握“软权力”。不承认“学者型官员”。是“学者”就不是“官员”，是“官员”就不是“学者”。既当“学者”又当“官员”，以“学者”的身份享受学者的待遇、逃避对“官员”的规定，再以“官员”的身份享受官员的待遇逃避对“学者”的要求则属于渎职罪和诈骗罪。
5）、禁止滥用“专家”、“学者”的名义招摇撞骗
从来没有治好过病人的医生没资格称为“医生”。从来没有打过胜仗的带兵将军没资格称为“将军”。从来没有提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符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能够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的学者不能称为“学者”。从来没有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了具体的实际问题、取得了实际成效的专家不能称为“专家”。不看实际成果，仅仅根据文凭头衔便乱封“专家”、“学者”实际属于诈骗。（实践是最权威的毕业证书。文凭仅仅作为理论培训的参与证明，不是能力证明。未用实践证明自己之前甚至不应被承认是知识分子。）
6）、问责制
对一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社会效果极端恶劣、后果极端严重的政策，如“市场换技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必须问责，追究参与制订者的责任，对历史负责。
“自己做事自己当”。谁提出的理论，谁就要为理论实施的后果负责。谁制定的政策，谁就要为政策实施的后果负责。集体行为集体负责，参与者个个有责。既然“失街亭”，就该“挥泪斩马谡”。起码“下岗”、“买断工龄”、“自谋出路”。如果事实证明是为了私利蓄意误导，那就是犯罪，就该老实不客气，大狱伺侯。
7）、对学术造假、撒谎行为零容忍
学者只要学术造假，只要对公众撒谎，就永远没有资格再当学者，没有资格再做学问。
做学问靠的是实事求是。不是“不龟手药”型的实实在在的人做不了学问。撒谎造假，那就证明是“舔痔”型的，其所谓“做学问”不过是招摇撞骗。如果让这样继续保有“学者”的身份，就等于助纣为谑，同谋犯罪。
“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越是要害的东西，要求必须越严格。导弹的制导系统必须是零暇疵。电脑的CPU制造过程半粒尘土也容不得。学者既然号称“精英”，关系重大，其工作性质特殊，主要靠自律。一旦证明不能自律，那就决容不得，必须扫地出门，而且张榜立策告知全国，永远不予信任。
3、用毛泽东思想制约“软权力”
导致人生病、癌变的因素随时随地都有。但人为什么能保持健康呢？因为抵抗力占着上风，自动制约了一切病变倾向。
西方国家号称“言论自由”，但主张瓦解国家、搞垮国家的言论始终不占上风。为什么？是因为法律制约、舆论压力吗？不是。是因为多数人自己不愿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念头，想都不曾想过。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人心甘情愿认同国家。为什么？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形成了凝聚力，自动抵制着一切分裂倾向。
这种“抵抗力”、这种“凝聚力”就是保持人的健康、维护国家生存的真正的决定因素。是制约一切破坏倾向最根本的力量。
中国同样必须有这样的“抵抗力”，这样的凝聚力，有能够产生这种凝聚力的共同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否则就难免遇到各种分裂国家、分裂民族、不认同民族文明的主张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兴风作浪，猖獗一时。
真正能凝聚中国人的，能建立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只有毛泽东思想。
一下子死了三十多人、轰动全美国的弗吉尼亚工业大学校园枪击案发生后，许多美国心理学家的意见是：最根本的预防措施，是要让每个人，即使是弱者，都能感到自己是受到关注的，也是重要的，是不被忽略的，是不被歧视的，是不被隔绝的。
这些心理学家的意见令我一下子想起毛泽东《为人民服务》里的一段话：“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泽东近七十年前就提出并在中国曾经实现了的东西，美国人到今天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才得出类似的结论，而中国的“主流精英”们呢？弃之如敝履。比一比，谁先进？谁落后？谁反动？
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这根看不见的线把所有的中国人的心串到了一起，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同呼吸共命运，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高度一致，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凝聚力。
而“主流精英”呢？
自命不凡、把自己当贵族、把老百姓当贱民，从来不把老百姓的利益当回事，想方设法坑害老百姓。“主流精英”对老百姓能有多大“凝聚力”？
“文人相轻”。“主流精英”彼此之间能有多大“凝聚力”？
“有奶便是娘”，有用便“舔痔”，无用便反噬。“主流精英”的上下之间能有多大“凝聚力”？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象勤劳的蜜蜂，有组织、有分工地采花酿蜜，创造财富，共同享受。“主流精英”则弄得中国人象没头苍蝇，只会乱碰乱撞，追腥逐臭，到处下蛆，为眼前蝇头小利不顾一切，还美其名曰“市场经济行为”。他们把自私贪婪损人利己赞美成天经地义，不知把多少人从人变成了狼，残忍，凶狠，灭绝人性。比如发明从破皮鞋里提炼“高蛋白”，用有毒有害物质制造“人造牛奶”、“人造鸡蛋”之类“高科技”，专门坑害老百姓的，全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专家”、“学者”。普通的奸商小贩就是想破脑袋，能有这种本事吗？
“主流精英”要功无功，要劳无劳，要才无才，要德无德，整天叫喊“学者的良心”，实际什么道德良心也没有，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正如鲁迅形容的：“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
过去的士大夫至少还兴认同“尊孔终君”、“华夏之邦”，还兴认同中国。现在的“主流精英”认同什么？连认同“西方先进文明”也只是说说而已。有便宜便“国际接轨”，没便宜就“中国特色”。这样的人只会破坏，不会建设，走到哪毁到哪。正如鲁迅所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却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主流精英”把持了“话语权”之后，中国社会风气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靠这样的“白蚁”能凝聚中国？非把中国搞散架不可。
说“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不是瞎说。毛泽东思想有完整严密的哲学体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无不囊括其中，而且经过了千百万人长期的最严酷的血与火的战争实践检验，证明确实是真理，确实能解决实际问题。象这么全面、这么系统、这么科学、经得起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这么严格的检验的思想体系可以说全世界就这一份。相形之下，靠一时的权力东抄西凑瞎编乱造出来的、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
时髦“理论”简直肤浅庸俗得惨不忍睹。想用那样的破烂取代毛泽东思想，实在是“蚍蚨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够凝聚中国人，才包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要制约一切旨在瓦解中国的“软权力”，非毛泽东思想不可。
一提毛泽东思想，“主流精英”必定触了电一般跳起来反：“那文化大革命呢？”
对于借口“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的“学者”，我只想问一句：会不会使用互联网？天天上网不上网？
如果不会上网不上网，那什么都不必谈了：跟落后于时代、属于上个世纪的老古董争论个什么？纯粹浪费时间。厉以宁口出狂言，“要顶住互联网”、“网上说什么的都有”。“网上说什么的都有”便要“顶住互联网”，那地球上还什么都有呢，照这个逻辑是不是也该“顶住”地球？那样不如干脆别活了，到极乐世界报到算了，只有那里才只有好的没有坏的。闹着“顶住互联网”，这水平比工业革命初期手工业作坊的工人闹着砸机器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不同样属于对抗科技文明吗？就这号连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都不懂、已经被现代科技淘汰的活化石、兵马俑、木乃伊一般的“学者”，还好意思“代表先进生产力”？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跟这种科技白痴“学者”争论那才叫掉份，胜之不武：别人能分得清谁是白痴吗？
如果会上网、天天上网呢？那就恭喜了：您口头上虽然否定着“文化大革命”，但行动上却在天天积极参加着当代的“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当时没有互联网，只能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
而如今的互联网呢？干的恰恰是同样的事。任何人，只要有机会上网，就可以畅所欲言，发表意见，揭露阴暗面，不折不扣实现了“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发社会的阴暗面”。这跟“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有区别吗？本质上毫无区别。要说区别就是现在的“网上文革”比“文化大革命”的“四大”方便得多，有效得多，转播迅速得多，广泛得多。也就是说，唯一的区别是用现代技术—网络
取代了文革的“四大”。所以说网络就是现代化的“四大”，上网就是参加现代化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最恨谁？贪官污吏，以及专门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奸的“无良学者”—窃取了“硬权力”和窃取了“软权力”干坏事的。
“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窃取了“硬权力”和窃取了“软权力”干坏事的。
看见没有？当年“文化大革命”要打击的，正是最令今天中国老百姓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他们的本质和危害，毛泽东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看透了。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大革命”错了吗？
那么为什么当年那么多人赞同否定“文化大革命”呢？
因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太超前了，远远领先于时代，远远超越了当时人们的领受能力。俗话说，领先时代一代会被当成天才，领先时代三代则会被当成疯子。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理解，当然更不知道该如何干，干起来岂有不乱之理？当时的“舔痔”型文人便乘势利用“文革”整人，就如同现在的“舔痔”型文人乘实利用“改革”整人一样。这自然会引起老百
姓的反感—其中也包括我。别看我现在是铁杆“毛派”，但当年我对“文化大革命”可是一点也不理解，没少发牢骚，没少讲怪话，没少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严酷的现实改变了我的看法。只要不肯自欺欺人，只要还讲点良心，只要还讲究点实事求是，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就不能不承认（哪怕是痛苦地承认）当年的毛泽东是对的，文化大革命的总目标没有错，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
露阴暗面、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宗旨没有错。执行中的问题不能影响“战略目标正确”这个本质。当年的毛泽东远远超越了时代。但毛泽东没有时间等待人们慢慢觉悟过来，只好在其有生之年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理论信念刻在历史上，让后人慢慢领悟觉醒。为此宁可自己一时不为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谩骂也在所不惜，也就是牺牲自己，教育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当年欢呼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我颇有点类似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在一边欢呼的愚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年的耶苏被钉死了，其信仰却复活了，曾经欢呼处死他的人的后代不少人后来却皈依了基督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更讽刺的是，同样的情况正在中国重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如同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又复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义越来越明显。当时因技术条件限制而做不到的，现在不在话下了。当时人们不理解的，现在都不难理解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字眼虽然现在被妖魔化了，让不少人一听就要跳，但其实质内容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九十年代中国的强迫征地、强迫拆迁、下岗、买断工龄、贪污腐化、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极端分化等等比现在严重得多，嚣张得多，引起的社会关注却比如今少得多，遭到的抵制更没有今天这么大。为什么？当时互联网在中国不普及，没有“网上文革”，把握着“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严密封锁了消息，颠倒了黑白，一切矛盾都被掩盖了，任凭他们“杀人如草不闻声”。而今天不同了。有了“网上文革”。“主流精英”的话语垄断和信息垄断被打破了。他们想为所欲为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不能象以前那样呼风唤雨，招摇撞骗了。难怪厉以宁气急败坏，公然要“顶住”互联网。没有互联网，他们说什么是什么，神气活现，傲慢嚣张。现在呢？“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精英”这些词汇不是已经臭不可闻了吗？“重庆钉子户”僵持了几年，网上一登，半个月解决问题。这一切都是谁的功劳？互联网—“网上文化大革命”。没有互联网，指望平面媒体发善心，能有这样的局面吗？对比九十年代和今天的现实，现在人们还离得开这种“网上文化大革命”吗？既然互联网正发挥着“文革四大”同样的效果，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如果当真要坚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得取缔互联网。敢不敢？如果说不行，互联网取缔不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取缔网上“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不准在网上“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发社会的阴暗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通过网管严密控制网上言论，只准“舔痔”，只准发平面媒体一模一样的东西，其他一概不准，全部删光。这样行得通吗？恐怕哪个网站如此哪个网站先死。谁没事上网看平面媒体一模一样的东西？谁没事上网看你如何“舔痔”？所以说，只要网站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网开一面，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忍“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发社会的阴暗面”的原则。也就是说，不得不容忍“网上文化大革命”。当然，有人可以当煮熟的鸭子—肉烂嘴硬，硬说这不叫“网上文化大革命”，而叫其他别的什么。那倒无所谓。反正也不争这“名份”，只要能达到“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的效果就行。其它的如怎么称呼之类，完全可以悉听尊便。
“主流精英”诋毁毛泽东的另一张“王牌”则是“大跃进”。这同样是枉费心机。“大跃进”是个发现下面谎报军情并纠正偏差有多及时的问题。“大跃进”中的问题持续了不到一年。几个月的问题“主流精英”大做文章了几十年。而“主流精英”自己持续了几十年的问题别人连提都不准提，一直是“不争论”—自己的问题几十年都“不争论”，别人几个月中的事折腾了几十年，还有脸讲什么“学者
的良心”？
想否定毛泽东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这样的人过去徒劳，现在徒劳，将来还会徒劳。“王杨芦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只记得住毛泽东，却记不住任何诬蔑毛泽东的人。
能凝聚中国人的，能陶冶灵魂教人学好的，能培养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的，只有毛泽东思想。其它的，全是垃圾。对这点认识得越早，就越少走弯路。不信？走着瞧。
别看我现在是铁杆“毛派”，但当年我对“文化大革命”可是一点也不理解，没少发牢骚，没少讲怪话，没少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严酷的现实改变了我的看法。只要不肯自欺欺人，只要还讲点良心，只要还讲究点实事求是，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就不能不承认（哪怕是痛苦地承认）当年的毛泽东是对的，文化大革命的总目标没有错，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宗旨没有错。执行中的问题不能影响“战略目标正确”这个本质。当年的毛泽东远远超越了时代。但毛泽东没有时间等待人们慢慢觉
悟过来，只好在其有生之年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理论信念刻在历史上，让后人慢慢领悟觉醒。为此宁可自己一时不为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谩骂也在所不惜，也就是牺牲自己，教育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当年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我颇有点类似耶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在一边欢呼的愚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年的耶酥被钉死了，其信仰却复活了，曾经欢呼处死他的人的后代
不少人后来却皈依了基督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更讽刺的是，同样的情况正在中国重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如同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又复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