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过，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句话到现在仍然有效。既然是革命，就有革命动力的问题。恰恰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中国改革进展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
我们粗略地看一下改革的现状：农村改革初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一代人的时间过去，看不到有其他可称成功的新的改革，直到宣布取消农业税。而取消农业税虽然在政治层面上是得分之举，但却让维持农村基层组织基本运转的财力枯竭，配套改革不到位，解决一个问题的结果却产生了另一个严重问题；国企改革是“半吊子”工程，做个比喻的话，可称之为“饿死疗法”，并不能解决效率低下的痼疾；银行改革则依靠中央财政的大量注资来甩掉包袱；教育改革的结果，是毕业生能力日益低下，学费却日益高飚，与看病越来越昂贵，怨声越来越大的医疗改革一样，是失败的改革。
虽然中国改革远未成功，但改革的动力却已变得越来越小。如果要探究它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发展的十年荣景造就了一片欣欣向荣的表象，改革的到位无效问题被掩盖了，持续改革的迫切性也被掩盖了。古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今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夕相比，已远非“穷”的处境，如此，则“变”的动力也就消磨了。
其二，二十八年的改革，成就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带来了继续改革的阻力，而且阻力日益增大。这是更重要的阻力源。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转型期，其含义是大量的新规则已经建立并且运作，但又存在局限甚至无效。在转型过程的变数衍生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获取和交易权力与金钱。既然不可能要求既得利益集团自身产生变革的需要，那么他们也就只能成为阻力而非动力。
其三，最大的阻力来自微观和宏观层面缺乏改革需求的传导机制。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最大的改革需求往往产生自下层，但是这种需求上传不到上层。例如邮政改革的动力，就是源于基层邮政所对竞争环境的求变，而非邮政总局的自我求变。当基层的改革需求不能传导或有效传导到上层的时候，改革往往成为上层交差式的任务，为改革而改革，甚至是乱改革，即所谓“拍脑袋式的改革”。中国电信在打破垄断的呼声之下，托出了一个南电信、北网通的怪局，但是外界无法看出其中反映出中国电信业和电信用户的利益，反映出反垄断的改革要义。
政府的行政改革，是当前最重要最核心的改革。在这个方面，尤其反映了改革动力的欠缺。
中国的政府行政体系走的是典型的全能政府模式，即以大规模干预手段企图改造和领导社会的大政府。它的弊端非常明显，即万能的政府导致市民社会的功能萎缩，政府权力膨胀，社会欠缺对政府的约束力。而且，这个大政府还是一个偏重经济的大政府，强于经济职能，弱于社会职能；强于微观管理功能，弱于宏观管理功能；强于社会管制，弱于社会服务。
任何改革都是各种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再调整。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这种关系蕴含着很大的悖论。我们不能设想掌握着权力资源并且从中获得大量利益的部门会自发主动地交出权力，会自己革自己的命。因此，中国的政府行政改革，既需要从上而下的触动，更关键的还需要革除官僚体系的利益纠结，也就是割断政府对企业和物质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力。
有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深圳汽车公司准备上一个年产两万个底盘的项目，上报到发改委的时候，官员问道“你卖得出去吗？”于是只批出三千个。这个项目最后只得放弃。还有一个例子。深圳一家公司准备收购广东一个小城市的客车厂，但是迁厂到深圳的要求却不被政府批准，现在只得“干黑户”，即厂址名义上仍留在当地，实际上却在深圳制造。
在实行市场经济多年之后，还发生如此奇谈，堪称咄咄怪事。掌握批文大权的政府，之所以仍在不断干预企业的市场需求判断，干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看得见的手”不断干预市场“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说明计划经济的管理思路仍未脱离当局的头脑，说明政府并未学到市场经济管理的要点，进而也说明了如果不能进一步深化改革，体制代价就会更大，未来改革的难度也会更大。
在指出改革缺乏动力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要回答改革动力何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为什么需要进一步的改革的问题。
有谁能保证荣景会永久持续下去吗？没有。既然没有，改革就是惟一的出路。这是提高中国整体国家竞争力的惟一道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中国在没有保护伞的情况下和列强全面公平竞争，外国没有必要再让中国三招。中国希望和平崛起，这是需要本钱的。惟有持续的深化改革，才能增强中国的本钱。
二十八年的改革过去，包括个人和企业在内的中国民众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他们的容忍度则在下降。改革初期可以用农民社会的管治理念和管治手法解决问题，但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新社会阶层兴起的今天，陈旧的管治手段已无法解决新的问题。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结果，同时也是继续改革的推动者和监督者。
固步自封形成不了繁荣富强的局面，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需要不断的调整。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是持续不断的过程，它只有伴随着持续的改革和持续的开放才能实现，否则就是一纸空文。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原因。
中国改革没有解决动力的问题，而这恰恰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持久的国民运动。但是，现在从上到下看不出有支持改革的机制，看不到从理论到思想在为深化改革作准备。改革发展到今天，经济学家也好，社会学家也好，政治学家也好，他们不是在进场，而是在退场。
在一九八○年改革初期，国务院成立了直属办事机构体制改革办公室，两年后纳入政府序列，更名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的职责就是从事调查研究、理论突破，制定改革的规划，并且组织协调，搞好试点。一九九八年机构改革，“体改委”重新缩小为“体改办”，二○○三年被并入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结束了它二十三年的历史。发改委名称上虽然保留了“改革”两个字，但是成立多年来，在它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报告中却鲜见有改革的篇幅。它没有变成扩大的体改委，也没有变成专责长期预测的中央政府的企划厅，而是更多地仍在履行着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责。
最早提出国企改革可以采用股份制的，就是体改委。它从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一份工作报告获取灵感，并且努力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了“股份制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金桥”，“股份制是对私有制的扬弃”的理论依据，此后克服多重阻力（包括人大的阻力）才推进了股份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体改委也作出了妥协，例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分。
“体改委”这个专门的咨询顾问机构的消亡，形象地指出了核心的问题：中国的改革缺乏制度性的保证。这就是中国改革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大的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