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中国化
●邝柏林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动，中国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大变革。毛泽东在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中，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人所共知的。在中国思维方式的大变革中，毛泽东也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维为指导，对中国思维方式进行了变革和改造，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与中国优良思维传统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中国化和中国思维方式现代化。学界对毛泽东的革命业绩和毛泽东的思想已作了相当充分的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本文只就毛泽东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问题作一初步探索，提出一些粗略的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学界。
一
鸦片战争以后，时代已转变，中国社会也在转变，中国人面临着要解决独立、民主和实现近现代化的新历史课题，传统的思维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实践的需要，须要变革转型。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经历了“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五四”以前思维方式变革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严复等人以竞争进化观批判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论和循环变易观，以科学实证方法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批判传统的唯圣唯经观念和脱离实际的经学方法，以逻辑分析方法克服传统的整体直观(直觉)思维的笼统模糊性。另一方面，龚自珍、谭嗣同等人夸张自我“心力”、意志的作用，以唯意志论批判和否定传统的天命论等。到“五四”时期，新派人物提出“打倒孔家店”，破除孔教迷信，打倒老教条，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在这些批判过程中，中国思维方式逐渐从传统型向近代型转变。“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便迈进一个崭新的阶段——向现代型唯物辩证思维方式转变。
早年毛泽东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思维倾向基本上是传统型的。1917年他给黎绵熙的信，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宇宙之真理为万物的“大本大源”，掌握了这个“大本”的圣人，能“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①这无疑是传统的圣人崇拜、神秘性的天人合一思维，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另一方面，早年毛泽东又注重务实，讲求经世致用；主张知行统一、重在实行，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正面与负面，对毛泽东都有相当的影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时代的影响下，在近代思维方式变革潮流的激荡下，青年毛泽东日益趋向新学，思维方式在逐渐起变化。在这当中，严复宣传的进化论、近代经验论的科学实证方法、分析方法，谭嗣同等人鼓吹的自我冲决网罗的唯意志论，杨昌济的关于珍视中华民族优秀思维传统的教导，对青年毛泽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五四”前，毛泽东读到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他从这部书中受到启发，开始对传统思维方式提出若干批判。他借着该书中一些唯物主义经验论观点，批判了传统的先天直觉思维，断定中国传统的所谓圣人者“生而知之”、“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是“不可信”的②。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的圣人迷信。另一方面，他从书中一些强调个人意志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得到启悟，写了《心之力》，以唯意志论思想反对传统的天命论。
在“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投身于现实斗争，思想在不断跃进，思维方式也发生明显变化。他越来越倾心于从客观现实世界中寻求救国真理。1919年7月，他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经验，得到了两个重要的认识：1.“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③。2.改造社会，“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④。很显然，他的这种认识，已接近于唯物史观。值得我们注意的还不在于这个认识本身，而是他达到这一认识的思维路线，那就是面向现实，实事求是地总结革命实践经验，“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束缚”。这与他过去遵循传统思维的路径，以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在道德人心，解决问题靠的是掌握“大本大源”精神实体，因而“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简直是截然相反的；与强调自我主观意志的唯意志论，也绝不相同，可以说，到“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已开始摆脱传统的乃至近代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束缚。
毛泽东积极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了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他的批判主要是：一是反对开口闭口“诗云”、“子曰”的老教条、老八股。二是反对传统的唯圣唯经的“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三是反对孔子偶像崇拜。对于“诗云”“子曰”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的演绎式独断，严复等人早就提出过批判，反对孔子偶像崇拜是“五四”的潮流。青年毛泽东是顺应了近代思维方式变革历史潮流的，但是他的思维又很具有特色，这主要就是：
第一，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反对空虚思想。严复提倡近代科学实证，批判主观唯心主义心学，在中国近代引起较大反响。青年毛泽东也受到这种思维方法的影响，提出反对“空虚思想”，但是，严复等人只是一般地宣传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科学实证，毛泽东则进一步从改造中国出发，重视调查研究——特别是注重对于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⑤。而且，他身体力行去进行实际的考察和调查研究工作。
第二，以带有辩证性的分析方法，反对传统的笼统混杂的思维。针对中国古代偏重于整体思维，分析思维不够发达的情况，近代自严复以来，即注意提倡近代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也受此影响。他认为，做学问如果不采取分析的方法，“固未可以蕲其精”，中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但是，中国近代许多人的分析思维方法，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机械性的，比如，关于东西方思想文化，他们片面强调二者的差异、对立，极力赞扬西方，贬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毛泽东则认为中外古今的思想学说，有精华，也有糟粕。与同时代人相比，毛泽东的分析思维是比较深刻的，带有较多的辩证性质。
第三，注重批判地继承中国优良的思维传统。毛泽东既反对“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反对中体西用论，也反对忽视中国优良思维传统的西化派观点。他认为，从过去世界文明的发展来看，“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⑥。就是说，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我们对于她的精华部分，必须汲取。
早年毛泽东在近代思维方式变革中形成的这些思维特色，对于他后来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作用。在1920年，关于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新民学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蔡和森一派主张实行俄式的即马克思式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一派则倾向于采取无政府改良主义。面对这样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毛泽东终于对蔡和森一派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那时候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已有相当的了解，但是他作出这一决断，主要的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出发，而是依据于“事实”——社会实践经验的事实。他说萧子升等人的无政府改良主义，“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⑦。我们知道，早年毛泽东曾向往过无政府改良主义，并努力付诸实践，但总是不能成功。整个无政府改良主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主义“事实上做不到”。当然，他抛弃无政府改良主义，赞成马克思式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包含着他对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总结。毛泽东确立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否定无政府主义原理，也同样地主要是依据于“事实”，看它能否被“证实”。他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经过近代思维方式变革洗礼的毛泽东，从传统思维中继承的注重实践经验、实事求是，与近代科学实证相结合，对于他进一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接受唯物史观，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二
自“五四”以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进到了唯物辩证思维阶段。从“五四”到20年代末、30年代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潮高涨，这一历史时期，唯物辩证思维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机械论相互间进行了尖锐激烈的较量。近代资产阶级唯心论、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受到了批判，唯物辩证思潮风靡全国。从20年代末开始，反唯物辩证的主观主义和机械论，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主要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曾三次在中国共产党内居于最高领导地位。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和机械论的泛滥，对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批判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和机械论，成为这个时期思维方式变革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一批判，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中国化和中国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思维方式变革中，毛泽东是唱主角的，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中国教条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现代迷信。在他们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圣哲”，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是教条，并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二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处处是从书本(主观)出发，理论和实际分离，认识与实践脱节。中国教条主义者的这种思维特点，与中国不好的思维传统有密切关系。中国自古是以迷信圣哲，崇尚经典著称的，唯圣唯经成了许多人的思维习惯，乃至形成为一种思维传统，支配着人们的头脑，经过了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思维方式的变革，这种思维传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它在一部分人的头脑里的潜在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便是以传统的唯圣唯经的思维习惯、思维框架去看待马克思主义，结果，马克思成了带有浓重的传统中国味的“先哲”，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成了万古不变的教条。当然，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也接受了近代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苏联德波林派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影响，采取了新形式，与传统的旧教条有所不同，可谓是土洋结合的。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深刻地分析了这种“新”教条主义的社会历史渊源，说它“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⑨。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新八股、新教条主义除了洋气外，还有一点“土气”。从思维方式来说，它既接受了近代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影响，又承继了中国老教条的传统。因此，批判教条主义，不仅是政治思想的尖锐斗争，也是中国思维方式变革的继续和深入。
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着重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论上进行彻底的清算。
首先是批判教条主义者的现代迷信。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里写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又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⑩。科学与迷信是不相容的。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有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者的现代迷信。
在反对教条主义者现代迷信的斗争中，毛泽东突出地阐明了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的思想。有鉴于教条主义者对马列“本本”尤其是对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迷信，照抄照搬，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只有不迷信“本本”，独立自主地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了中国的特点，找出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才能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毛泽东看来，要了解中国情况，最重要的，是“向群众的实践请教”。他在1927 年党的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到他“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但到湖南对农民运动作了三十多天考察调查，“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写出了与“领袖同志的意见”完全相反的“调查报告”。他说：调查报告“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12)。调查研究，向群众请教，是破除迷信、不受条条框框束缚的一个关键。后来，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13)。独立自主，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
毛泽东在破除教条主义者的现代迷信的同时，紧紧抓住他们的理论脱离实际(实践)这个关键进行分析批判。
首先是批判教条主义者从书本出发的思维方法。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书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是唯物主义的，后者则是唯心主义的，教条主义者的思维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词句出发。他们开口闭口“拿本本来”。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中国的教条主义者极为主张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革命道路，强调当时的形势是全国性“革命高涨”，采取全面“进攻路线”，等等，几乎都是从斯大林的报告、共产国际的决议、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那里直接搬来的，而不是根据于中国的实际，结果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极大的损失。毛泽东批评这些教条主义者说：“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14)。就是说，教条主义者的思想路线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这是导致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犯错误的最深刻的思想根源。
第二是批判教条主义者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方法。这里讲的“理论”，是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针对教条主义者重“本本”。轻实践的特点，毛泽东特别突出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意义，深刻地阐明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种种革命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又是经过了革命实践的检验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的是对人们的革命斗争实践给于理论的指导。理论和实际(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中国的教条主义者直接违反了这条基本原则，他们“自己造成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15)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强调的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教条主义者却从根本上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这种统一，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死的教条”和不变的公式，到处套用。他们的思维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
毛泽东还从人们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与矛盾的普遍性的关系，进一步分析批判教条主义者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他说：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循环往复地进行。中国的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16)从认识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际的关系，便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教条主义者的理论脱离实际(实践)，不但破坏了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而且割裂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
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不是单纯的认识论问题，同时也是历史观问题。中国的教条主义者迷信先哲和经典，无视人民群众及其实践的伟大历史作用，自觉不自觉地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其思维方式充分体现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轻视乃至歧视人民群众的价值观。毛泽东则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因而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思维方式与教条主义者思维方式的对立，实质上也是两种历史观、价值观的对立。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批注中写道：“唯心辩证(黑格尔)，唯心形式(德波林及中国德波林派)，唯物形式(法国启蒙者、陈独秀)，唯物辩证，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17)。这里说的“中国德波林派”，指的就是中国教条主义者。毛泽东明确指出，教条主义者的根本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又是机械论的，这是对他们的思维方式性质的一个相当准确的评判。
毛泽东进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从思维方式上讲，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维，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和机械论。毛泽东在与教条主义斗争过程中，结合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这是中国思维方式的一个重大的变革。
三
在中国思维方式变革中，毛泽东一方面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不好的思维传统(如前所述)，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优良的思维传统，则实行批判的继承，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有机地融合起来。
中国近现代，不论在“五四”以前或“五四”以后，思维方式的变革、新思维方式的逐渐形成，其新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几乎都是从西方汲取的，这是中国思维方式变革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但是，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思维方式的转型(从传统型到近现代型的转换)，因此，新思维方式的建立，决不是抛开自己的传统。于是，在中国思维方式变革过程中，如何处理中西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维的关系，便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西化派和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都不能正确处理中西关系问题。中国的教条主义者根本不了解本国的历史传统，只知道一些外国情况，“言必称希腊”。他们离开了历史传统，在中国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无视中国优良的思维传统，根本谈不上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维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我们民族的特点是历史地形成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离开我们的历史传统。因此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与中国优良的思维传统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中国化。
在中国思维方式变革中，毛泽东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基础上对中国优良思维传统的批判继承，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实事求是”思维传统的批判继承。中国自古有一个好传统，就是讲求务实，注重实际，实事求是。东汉班固在《汉书》中表彰刘德为学有“实事求是”精神。到宋、明时代，出现了“理在事中”、“即物穷理”的观点，而且从明至清，逐渐形成一股“实学”思潮。曾国藩认为，“实事求是”也就是即物穷理。在近代，人们则以近代科学实证去理解传统的“即物穷理”、“实事求是”。如严复就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是“即物而穷理”，“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19)。毛泽东深受这一优良思维传统的影响。他早年就比较看重“事实”和实际经验，注意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更是自觉地把实事求是精神贯穿于自己的整个理论和实践中去，在全党大力倡导“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等形式的主观主义。不过，这里必须指出，中国古代的“实事求是”思维是朴素性的，尚缺乏科学手段和科学方法，还不能真正找出事物的客观规律。近代科学实证，运用了实验手段和分析、归纳，但它的方法基本上是机械性的，不能深刻揭示事物内部矛盾的规律。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崭新的解释。他讲的实事求是，是一种基本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它要求人们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详细占有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事物的内部矛盾，然后加以综合，找出事物的规律。他的这种实事求是，不就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吗？是的，在毛泽东那里，传统的实事求是已是经过了改造，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维融合在一起了。
第二、对知行统一的思维传统的批判继承。在中国，关于知行关系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有一个优良的思维传统，便是讲求知行统一，注重践履。如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王夫之讲“行可兼知”，“知以行为功”，“知行相资以为用”。但中国古人讲的知行，往往是局限于个人在道德方面的认知和践行。在近代，孙中山在总结民主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具有近代性质的知行学说。他说的“知”，主要是指近代科学和民主革命的知识；“行”，包括有民主革命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内容。他基本倾向于知行统一，但不彻底，夹杂有分知分行的思想，未能真正科学地解决认识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教导学生“知则必行”，“置重于实行”。毛泽东很好地继承了中国的这一优良思维传统。知行统一，知了就要行，重在实行，是青年毛泽东坚持的基本信条和行为准则。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并没有丢掉这一传统，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基础上，予以批判的继承。《实践论》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方面的思想。他的这篇关于认识论的专著，以“实践论”为标题，系统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关系，突出地强调“实践”的意义，这与中国的讲知行统一、注重践行的优良传统，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是不言而喻。当然，传统的知行观在毛泽东那里也已是经过了改造，具有了崭新的意义，他的知行统一观的“行”，是指人们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知”，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的认识；他的知行统一的模式是：“实践—认识—实践”，这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循环往复地不断前进的辩证发展过程。他把传统的知行统一观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的高度，把二者融合为一。
第三、对中国辩证思维传统的批判继承。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相当丰富，毛泽东对中国辩证思维传统的批判继承又是多方面的，由于论文篇幅所限，难以一一论列。就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主要点来说，一是矛盾的辩证思维，二是变化日新观。在矛盾的辩证思维方面，中国又有自己的特点——在古代，偏重矛盾对立面的和谐统一，讲求阴阳矛盾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转化；近代受进化论影响，则突出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强调“竞争是进化之母”。这些，对毛泽东都产生过较深的影响，其中有不少合理思维成分为他所批判地汲取。毛泽东写了《矛盾论》，集中论述了对立统一的矛盾辩证法；他主张事物(以及人的认识)的变化，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辩证发展过程，旧过程的终结，同时也就是新过程的开始……。他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受到了中国传统矛盾辩证思维和变化日新观的影响，是显然的。毛泽东在《矛盾论》里以不少篇幅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矛盾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转化，同时又十分强调矛盾对立面的斗争，这与中国古代和近代一些辩证思维的特点，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不过，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过去的辩证思维的不足之处予以了纠正，如他明确指出了事物矛盾的同一性与矛盾的斗争性是统一的，纠正了过去片面强调矛盾对立面的和谐统一，或片面强调矛盾对立面的斗争的缺陷。不仅如此，毛泽东建构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思想体系，是个科学的体系，克服了传统辩证思维的直观性和朴素性。
上述这些都说明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对中国优良的思维传统的批判继承，也就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一方面使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的中国化，使之具有中国思维的特色。
四
如何帮助广大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群众掌握现代唯物辩证思维方式，摆脱旧思维方式的束缚，以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是中国思维方式变革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仍是以传统式的小农生产为基础。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参加革命队伍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农民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他们的思维还是比较传统的。迷信圣贤和经典，又崇尚狭隘的经验，是他们的一种普遍心理。他们的思想常常表现出主观性和片面性。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便是他们这种思维偏向的集中反映。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党员人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因此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20)。这一矛盾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法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思维方法的对立。
怎样在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中解决这一矛盾呢？毛泽东提出的根本办法，是对干部和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的教育，提倡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实践)相结合，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在古田会议决议里，毛泽东主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对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方法，纠正党员中浓厚地存在的主观主义。后来他发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着眼点也主要是教育干部，帮助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方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性、片面性的思维方法。接着，他采取整风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党内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的目标是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其中最根本的、摆在第一位的，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形式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抽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个别论断当作不变的教条和公式，到处套用，不调查研究客观的实际情况。经验主义者则看重经验，忽视理论，把局部经验夸大为普遍适用的真理，他们同样不注意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共同的思维特征是理论与实际(实践)相脱离，都是主观主义。毛泽东在批评这种主观主义的坏学风时，不是一般地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有针对性地提倡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实践)相结合。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清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理论和实际(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的影响，“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22)。在全党广大干部和党员中，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思维方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思维方法的影响，这无疑是中国思维方式一次深刻的变革。张闻天说：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思想革命，它“是为推翻一个思想方法实践方法，发挥一个思想方法实践方法，前者就是主观主义的，后者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23)。他说的推翻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实践方法，发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实践方法，不正是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吗？
由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辩证思想路线，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基本解决了这个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最深刻的矛盾，到1945年党的七大时，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便被确立为全党的根本指导思想，理论联系实际成了党的优良作风。实践证明，中国思维方式的这一深刻的变革，对于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有深远的影响。
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居于领导地位。在这个新历史时期，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这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无疑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三件事：一是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改造，主要是要解决世界观问题。二是开展反对唯心论的斗争，如对胡适、梁漱溟等的批判。他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24)。三是毛泽东提出：“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三件事尽管在具体贯彻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其基本精神是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消除其社会影响，同时要帮助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方法论，这是毛泽东在新历史时期里，按照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开展中国思维方式变革的伟大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中，毛泽东作出了怎么样的贡献和居于何等历史地位了。毛泽东的贡献，概括地说就是，第一，在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反对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中国优良思维传统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中国化和中国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是中国思维方式变革的最伟大的成果。第二，通过整风等方法，对广大干部、党员、知识分子及群众进行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实践)相结合的唯物辩证的观点方法的教育，使之深入人心。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25)。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思想路线在干部和党员群众中深深扎下根，因此，在毛泽东去世后，他晚年犯下的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思想路线，很快被恢复过来。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里，邓小平正是在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毛泽东在中国思维方式变革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在中国思维方式变革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当然，对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毛泽东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中国传统的偏重矛盾的和谐统一思维的价值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对近代的唯意志论的批判有所忽略，对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批判不够充分，等等。他晚年所犯主观片面等错误与此不无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