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场旷古未有、祸延天下的金融风暴，系由全球化时代的金融“霸主”、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引起。多年来美国过度利用美元优势地位，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不受拘束地印发美元，征收越来越重的“铸币税“，漫无节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创新金融衍生工具加剧投机操作等，陷全球经济结构于“危险平衡” 的畸形态势，终于酿成空前全球金融大危机。“过犹不及”也。
应对此次危机，除了政府干预紧急救市，尤要针对根本原因，建立健全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并发展形成具有良性竞争和相互制衡功能的多元化世界货币体系。
11月15日的20国首脑华盛顿峰会，将大力推进全球合作协力救市，争取及早恢复金融系统正常运转；并就改革金融监管事宜谋建某种起步性的框架意见。至于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涉及美元地位和发展多元化世界货币体系这一重大敏感议题，峰会东道主美国似乎兴趣索然。
美国政界承认华尔街银行家的贪婪和技术失误导致了危机爆发，必要大加收敛，强力约束；但为了本国现实利益，不会轻易放弃美元的主导地位，势将力保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恢复原状而非追求货币体系多元化。然而，遭受重创的世界各国普遍认为，金融危机反映了以美元为国际结算货币的体系本质上存在不可弥合的缺陷，世界迫切需要构建不尽依赖于美国的多元化货币体系，缔造一个公平、公正的金融新秩序。
这种情势可能演变成一场国际政治力量的博弈。何以定策，怎样胜出，兹事体大。
10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发布了《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声明》，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决心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进行“有效和全面的改革”。特别是欧盟一些主要国家，显然希望借此时机，一举改变欧元屈居美元之下的局面，为欧元取得与美元竞争国际主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地位的良机。英国首相布朗早早描绘了他所希望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现最为强烈：“欧洲想要它，欧洲要求它，欧洲将得到它。”
经济力量多元化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继在亚欧首脑会议上表示“应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公平、公正、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28日访俄期间再度提出，要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
借助一个强大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二次大战以后世界进入美元主导时代，是历史阶段性的自然选择。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成就了带动全球化伟大进步潮流的不世功勋；但它的无所制衡的现状，存在不可持续的历史局限性；这场金融危机已经充分昭示了这种局限性的狰狞恶果。
美国仍是世界经济超强。美元货币体系的弊病若能适当纠治，还将长处主导地位；但是今天欧洲和亚洲已经形成了规模堪与美国比拟的巨大经济体；既有可能，更有必要发展造就一种多元化世界货币体系良性竞争、相互制衡的大格局，是为全球化未来进程顺理成章的必由之路。至于最终产生充分符合全球共同利益的理想化单一世界货币，为时尚早，犹待“世界大同”结出胜利果实。
货币是在物资与服务交换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在国际商品流通中需要通用的世界货币，不但用作价值尺度，还是国际支付手段、国际购买手段和国际财富转移手段。全球化时代如果没有适当的世界货币和弹性汇率，那么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货币，会有成千上万种变幻不定的汇率，交互流通何来准绳和效率，人们将无所适从，世界会一片混乱。
黄金曾经是公认的世界货币。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扩大，货币需求量不断增长，而黄金产量远远赶不上国际流通对世界货币的需要，这就驱使人们使用非黄金的信用货币来行使世界货币的职能。于是，少数经济实力特别雄厚、拥有巨额黄金储备，信用稳定良好的的国家，其纸质主权货币在与黄金挂钩的条件下，履行了世界货币的作用（如英镑、美元）。
随着纸币流通制度的演进，纸币的发行开始与黄金的准备及兑换相分离，纯粹纸币的信用本位制盛行起来了，不再必要花费大量人力资源以利用黄金充当货币本位。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指出：“如果再用黄金作为世界货币，人类的命运就取决于金矿主的利润，人类就要做金矿的奴隶，就要做金矿主的奴隶。”黄金终于转化成了非货币化的商品。
纸质信用货币作为价值的符号，其发行量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为基础，实质上就是以本国的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价值组合为基础。不同国家的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对比，成为其汇率决定的基础。当然不同国家货币的价值量对比，主要是由其购买力相对地表现出来。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纸币的购买力或物价水平，可以较为合理地决定两国货币的汇率。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世界各国已开始接受金本位美元，强势美元逐渐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二战结束前夕，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郡的度假宾馆召开有44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system），规定了关于对成员国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和汇率安排的一系列规章，建立了一种“可兑换黄金的美元本位制”：美国承担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处于中心地位，起世界货币的作用。协议确认美国规定的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每一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按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为使黄金官价不受自由市场金价冲击，各国政府需协同美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维持这一黄金官价。同时，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各自货币的含金量，通过含金量的比例确定同美元的汇率，因此成员国互相之间保持汇率稳定。这个协议使美国几乎独占了货币金融领域游戏规则的主导权，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战后百废待兴的严峻形势下，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充足的黄金储备(1949年美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71.2％)，得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顺利运行。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马歇尔计划一起，支持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表现非常出色，有人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致命的缺陷。1960年，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Robert Triffin）所著《黄金与美元危机》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无疑存在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总有一天会崩溃；这个观点被称为“特莫芬悖论”。其要点为：在黄金--美元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国的外汇收支不平衡成为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的来源；而长此以往，美国的收支不平衡又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元的信心；若美国停止收支不平衡，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将下降，从而降低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平。
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法国总统戴高乐等，很早就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尖锐批评。戴高乐指出：“美国没有特权”把世界贸易实际上变成了美国的仓库，因为一旦美国出现了贸易赤字，它只需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无偿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劳务。后来戴高乐更号召世界各国回归19世纪的金本位制。
20世纪60年代以还，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发生了一系列经济危机，大量资本逃离，财政赤字扩大。美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超量发行美元，引发各国抛售美元，抢购黄金，使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市场金价暴涨难以抑制，黄金官价越来越难维持，美元信誉受到极大的冲击。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在无力实现美元按固定汇率兑换黄金的承诺后，宣布停止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于是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美元对黄金贬值，改行浮动汇率制取而代之，即美元与黄金的比价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至此名存实亡。
1976年第八次美元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达成了以浮动汇率合法化、黄金的非货币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定”，曾经辉煌一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宣告解体；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两大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继续留存。
此后，经济学家称之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不再有大一统的国际货币制度化合作，汇率调节放任自由，主要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这种既无本位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状态，通常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事实上，一些经济强国从此实行浮动汇率，而大多发展中国家仍选择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篮子，绝少任由汇率自由浮动。
美国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并没有随之动摇。恰恰相反，美国度过了一个个难关，其强大创新能力驱使经济持续发展进步，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90年代美国主导全球资讯革命，取得创记录的繁荣，美元一直毫无悬念地继续充当世界货币的主角，引领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在欧元出现之前，世界上80%的外汇储备采用美元，现在这个比率还接近70%。这说明，不是政治家的协议，而是市场决定着美元的命运。
在“无体系的体系”中，由于世界性通货膨胀开始蔓延，各种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许多国家致力寻求组建区域性货币联盟的途径，以维系金融有序稳定运行。无论从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真正稳定、繁荣、发展的区域化并非经济全球化的对立物，恰恰是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中北美区的货币合作和拉美国家的“美元化”，以及规模不大的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
欧盟建立，以至1999年1月1日欧元（EURO）成功启动（2002年1月正式流通），将货币区域一体化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今天欧元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世界货币。
亚洲不可能孤立潮流之外
亚洲经济连年发展迅速，实力壮大可观，仅就东亚地区言，无论按美元或购买力平价计，现有经济总量（GDP）已与美国或欧盟并驾齐驱。目前全球七成外汇储备都在亚洲。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占据着世界排行榜上前三名。
地处东北亚的日本是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强大经济体。日本战败后在美国强力支持辅导下，从废墟上重新起步，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1968 年晋身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985 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1964年日元成为国际流通货币，布雷登森林体系瓦解后，日元在1971年实施浮动汇率，现在日元是美元、欧元之后的第三大世界货币。1985年9月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对美元巨幅升值，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十五年停滞不进，至今少有起色。日本要从“脱亚入欧”转变为重返亚洲，通过与亚洲各国的经济融合重开新猷，就要强化同亚洲国家的合作关系。2007年日中两国贸易额达到2360亿美元，中国已超越美国，保持着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日本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而且提出了建立一个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以及可能扩大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东亚共同体设想。2005年12月14日，日本签署了《吉隆坡宣言》，宣布把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长远目标。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近12年来（1996-2007）GDP年平均增长13.02%，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估计今年的增长率仍将在9－10%之间，居全球之首。2007年GDP总量按美元计为世界第四位，按平价计则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包括对美国的巨额债权。中国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去年总量已突破两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二。在贸易和投资中人民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人民币交易量正快速追赶作为在亚洲影响力最大货币的日元，逐渐成为亚洲的主要货币，在东南亚人民币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势货币。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始终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使人民币在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中国赢得了国际信誉。但是中国目前人均GDP仍处于较低水平，虽然已接受IMF第八条款，资本项目管制仍很严格，落后的及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以及至今仍无自由兑换的时间表等，使人民币尚难迅速成为国际中心货币。
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大量国际游资对亚洲进行冲击时，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的货币遭到严重的打击，对美元被迫大幅贬值。经济联系十分密切的许多亚洲国家深刻地认识到，本地区货币不能再作为某大国货币的附庸品，必须加强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创立一个稳定的统一货币，使成员国之间消除汇率波动的风险，稳定区域金融市场，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利于扩大投资和贸易的规模，促进亚洲经济健康成长。
当世界货币体系中出现欧元与美元“二元化”现象时，亚洲的任何单一国家的金融实力，都不足以形成堪以平行抗衡、自保自立的地位；若是不加强本地区的货币合作，不及时谋求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势将陷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境地，非但失落了国际金融博弈中的应有份额和话语权，甚至有被全球化边缘化的危险。
1997年在东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基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东盟成员国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得到的直接教训，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最早提出了“亚元区”设想。
2001年上海APEC会议期间，“欧元之父”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发表了自己对未来世界货币格局变化的看法：“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亚元区）。”2003年蒙代尔建议，设立由亚洲地区某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争取在每个国家不放弃本币的情况下，能让一种叫做“亚元”的区域性货币在亚洲流通。这个建议获得许多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
2006年初，亚洲开发银行曾推出一种名为“亚洲货币单位”（Asia Currency Unit，ACU）的货币符号概念。与欧元推出前的欧洲货币单位相似，这不是可以流通使用的实际货币，而是一种根据亚洲若干国家货币价值、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及贸易规模等的加权值制定的虚拟货币。亚行将核定其对美元及欧元的汇率，通过网站对外公布，借以衡量亚洲货币汇率变化规律及波动可控性；有关国家可以据此调整金融和货币政策，使货币机制逐步向“亚洲货币单位”靠拢，从而为将来亚元正式出台奠定基础。但因亚洲货币单位应包括哪些货币以及它们的权重如何分配等问题上存在政治和技术上的争论，该计划已被推迟。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金融危机爆发，催促亚洲国家和全球范围最高决策层，充分正视亚洲货币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亚洲有关国家应将谋建亚元大业提到正式议事日程上来，设置专职机构主司其事，积极推进亚洲货币合作框架的设计和建设。
借鉴欧元发展过程的经验，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趋于成熟的前提是经济一体化、共同的政治意愿、以及文化上的广泛认同和必要的凝聚力。
与欧洲相比，亚洲幅员广大，国家众多，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地缘政治、价值观差异悬殊（包括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差异），以及存在领土纠纷、恩怨纷争的历史性深刻隔阂，致使这些前提的成熟程度相去甚远。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亚元将是各国经历反复磋商磨合的、艰辛的、渐进的、长期的过程；但可以从条件较为成熟的地方做起，分阶段实现区域性货币合作，由“小亚元”而“大亚元”，在多元世界货币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经济上大体的均衡发展是建立“亚元”的基础性条件。亚洲已经拥有一些自由贸易协议网络，可以在条件较为成熟的地方，各方保持自己的货币，从经济一体化入手，分地区、分阶段，实行区域整合。通过建立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货币合作同盟，以及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等，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寻求共同稳定发展，采行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大幅降低内部交易成本，缩小国家之间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为跨越地区，扩大合作范围创造条件，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一朝亚元临世而金声玉振，集其大成焉。
这个“条件较为成熟的地方”，首先应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十国的“10+3”东亚地区。“10+3”领导人在2004年就已经将“东亚共同体”作为一种长远的目标和共同的努力方向。（蒙古和朝鲜也是东亚国家，在适当时候也可加入。）
此外，印度地处南亚，不是APEC成员，但已成为东盟的观察员，近年颇为积极地参与东盟的谈判，表现出了加入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强烈兴趣，可能会成为“东亚共同体”的近期合作伙伴。
东盟是实行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推手；中国以非常明确的立场，尊重和支持东盟推进地区一体化的主导作用。东盟内部的多元性是很明显的，宗教传统、民族习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等差别极大，内部常常会有很多矛盾，但是东盟似乎特别善于把多元特征作为一种正面资源利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还是能够形成共识。东盟的这些特点，对于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具有非常好的经验借鉴作用。
东盟10国的领导人已达成共识，在2015年前消除贸易壁垒，以创建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经济共同体
1997年，日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并承诺为这一基础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2000年5月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各国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签订了“清迈协议”，协商通过了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范围扩展到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金融合作条款。在此基础上，2004年推出亚洲债券基金，亚洲债券市场协定得到强有力的推进。目前各成员国在“10＋3”框架下先后签署了16项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365亿美元。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十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达成时间表规定，2010年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即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将建成自贸区，2015年和东盟新成员，即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将建成自贸区，届时，中国与东盟的绝大多数产品将实行零关税，双方的贸易将实现自由化。该自由贸易区涵盖逾18亿人口，GDP总量近4万亿美元，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具经济潜力和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
中国、日本、南韩，以及东盟等亚洲13国领袖今年10月24日在北京达成协议，将于明年6月前成立800亿美元的联合基金，以防止区域金融危机与捍卫本国货币，特别是针对出口萧条等引发的美元枯竭问题，确保成立外汇的共享渠道。其中，中、日、韩已同意提供80%资金，约640亿美元，其余160亿美元由东协会员国共同出资。这个举措，无疑意味着朝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方向迈前一大步。
亚洲地域辽阔，情况复杂，就近期前景而言，亚元的现实性在于首先推出东亚共同体的统一货币，而非包含西亚、中东，以及独联体各国的整个亚洲。名正而言顺也，这个由东亚共同体发轫的统一货币，严格地说，应称之为“一期亚元”；但作为亚洲地区经济最强，人口最多、起步最早，意在扩容全亚的区域性统一货币，直呼亚元，并无不可。对照欧元，从起步至今，一直没有包括全部欧洲国家，那大英帝国不是还坚守英镑阵容吗。
就眼前利益而言，美国不会希望世界金融市场出现美元、欧元和亚洲圈的三极化局面，但美国不可能阻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东亚一体化不会排斥美国的合法利益，而将尊重美国参与东亚地区多边事务的必要权利。因此，美国虽然最初表示过反对，但现在已经不再反对。2006年06月19日，美国副财长蒂姆·亚当斯在东京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表示，美国不反对创建亚洲货币单位，这显示美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亚当斯表示，有关美国对于亚洲货币单位的态度上存在“一些混淆”，美国并不惧怕亚洲崛起中的经济体之间增强货币合作，“我们并不反对创造一个亚洲货币，相反我们希望能够在此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帮助亚洲货币成形”。
华盛顿峰会召开在即，欧洲领导人强力提出了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口号。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现格外突出，他说，应该“重新建立自二战以来统治整个国际金融交易的资本主义体系”。“我们没有权利让建立在21世纪的金融体系的运气与机会从我们手中流走”。而欧洲的另外两位政治巨头，英国首相布朗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是萨科齐的坚定支持者。
以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等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官员则提出，为了重塑世界金融体系，各国有必要重新制定类似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关原则。
显然，这些雄心勃勃的领导人希望建立起一个欧元大有作为的全新国际金融体系，取代如今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但在可以预见的时期里，美元仍然将是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而欧元和所有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一样，在今天的“无体系的体系”中的实际地位或分量，系由市场决定。如果欧元表现出色，本来可以在市场运行中与美元分庭抗礼，事实上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已有不少欧盟之外的国家接受欧元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佛得角共和国、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科摩罗以及法国海外法郎、中非法郎、西非法郎的汇率都直接与欧元挂钩。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也经常讨论用欧元标价石油，委内瑞拉和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都支持欧元石油计划。反之，如果要像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确立某种货币的主导地位和固定汇率，是否意味着需要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金本位，以提供这种货币的刚性价值？否则，又能用什么硬性规定可以强加于人呢？
既然现在没有比美元更好的替代，华盛顿峰会除了大力推进全球合作协力救市，争取及早恢复金融系统正常运转；必然聚焦于改革金融监管事宜谋建某种起步性的框架意见。至于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涉及美元地位和发展多元化世界货币体系这一重要议题，自当提上日程；但不能期望在峰会作出回归金本位那样的决策；也无可能就此脱离开放市场的基本原则，在缺乏刚性价值保证的情况下强行规定必须接受的非美元主导货币。
蒙代尔预告的美元、欧元、亚元鼎立的多元化世界货币体系，不能由某个神仙会册封产生，要靠参与竞争的货币主体争取获得足够强大实力地位逐步形成；但是非常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领袖建立明确共识，大开绿灯，通力支持，创造有利条件，特别是当今世界金融霸主美国有担当的承诺，将是走向国际结算货币多元化的重要一步。
参与角逐多元化主流世界货币的国家或经济体需要具备什么入门资格呢？要则至少有三：
1. 一个币值稳定的政策环境；
2. 一个现代化的开放型金融体系，维持货币流通和支付职能的有效发挥；
3. 要求本土存在规模足够庞大、流动性足够充分、成长性足够良好的资本市场体系，可以满足各国央行和全球资产组合投资者对所持资产保值、增值和变现的需求。
据此，在催生亚元的历史性进程中，中国做好自己的事，继续维持经济高速或较快速度增长，造就越来越强大的资本市场，建立一个币值稳定的政策环境，当是最为重要的贡献。
维持币值主要依靠控制货币发行量与GDP相适应，符合待售商品价格和周转次数的需要，维持财政收支平衡，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发生；但货币发行还须有“发行准备”，以约束货币发行规模，维护货币信用。黄金、外汇、各种货币求偿权和其他资产都可以用作发行准备。
为了稳定币值，人们不免怀旧金本位。在美元贬值，金融危机来袭的情况下，黄金价格相应大幅变化，反映出人们对于借助黄金保值储备的观念根深蒂固（每盎司金价由1998年的300美元升至2007年的1000美元）。
今日世界已没有实行金本位的国家了，但黄金并没有完全退出货币领域，还是人们珍爱的一种货币“发行准备”物品。
人民币的发行，是以国家掌握的能按照稳定价格投入市场的商品作为货币发行的准备资产，同时，中央银行集中掌握黄金和外汇储备，用于稳定人民币币值和国际货币清算。中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和国际债权，是有效的发行准备。关于黄金储备，从公开的统计资料显示，各国央行的平均黄金储备量约为储备资产的9％；中国央行网站公布2008年第一季度黄金储备1928万盎司（547公吨或603短吨），仅占总储备资产的1.2％，按现在的市场价（每盎司710美元）计，仅相当于137亿美元。黄金储备偏低，不利于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当然也不利于建立在亚洲区域货币构想中的信用地位。
2007年中国黄金产量首度超过南非居世界第一，达276吨，占世界黄金年产量约2500吨的11%左右。现在国产黄金大部分用于出口，今后似宜尽量充实货币发行准备，并适当加码进口补充。另外，“藏金于民”，即在增加官方储备的同时，开启民间的黄金投资，可以成为国家应对国际政治与经济风险的一个重要后备力量；1997年东南亚国家抵御金融危机的经验堪以为证。据查中国民间黄金储量约4000吨，但中国海外侨民和华人拥有的黄金可能数倍于此，有相当巨大的潜力。由于有关黄金投资的法律法规尚付阙如，黄金回购渠道目前仍不顺畅，民间黄金尚难进入流通领域，须经立法妥善解决。
最后，必须强调，中国催生亚元的一个明显的现实的“卡脖子”环节是，人民币虽然可以在贸易和投资中被买卖，但还没有成为可以完全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中国已是贸易大国，但在贸易的结算与支付中，人民币基本上不起作用；即便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人民币也还不能承担通用货币的职能，这就排除了人民币作为外国中央银行的主要外汇储备的可能性，因而中国货币现今无法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主要角色。
时势呼唤人民币走向世界，需要在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人民币汇率市场调节和浮动汇率机制，开放资本项目，建立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等系列配套改革措施。
再者，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已经很庞大，但是金融市场还欠发达。可持续的人民币国际化过程，需要一大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国金融机构在亚洲和全球范围提供相应的人民币金融服务；需要一大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国经营企业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推广人民币的计价和交易；需要一个规模足够庞大，流动性足够充分，成长性足够良好，对外足够开放的本土资本市场（或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才能在国际范围内有效发挥其计价单位、交易中介和满足财富保值、增值以及变现要求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金融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包括对于各种具有双面刃功能的衍生工具的开发和研究，非但不能停顿下来，尤须倍加重视，加快进行。
颇有人以为，不完全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相当于设有一道“防火墙”，保护了中国金融业少受全球危机的冲击，所以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考虑开放资本账户，其实这是因噎废食的误解。人民币即便成了主要国际通货，政府仍然拥有严格监管本国金融市场的充分权力，一切金融工具，特别是新开发的衍生品，运营范围都要受到政府的审查和规范。如果看一下日本金融业在这次危机中受损较少的原因，就明白国际货币的主权国家仍然可以拥有自己的有效的“防火墙”。
诚然，现阶段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便利国际热钱的进出，以致干扰了金融市场的运行秩序，加剧了金融动荡的风险；但事实上自闭式“防火墙”阻挡热钱的成效，可谓乏善可陈；再者，热钱未必就是洪水猛兽，如能因势利导，制度规范，只要它觉得有利可图，无须颠簸劳顿于环球，则热钱亦可为我所用。其实热钱威胁是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随着汇改奏效，以及整体市场功能的演进，理顺国内资金供求关系，让合理的资金需求得到满足，让利率能够反映信贷供求关系，对人民币必然大幅升值的非理性套利期盼消退，异常的热钱冲击波就会成为一种陈迹。
为求稳妥可靠，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宜在可控范围循序渐进，以灵活多样的适当方式逐步进行。例如首先推进人民币在周边的货币合作区流通，倡导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并鼓励中资银行进入这些合作区设立分支机构，提供人民币的支付和结算服务；同时在境内设立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和清算中心。在大中华地区，可争取率先采行钉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创造条件先行开放人民币（以至统一货币），并增强其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示范效应。事实上，中国周边的不少国家和地区早已把人民币作为受欢迎的硬通货，并在商品贸易和旅游消费中不断扩大使用规模，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已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了。另外，在香港或适当地区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打破国内金融垄断，在严格监管的条件下，开通人民币在海外流动的“阳光通道”，应是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可选项。
经过一段时间走出去的开放性实践，一朝时机成熟，人民币凭藉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品质信用，成为完全自由兑换和弹性汇率的国际货币，登临世界金融大舞台，必将极大地促进东亚共同体和亚元大计克臻其功；中国将作为多元化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成员，获得自己应享的金融决策权力份额，非常有利于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运，实现复兴和崛起的历史性战略大目标。
作者：李 桉 费查理 庞忠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