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上周讨论了传统社会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里转而讨论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令人们非常惊讶的是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和强大。即使从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辛亥革命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了，但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竟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仍然可以用分类传统知识分子的方法，对当代的知识分子作分类。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没有变，但名称和内容则有变化。 》》》郑永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儒家社会
传统知识分子在商业社会下的变异
和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当代知识分子仍然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类。根据前面的顺序，我们先来看体制外的那些对权力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群体。传统上，这个群体是道家。当代中国也存在着“道家”，他们对知识感兴趣，自愿边缘化。和传统“道家”不一样，除了在宗教意义上的当代道家外，这个群体的很多人不得不关注社会现实。不过，这个群体不大。下面会强调，商业化已经完全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传统道家所拥有的生存环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体制内依附型知识分子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这个群体传统上是儒家，但现在则比较复杂。这里有几个变化。
最大的变化就是传统儒家里面的“规范”“忠诚”派已经接近消失。传统儒家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尽管人们可以批评说“忠君”和“爱国”应当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君”并不是“国”呀！但这个思想太过于现代，因为无论中外，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人们把两者是等同的，即“君”就是“国”，至少“君”代表“国”。实际上，在一些忠诚的儒家那里，这两者也是有区分的。有时，儒家对“国家”的忠诚连“君”也接受不了。说真话是有很多代价的，一些儒家为了“国家”而批评“君”导致生命的丧失。这里，不管是为了“君”还是“国”，很多儒家的忠诚是绝对的。从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长达数千年，儒家的这种忠诚精神从未消失。这也就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所说的“良知”。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非常重要。传统中国的王权所受的制约不多，由知识分子的这种“良知”所产生的道德对帝王的影响算是相当重要的。正因为如此，这些忠诚者（“忠丞”）一直为后人所尊敬和仰望。
但是，这种知识的“良知”在很快消失。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外在世界的无穷的压力和诱惑。传统上，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压力和诱惑只来自权力。物质和经济利益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即使有，也不具实质性。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里，知识分子把自己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人们称知识分子为“清高”，也就是说，他们和经济利益不是一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知识分子的信念。现在呢？现在的知识分子面临权力和物质利益双重的压力和诱惑。中国知识分子在数千年农业社会里一直坚持的“良知”精神，在现在商业革命的冲击下很快就解体了。失去了这个“忠诚”的群体，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里面只剩下“依附型”知识分子了，要不依附权力，要不依附利益。 》》》郑永年：中国文明在商业化征程中走向何方
体制内依附型知识分子现在很复杂，传统上只有儒家这个群体，但现在有很多群体。依附类型的多元化至少有两个条件。首先是当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了，掌权者需要相应多元的支持和依附者。其次，这也说明了权力这方面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这个事实。儒学是传统王权的意识形态，数千年不变。但是今天的政权已经没有像儒学那么强大的意识形态了。在此情况下，掌权者就会到处寻找多元知识的支持，什么有用就借用什么。所以，即使是“依附型”知识群体中，不同的次群体之间是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冲突的。
各个次群体拿什么来依附和支持权力的呢？简单地说，有二。一是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二是从中国传统承继的知识。输入的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版本的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承继的传统知识主要还是儒家学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儒家学说有了很快的复兴，主要体现在所谓的“国学”运动中。无论是西方输入的还是传统承继的，都是为现存政权辩护的。当然，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不管怎样，这两者都希望自己能够影响权力，并且成为权力者的意识形态。辩护者对他们所持学说的信仰，并不亚于欧洲中世纪教会对宗教神学的信仰。
体制外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
体制外的权力反对者又如何呢？应当再次强调的是，反对权力者也是为了权力。问题是这个群体拿什么来反对权力呢？实际上，和“依附型”群体一样，这里面也有两个次群体，一是输入的西方知识来反对权力，二是拿中国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来反对现存权力。
其中，第一个次群体是主流。清末以来，中国传统类型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西方类型国家所击败。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开始从西方寻找“真理”。“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所谓“百家争鸣”。但所有这些百家都是从外国输入，没有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当然，当时也有知识分子坚持中国传统，但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各种外国的主义在中国互相竞争，非常激烈。早期，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很显然西方强大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五四运动”把西方的成功概括成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并不难理解。但是，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自由主义在竞争中退出，胜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外在的条件和一个内部条件。外部条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革命的成功。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西方自由主义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而苏俄革命的成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功。因此，知识分子很快就转向后者。内部条件就是在像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要实现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并没有什么现实可能性。很显然，西方制度是西方社会经济数百年发展的产物，很难移植到其它文化。 》》》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和美国前瞻
自由主义并没有演变成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但西方的价值则生存下来。除了蒋介石时代也就是上世纪30年代，掌权者试图恢复中国传统（也就是新生活运动）之外，在中国的土地上，历来是各种外国观念的竞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掌权者的意识形态之后，西方自由主义就成为其竞争者和反对者。不过，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观的人，和传统儒家的思维有惊人的一致性。上面已经提到，依附性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来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同样，反对者也试图把西方自由主义上升为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来论证政权的不合理性。我们可以说，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中国也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者，中国所有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和西方自由主义者。在批判者当中，也有人试图把西方和中国传统两者混合在一起，例如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
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的共同点
很显然，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权力的知识分子也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就是上面所强调过的，两者都是为了权力，非常类似于执政党和反对党一样。反对权力的目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自己拥有权力。第二，反对者也同样不是解释事物的知识体系。他们对解释世界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改造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知识产生者和拥有者，而是知识的使用者和应用者。第三，公平地说，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目标也是建设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国家。不过，他们的知识想象并不是基于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和理解，而是借用业已存在的知识想象。不同的主义就是他们从各种借用来的知识体系中所作的想象。第四，也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者同样是各种说教。他们用各种西方的价值或者道德来评判人、制度、文化。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动机来批判现实。
在西方，尽管也有为权力辩护或者反权力的知识分子，但其主体是那些解释事物和世界的知识分子。中国没有这个以解释事物和世界为使命的知识群体，因此知识分子如果要得到权力，就会倾向于求助于权力。依附权力和反权力者因此具有同样的思维和行为逻辑。
知识就是权力的几点启示
我们已经从“知识就是权力”的概念出发，讨论了西方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现实。从这个简要的讨论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也就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如下几点是很显然的。
第一，现实地说，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中国的传统还会继续。这不仅是因为传统根深蒂固，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而且也是因为“依附型”知识体系背后是其庞大的利益，这块利益不会放弃。而“依附型”知识体的存在，也表明反对者的存在。他们之间是有机的对立，缺一不可。 》》》《中国模式》第十一篇 中国文明主导世界的汉化时代
第二，知识分子要对文明的进步负有责任。对中国文明最大的考验是商业革命。中国这个文明数千年是农业文明，没有经历过商业文明的洗礼。现在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文明如何发展，这是人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作为文明内在部分的知识分子，也面临商业文明的考验。
第三，知识本来就是力量和权力。谁生产出新的知识，谁就会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谁说思想不能产生物质呢？中国的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思想产生物质的另一种说法。在任何社会，知识分子都是想改造社会的。但如何改造社会呢？首要的任务是生产能够解释社会的知识体系。没有这样的知识体系，就不会有改造社会。
第四，中国的变革和社会进步，需要一大批独立但同时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能够投身于解释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权力或者其他利益，而是为了理解和解释事物（也包括任何社会现象）。尽管解释世界也可以产生力量或者权力，但这里力量和权力只是副产品。但不管怎样，只有在把世界解释好之后，才能把世界改造得更好。 》》》【井底望天·卷五】说文论武之文明复兴
第五，对任何一位知识分子来说，应当认识到人类的思维能力是没有边界的，就是说，谁都具有潜力来构造知识体系。不过，一旦人的思维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思维就有了边界，知识就没有了想象力。中国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超越权力和利益之外，这是中国未来知识体系建设的最低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