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系列事件都显示沉寂了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将重新拉开序幕，《大国崛起》的热播反映了我国知识界和政界已经充分认识到：拥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一个国家可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我国领导人公开肯定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是让人耳目一新、看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而中国著名学者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中更是直接强调与世界各国公认的民主观念接轨的问题，联想到胡温新政以来中国在诸多领域改革的进展和深化（比如通过萨斯事件扩大了公民知情权，通过孙志刚事件废除了违反宪法的城市收容遣送制度，通过总理为普通农村妇女熊德明讨薪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2004年更是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写进宪法），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看到了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十年前还是甚为敏感的话题和词语比如“民主”、“民主化”和“人权”不再是禁忌，反而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令人难以想见的是，居然是官方在正式文件中更多地提到“民主政治”和“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等说法，“民主”和“人权”在几年时间里成为官方的主流话语，中国领导人在与西方国家领导人会谈时多次主动地谈到“民主”和“人权”的议题，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自信和气度，更反映了中国和平崛起时代国人思想层次和认知层次的飞跃进步，反映了在全球化中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以及和世界主流文化接轨的上进精神。这些都让中国知识界处在1990年以来最活跃的时期，人们的乐观情绪在上涨，民众对政府具体政治改革方案出台的期待在升高。
在乐观和兴奋的气氛中要提出一些不同观点是不容易的，但是笔者设法在本策里具体从历史经验和各国现实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一些问题、难题和挑战来谈政治改革的经验教训，这样的思想是同中国崛起策所一贯宣导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必需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紧迫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则必须冷静、理智和慎重，甚至有些方面应当根据现实的中国国情而缓行，在上一策的文章里作者已经提到中国在未来20年内健全体制的四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健全公民社会，逐层推广基层民主体制，建立法治国家和建立社会分配体系及社会福利制度，因此笔者认为过快的民主化甚至是全国大选并不是当前的首要目标，甚至不应该是未来20年的首要目标。未来20年的首要目标在于：界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权力界限（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重点推出长篇分析），在日益健全的法治环境里通过基层民主的扩大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民主训练，为20年后中国稳步进入现代化社会之时的进一步民主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从前现代化社会转轨到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特别是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考察这些具有共性的难题和挑战对于理清当前中国改革过程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从威权社会过渡到民主体制期间，其本质会涉及到一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社会上总是有一定的群体对于权力有强烈的追求和权力欲望，而在过去的体制下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权力阶梯和官僚系统进入权力结构中去，在转型的过渡阶段和民主化时期由于有了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生活从而获得权力的可能性，这样的人往往会脱颖而出。他们或是有很好的口才，或是具有人格魅力，或是具有煽动家的天赋，或是具有一套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的政纲，或是利用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故意将冲突激化，以争夺选票谋取个人权力利益的最大化。比如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为100％，其中有1％的人对权力很感兴趣但是在旧有体制下无法施展才能，而在民主化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各项选举，当然，大多数人可能是正当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新型的政治家，但是不排除会产生一些民粹主义的政客，他们通过民粹主义的手段取得政权，将国家深深裂解为不同的相互对立的集团。比如台湾的陈水扁就是这样的天才政客和天生的煽动家，通过在台湾固有的族群矛盾和在社会伤口上撒盐的方式动员基本教义派，把台湾社会人为地区隔为“中国人和台湾人”，进而巩固权力成为“台独教主”，这样的政客较少有社会责任感，相反会给民主化带来极强的副作用，现在转型的民主政体中还无法找到具体对付民粹主义政客的办法。
2．由于民众长期不具有政治参与权、公共事务参与权和知情权，在民主化其间民众特别容易产生长时间的政治激情。在中国崛起策十二中作者已经提到，西方国家自身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演变才逐步演练出成熟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社会，即使是资本主义后起之秀如德国也至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演变、经历大量曲折后才最终演变成现代民主社会，因此西方历史的进程本身就是渐进的、自然演进的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而现在世界上转轨国家中一个不利条件是已经存在一定数量的成熟民主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拥有资源和经济实力的工业化国家，他们可以轻易地将自己的模式和观点在全世界进行输出，再加上我们处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人们很容易从外部世界吸取资源和营养来要求本国变革，特别是在政治转型期间反对党和反对政治势力很容易利用外部资源和模式来简化地证明本国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同时却完全忽视本国复杂的国情和社会需要时间逐步演进的事实。在这种互动模式形成后，政治反对势力很容易将自己扮演成社会进步者，处于较高的道义地位，而在无形中将力图稳定秩序的政府推到道义地位的低端，从而使其丧失合法性。民众也在政治风潮中培养了高度亢奋的政治情结和不易消退的政治激情，许多平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都会激情地向往、等待和参与政治运动，甚至在没有政治运动时还会产生失落感。民众过于强烈的政治激情会让民主弥赛亚的思想高度泛滥，民众容易简单地把国家所有问题理解为民主问题，把所有的改革都寄托到颠覆现存的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上，把国家的目标仅仅锁定在民主化上，甚至简单地认为: “民主化后国家就自然好了，马上可以成为跟西方国家一样的富裕国家。”不得不指出，在大众运动中人民往往不一定能看清国家的方向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轻重缓急，人民更容易被野心家和政客式的人物利用和牵着走，也很容易轻信和盲从一些迅速扩展的简化了的观点，从而形成经久不息的政治激情。如何在民主转型中因势利导，将人民正常的政治热情引导到一个温和、理性和法制的范围，同时为社会运动降温，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图表一展示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民主化过渡，其含义是指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人民政治热情程度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常规变化。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完全按照这种曲线经历民主化进程，但是西方许多国家由于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民权政治—民主化的演变，其过程往往是逐渐累积演进的，符合社会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的，这样的图表示意虽然有所简化每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渐进民主演变的规律。从A点到B点是属于民主化之前的时期，随着经济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地高速推进，人民要求保障民权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市民社会的建立和壮大，人民逐渐有了参政的要求，当民主化进程拉开序幕后(从B点到C点)，人民对参与政治的热情逐渐高涨。经历了一定阶段的民主演练后，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经历了几次大选后，政治民主机制日渐成熟，政治意外越来越少，人民的民主热情逐渐下降，但是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D点），那就是人民的政治热情比没有民主权利时代要高一些(A点，那时侯公民尚没有取得民选和政治参与的权力)，但是却低于民主化的颠峰时期（B点到C点之间）。这样的渐进过渡是最有利于一个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免除社会动乱的危险，从而比较稳健地过渡到成熟的民主社会。而今天的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在向民主化过渡时期却没有以前的西方国家那么幸运，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信息高速扩展的时代和西方在文化及意识形态上占有较大优势的时代，一个国家很难简单地宣称：我们先进行城市化、工业化、经济现代化，再发展政治民主化。因为在开放的时代一定会有本国公众援引西方的民主制度来要求本国进行变革和批评本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西方国家和国际政府组织所通过的国际公约也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民主制度，有形的、无形的、经济利益上的和国际道义上的压力都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提早民主化进程。比如决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远远不具备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但是都在国际压力下先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政治选举，其实质离真正的民主政治相差千万里。由于发展中国家把本应该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各项任务（经济现代化、公民社会、法制社会、民主化等）完全杂糅在一起，社会过渡的成本就陡然升高，如果西方国家在利用优势资源进行颠覆活动，那该国极易陷入很大的困境。
图表一稳定的民主化过渡：人民政治热情程度平缓上升，平缓下降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表二显示了一些地区民主进程中经历的严重曲折，尽管台湾是高收入地区，社会分配也比较平均，中产阶级已经构成了社会相对稳定的力量，而且台湾地区从１９５０年代开始就逐步进行了基层民主选举（中国大陆是从１９８７年开始了基层民主选举），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相比，从理论上而言台湾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实践优势。但是台湾地区由于族群之间的矛盾和认同危机在民主化期间被李登辉有意识地点燃，并利用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社会的固有矛盾和危机一经点燃就再难扑灭，而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民进党政府继续用扩大社会伤口和裂痕的方式来当作选战牌和政治牌，继续把社会分化为两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团体，在这样高度强烈的政治动员中和高强度的政治对立中，人民不断激情地参与政治运动，出现了民主化时期的过度政治狂热和经久不息的政治冲突，从B点到C点人民政治激情始终高亢和振奋，宛如吸了精神鸦片一样，始终在亢奋状态。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无节制的政治运动让转型期间的过渡成本大增，政府、反对党和人民都热衷于政治运动，而疏于治“国”，这不得不说是“过度民主”的灾难。
图表二：失败的民主过渡（台湾模式）：人民政治热情居高不下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表三展示的是另外一种失败的民主过渡模式。由于国家（主要是指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经历了一夜间的激烈政治变革，过去的集中主义政治体制迅速坍塌，由于没有经历任何真正的社会演进和渐进式变革，人民从极权主义的毫无权力的体制下陡然间过渡到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这种无政府主义居然也成为了民主化的一部分。人民激情地、甚至是狂热地参与到政治变革和政治实验中去，大众的政治热情同样处于过度亢奋和激烈的状态（B点到C点）。但是随着无政府主义的民主之恶果逐渐显现，包括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短期内大幅度下降，社会福利体系的崩溃，人均寿命的下降，国家的分裂解体，以及俄国从一个超级大国退变成一个二流国家等等，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的民主信念和政治热情，部分民众开始怀念过去的威权但是却生活稳定的时代，甚至强烈希望有一个强人出来收拾残局、稳定国家的基本局面，这样政治强人和领袖顺应时代潮流诞生，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民主的讽刺，从C点到D点人们的政治热情迅速冷冻到冰点，对民主的浪漫幻想和单方面恋爱变成对民主的怀疑和不信任仅仅是几年的事情。
图表三失败的民主过渡（俄罗斯模式）：人民政治热情陡然下跌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综上所述，呼喊民主口号很容易，如何稳步过渡到民主制度却是一个需要高度政治技巧、政治智慧和政治眼光的综合系统工程，我们一定不能低估了其间的难处，一定要按照渐进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原则来进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尤不及，欲速则不达，但是墨守成规，不进行改革，显然也是不行的。如何进行中道的改革，才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
3．在威权时代和极权时代由于国家强行禁止任何社会力量的存在造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紧张，一些社会运动和冲突由于处理不当或是过激处理为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带来了沉重的负面社会成本。每个国家和地区过去都会有负面的社会成本，但是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就会为社会转型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比如台湾在1948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成为国民党非常沉重的负面政治成本，但是台湾民主化的时候，已经离“二二八”至少有40年了，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家属虽然悲痛，但是时间的力量已经冲淡了许多过去时代的记忆，尽管这样，民进党和台联党还是把这一事件当作政治牌和选战牌来打，每年2月28日那天都会组织政治活动，名义上是纪念二二八，实际上是为了谋取选票，打击国民党，削弱其道德正当性，但是由于国民党处理得当，再加上事件已经久远，“二二八”并没有让台湾社会因为这个原因陷入解体和动乱。苏联的例子则是一个反面教训，由于在过去的时代有太多的负面成本、秘密档案和政治黑幕，人民基本不知情或是知之甚少，因此如果进行的是一场渐进改革，可以对过去的一些黑幕和政治迫害采取逐步公开和民众知情权逐步扩大的原则，在人民承受能力不断成熟和提高之后一步步地选择性公开一些过去的事件，这本身并不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动乱，因为每个政府、每个国家过去都会有一些秘密事件和负面的政治社会成本（包括美国在内）。但是由于苏联的激进改革导致过去的大量黑幕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公开或是被反对势力挖掘出来，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丧失，进而大规模地诱发社会动乱。如何判断哪些过去的历史负面成本会在本国民主化道路上对社会带来冲击、颠覆和秩序混乱，如何降低这些负面成本可能带来的危害性（比如在政治转型其间这些事件可能被特别的集团和反对势力出于权谋的原因利用），如何未雨绸缪地一步步妥善地处理这些历史事件和作好善后工作让这些事件的负面成本降到最低，考验的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智慧和政治技巧。
4．在现在的世界，当一个民族国家拉开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后，其意义早就超过一个国家的固有疆界，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其他西方国家、国际机构、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各国的政治研究机构和媒体都会或多或少介入改国的民主化进程，国内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反对势力往往会大量地和国际社会的其他角色相联系，以寻求财政和道义资源，国际机构的观察组织也会派观察员到该国对其选举的公正性、公开性和透明性进行评估，国际媒体会加大对这类信息的集中报道。如何在这种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时代有效区分哪些角色是在帮助该国，哪些是中立的观察者，哪些是在为该国的民主化过渡提供技术性资源，哪些则是完全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要颠覆该国的稳定秩序，是非常难以清楚明了地去判断的。如何在跟某些国际角色合作的情况下，防止另外一些角色利用民主化进程进行颠覆式地扩散某些极端思潮，对于转型国家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5．现代世界的民主转型国家大多数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国民经济落后和贫穷，往往面临经济进步、教育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等多项发展任务，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一个目标完成以后再完成下一个目标。由于经济的贫穷和落后，社会分配和社会福利在这些国家往往很薄弱。即使像中国这样迅速现代化的国家，在经济发达的同时也很难注意到马上建立配套的社会福利体制，在经济起飞的阶段往往贫富差距还会越拉越大。在第三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中，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极易被某些具有特定理念的人利用来进行裂解社会各个阶层，从而形成某些人期望看到或希望促成的两大阶层对决的局面（有产者和无产者，有钱者和无钱者，精英和平民，资本家和工农），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这种不安和动荡中被彻底撕裂，社会关系被简化为资本家和老百姓的关系或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从而让敌对和斗争的气氛充满了社会。更可怕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产生一位民粹主义领袖，通过允诺瓜分富人财产和消灭私有企业来取得社会贫困阶层的选民投票支持，当这样的领导人被选上后，其采取的政策可能完全是反现代化和反生产力的政策，殊不知，消灭所谓的私有企业容易，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要再培养起来可就难了。在世界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任何闭关自守和封闭式的经济政策只会让一国被现代文明彻底甩在后面，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如何防止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一国选民在民主选举中作出错误判断，比如选择了一个反现代化的政治家；或是一个激情的民粹运动家利用国内的一些社会矛盾赢取选票同时采取损害本国经济竞争力的政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因为在当前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一种完全错误的或是反现代化的经济政策会让一个国家失去4－8年的宝贵时间（要看这样的政治家能执政几届），而8年的宝贵时间能够让一个落后的国家抓住宝贵的机会而崛起，也可能让一个领先的国家因为错误和混乱衰落下去，“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民主条件下的政治家如何能说会道，讲任何东西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是不会治国，或是采取完全错误的产业政策，或是热衷于裂解整个社会和权力斗争，比如台湾领导人陈水扁，那么这个国家和地区就要遭受经济竞争力下降和人民生活所得缩水的苦果。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要开始民主化进程必须有一些相应的社会制度条件相配套：一国在民主化之前进行的基层民主训练越多越成熟，该国大选时混乱就越少，反之混乱的可能性就越大；该国的社会分配程度越均衡，社会福利制度越健全，中产阶级越壮大，大选时该国的混乱就越少，反之发生动荡的可能性就越高；一国人民的普遍教育水平越高、越均衡，人民在第一次大选时选出民粹主义式的领袖的可能性越低，反之，一国总体教育水平越低越不均衡，人民选择极端领导人和极端势力执政的可能性就越高；对待过去负面历史事件的社会成本上，如果该事件离全国选举时所距的时间越久远，或是政府未雨绸缪地将其一步步善后，那么事件的负面冲击就越小，反之，其对民主化的冲击就越大。
如果按照上述思考，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就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不适宜进行过快的和激烈的民主化进程，必须先一步步把许多外围条件完成后，才能进一步谈民主化和更高层面选举的问题。正如作者强调的一样：中国当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在中国面临空前机遇和复杂矛盾并存的时代，这样的宏观政治体制安排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语言和官方宣传，而是中国未来关键２０年之发展所必须的，其实，执政党在宪法框架下的稳定执政对于保障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和强国梦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相信越来越多的国人会真实地体会到这重要的一点的。我们紧要的任务是建立社会分配体系，促进大众福利和大众消费；健全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机构，建立全面的利益博弈机制；推广基层民主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民主实践；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法政治，界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权力（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推出长篇分析。）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7年1月16日
（备注：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７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１３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