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涛
德国著名的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沃尔夫岗·查普夫（Wolfgang Zapf）认为：现代化社会是通过市场经济、竞争性民主政治、社会福利制度和大众消费这四个核心机制表现出来的，查普夫认为现代化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大革命后逐步发展出来的社会发展路径和社会发展模式，它源于西方，但今天已经是全球范围内普遍的发展模式。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地处哪一大洲，身处何种文化圈，都会把现代化作为本国的发展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排斥现代化或是提出与现代化相反的模式。如果我们把沃尔夫岗·查普夫提出的四个核心机制再加上法制国家和人权保障制度的话，就能更加全面综合地反映出现代化社会普遍共有的特征。尽管不同的现代化国家和社会由于文化和历史不同，形成了各自一些发展特色，比如由于日本经济的成功让国际上曾热衷讨论日本现代化模式，德国的经济奇迹也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那些已经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都有着基本的共性，比如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实施的都是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还会实行计划经济和封建自然经济；绝大多数现代化国家都实施了竞争性的民主政治，都会有定期的选举和投票，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采取的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模式和古老的领袖独裁的统治模式；也是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都建立了适应现代化社会的社会福利制度，以保障处于弱势群体的居民和贫困阶层能够按照最起码的符合人道尊严标准的方式生活；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都是以促进大众消费为目标，并建立了以法治国的宪政国家，并都在宪法里承诺保障基本的公民权和政治参与权。
中国于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国策发展到今天，事实上也是在朝向国际公认的现代化模式迈进，尽管在改革以来的28年时间里我国在理论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但是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如果能站在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国社会整体上是在向现代化社会的模式演进。我国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将尊重人权和以法治国写进宪法，签署保障公民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的国际公约，这一切都显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现代化，而是与国际现行制度接轨的现代化。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尽管全世界有一个普遍的现代化模式，但是一个非现代化的社会和前现代化的社会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却是不同的。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从王权至上、封建采邑和缺乏民权的社会演变成为现代化国家。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T.H. Marshall)认为现代化社会的演进持续了整整三个世纪：在17世纪工业革命缓缓拉开序幕，18世纪经历一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民权最终被确定(civil rights, 包括财产权、结社权、信仰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等)；19世纪经过了许多冲突、博弈和妥协政治参与权最终被确定（political rights, 包含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权最终得到国家宪法的明确保障（social rights, 包含社会福利权，社会生存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而在托马斯·马歇尔的眼里，社会权最终的确定象征着西方国家的公民权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公民权本身就涵盖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大部分，社会权的确立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从而确立了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福利国家。当然托马斯·马歇尔的“三世纪公民权演进理论”是按照英国历史发展推断出来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政治参与权的确立在西方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涵盖妇女在内的普选权在很多国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最终被确定，美国的黑人直到1960年代才取得完整的普选权。但是托马斯·马歇尔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先进的西方国家和现代化发源地英国和法国，其现代化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社会变迁和演进，这一点，对于今天正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当然，笔者在这里绝对不是要宣扬我们中国也需要三个世纪的时间演变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论述。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21世纪，在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新世界，在中国和平崛起的雄壮历史步伐声中，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崛起，更要建立好的政治制度，不仅是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也是要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完全应该有信心，中国赶超式的现代化应当在本世纪的上半叶到本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内基本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艘大船在渡河，河的一边是一个前现代化社会，那里写着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集权政治，人治社会，封建文化，民权匮乏等几个大标牌；河的对岸是一个现代化社会，上面写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民权社会、大众福利和中产阶级等大标牌。人们在经历了长年的争论和探讨后，绝大多数人意见开始统一，认为应当把船从此岸摆渡到彼岸。但是问题来了，此岸离彼岸路途遥远，航线复杂，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和变数，搞不好会船倾人亡，而且船长和水手只习惯于在以前熟悉的航道上行驶，对于怎么航行到彼岸完全没有把握。那么，现在仍在此岸的船长和水手，只能先寻找正确的航道，确定好总方向，再一步一步地向现代化的彼岸航行。这一过程中，船长和水手要有高度的航行技巧以避开航线上的各种风险如风暴、漩涡、海啸，也要避免船只偏离正确的航道。而此时，船上的普通乘客，尽管有时候会同船长和水手有不同的观点，有时候双方还会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双方有一个最大的共同愿望，那就是齐心协力地乘船平安达到彼岸。这就要求船长不仅要有高超的航行技巧和远见卓识，能够冷静地、理智地领导船员沿着正确航线把船一步步驶向预定的方向，同时船长也要有高超的处理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为在漫长的航行中，如果船上的船员和乘客对航线的正确性发生怀疑而产生冲突和矛盾时，船长必须能够正确处理出现的问题并能赢得船上绝大多数乘客的信任才能让船只继续航行。而这样的航行对船上的乘客也有要求，因为大家同在一条船上，是命运共同体，如果乘客有意见和批评，应当理性提出，同船长等人共寻解决之道，而绝不能着眼于颠覆航船，或是颠覆船长的领导取而代之，在事关大家共同命运的航行中，理性的行为是互相协助摆渡，而不是互相拆台，因为那样大家都会面临沉船的危险。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场伟大的、但却是充满风险的航行。我们知道中国最终要航向的目标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众消费、共同富裕和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起点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要寻求的是一条代价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渐进的改革之路，我们需要树立一种温和、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国的改革进程循序渐进地引向中国现代化的终级目标。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从其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渐进的政治改革胜过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暴力革命。英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办法，除了在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外，之后历史的进程却是平和渐进的，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在保持旧有王位的象征权利下建立了权利制衡的新政治制度，整个社会在妥协和宽容中向前迈进；而法国则是一个盛产暴力革命的国家，尽管我们今天对法国大革命充满敬意，认为它为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地之一，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给法国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法国总是处在风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对国王和贵族的残酷惩罚和处决也引发了旧有势力一次次的反扑报复。新生权力对过去政治精英无情的专政种下了复辟和政变的恶果，法国长时间处在“处决国王－王权复辟－再处决国王－王权再复辟”的血腥循环中，尤其是雅各宾专政时期建立了一种对待政治敌人的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更是颠覆了社会稳定的根基，让仇恨和恐怖遍布社会每一个角落。所以说，虽然法国同英国一样，通过革命的模式向现代化社会演变，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是由于过程的不同，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法国的暴力革命带来了社会极大的内耗，这样的内耗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成本，让法国的整体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在18－19世纪英法在全球争霸的过程中法国不断败下阵来，虽然这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国社会因为不断的革命产生的“内伤”是让法国在英法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我们在19世纪末期俄国和日本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俄国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走上了两场暴力革命之路，特别是十月革命为俄国带来了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虽然帮助苏俄走上了另外一条现代化之路，但暴力革命带来的强烈副作用也是未来苏联模式衰败的重要原因。而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条稳定、渐进和有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的巨大成功当归功于清晰、明确的目标，执政者坚韧不拔的意志，民间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一种稳定温和的改革避免了社会崩盘和失序的危机，大大降低了社会前进过程中的成本，为社会的整合和国家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在1978年推动的改革开放国策就是渐进政治改革的最佳政治范例。当时中国处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条件下，一方面新中国的前27年在毛的领导下，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一级，中国独立自主和自强的精神振奋了百年来中国颓废的民心和士气，一代人通过艰苦的奋斗发展了“两弹一星”，中国被帝国列强欺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时期的土地改革、全民扫盲运动和合作医疗制度也为中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障碍。但另外一方面，计划经济的严重僵化，物资匮乏，极权主义的政治动员模式和政治运动也让中国依然远离现代化公认的标准。“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十年更是让民主、法制和公民权被践踏，从共和国主席到普通公民都遭到迫害。1978年的这个关键历史时期，新的中共高层对毛和新中国前27年的评价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面对这么一个高度复杂的历史难题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邓作了一个比较好的处理。他超越了简单的对毛好与坏的评价，既善于运用毛时期好的成果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比如说毛时期的教育政策和医疗政策培育了健康合格的生产者和潜在的消费者，这些都被邓善加运用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同时他又把过去27年来明显走偏的政策迅速纠正过来，邓不仅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而且拨乱反正为大量含冤的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平反，把国家经济和工作的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路子上来，重新赢得了民心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邓没有全面否定毛，而是在肯定了毛对新中国贡献的前提下指出了毛的错误，这样的评价符合当时整个社会的期待，也是让整个社会摆脱过去的阴影，在安定和谐的条件下集中精力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这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如果当时邓完全否定毛，不仅会可能连带否定一代人为新中国建设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贡献，也会直接指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还会带来更多的纷争和不安，让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之中。事实上，邓对毛的功过恰如其分的评价并没有影响大家对中共的整体观感，反而为中共赢得了更大的支持度和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邓利用毛时代的积极因素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业服务和避免彻底否定毛的作法给中国树立了和平过渡和循序渐进的典范。因为无论过去领导人有哪些重大失误和错误，我们今天都是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继承了前人的政治遗产，并通过修正过去的错误和偏差，继续向前进的。我们不能总是象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上那样彻底毁坏一个旧的政权再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那样的话中国将永远陷于治和乱、建设和毁灭的恶性循环。那样的话社会将付出极大的成本代价而无法长久、稳定地发展。邓的改革正是致力于避免中国重走“治－乱－治－乱”的循环，力求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激进变革和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按照这种温和改良的思路我们就能摆脱在对过去领导人和对过去时代评判时简单运用“好与坏”和“对与错”的线形思维，而是按照时代要求修改不合时宜的政策，并把过去对现在有用的东西善加运用，其根本目的就是一条，为中国当前的现代化事业服务。因而，我们今天不是要简单地褒贬毛和邓，而是肯定毛建立新中国和邓的改革开放都为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一代人完成一代事，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时空去批判毛为什么不早点搞市场经济，邓为什么不快一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毛和邓完成了他们那代人对中国的历史贡献，我们今天依然受益于他们打下的基础；毛和邓又有他们那个时代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时空来帮我们解决今天中国发展中的新问题；毛和邓也都是人，也都会有错误和偏差，因为人无完人。因此我们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依然要肯定毛为中国人树立的独立自主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今天仍是我们现代化路上重要的精神动力；我们在肯定邓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贡献后，今天也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方针，作为对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点的补充。
与成功的渐进改革范例相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一个常常进行革命和激烈政治变革的国家不仅难以向现代化社会演进，而且极易陷入国家大解体和社会大解体的灾难,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去颠覆一个国家的秩序,其结果反而让一个国家离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目标更远。这里前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值得我们谨记。整个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试图颠覆苏联政权,他们在国际间大力宣传, 苏联和共产主义国家是极权主义国家,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强大, 窒息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 构成了对自由权和公民权极大的威胁,只要颠覆了这个极权政府, 实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那就会药到病除。事实的发展结果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苏联这个国际巨人不仅在国家失序、社会解体和民族残杀中轰然解体,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右派的知识分子一定会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说,他们毕竟建立起来了民主制度和多党选举制度,他们在天下大乱之后由于建立了好的制度一定会过渡到天下大治。但是反讽的是,脱离了一个国家具体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抽象的打出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旗号,不仅没能建立起良好的现代化民主制度,反而让社会进入了寡头民主和无政府自由时代,更谈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权。美国著名的自由左派学者霍尔穆斯(Holmes)1997年在《美国前景》上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文章开头提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心积虑要削弱苏联的国家力量,加强苏联的社会、市场和异议人士的力量,以彻底让极权国家解体。那么实际结果是什么呢? 霍尔穆斯以自己多年研究苏联和东欧国家而得到的独到见解和自己在俄罗斯亲眼所见描述道: 苏联的极权社会是解体了,国家的政治迫害消失了,克格勃的秘密警察也不见了,刻板的政治宣传和灌输也停止了,持不同政见者也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但是同时,国家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完全崩溃,许多国营工厂的工人一夜之间被抛上街头,街上盗贼蜂拥,黑帮接管了国家地方权利,铁路上的火车被流寇洗劫一空,野狗在城市里到处乱窜,成群结队的士兵在延街乞讨,路边随处可见冻死的居民,整个俄罗斯的生产能力严重萎缩,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俄罗斯男子平均寿命下降了10岁，这几乎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空前灾难）,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军事基地上的核武器部件无人看管,许多部件流入了武器黑市场和黑交易,许多民族聚居地在国家政权解体后开始了互相的仇视屠杀。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悲惨经历让我想起了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1927年这段军阀混战的时期,旧的次序是打破了,但整个国家没有有效整合而陷入解体和分裂的边缘。我的一个罗马尼亚同事最近才去过在普京铁腕下逐步恢复国家秩序的俄罗斯，他告诉我, 俄罗斯的大城市如圣彼得堡已经发展出现代化城市的规模,而就在离大城市很近的小城里依然充满可怕的混乱和失序,他说,你在那儿呆一会儿的话，会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今天，邓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老实说, 笔者如同大多数人一样, 当时对这句话并不理解。整个1990年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苦闷的年代,但是却始终没有忘记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责任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更能代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境。中国将向何处去? 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数次被提出过来的问题,再次被提出。
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自信，中国走在历史正确的道路上：渐进改革，不是激进政治运动和激进变革，是中国社会最佳的选择。自从1840年中国被列强的炮舰打开了国门后，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和激进的政治运动，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运动……当然，笔者绝对不是要否定一些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们的发生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笔者要表述的意思是，一次一次激进的政治事件和无休止的革命与政治运动的确让中国社会遭受到空前的内部消耗，往往是每革命一次，中国的版图就小一次，中国的生产力就遭到巨大的损耗，中国商业力量、市场经济力量和中产阶级力量就被摧毁一次。中国的民族产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列强侵略、内部动乱下，一次次倔强地试图发展，一次次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始终游走在现代化边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1990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却安然度过了危机，既没有解体分裂，也没有陷入像前苏联那样的大动乱，反而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并在新世纪迈向了和平崛起的壮丽局面？有的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到，这是中国政治控制的结果。其实这个回答是不正确的。邓公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的民族产业和市场经济第一次获得了“安宁”，经历了全局性、长时间和全面地发展，中国老百姓生活第一次真正摆脱了赤贫和饥饿，开始了有尊严的生活,它符合了社会规律和时代的主要需求。民间久已压抑的消费意识、致富意识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识一旦被打开，就如洪流一般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1989年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积压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让中国现代化巨轮出现了一定的迷航，但是中国精英、企业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老百姓有一个最大的社会公约数：那就是中国不能乱，中国只要稳定发展，大家就可以过好日子。谁掌握了中国大多数阶层的社会公约数，谁就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是的，我们还有很多社会矛盾，社会不公正问题十分突出，法制建设十分落后，权利制衡机制还比较缺乏，民主政治也还相当滞后，普通公民的民权还常常受到损害。但是，只要我们的国家没有分裂、没有陷入内乱;只要我们把握住了大局,用经济增长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祉,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在理性、渐进的改革路上让中国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而在国家内乱、解体的过程中，不仅不能建立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不能保护公民的人权，还会让公民的基本生存权都受到威胁。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国家的力量，认为那样才能促进公民权和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谬误。一个稳定、有次序的国家本身就是在保护公民的人权，一个稳定、有次序的国家也是一个社会渐进迈向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公民权制度的根本基础和保障，当一个国家陷入内部解体和混乱后，何谈发展健全的民主体制，何谈保障人权，何谈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 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势力不断地鼓吹要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不断宣扬要削弱国家力量,事实上却是没有完整的国家、没有健全的国家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场机制。因此极权国家的统治模式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没有国家和国家解体。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见,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一个城市里监狱的狱警都不见了,银行里空空荡荡没有人管了,警察局里的警察都消失了,国家政权都通通解体了,那将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可以设想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定是大抢劫、大动乱和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这样的局面不光是空想,它已经在人类社会多次上演。2003年4月14日,当美国军队先头部队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后,也许是美国军队太想展示独裁统治的覆灭后,美利坚“民主自由”的“阳光”开始“普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了，因而他们没有立即相应地建立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全球的电视观众得以目睹一个城市是如何惊心动魄地陷入崩溃的。萨达姆政权虽然是独裁政府,但是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还是生活在一种人类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下,但是美军对混乱、骚动和暴动的纵容和悠然自得的观赏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恶果,社会的混乱、宗教仇杀、民众械斗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难以合上。最令人痛心的一个例子是,在极权主义的萨达姆政权统治下, 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对文物的管理倒是井井有条, 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第11大博物馆,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人类最古老文明的文物在那里得到妥善保存。然而美军对抢劫的纵容,和所谓的要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民主自由”，让人类文化遗产在21世纪经历了一次野蛮的浩劫,整个巴格达国家博物馆被暴徒洗劫一空, 约有17万件珍贵文物被盗和被毁, 包括许多名闻世界的文物遭到彻底毁坏, 整个事件堪称世界文化灾难, 却是在美丽动听的“自由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真是反讽到极点!以上国家解体时可怕的末日景象在前独联体多个国家包括俄罗斯曾经上演过。
如今，除了美国部分学者开始反省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和东欧的激进革命和伊拉克战争以外,欧洲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开始热衷于研究与对比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成败。德国柏林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汉斯犹尔克(Hansj?rg)在其文章“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较的中国渐进改革历程”中用宏观数据非常精确地分析了中国和苏联(俄罗斯)力量对比的惊人变化。他指出,1980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前苏联的1/4,19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与苏联(俄罗斯)持平,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戏剧性地跃升为俄罗斯的四倍。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也大大领先于俄罗斯。汉斯犹尔克深刻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两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变化为什么会这样迅速? 中国是怎样达到这样的成就,在综合国力上大大拉开与俄罗斯的差距的? 在汉斯犹尔克得出的结论中,第一条就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第二条才是正确的经济策略和有效的资源配置。
其实无论是中国的邓小平还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都是在发现了以前共产主义制度的问题后下定决心力行改革的,双方的最终改革方向也应该是大致相同或接近的。因为计划经济已经行不通了,再走下去就会误国误民了,所以大家才会向市场经济方向改革；因为过去的中央集权体制行不通了,落后的政治体制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了,所以才要改革政治体制,朝向一个权利制衡、权利制约的法制社会发展；因为过去领袖独断专行,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因此才会改革,朝向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过渡；因为过去有政治运动和政治清洗的惨痛教训,今天才要改革,要建立良好的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本来双方演进的终级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结果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 正如文章前半部分提到的,欧洲美国本身也花了两到三个世纪才逐步发展成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欧洲国家和美国自身也经历了无数的冲突、斗争、倒退和反复。当然今天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300年来把中国和苏联转化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完成不同的任务,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28年,才基本建立了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产阶级逐渐壮大,公民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的社会,以后的任务将是一步一步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稳固根基。而这一切在前苏联都是通过一夜间的政治巨变来完成的,国家如何能不乱? 无论目的看上去如何崇高，但基本的事实是前苏联根本就不可能用几年的工夫来完成西方两、三百年的任务。这就好比一个久病缠身的人, 需要长时间的药物治疗,要分三年的时间每天服药才能慢慢恢复,而这个病人走了个大极端,把三年该吃的1000多片药一天服光了,那结果是什么? 当然是这个病人一命呜呼了。能说药不对症吗? 当然不是,关键是病人服药的方式不对。如果说是病人自己决定这么作的,那么他应该自己负责任；如果说是医生开了这么个药方,或是医生明明看到病人这样服药而不加以阻止,那就等于医生在变相杀人。让人觉得玩味的是,前苏联这个病人去找西方的医生看病抓药时,西方开的正是一剂可以吃死人的猛药,无论是全面私有化,还是休克疗法,还是所谓的“民主药方”都让俄罗斯迈向崩溃,这当中,不仅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大国,还有一些貌似中立的国际机构,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俄罗斯沉重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 不能用抽象的正义原则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要求一个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特别是一个过去在发展道路上完全与现代化南辕北辙的前共产国家一夜之间实现这些目标,就好象再好吃的饭菜都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一样,应该作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民主,一年比一年更自由,一年比一年更向法制社会方向迈进，而绝不是激进变革和一夜革命。西方国家对当时俄罗斯的要求和附加条件看上去似乎符合正义标准,要求俄罗斯民主化、私有化和完全开放言论,但实际上西方玩的是偷换概念的游戏,一个发展了三百年的成熟体制完全可以经得起言论自由的冲击和挑战,而对一个久病缠身、才从极权社会的禁锢中微微打开了国门的前苏联,一个其人民接受了80多年党的宣传的国家,如果骤然全面实现言论自由,而西方国家又开足马力向前苏联人民进行另外一种“心战宣传”时,苏联解体和分裂的结果就基本注定了。道理很简单,一个身体很好的健康人让一个重哮喘病人骤然间象他那样每天跑5000米, 病人很可能立即死亡。同样,一个发展得很成熟很完善的体制对待一个百病缠身的体制,你用你的标准来要求他,再对他展开致命攻击,他不垮也难。
如果说1990年大家还看不清历史发展轨迹,许多人依然向往“全盘西化”的话,倒情有可原；而今天，在经历了那么多历史教训后,如果还再继续鼓吹“全盘西化”,那么就很值得怀疑这样的观点后边的动机了。我们中国人只要牢记俄罗斯生病找“鬼”抓药吃死自己的教训,就懂得更加珍惜今天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局面,我们当然要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如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健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民主制度,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但我们学习西方时一定要树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符合中国国情、循序渐进的原则,彻底告别那种依附于别人的后殖民心态,学习西方时要有健全的人格和国格,才能真正迈向独立自主的、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当然,在这一个过程中,决策者也应当前瞻性地把握住历史机会,既不求急冒进,也不削足适履，在国家总体稳定的大好局面下, 应该一步一步地把中国渐进改革的政策推向前进, 每一个阶段都应当完成一个重点任务, 让中国的体制越演练越完善，越演练越成熟。在这个宏观历史进程中,中国执政党、参政党、知识分子、民间团体和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构筑一种和谐共赢的关系,共同在国家稳定的大局下通过良性互动为中国逐步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中国崛起策十三和十四笔者将详细论述）。毕竟我们个人生命有限,为国家建立良好的制度却是在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强大、崛起、有国际尊严的中国,留下一个稳定、和谐和免于动乱的中国,留下一个富裕、平等和免于匮乏的中国。新世纪的中国应该走出过去的历史怪圈,应该走出过去历史的阴影,应该从此告别动乱和革命,应该从此告别激进和暴力，通过理性和平的方式走向共同富裕的民族复兴道路。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出悲剧的话,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则是一出悲喜剧,而21世纪,应当是中华民族彻底告别悲情的时代,我们应当为我们民族在经历了短暂的沉沦后重新奔向世界顶峰而骄傲,在中国崛起的壮丽舞台上,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社会群体,都在为我们国家的复兴和强大作出贡献!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