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什么？改革既是一种理想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改革既源于激情，也源于理智。身处改革的时代，总是如此激动人心。
用十篇文章审视中国的改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有限的篇幅正好能帮助我们抓住中国改革的核心和根本，并让它从纷纭的世象中凸现出来。当我们理清楚中国改革的纲之后，前后的脉络也就更加清晰地显露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清改革的方向，让我们可以更加激情地理智和更加理智地激情。
毫无疑问，改革的方向取决于改革的目的。那么，中国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系列社论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
中国的改革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相应地也有三个阶段性的目的。
从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九十年代初，这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有两个改革是标志性的，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成立经济特区。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两件事，可以这样说，这是对旧有的土地制度和旧有的经济体制的反动，是对这两个核心领域的制度性动摇。它的意义是定调，它的目的是解放思想，为进一步的体制改革铺垫基础。
在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之后，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并持续到现在。它的标志性里程碑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阶段的目的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这个心无旁骛的阶段，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几乎整个阶段都处在持续的经济荣景之中。它同时收获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国力的增强以及伴随而来的自信心，一个则是在经济奇迹掩盖和推动下的各色矛盾的扩大化。
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声音在反对改革。他们反对什么呢？解放思想难道不是第一阶段的任务吗？仔细地聆听一下，再仔细地归纳一下，问题就能得出答案：主要的反对不是对改革的反对，而是对改革过程的反对。简而言之，就是在效率和公平问题上对改革结果的反对。
改革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取得了巨大成果以后，同样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发出的声音就要得到回应，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回应这些声音并不可怕，因为它不是否定效率优先的前期改革。一个湖泊即使再平静，也发展不到大海的格局。现在的问题在于当中国的格局快速壮大之后，它不可能单靠经济的一支独秀来支撑未来的格局。
任何改革都是要付出成本的，中国改革迄今的成就也是建立在巨大的成本之上。农村付出了成本，工人付出了成本，环境付出了成本，教育付出了成本，社会保障付出了成本，地区差距付出了成本，贫富差距付出了成本，权力的制衡也付出了成本。所有这些成本，可以概括为简单的两个字：公义。公义成本不断地在积累，改革风险也就不断地积累。在效率取得了成就之后，改革也就要转向公义，让改革的成果为全社会共享。否则，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是一场无本生意，而无本生意是不可能持久的。
形势已经足够明晰了。公义就是新一轮改革的目的。这也是胡温政府面临的责任，即开创改革的第三阶段。胡温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提法，它的最大意义也就是解决公义的问题。
公义既是第三阶段的目的，也是中国改革的最终目的。中国推动这场宏大的改革，它需要答复“究竟为了什么”的问题。“经济发展”不是答案，“国力增强”不是答案，“民族复兴”也不是答案。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国力增强，或者民族复兴，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一个：让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要达到这个最终目的，需要效率，但更需要公义。
中国的改革，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改革。在这个方面，中国面前的道路漫长而且艰巨，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