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华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流变
人们对现实道路的选择非常之少，实际上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道德主义走协调共处之“道”，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另一条道路是放任纷争和利己主义，在社会上广泛引入丛林法则，这是西方文化的根基。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能够区别于禽兽，所以文化就是文明教化，丛林法则不是文化。根据古人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纷争是不可容忍的，是不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浪费。
正是由于人们的实际选择极少，所以历史思潮总是在丛林法则和道德主义这两条线之间浮动。道德主义有利于社会上的弱势阶层即大多数，不利于强者实现优势地位；丛林法则主张“强者尊、霸者王”是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在过往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强者实现的优势过分，会损害弱势阶层的生存导致同归于尽的起义；相反，强者认为让步太多社会资源过分分散，就缺乏对强者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刺激，不利于强者主导的社会文化和技术的进步。因此过分地倾向一个方面的结果必定是社会出现某种错失，会相应地造成另一方面思潮的强烈反弹，出现反复和循环，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
中华文化的主要精神和轮廓在先秦就已经完成底定，虽然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多次大幅度的流变，但是中华文化都没有脱离原来的发展轴心，最终总是有相反的恢复过程继之而起，在背离“道统”一个时期之后，紧接着总是有对“道统”的回归过程，这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自我表现。这也表明了人类并不能真的随心所欲地创造一个世界秩序，正如董仲舒所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中华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最主要的流变，有汉代的“法家改正错误”，恢复到以道德主义为基础；宋代的理学开始兼容丛林法则，导致儒学发展为“吃人的礼教”；清代开始出现对“宋学”的反动主张回到“汉学”，最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决定性打击下，宋学从儒学极端化发展出来的纲常名教体系彻底瓦解；在1960年代开始的文革中，发生了对传统的激进批判，实际上却是对道德主义最彻底的回归，名义上号称是批孔，实际上是批朱；1980年代世界思潮发生整体“向右转”，中国精英对中华文化的批判和妖魔化，也相应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中国精英主义思潮在1990年代迅速受到“新左派”的诘难。
尤为明显的是，五四和1980年代开始的对中华文化的批判，是两次西式乐观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批判的理论资源也是直接来自西方，所不同的是五四时期的批判是基于“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具体表现主要为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八九十年代则骨子里是西方的精英主义，理论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其核心源流都是丛林法则。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实现协调发展。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协调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协调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汉代“独尊儒术”的形式革命
秦始皇笃信法家学说，放弃在社会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教化工作，在灭六国人心未附的情况之下，迅速激起广泛的对立和对抗情绪，结果在短短的十五年内就丧失统治根基。这在以统一中国的武功为基础建立的王朝中，是最为短命的。
这与法家的理论缺陷紧密相关，法家特别是韩非以驳斥儒家信条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在当时的韩国还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韩国的君臣和士大夫这样的领导阶层，在对抗强秦的吞并这一问题上，无疑是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国家目标认同不成为一个问题。只要是推行韩非的极端政策措施，实现国家战备动员，在抵抗强秦的军事斗争上无疑会有所建树，但是要真正与强秦对抗，在韩非生活的年代事实上已经丧失宝贵时间了。
因为秦自商鞅变法开始，经过六代君王120多年的努力，其实力已经增长到无法挑战的地步。东方六国比强秦在实力上差距甚远，所以后来秦灭六国仅仅花了区区十年时间，根据李斯上疏给秦始皇的说法，可以象扫除灶上灰尘一样容易实现吞并六国。而后来王翦率领60万大军“劳师以袭远”去攻楚，与楚将项燕相持，根据云梦卧虎地秦简的记载，结果反而是项燕打不起本土消耗战，由于军资补给困难最后犯冒进错误，被王翦殄灭。
秦代的迅速覆灭，固然有六国旧贵从中取事的原因，但是也与法家的极端化主张关联甚大，忽视对社会认同建立的重要性，放弃温和的道德教化采取强硬的严刑峻法，在人心未附的情况下无疑加剧了不满情绪的蔓延。同时经过秦灭六国的战争之后，统一的大业已经完成，即使对秦故地的民众而言，仍然实行国家动员的必要性都已经不存在了。秦始皇不知适当地进行“休养生息”政策，唯以建立功业和大兴土木为务，终于不免于人心尽失导致“天下苦秦久矣”，民众揭竿而起，六国旧贵也极力推波助澜，结果迅速埋葬了秦王朝。从这里可以看到，法家政策实行的基础需要有社会认同和很好社会凝聚力，否则结果必定是适得其反。所以头脑清醒的真法家必定是真儒家，只有在儒教教化完成社会认同建设的基础之上，法家的政策措施才能得到良好贯彻。
汉代建立之后，实施了比较彻底的思想反动，休养生息政策执行也力度很大，所以国家财力欠缺成为一个问题。汉初的贾谊就曾对此忧心忡忡。而且国家的安全政策目标也无法实行，适值匈奴强盛常常寇边，国家无力进行有效的反击。经过这样的必要曲折之后，为汉武帝实施法家政策并改正韩非的错误，创造了认识基础。毛泽东钦点汉武帝是法家，是非常适当的，正是这个汉武帝，除了实施改正法家认识错误以儒家教化作为基础之外，韩非想要做的其它事情，他几乎都尝试过，如实施盐铁官卖和均输平准之法以与“商人争利”，而以“算缗、告缗”对商人的打击最为沉重。秦始皇反击匈奴的力度和规模，远远不能与汉武帝相比。总之法家在国家管理实践上，所确立的两大基本国家公共政策目标---重视安全与民生问题，经过汉武帝的大力推行以后，从此就在中国生根了。
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普遍被人作形式上的解读，认为这是对秦始皇的反动和法家治国思路的抛弃，是儒家的复兴并以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吸收道法诸家思想的创制过程。其实正好相反，是法家改正从韩非那里继承而来的认识错误，恢复以道德教化为基础，认识到只有在建设社会认同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实现法家的公共政策目标，儒家的社会功用就是社会教化和建立认同。这在本质上就是“外儒内法”，董仲舒本人不仅主张“以教化为大务”，更主张“正法度之宜”。根据后来汉宣帝的总结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且是“霸道”在先“王道”在后。
所以汉代的“罢黜百家”仅仅是一个形式革命，本质上是法家改正理论和认识错误，恢复以道德主义为合理前提和基础。而所谓的黄老之学和“与民休息”政策，则是因为中国统一大业已经完成，社会再继续保持在战争动员状态之中，失去了现实必要性而自然放弃。
和孔孟之关注“王道”强调社会整合实现的思想相比，两汉经学更加关注“治道”以建立社会认同作为直接目标。
2、魏晋时期的“来世主义”喧嚣
在汉代末年的“建安之乱”以后，中原残破民不聊生，王粲诗“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就反映了当时战后中原的惨况。此后晋的短暂和平，却迅速被“八王之乱”打断，中华民族一直未能及时恢复元气，以至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机会。北方开始进入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社会长期陷入动荡，民众流离失所，中华民族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
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对于现实人生的绝望，中华文化中“温和的现世主义”传统受到挑战，人们普遍把来世的当作精神寄托。这种社会场景正是宗教产生和流传的理想条件，“来世主义”和宗教极端化思想，开始在社会思潮中占据主流位置。正是在这个时期，佛教东来开始在社会上扩展影响，道家在北方的寇谦之和南方陶弘景的努力改造下发展为道教。
3、隋唐的统一和现世主义的兴起
正是因为长期的战乱，不仅民众备受荼毒，而且精英阶层也深以为苦。这样的态势明显有助于实现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根本协调，所以唐代能够实现深刻的利益调整，“均田制”的实施就是精英阶层痛下决心进行收敛，而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改革，也是过去2000年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措施。社会元气因此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来世主义逐渐为人们所扬弃，中华文化中温和的现世主义传统又回到人们的心中。
由于天下承平日久百废俱兴，魏晋时期发展起来的佛教也趁机扩大影响，这与当时的社会思潮走向明显脱节，发生了可以称之为“和尚反中庸”的事件。韩愈奋起“攘斥佛老”，提倡恢复儒学正宗不是偶然的。最后终于在845年，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会昌（唐武宗年号）灭佛”事件。佛门子弟在痛心“会昌法难”之余，如果能够反省“佛家出世”在尘世间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适应性地位，恐怕就能够避免“与世有争”的矛盾激化。
4、宋代理学的兴起是儒学的极端化
实际上极高明者不能道中庸。宋儒把儒学道德伦理绝对化，推演成一切社会规范的总和，实际上已经取消了道德本身与丛林法则的合理界线，以至于形成了兼容丛林法则的伪道德主义，最后在精英阶层的主导下注定只能发展成“纲常名教”。
先秦儒学本来是一条现实的道路选择，首要的是要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协调实现社会整合，并以教化为手段建设社会认同，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和社会教化功能。先秦儒家要求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要首先作出表率，言必称“君王”和“君子”应该如何如何；汉代在法家改正错误的基础上把儒家作为社会教化手段来使用；宋儒则把儒家理论极端化，成为精英主义者实现自身优势，要求弱势阶层无限退让忍耐的“礼教”，所以重要的关注层面不是针对大人先生，而是弱势阶层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宋儒那里，儒家理论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根基，也放弃了最重要的社会合理性和社会统合功能，越来越成为一种说教，而且主要是针对弱势阶层的说教。
儒学作为一种兼有社会教化功能和整合功能的“道”，被朱熹改造成为“教”，所以“治国平天下”变成为首重“正心诚意”，积极儒学变为消极儒学，“治国平天下”成为在弱势阶层无限忍耐之后的自然结果，先秦儒学的“王道”堕落为宋儒的“礼教”。同时原始儒学的“内圣”与“外王”并重，变成偏重于“内圣”，主要成为一种服务于“修身养性”的“内省”工夫，这就不可能不与宗教发生瓜葛，所以被清代学者痛斥为“朱子道、陆子禅”。正是由于宋代理学的极端化倾向，所以几乎在一开始，就要面临挑战。二程的兄弟就有分歧，后来陆九渊“心学”对朱熹“理学”的迅速反动，就是非常好的例证。心学的衣钵最后传到明代的王阳明那里，仍然只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到另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变换，原始儒学的精神仍然缺失。宋明儒学的极端化和长期缺失原始儒学精神，对五四以后儒学地位和信誉的动摇，无疑是充当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内部破坏角色。
作为宋代儒学极端化的先声，首先是在士大夫阶层产生了非常大的情趣变化，关注个人内心成为宋代的主要时尚。诗词书画更加精致化，文字更见雕琢工夫，但是作品内容已经完全脱离社会实际，趣于“空灵”极富“道心”和“禅机”。唐代有边塞诗，宋代有婉约词，士大夫的情趣和关注的层面，在北宋就非常个人中心化。在这种情况之下，文人的派性也不会不突出，宋代文人的“党争”也是达到空前的规模。
唐代能够实现“均田制”这样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和阶层利益调整措施，相比较而言，宋代的利益调整就极其困难。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没有能够坚持几天，精英和既得利益阶层坚决不让步，则是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
正是由于精英阶层过分地走向自我中心，过分地不与弱势阶层进行利益协调，所以宋代的社会整合程度奇差。虽然人口突破一亿，而且常备军多在百万以上，但是常常败多胜少，最后亡于异族之手。北宋文豪苏东坡曾经做过“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今天的“黄冈地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是武职，在黄州时期苏文苏词并无一语涉边关，满脑子都是禅机道意再加上一肚子个人幽怨，这难道对后来的“靖康之耻”就没有一点责任吗？陆游后来写了一首诗“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还有南宋士大夫们那股子“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劲头，难道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内部各阶层缺乏起码的社会整合，精英阶层极端地自我中心，无力担当领导和动员民族力量的社会角色，宋明之亡于异族之手，难道是偶然的吗？蒙古全盛时期人口估计仅仅200万人左右，后来实际上是由于南宋抵抗缺乏主心骨，民众各自为战一盘散沙。蒙古实际上只有一个骑兵优势，再加上就是以有组织的少数力量对付无组织的多数，最后各个击破并战而胜之。再考虑到后来元末农民起义时期的史实，就可以看到这种力量对比有多么强烈。汉族民众在实现起义动员以后，至少形成了朱元璋、陈有谅和张士诚三支庞大力量，他们都有能力单独倾覆元朝的统治。所以产生了一个新问题，究竟由谁来执行这一替代元朝的历史使命？这个问题最后由火并战争的结果来回答。
实际上直到近代乃至今天，中国精英阶层不与人民大众同甘苦，仍然常常导演着同样的问题---对内不能动员足够的可以依托的力量，对外一味软弱退让。
儒学由“王道”而“治道”而“礼教”，在客观上是因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加深，作为社会主导思潮的儒学最终向精英阶层利益倾斜的结果。当然由于道德主义的牵制，不仅儒学向精英阶层意识形态转化的过程极其缓慢，而且这个过程并没有在理学那里完成，今天的现代新儒家许多人就是试图“接着讲”，使用西学或者是启蒙理性来改造和消解儒学，在逻辑上完成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过程。
4、五四时期对“礼教”的批判完成了儒学归真的重要一步
先秦儒学饱含氏族社会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想，经过汉代和宋代的改造，成为被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利用来压迫弱势阶层的工具，成为“纲常名教”，成为“吃人的礼教”。这一点是近代以来，妨碍实现中华民族内部整合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近代不能有效抵御外来侵略，不能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原因。在1895年的兴中会宣言中，对这一愿望作了充分表述，“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奋发为雄，无敌于天下。”
此后五四时期的认识，趣于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只要是能够实现民族力量动员和促进社会变革，无不希望“拿来”。而且由于五四时期正处在西方第一次乐观主义思潮的顶峰，所以也沿袭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而且由于五四时期前数年，也是西方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成为“晚清十年”发展之后的另一个“一战黄金时期”，在这样的思想潮流和现实证据的作用下，对工业化的迷信和对不利于工业化的制度憎恨，也达到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地步。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问题是反帝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因为工业发展的“一战黄金时期”的缘故，反帝仅仅停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在经济方面也仅仅是停留在商业竞争方面。把反帝深入到经济文化层面，深入到民族生存层面，则是后来特别是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以后的事。这一思想认识过程的完成，最后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晚清以降，中国的安全问题和民生问题都极为突出，解决这样的问题最终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共同奋斗。由于近代中国人口密集而且人均资源有限，又没有西方兴起时代那样的外部缓和空间，所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还必须有计划地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向解决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需要的方向集中。所以平民主义不仅成为中国一个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动员特色，还应该成为一个建设年代的发展战略方向。中国历史已经证明精英主义者（老蒋的败走）无法胜任这样的历史使命，而且西方的丛林法则也是一样无法在中国实现广大民众动员，无论是西方左派思想还是右派思想，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资源最终来自先秦诸子，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基础的道法兵诸家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革命和建设过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和地位，可以参照100%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变化来印证。1940年代延安的“整顿三风”运动，全面确立了中华传统思想资源在革命中的指导地位，而经典的教条主义处于休息状态。1960年代中共九评公开信所表述的也仍然是孔孟与教条主义的差别，因为不能放弃社会阶层整合目标，而且在实现社会整合上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所以对“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必须予以批判和清算。
以先秦诸子思想为基础的中国革命是这样：以土地革命为基础，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外在条件。中国的解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民族整合和社会动员的。中国的建设过程，也必定以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为出发点，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为首要的共同利益，这不仅是原始社会人道主义要求的提醒，也是中国革命的内在依据和逻辑。
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历史地位，在于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转向平民主义的一个起点和里程碑，是中国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实现阶层协调共同拯救中华民族出水火的第一步，更为可贵的是，她是由精英主义者发起的、并带头作出流血牺牲的、拯救中华民族的成功革命的光辉序幕。五四不仅在理论上批判了破坏中华民族整合的精英自为主义---极端化儒学“吃人的礼教”，而且以实际行动作出了共赴时艰的榜样，此后千百万民众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结果，终于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5、中国毛泽东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印证
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极度不发达，而且生存条件恶劣丛林密布猛兽横行，先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齐心协力团结奋斗求生存。如果在今天的时代能够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恢复中华文化主张的社会精神，就成为一种危机管理手段，社会实际上就会进入总动员状态。
中国是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才进入毛泽东时代的，这一点常常为精英主义者所有意忽视。老子说过“抗兵相加哀者胜”，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怀有一种哀兵之气，这是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和能够进行“大跃进高积累政策”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同时1959-1961年北方连续三年特大旱灾，全国粮食减产30%，物质极度匮乏，国家不得不在空前大的范围内进行“一平二调”，举国上下共同挨饿共度时艰。而且为了根本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农村得以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顺利转入总动员状态，进行空前规模的土地改良和水利建设，这个动员状态一直沿袭到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最后在中国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以黄淮海平原的进步尤大，所以从根本上扭转了历史上延续近800年的“南粮北运”局面。这些成就的取得就是把人力资源动员到极限，主要是以人工劳动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
1965年，由于美国在南方的严重挑衅，国家就已经明确宣布进入战争动员状态，宣布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工业布局完全按照战争需要进行安排。1969年为苏联的公开战争叫嚣做准备，开始进行城市人口疏散。在农业和农村于大跃进之后率先进入总动员状态之后，工业和城市也于1960年代中晚期进入战争经济轨道。
在社会经济全面进入战争动员状态的同时，精神方面的动员也紧锣密鼓地进行。最为典型的是文革时期的宣传，除了宣称要埋葬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外，还宣称要在精神领域进行不断革命。对精英主义的追究和清算也空前深刻，这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举国一致的“上下同欲”，因为这是实现人民战争的基础。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华传统思想资源的援用。笔者在前文指出，韩非所梦想的就是实现国家动员以共抗强敌，文革时期对法家思想的高扬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最后产生了一种精英主义者所声称的“把一部阶级斗争史歪曲为儒法斗争史”的偏颇。与此同时对儒家的激进批判也非常耐人寻味，在最激进的批判语言之下，实现了对道德主义最彻底的回归。大概不可能有一个时期比当时更加高扬道德主义了，这其实也是法家实现国家动员的真正现实基础，也是实现“上下同欲”的根本手段。
真法家不可能不是真儒家，不管在言语上做何种自我表白。毛泽东的钦定接班人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假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始皇之法”，这比所有的精英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认识都更加接近于真实。毛泽东比秦始皇高明，他能够真正混一儒法而且得心应手，能够在中华传统思想资源的指导下实现民族力量的总动员，以应付空前严峻的安全形势和解决空前困难的民生问题。在毛泽东辞世的时候，中国的安全问题和民生问题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不仅“南粮北运”局面得以扭转，人均预期寿命接近增加了一倍，从1949年的35岁到1976年的65岁，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就外部而言美国已经死心绝望，放弃了继续与中国为敌的政策；中国已经有能力用武力通过主动出击，打破苏联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为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果所证明。而且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苏联曾急于与中国达成东部边界协议，而中国则根本不在乎，主动性也比后来更加掌握在中国手里。
许多精英主义者今天仍然对毛泽东怀着刻骨仇恨，他们不明白毛泽东根本不是问题本身，毛泽东逝世都已经四分之一世纪了，他还能造成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在许多方面具有唯一性，是无法绕过的。社会要实现协调发展真正“告别革命”，是需要精英们向弱势阶层让步还是相反？现代化和普遍富裕和发达在中国有没有可能？结合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经验和最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经验，中国发展是应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还是走依附性发展之路？
迄今为止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所做的战略选择比他的反对者要高明。今天的关于毛泽东问题的许多争论，其根子在于毛泽东依据中国现实所做的选择无法被突破。
6、八九十年代中国精英主义者对中华文化的贬斥
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思想史事件，是平民主义思想和发展战略被无情抛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发的潮流，中国精英主义者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精英主义化的努力。这种努力除了袭用五四时期的口号之外，抛弃历史合理性的实质也是相辅相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认识的循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空前加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史发展事件。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精英主义者，除了紧抱“现代化”和“民主”两根救命稻草之外，并没有没有任何新的理论建树。谁不希望生活在富裕和发达的生活状态之中，谁不希望免于外在权力和制度的侵害，所以民主和现代化难免有这样的群众“心理”基础。诉诸常识和主观愿望，使用道德批判手段和反证法，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最常用的理论样式。
至于中国是否有希望实现现代化、或者达到普遍富裕和发达的资源基础，是否具备精英阶层和广大民众的利益充分协调、从而精英是否具有天然的民众利益代言人的现实条件，中国精英主义者一般隐而不论。毫无疑问，实现现代化和民主的结果，一定能够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精英优先”，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根据最近二十年的发展经验，是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因为这无法得到足够的自然资源的支持。
目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处于资源的硬性制约之下，初级产品的消费无法向农村普及，产业结构无法提升，消费层次无法拉开，密集学习西方的结果是产品的市场寿命空前缩短，投资无法顺利收回。这一切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人口的大多数无法实现消费水平升级，在资源的制约下必须过低水平的生活。中国精英主义者的热中于现代化和民主的结果，不能够在事实上涵盖大多数人的利益，结果只是成为精英主义者追求自身优势地位，扩大社会阶层分化和鸿沟，破坏民族整合和社会协调。实际上精英主义者并非都是天真到对此一无所知的程度，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所持的“逆向种族主义”态度，最集中地体现了他们的深切用心。
目前中国精英主义者越来越走向理论自觉，从宣称“批判传统文化仍然是当务之急”，到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着力鼓吹，以及在实际上的内政外交政策上的表现，无不与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殊阶层的利益挂钩。正是因为中国精英主义者的极端化，导致中国新左派的强势崛起，和社会底层人士从常识出发对精英主义者的激进批判。中国精英主义者也有理由感到冤枉，因为与西方世界兴起的时代新贵所拥有的优势地位相比，他们的优势地位还远远没有落实到位。
中国精英主义者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进程中，不仅是从人口密集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出发，而且中国也永远不可能有外部的拓展和缓和空间，所以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必须更加向基本生存需要方向倾斜，否则很容易产生侵害多数人的生存利益，是走上了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这一点也为今天的中国现实所证明，农民负担沉重问题和政府向企业摊派问题，就是优势阶层建立优势地位努力的一部分。虽然这并不比英国的“圈地运动”更血腥残暴，也不比英国圈地运动的规模更大（英国在1714-1820年有600万公顷以上的土地被圈占），但是中国没有美洲大陆可供移民，英国有条件避免同归于尽的起义，但是中国肯定没有这样的条件。
要真正地“告别革命”，唯一的道路是协调发展。不仅要实现人与人利益的协调，而且也要在总体上适当克制人本身的欲望，在技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加工能力急剧膨胀的今天，和自然和谐相处也显得格外重要。正是由于现实不能提供给人们以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所以中华文化的主动协调原则，克己为人的道德主义核心源流就永远不会过时。
五、明天的太阳依旧会从东方升起
在漫长的西方文明的历史中，只有非常短暂的工具理性的光辉，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今天工具理性已经是非常不必要的，而且其社会代价太过于沉重。人类终究需要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这个目的的实现，最大的阻碍却是丛林法则派生出来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没有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就没有全人类的光明未来。
1、西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2、“中国困境”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简单反复
中国人从1840年以后，就一直有一个极端强烈的强国梦，但是又空前地陷入“先生总是打学生”的困惑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困境”，走西方的道路不符合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照顾多数人利益的道路与精英阶层的愿望有距离，中国又无法总是排除精英阶层的领导，中国精英们又没有摆脱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独自发展的能力。正是处在这个“中国困境”之中，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过“两正两反”的曲折，大概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密集的社会总体认识的简单反复。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60%，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3、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光辉探索历程
虽然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威胁外患很重，国家经济不得不在战争轨道上运行，但是在安全和民生问题这个最基本的方面，中国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重要的经验是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以低成本管理实现最大程度的资源动员，以平民主义发展战略保证经济发展的受益覆盖面尽可能大，以适度技术和适度产品战略实现工业稳步成长，农业最终在优先考虑增加生物资源年产出水平基础上实现稳步增长。在外患极其沉重的条件下，优先使用非军备竞赛措施实现安全地位改善，同时还兼顾给别人留有余地。
1949年，根据当时南京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学生所做的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而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急剧上升到65岁，而成人识字率也大幅飙升至82%，接近于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衰颓的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振，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看来平均主义的经济效果也是不错的，这明显符合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由于边际效用价值递减律的作用，同样的收入尽可能平均地分配给更多的人口，则总的边际效用必定大副上升；相反贫富分化越突出，则因为富人增加一元钱收入的边际效用价值小于穷人，所以必定降低社会总的平均效用（福利）水平。
a)大力增加土地的净初级生产量
毛泽东时代，为了建设水利事业，改善季风条件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进行了全国总动员的形式。在接近30年的艰苦努力之后，减灾防灾能力大为增强，这个在历史上长期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敌人才部分退却了。1978年，中国大陆发生建国后最严重的一次旱灾，但是这一年的农业收成反而有所增加，这称得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实际上在1970年代中期，由于北方特别是黄淮海平原农业条件的改善，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局面，就已经得到根本扭转。
b)注重多数人的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毛泽东时代采用的平民主义发展战略，至今仍然具有光辉的启示性意义。首先着眼于人口的大多数，首先着眼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在技术选择上以适度技术为依托，以普及和大众化为主要目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工作的重点也在于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要求“学制要缩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在实现进步的路上，毛泽东时代始终注意大多数人共享发展成果，所以在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针仍然很低的情况下，整体教育指针和人均寿命指针就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发布的1997年“人文发展指数”指针，中国得分0.701排在南非（人均GNP3000多美圆）之前，就是靠人均寿命指数得分和教育指数得分拉高的，这两项成就主要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而近二十年来由于合作医疗停办和教育市场化农村失学儿童增加，这两个方面反而大有退步。最为中国精英主义者所称道的经济发展成就，在二十年的高速超常规经济发展之后人均GNP得分0.57分，是一个拉后腿的项目。
c)在防御上采取国土防御战略
以动员无形资源的方式，降低有形资源的损耗，以人民战争替代军备竞赛，来解决中国曾经面临的极大安全风险问题。同时国土防御战略能够体现老子的思想“弱者道之用”，以最不威胁别人的方法来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而美苏都是曾经耗费大量资源，进行军备竞赛，并采用“前出压迫”的军事布置，来追求单方面的安全，而中国相应的“国土防御”战略就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民战争的形成需要强大的心防建设，也是国土防御战略的基础，没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土防御战略就是一纸空文。国土防御战略无疑对世界和平和裁军事业是一个重大贡献。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贯彻国家意志的力量会急剧上升，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4、探索光明的责任可能属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
中华文化的关注核心是安邦治国，最适合于从管理学方面切入研究，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文史哲领域，研究结果虽然有一定的成果，但是谬误更多；虽然对文化的范畴有所澄清和介绍，但是导致的误解更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研究者多数从今天的经验去取舍和揣度古人，用西方丛林法则派生出来的范畴去管窥蠡测，结果是非左即右，往往脱离事实太远。
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当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自觉精神正在淡出历史舞台，社会整合和国家管理需要新的手段。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就是产生于这个时期，因应时代的要求诸子思想无不集中在“治国平天下”领域，是一次管理学的革命时代。中华文化最适合的探讨切入角度是“国家管理”层面，在今天这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明显具有一个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优势。
中华文化的现实感非常强，纯思辨方面并不发达，如果脱离实际去寻求什么普遍真理恐怕会以失望而告终。中华文化的产生和流传，并不是是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取胜，不是哲学而是关注现实社会人生无可逃避的“道”，而且“道不远人”就在“伦常日用之中”。所以研究中华文化也不能脱离现实，而联系现实的方式固然有不少，但是最合适的方式无疑在于阐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最合适的保持方式，在所有发生人与人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之中，经济利益关系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是归结道人类的前进道路和全人类未来的话题。
西方经济学割裂个人的社会性，把社会当作孤立个体在市场关系上的复杂集合。忽视人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人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更应该是社会人，没有人类社会还有什么经济人，没有共同利益的实现，还有什么个人命运的自我把握。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一切为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在于资本家和发明家在利润刺激下带来工具（科技）进步，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现在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化的开发行为，不是那种需要常识加灵感再加上坚持不懈的试验成果，总而言之技术进步不再依赖个人的格外努力和偶然的灵感。今天技术进步虽然可以依托于个人追求利润的动机刺激，但是更多的是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主动安排，不再需要社会为工具进步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工具理性的历史合理性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人们应该而且能够为自己也为全体以及自然，作出合理的选择和安排，实现总体协调发展的社会。舍此以外，人们并没有另外的出路，放任纷争的最低结果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不被用来增进人本身的福利，非常可能的后续结果是走向共同毁灭。看一看美国主导的冷战，看一看美国策士叫嚣的“文明冲突”，看一看美国着手准备的TMD和NMD计划，就是在为核战争做准备。这其实就是追求自身最大优势的西方文化的致命伤，是丛林法则主导社会秩序的必然结果。西方人已经不可能为建立和谐相处的世界新秩序，作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努力，只能是作为不情愿的麻烦制造者角色阻碍进步的实现。探索光明的任务在于中国人的创造性工作，在于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如果中国人的努力终究归于失败，那么全人类的未来将是黯淡无光的”。
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