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美国传播学家在《华盛顿邮报》上就公开讲道：“西方世界为寻求瓦解共产主义的方法，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这些新闻使苏联和中国人开了眼界，他们于是起来要求民主、自由。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发生动乱的原因。”①
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地图被重新绘制了。正是在这种战略图谋的大背景下，西方传媒不约而同地将视点对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十亿电台听众、电视观众、网络受众。一场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信息战争”正在人们的不经意间悄然兴起——亚洲的上空游弋着十几颗西方发射的地球同步通信卫星，近百套境外卫视节目覆盖了中国的辽阔版图。尽管在政策上中国的天空没有开放，但在技术上已无险可守，因为 “信息海关”至今尚难设立。对西方电视广播的卫星飘在空中、信号“从天而降”、国际互联网穿境而入的险势，值得引起关注。
信息是一种战略资源。谁掌握了信息传播源和信息传播载体，谁控制了国际广播、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络，谁就有能力影响整个社会，谁就能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抢夺并占领住制高点，掌握主动权。不能不承认，中国对卫星电视、越洋广播、互联网络的控制和屏蔽能力还很弱，与西方国家之间亦存在着出入境信息流量的逆差，且相当悬殊，形成事实上的西强东弱的局面。对传媒全球化时代的西方政治图谋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找出应对措施，有助于我国从舆论上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一、传媒全球化的趋势与西方的信息战略部署
当今时代，不仅经济全球化，而且传媒也全球化了。笔者认为，后一种全球化，与西方的战略部署相结合，直接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导致中国的国家政治、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西方全球化的跨国境传播体系已经形成，并且覆盖全球 20世纪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形成以短波无线电台广播，以对象国当地的中波和调频电台转播，以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和卫星直播电视和因特网上广播相结合的立体化电子传播网络。广播、电视、因特网三位一体，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大大增强了覆盖全球的整体实力和传播效果。
四面包抄的国际广播。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仅就广播而言，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周边的10个国家部署了26个广播发射基地，形成一个对中国四面包抄的广播发射网，其目的就是要“使整个中国大陆听到西方世界民主自由的声音。”②
国际广播诞生以来，短波一直是国际广播的传播手段。美国对外宣传的喉舌“美国之音”至1970年便已使用四十多种语言，通过九十多个发射台向国外广播，听众至少有四千三百万人。
近十年来，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电视、因特网的普及，信息获得方式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人民接触媒体的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了满足人们收视方式的变化，美国主管对外广播电视机构――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英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这两年进行了战略性调整，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传播环境、受众变化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传播手段。对电视不普及的发展中国家仍以短波为主，对发达国家以中波、调频台和网上传播为主，对中国、俄罗斯、古巴等重点国家采用广播、电视、报刊、卫星和因特网等手段同步传播。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电台根据三年发展计划于2001年7月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广播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其中把对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群岛的英语广播改为由当地合作电台用中波和调频转播以及网上在线多媒体传播。到目前为止，世界117个大城市的2000个调频和中波电台转播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电台的节目。据调查表明，美国收听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电台的听众中有88%是通过当地调频台收听，每月有150万人通过在线广播接收该台的节目。美国之音有一半的节目通过卫星传送到世界1100家调频台播出，此外，美国之音还开办了电视台（VOA－TV），强化了美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的实力。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在世界各地拥有1350个合作台转播它的节目。
咄咄逼人的卫星电视国际化传播。 俄罗斯《环球回声》月刊一篇题为《无国界电视》的文章认为，卫星电视是强国争霸的工具。因为“卫星电视如同核武器一样，正在成为强国的标志，并将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现在，许多国家都认识到了卫星电视的政治影响力。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宣传，这些国家开始把原来用于对外短波无线电广播的拨款移到卫星电视上来。
1962年，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了一颗34.5英寸的通讯卫星，揭开了电视信号国际传播的序幕。 ③以此为开端，美国国际电视通讯卫星组织，成功地发射了一系列卫星，实现了向全世界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提供电视频道的计划。至1977年，“国际通讯卫星四号”系列已载有四千条或六千条声音线路和两个电视频道，通向八十多个利用这个系统收录电视广播的国家中的一百五十多根天线。至90年代，美国媒体向外扩张的势头更猛。重点对象是亚洲，因为亚洲的独特魅力在于人多而市场广阔，未来10年亚洲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全世界潜在的电视观众有三分之二在亚洲。美籍澳大利亚人、传媒巨子鲁珀特.默多克，为了实现他的全球电视帝国梦想，于1993年7月以5.25亿美元的大价钱，买下了香港卫星电视(Star TV)63.6%的股权，掌握了这个亚洲最大的卫星电视网。传播重镇香港，电讯便利，国际资讯充足，又是通往台湾、大陆广大中文市场的最佳桥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进军香港，目的是为了夺取亚洲这块“电视的最后疆场”。
现在，全世界的卫星电视节目共有三百多套，其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美国。全世界共有137个国家接收美国的CNN昼夜新闻节目。美国国际卫星电视的规模和影响，均居世界首位。美国也是最早开办国际卫星电视的国家。1984年11月，美国新闻署设立了对国外进行电视广播的“世界电视网”。它的节目可传送到128个国家的190个城市。世界电视网通过卫星把节目传送给世界各地的无线电视台，各国电视观众通过当地电视网的转播收看美国节目。1990年10月1日，美国新闻署把它所属的“美国之音”和电视电影处（包括“世界电视网”）合并成为一个对全世界进行无线电广播和卫星电视广播的全能机构。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技术优势，实施其文化渗透战略，世界各地的国际电视市场主要被美国的一些大电视网占据。
加速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国际互联网。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国际互联网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最伟大的媒体革命。互联网从投入商用到拥有5000万用户用了4年时间，而广播和电视分别用了38年和13年。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发展和利用国际互联网。美国在推行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日本制定了“曼达罗计划”，准备投入45万亿日元，用22年时间到2015年使日本成为第一流的信息大国；欧共体计划计划10年投资1200亿美元实现“神经网络计划”新加坡有“智能岛”计划；德、英、法等国也都推出各自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目前全球国际互联网的用户约8000万网页以数十亿计，可检索的网页有8亿左右，覆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天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99年第一季度，国际互联网每天约有10000个新网址问世。
2、“破城槌”——由来已久的西方政治图谋
据有关部门统计，覆盖中国上空的国外卫星电视频道，目前已有美国政府办的“世界电视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CNN）、英国广播公司“环球电视”、香港卫星电视台、澳大利亚电视台、以及“德国之声”国际电视台、法国国际电视台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美国之音”、英国的BBS、德国的“德国之声”、加拿大的国际广播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增办了华语广播或者增加了华语广播时间。辐射亚洲的英国卫视宣称其目的是“就重大国际事件传播英国观点”。黙多克旗下的香港卫视覆盖亚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24小时播出包括娱乐、体育、音乐和新闻在内的各种节目，约占世界人口一半的27亿观众能够收看其节目。就连台湾的年代公司也与香港无线台合作办了两个频道的卫星电视。在中国的广东和福建地区，收看来自香港和台湾的电视讯号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境外和海外卫星电视正是以这样的势头“从天而降”，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
信息时代，这是一种文化传播，信息共享，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与此同时，也不可忽略，其中隐含了某种政治入侵的动机，是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由来已久的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无线电学者罗乐就说过：“在我们这一代，观念能够役使人民推翻政府和麻痹踞守在钢筋水泥工事背后的军队，广播已成为征服的绝顶重要的工具了。”60年代初，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具体途径之一就是“加紧美国之音的广播”，要让“它越过国境和海洋，越过‘铁幕’和‘石墙’”，去“同共产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电台广播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80年代，里根上台，更加明确地提出“美国将加倍努力促进国际民主势力的发展”，而为此就必须“加强美国之音”。他要求美国之音要发挥“破城锤”的作用，并表示他将像肯尼迪总统重视太空计划那样重视美国之音的现代化。为此他提出一个拨款13亿美元的空前庞大的更新加强美国之音设备的所谓“广播星球大战”计划。1993年6月15日，克林顿宣布“对外广播计划”提出，建立“自由亚洲电台”是要向中国人民提供一个所谓“独立的、不受控制的新闻来源”。1994年1月，美国参议院通过设立“自由亚洲电台”的议案。5月31日，克林顿在美国《洛杉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提出“我们将把自由的消息告诉中国人民。我们将搞‘自由亚洲电台’，增加‘美国之音’对中国的广播并创办每周一次的‘美国之音’电视节目.”1999年8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批准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国际公共新闻小组”，专门协调外交、安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多个政府部门，控制政府新闻在海外的传播。1989年5月，美国当局宣布，要用二三十年时间“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届时我们将有可能融化社会主义，从而建立一个以我们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
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也是西方新闻传播的既定方针。香港《明报》刊登的一篇署名华英雄的人发表《网络新世纪》的文章，在谈到人类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的态势时就明确地说道：“网络是专制的死敌，网络只会侵蚀独裁政权，决不会为独裁政权所利用。拥抱网络也就是拥抱自由。一个国家上了网，就不可能再关上门。这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 ④
二、媒体跨国境传播对中国意识形态构成的挑战
新的“多元化”传播格局已经形成，西方媒体的跨国境传播，已经滲透到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面对咄咄逼人的攻势，我们的媒体以及媒体舆论管理体制，显然缺乏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回顾“9﹒11”事件，我们就能知道提出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1、“凤凰现象”说明，媒体的跨国境传播已是现实问题
2001年9月11日，一声轰然巨响，恐怖分子劫持的波音飞机撞到110层高的美国世贸大厦北楼，“历史在眼前爆炸”了！
回顾国家主流媒体对“９·１１”事件的报道，应该说，新华社的反应还是相当迅速的。事件发生当日，新华社便紧急动员，２１时即发出第一条英文快讯，紧接着是简讯、评讯、目击记，滚动式报道与西方世界性通讯社基本同步。北京总部不仅在第一时间授权发布了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通电话的消息和我外交部的发言人谈话，还指挥驻纽约和华盛顿分社的记者赶赴现场，发回了珍贵的来自第一线的现场目击新闻和图片。据我们到凤凰台去了解，他们播出第一条新闻的时间，比新华社整整晚了１０分钟。但通讯社只是新闻之源，大多数刊载新华社电讯的报纸又都是第二天早晨才能和读者见面，急于在电视中看到现场场景的观众，一直等到12时的整点新闻时，才从中央电视台收到一则播音员的口播简要新闻。直到转天早晨，《东方时空》才在早新闻时段第一次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9﹒11”事件发生时，是当日北京时间20时45分。21时10分，正在播报《时事直通车》的主持人吴小莉便插播了有关“美国纽约世贸大楼被袭起火”的消息及现场画面，使凤凰卫视成为香港和内地上千家电视媒体中最早播报的电视台。《时事直通车》节目一结束，凤凰卫视便切断广告改播新闻，在荧屏上打出“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字幕，当晚21时33分，中文台、资讯台、美洲台并机联播的特别节目正式开播。荧屏上不仅有现场记者、时事评议员、演播台主播的身影穿插切换，还不时推出曼哈顿岛上的现场场面，由于直播及时，观众不仅看到画面上恐怖袭击过程的一幕幕惊人惨状，甚至在第一时间从凤凰屏幕上亲眼目睹了世贸大厦“双子座”的摩天大楼在浓烟烈焰中一座接一座倒塌……锁定“9·11”事件的“凤凰”卫视，一时间名声大噪。连日来，“凤凰”已成了人们谈论“9·11”事件时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了。业内人士甚至有一种看法，认为“9﹒11”事件对于凤凰卫视来说，犹如海湾战争对于ＣＮＮ一样，使它一夜成名！据称，在大陆各省市，凤凰卫视的电视观众已达十万之众。
电视节目频道选择器放在观众的手里，他们自己能决定对电视节目频道的选择。在大陆电视的节目频道上看不到这一爆炸性新闻的观众，当然要转身搭乘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新闻早班车”了。观众搭乘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新闻早班车”， 这本身是件无可厚非的事——道理很简单，乘客急着乘车时，当然是哪辆车快上哪辆；我们这里只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谈一谈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即西方媒体的跨国境传播。
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看，凤凰卫视是怎样播出这些“引人注目”的新闻的呢？9月11日晚，凤凰卫视香港编辑部从FOX（美国福克斯公司）新闻节目的电视屏幕上突然“发现”了纽约世贸大厦发生大爆炸的骇人镜头。编辑部紧急做出决策：在《时事直通车》中插播这家美国电视广播公司传输过来的现场画面（凤凰与FOX有供稿合同）。这样，凤凰卫视资讯台把正在播出的画面信号切换成FOX卫视频道。由于当时画面同期声是英语播报，凤凰卫视新闻编辑对FOX的卫视节目作了静音处理，同时参阅专线订阅的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的新闻外文电讯，用同声口译、改编外电的方法，按照华人视角，以“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本台综合消息”的名义笼而统之地把改编了的境外新闻用华语口播。这样，凤凰卫视与美国卫视同步滚动播出同样的现场画面，荧幕上反复打出“纽约、华盛顿连续遭受恐怖袭击”的汉文字幕，主持人的话音声情并茂，把这一场世纪大劫难演绎得动人心魄。这次整整连续了35个小时的特别直播，竟累倒了在第一线指挥的一位凤凰资讯台副台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画面转播FOX的镜头，播音转译路透社的消息，凤凰卫视事实上是在起到把境外的新闻转发到境内的作用，这就是“凤凰现象”的谜底——在人们争睹凤凰卫视节目的背后，实质上是在当代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外传媒已能够实现对中国的跨国境传播。
何止“凤凰”？“9·11”美国受袭以来，随便点开网上的知名商业网站，都不难发现，大量的消息尽是源自和编自外电、外报、外台。有时连“人民网”、“中新网”这样的网站，都概莫能外。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不止一家报刊的版面上。
通信技术的进步、通信设备的更新，解决了西方对华广播和电视信号飘在空中、难以落地的难题，今天的中国，千百家政府大院、新闻媒体、星级宾馆、涉外机构，甚至私人住宅，支起的通信卫星地面接收站已如雨后春笋。据调查，仅上海一座城市的“小耳朵”（家用卫星电视接收器）就有一万七千套，全国该有多少？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互联网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极大的空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据国家信息产业部统计，全国各大城市的网吧最多时曾达到10万个，上网像打公用电话一样方便。网上消息鱼龙混杂，许多不利于国内安定团结的来自国际舆论界的信息混淆其中。有谁统计过，“9·11”事件以来，有多少网民在上网，有多少网站在“链接”外电？
“新华社是总阀门”，我们当然要守土有责，事实上新华社的所有终审把关人这次也都是恪尽职守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仅有一个“总阀门”。新闻传播已进入无国境的境地，信息时代的资讯管道纵横交错，阀门众多，上下左右都在“跑冒滴漏”，令人防不胜防。而且越是突发性事件，“跑冒滴漏”的现象越严重，在某些时间、个别地区，已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舆论失控的迹象，今天，我们无法再继续计划经济年代的舆论调控与信息分配制了。
时代变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新华社不再是“外电”唯一的入口、国内消息唯一的出口。境外信息在技术上已可能绕过“总阀门”多年训练有素的新闻把关人，直接和国内观众见面了！也就是说，各家媒体可以绕过新华社，直接“上星”、“上网”，看到和翻译外台、外电、外报，不通过“主渠道”即能获取新闻。
香港报纸就曾报道，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令当局的保密工作日益困难，1999年11月20日清晨6时30分，中国大陆发射“神舟号”太空船，但一名知情者在19日凌晨1时10分便通过国际互联网，将这个消息在海外的中文论坛上公布，并准确地指出回收的地点在内蒙古，造成重大泄密。这个消息，“比官方新华社提前了两天。”⑤
这样，明眼人不难看出，大事发生之际，如果我们不能保持重大新闻首播率，如果不慎让西方媒体先声夺人，那么我们的央视、报社、通讯社等国家级媒体，就难以在社会公众中起到引导舆论的龙头作用，而仅是在新闻媒体中起到遵守宣传纪律的典范作用了。
道理很简单：报纸、电视台、网上的新闻首先要有人看，然后才谈得上对舆论起到导向作用，所以，我们要讲新闻的有效性，还要讲“舆论导向”的有效性。后一个有效性或许更为重要。如果万人瞩目的新闻事件爆发时，我们的电视屏幕上“照唱照跳照哭照笑”（一位多年在广电系统工作过的领导同志在“９·１１”事件中说过的一句话），那就只好眼看着凤凰卫视的“专列”、“直通车”、“新闻早班车”把我们的受众都装走了。客观的说，保持“中国立场、华人视角”的凤凰卫视，还是相当公正的媒体，而那些直接从网络进来的西方媒体新闻，则掺杂着别有用心的揣测、无中生有的谣传，到时候“东方不讲西方讲”，那就麻烦大了。由此看来，这倒是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了。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于此。我们应该看到“9·11”事件毕竟还是发生在境外的一次事件；假如此类事一旦发生在中国境内，这种状况依然如故，那就不是国家级媒体受众群流失和广告费转移的问题，而是跨国境的大众传播将会危及我们的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严肃问题了。这一点，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南联盟的战争中，特别是袭击中国大使馆以后的舆论争夺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袭击事件一发生，美国主流传播媒体在未经任何调查和核实的情况下，一口断言是“误炸”，其他传播媒体也几乎众口一词咬定“误炸”。美国有关民意调查认为，半数以上的美国公众持这一观点。其实，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并不重要，只要在民众中造成“误炸”说，便已达到了美国心理战的预期目的。对国家传播媒体的蓄意误导和欺骗，传统新闻传播观念注定坚决反对。然而，在实践中，这种蓄意误导和欺骗现象不仅存在，而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看来，仅从传统的新闻概念出发，讨论这一问题，至少是天真和幼稚的。
党的整体事业都要“与时俱进”，从这个角度看，宣传策略似乎还有改进的余地。考虑到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提出这个话题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对中国传媒业来说，加入WTO，尽管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但毋庸置疑，也必将面临更为巨大以至艰难的挑战。
三、维系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阵地战
1999年2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外宣会议上强调指出：“世界各国争相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手段，力争在21世纪的世界舆论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必须适应这一趋势，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为扩大对外宣传服务。” ⑥2000年，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专门阐述了互联网新闻宣传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他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史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我们要研究其特点，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其挑战。” ⑦全球传播环境的一体化，使中国也势不可免地纳入这一进程之中。面对现代媒体传播的迅猛发展，中国新闻业当然要积极适应、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主动出击。为此，我们应转变传统观念，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1、舆论战投资是“国防开支”
我讲舆论战投资是“国防开支”，是因为事实上已经形成的西强东弱的局面，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压力。打破这种局面，就要在投入上有战略眼光，树立大周边的战略意识，充分认识从舆论上维护中国周边稳定和安全的地缘战略意义。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以及智能化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广播电视的高科技的研究，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迅速采用先进的传播技术，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以保持和提高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垄断地位。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竞争，已成为不同传媒形式在竞争中决胜的条件；过去，媒体、在技术的使用上，多是运用专业内的成品技术，而对媒体相关的产业链技术则关心很少。然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面对的竞争对手不仅仅是早已窥视中国市场的境外资本，还包括这资本的主体对高新技术的创造能力和他们对技术的运用能力。因此，运用、甚至开发传媒产业的高新技术是今后新闻竞争的重要领域。产业链技术，指通讯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移动办公技术等新技术。从长远看，这些技术的发展将催生新的媒介载体；将帮助传统媒体进行产业升级；将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嫁接和链接。中国媒体必须高度关注媒介形式革命性的技术突破，与前沿技术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从“制高点”上应对全球传媒环境一体化条件下面临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高科技的垄断地位，在网络基础设施和技术上占尽先机，并凭借信息流量等多方面的优势，控制着强大的国际传播网，垄断着国际舆论和新闻发布渠道，想方设法将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等通过电子新闻传播网络向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推销，企图一手把持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为此，西方不惜投入巨款。美《芝加哥先驱日报》2002年6月20日报道，美国会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17日就美外交关系发表讲话，提出公共外交应该在美国外交政策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建议向电视广播部门提供1.35亿美元拨款。海德在其提案中将中国列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海德在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说，地球上近70亿人的心声正日益缩小，努力赢得这一心声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在信息时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呼吁更多地利用调幅和调频无线电广播，特别是电视这一最强大的媒体，来推进公共外交工作。海德提出了《2002年自由促进法》，如果获得最后通过，将向作为公共外交组成部分的电视广播部门提供1.35亿美元的拨款。 ⑧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新闻传播的文化策略就是“国际化”，以达到“文化渗透”的目的，这与美国的“世界领袖”心态有关。美国政府积极地利用大众传媒，向全世界宣传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试图使全球“美国化”。从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美国的国际新闻机构不断合并和扩大。1942年美国成立了战时新闻处，1945年成立了国际新闻和文化事务处。1952年美国政府将二者合并，成立了国际新闻署。1977年美国国际新闻署和国务院的教育文化事务活动中心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文化交流署。美国新闻署自成立以来，在经费方面得到联邦政府的大力扶持，保障了其文化渗透的持续性，同时也保证了美国新闻机构能够网罗国际化的新闻人才，从而进行国际性渗透活动。
从经济实力上看，财力投入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媒体的装备水平和信息传播的规模。这些年国家对外宣工作很支持，每年都拨一笔专项外宣经费。从国内看这笔钱已经很不少了，但与西方国家的投入比则显得微乎其微。美国新闻署（美国政府负责外宣的部门）每年的经费达十多亿美元。美国新办个自由亚洲电台，每天只播几个小时，启动经费1000万美元，每年动作费980万美元。“美国之音”搞了个“广播星球大战”计划，投资13亿美元。
从宣传能量上看，基本上是西方传媒控制着国际舆论。中国与西方传媒之间在实力上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西方国家垄断着一些主要国际传媒，垄断着大部分信息传播内容与流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业无论在数量、覆盖面、信息量，还是社会影响等方面，均居主导地位。现在互联网上占主导地位的文种是英语，占到80%以上，中文只占3.7%。有资料表明，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消息来源于只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西方发达国家。世界上每天传播的国际新闻大约百分之八十来自西方大通讯社。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100倍。
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也是许多国家普遍关心的一个主题。1982年，联合国大会以107票赞成、13票反对的多数票，通过了《各国利用人造地球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卫星所应遵守的原则》。在通过这一原则时，发生了争论，发展中国家坚持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必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原则，由于卫星直播对观众具有巨大影响，国家有权拒绝政治上不可接受和文化上不相容的国际直接电视广播；西方国家则认为必须坚持自由传播消息和交流思想的原则。争论的结果，《宣言》即规定“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不得侵犯各国主权”，又规定“不得侵犯人人有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权利”。 ⑨至此以后，怎样在加强国际新闻和信息交流的同时，改变“单向流通”的局面？这个一直没有获得解决的问题在各国政界引起了极大关注。《洛杉矶时报》载文称：“在当今数百套电视节目通过卫星向全世界播放的情况下，信息跨越了国界，国家对其失去了控制，各种思潮、形象和文化的流动势不可当，结果人们开始对于诸如国家主权之类基本概念的意义产生了怀疑。”韩国总统金泳三就极力主张建立国际信息新体系。在谈到这种信息流的逆差时，他警告说，“必须公平地运用新技术和自由，我们应该争取建立新的国际信息体系，以保证信息发布的平衡和新闻报道的公正筛选。”⑩
上述情况表明，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信息大量流入中国，另一方面有关中国的信息又很少流入发达国家。目前，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逆差，舆论战“西”强“东”弱的局面是个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价值能否在全球传播一体化的环境坚强地抵制“多元化”思潮的侵袭，这是新的时代提出的一个新课题。毫无疑问，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价值得以保持，就要在全球开放的舆论环境下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舆论阵地，
2、“堵”不如“疏”
“防火墙”正成为人们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词汇。中国要打“防火墙”，但仅凭构筑“网上万里长城”，还是防御性的消极措施。而在中国的史实上，万里长城并没能阻挡住异族入侵的铁骑。时至今日，必须更新观念，看到中国已置身于全球一体化的传播环境。电子新闻采集系统，包括卫星、电缆、电视、纤维光波通信技术的风行，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西方跨国传播的媒体信息，既有恶意的诽谤，又有人类文明共享的东西，要因势利导，不能因噎废食。变“堵”为“疏”，建设开放的舆论环境，增强我们人民的免疫力，提升我们媒体的竞争力，是大势所趋。
所以，本文提出国外传媒对中国的跨国境传播问题，并不是说国门要关上，外电不能用，关键是看怎么疏导。《参考消息》天天都在用外电，但编辑部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对每天接收的数万字的众说纷纭、甚至自相矛盾的境外消息，进行去伪存真的归纳分析，敏锐地从中发现事件的本质，摒弃垃圾信息，删除容易引发国内不安定因素的境外消息和谣传，对那些具有参阅价值的外电也要重新排列组合，让编辑部的主导理念滲透到版面的编排之中，夜班编辑还为当日的头版头条综合消息精心制作出引人注目的大字标题，力图准确地提炼出事态进展的最新动态，帮助读者进行分析判断，在社会上赢得了声誉，在“９﹒１１”事件中发行量攀升至２９８万份。可见，对境外信息“堵”不如“疏”，关键是看你如何筛选利用。
2001年1月30日，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中国传播与传播法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孙旭培发言指出，网络的发展，使我们驾轻就熟的新闻管理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难题。中国除了努力发展防火墙技术积极创建网上警察，还成为世界最早以全面立法来管理网络新闻的国家。他指出运用法律去防止和限制是必要的，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方面过严的立足于堵有可能削弱网站的活力，削弱国内和国外网站的竞争力。另外一方面对于境外网站的防范采取防火墙技术，就等于在互联网上搞自我封闭，大大削弱了互联网的信息公开性，共享性的正面作用。因此他认为要加强中国新闻改革。逐步加大输入公民社会的信息量，包括所谓敏感的信息和负面的信息。利用五年以上的时间来减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信息落差。让网络媒体来锻炼人民接受负面信息的承受力。⑾
电视也是同样。暂时限制对卫星直播电视节目的接收，以行政手段将跨国媒体挡在国门之外，毕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仙泉认为：“从长远来看，随着新闻传播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卫星电视的接收天线将越来越小，电视传播国际化将愈演愈烈。显然，消极地防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⑿事实上，任何国家都很难设立 “信息海关”。因为信息流与物质流迥然不同。在数字化技术普及的背景下，直径30厘米的小型家用卫星电视接收器，就可以接受上百套国际卫星电视信号，媒体传播的国际化交流已是大势所趋。
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带来的传播环境的巨大变革，使中国传媒进一步置身于国际传播大环境之中。全球一体化的传播环境为我们带来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全球一体化的传播环境将导致：全球信息同时传播；全球思潮同步发生；全球资讯同步传递；全球热点内外互动；全球传播形式共享。过去中国传播业的竞争都是体制内的竞争，是同一体制不同媒介形式的竞争，而今后的竞争将是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全球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任何国家、民族都不可能处于封闭状态，而必须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媒体全球化的挑战。
3、变被动为主动，“走出去”影响世界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存在两个战场：一个是国内宣传阵地，一个是国际舆论舞台。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信息大量流入中国，另一方面有关中国的信息又很少流入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传播媒介面临着又一个艰巨的任务，是要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传媒的挑战。因此，要不失时机地实施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走出去”的开放战略，为中国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
目前，中国也有一些英语广播、电视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如“中国时讯”英语广播节目进入了美国三大广播电视网之一的CBS，黄河台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SCOLA电视网，等等，效果都很好，但总的来说，还是太少了。除继续巩固、充实、提高已有的阵地外，要以开拓进入美、欧主流社会的新阵地为重点，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渠道，稳定地进入西方各种媒体，特别是影响大的媒体，逐渐增加我国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声音。在不断增强传统的短波广播发射功率的同时，应针对欧美国家听众使用中波、调频收音机的习惯，积极开展在对象国大中城市中波、调频电台租时播出节目的工作。
此外，中国有关方面已有宏大的总体构想，特别是在发展国际卫星电视方面，提出了要在21世纪之初覆盖全球的设想。以北京为中心建立东方卫星电视总公司，继而在北美、西欧、亚洲、非洲、澳洲建立东方卫视分公司，把中国的电视节目信号送到全球；第二步，把英语电视节目送到全球；第三步，多语种覆盖全球。一些大的语种，如俄语、西班牙语、印地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等等，可以播出我国的新闻，使之进入各国的主流社会。那时中国的声音、形象可以通过电视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的影响就非常大了。
今天的社会是高科技迅速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的社会。信息传递的网络化、数字化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变化。对外宣传除了继续采用传统的载体以外，要积极地研究和采用新技术，发展新载体。适应形势，迎接挑战，积极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手段开展对外宣传。1996年1月1日开始，中国在网上建立了中央对外宣传信息平台，并在美国建立了镜像节点，已经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等14个单位、28家报刊上网。中央对外宣传信息平台开通一年，月均访问量就达100万人次，最高日访问量10万人次，来访者中美国占40%。这是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直接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信息渠道，要善加利用，逐步建立灵活高效的互联网新闻报道机制，逐步把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作为整体推出去，提高网上新闻宣传质量和网上新闻的吸引力，增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近年来中央重点新闻宣传网站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已逐步形成规模，扩大了知名度。为加大对硬件设施的投入，国家计委为五大重点新闻宣传网站基本建设先期投入的7500万元经费已经到位，各家增添了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完善了硬件设施，扩大了规模。最近财政部又对中国主流媒体五大重点新闻宣传网站给予了一定规模的年度运用资金。在信息产业部支持下，中央外宣办代表中央七家新闻网站与中国电信签署了线路费优惠50%的合作协议。重点新闻网站的带宽分别增加到10M、100M不等。在新闻宣传上，重点新闻宣传网站通过网页改版，增加了新闻信息量，丰富了内容，提高了新闻时效性和可读性，使网站页面访问量、点击率有很大提高，增强了网站知名度、吸引力和影响力。据统计，新华网2002年改版后，日页面浏览量达到1000万，较改版前增加了3倍。人民网日页面浏览量10月份也突破了300万，较月初提高了40%。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所办的中国网已办成有8种语言、9个文种的对外宣传网站，日页面浏览量从13万提高到40万（其中境外20多万），最高时达到60万。中国日报、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网站日页面浏览量也分别达到30万、14万和121万，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在扩大对外传输上，按照统一规划原则，中国主流媒体五大重点新闻宣传网站与美国Genuity（杰纽特）公司签约，在美建立了带宽100M的镜像网站。网站开通后，境外访问量提高了2－3倍，用户访问速度提高10倍以上
初步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我们从加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的高度，从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从掌握舆论斗争主动权，抵制西方反华势力渗透的高度，迎接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就可以驾驭国内媒体市场，进而主动出击，覆盖国外受众，跻身和抢占国际传媒市场，影响世界舆论。通过发展先进的传播媒介走向世界，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这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一个重要使命。中国的声音能够达到世界上主要的地区，进入主流社会，打破西方对国际舆论的垄断，就能初步改变“西强我弱”局面，使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
注释：
① 美国《华盛顿邮报》，1989年5月24日报道。
② 见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通讯》，1997年第6期。
③ 《西方新闻界的竞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约翰·霍恩伯格著，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④ 香港《明报》，1999年7月18日。
⑤ 香港《星岛日报》1999年11月23日文章，题：《互联网高速发展频频泄密，“神舟”升空消息早有预告》。
⑥ 赵启正同志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通讯》，2001年 第5期
⑦ 同上
⑧ 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国外舆情动向》，2002年106期。
⑨ 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1页。
⑩ 据美联社汉城1995年5月15日电。
⑾ 《中国传播研讨会看加入世贸后的中国媒体变化》，美国之音网站2001年1月31日报道。
⑿ 参见《新闻传播学术报告会论文集》，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夏林，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