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发现，近年来，在西方，人们很快在对发展中国家盛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国家资本主义是这些国家的权力经济基础，并且正在对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威胁。其中，中国更是被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因为和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无比庞大并且日益扩张的国有经济部门。西方现在普遍地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权威主义政治体系。这种新概念正在形成，很多国家也开始针对这种情形制定对应的中国策略。很显然，这种概念也已经开始表现在西方政府的对华政策，从而对中国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西方的这种认知已经对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构成了严重的阻力，中国的国企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频频遭遇西方政府强大的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抵制。
那么，中国的国企真的如西方所认为的那样会成为国家权力的基础？中国政府真的可以把国企当作工具而对西方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构成威胁吗？西方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已经使得中国内部一些人觉得飘飘然，觉得国企已经成为中国应付西方经济的有效武器。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充分使用国企这一经济杠杆有效地应付了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这使得一些人觉得国企是国家权力的支柱，是中国模式的内核。这种认知不仅存在于一些社会群体中间，而且也存在于各级领导层。近年来，国有企业大扩张和这样的认知是有紧密关联的。
但是，现实是严峻的。如果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在国企大大扩张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那么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并不仅没有感到国企存在对他们的意义；相反，他们感受到了国企扩张对他们的利益的巨大威胁。国有企业实际上早已经成为中国各方面抱怨的对象。如果国企照此发展下去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后果？简单地说，它会酿成一场国家权力危机。为什么这样说？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政府通过诸如“抓大放小”改革战略使得从前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很快摆脱了大亏损的困境。今天，庞大的国企已经成为中国所说的“举国体制”的工具。对外界来说，它是中国国家权力的象征。不过，“国家资本主义”一旦成为主导经济形态，对中国的内部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民富才能国强，这是世界经济历史的经验。在西方，尽管在国家和市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但政府从来不会把市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政府规制市场，但不是控制市场。市场创造财富之后，政府才会有能力进行社会改革，保障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西方国家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规制市场的结果。但后来国家主导的福利制度，导致了国家空间的大扩张和市场空间的收缩，尤其在经济领域，于是就有了私有化运动，特别在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期间。总之，保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一直是西方经济体能够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当然，一旦政府对市场失去规制能力，西方必然发生经济危机。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达到“国富”的状态。就国家财力来说，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但代价是“民弱”。“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或者国家的代理者通过各种机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场等等，有效地把财富从“民”转移到“国”。但是，从长远来看，民弱必然导致国弱。应当看到，国富并不必然导致国强，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下，国企并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国家的代理者。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所积累的财富并不能为政府所支配，而是为少数代理者所支配。在很多情形下，这些代理者的行为已经大大超越了政府的控制。或者说，这个领域的存在不但没有使得政府更强大，反而是有效地制约着政府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快速地导致社会资源枯竭。社会资源一旦枯竭，政府就会失去经济基础，进而是政治基础。
如果政府(尤其是国有部门)无限扩展，市场空间继续萎缩，财富继续从社会流向国家(或者国家代理者)而不是相反方向，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艰难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部门必然会在一定的时候突然解体，酿成大危机。
这种担心并不是一点也没有道理，这方面中国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1949年建国之前，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把此确立为建国路线。应当说，这一理论从经济结构上看，是一个混合经济体，包括私人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建国初期，这三者共存，并且比较平衡。但是，为什么没过几年，形势急转直下，私人资本和公私合营体系全面解体呢？很多人说，这是执政党的改造旧经济结构的成功。但从现在看来，这是一次大失败。如果中国能够长期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路线，中国很可能走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路线，而可以避免日后的苏联式的贫穷社会主义路线。可惜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路线很快就演变成仅仅是转型的策略，即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型。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很快控制私营资本赖以生存的物质供应和市场，这个部门的死亡成为必然。与其说是执政党改造资本主义的成功，倒不如说私营资本主义失去了生存空间而“和平”地投降了。一旦私营部门死亡，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也就得到了确立，国家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今天的中国，有关部门为了替国企扩张辩护，否认国企的扩张和其所产生的问题，他们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国企和非国有部门占总体GDP(国内生产总值)上的比例等数据。但这种简单的比例毫无意思。现实的情形就是，非国有部门现在面临各种严重的问题，例如很难从政府控制的银行得到贷款、民间融资机构缺失、投资空间收缩等等。这些都和这些年的国有部门的急剧扩张有直接的关联。在很长时间里，民营企业和国有部门的竞争处于交织状态。民营企业有一定的能力来抵抗国企的扩张。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局面得到很快的改变。政府所推出的4万亿“救市”资金大多流入国有企业部门。国企从此大扩张。这里政策的失误是很显然的。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来救市，可以理解。但政府没有明确告诉国企，哪些领域可以去，哪些领域不可以去。结果，国企流向一切可以挣钱的领域，尤其是那些往日由民营企业所拥有的空间。这很快就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因为中国国企往往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国企的扩张也导致了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当然，最终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在国企和政府相结合的情况下，市场无能制约前者的任何行为。
就像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样，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投降”了。有两个已经发生和继续发生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一是民营企业开始抱国企的“大腿”。连浙江那样民营企业高度发达的地区，民营企业纷纷和国企“联姻”。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为什么作此选择？为了活命，或者活得长一些。抱国企“大腿”就是以很高的经济价格买一个政治上的保险。没有一套有效的法律体系来保护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们就觉得很不安全。实际的情形是，不管民营企业做得多大，如果被权力盯上了，就会被搞得很狼狈，倾家荡产的例子有，坐牢的例子也有。第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部门大量的企业家连同他们的资本迫于国内每况愈下的环境开始外流。这个群体的人中，一些人感觉到抱国企“大腿”的代价太高，一些人抱不上大腿，于是选择出走。中国会不会重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情况？如果目前的趋势不能扭转，那么历史必然重复。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一旦出现，中国经济必然遭遇大危机。
》》》 “顶层设计”克服改革中的既得利益
所以说，如果美国的问题是华尔街，那么中国的问题便是国企。怎么办？很显然，必须深化国企改革。如何改革？
就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国企改革来说，目前争论中的政策思路有二。一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即全盘的私有化；二是具有中国传统社会主义色彩的思路，即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红”。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一直在提倡私有化，因为他们把私有产权视为是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这里当然不讨论这一理论的得失。要指出的是，全盘私有化并不是中国的选择。有几个因素的存在使得国家资本主义会继续在中国存在下去。第一是，全盘私有化没有政治可行性。也就是说全盘私有化的思路过于理想化，并不具有操作性。国有企业已经像美国的华尔街一样，“过大而不能倒”。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下，一旦庞大的国企被私有化，必然是“内部私有化”，即国企落入有钱有势的少数人手中，从而不可避免要成为叶利钦时代俄国的寡头经济。第三是，目前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形势。中国总体上仍然处于后发展中国家，国家仍然需要继续在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说，国有企业可以强化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第四是，国有企业存在的“国家理性”，即国企在国家内部经济运作过程中的作用。自汉代《盐铁论》以来，人们对国企的功能已经形成了诸多的共识，国企要在一些关键领域扮演关键作用，包括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平准市场等。这些功能在当代仍然在继续。
“分红”的思路反映了中国社会近年来对国企的愤怒之情。根据这种思路，国企仍然可以继续发展壮大，但其所得的利润必须和社会分享。这是一种简单的“分蛋糕”的思路，也不是国企改革的出路。其一，这是向国企既得利益作完全的妥协，因为这样做不会触碰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出让一部分利益是有可能的，但并不能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利益公平分配。其二，这样做不能有效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其三，因此，这一思路最终会演变成贫穷社会主义模式，即国企的扩展和动力机制是成反比的。国企越大，其垄断功能就越强，其转移财富的能力越大，其越没有动力机制来通过创新来创造财富。
》》》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那么，如何对国家资本主义引入一系列的改革防止其成为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呢？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可供参考，也就是东亚模式的思路。首先，可以对其实行1980年代陈云所说的“鸟笼经济”，也就是说，要给国有企业一个边界。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抓大放小”战略的设想就是在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的领域搞国企，主要是向学习日本和韩国的企业集团战略。但这一设想现在消失了。必须把国企设定一些“笼子”（战略领域），把应当让民营企业做的让渡给民营企业，把那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能做的领域也让渡给民营企业。其次，在国企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中国很大，一些领域内部要进入多个国企，鼓励国企之间的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再次，引入市场化。这方面，中国可以学新加坡的经验。国企必须接受市场化的考验。实际上，中国的“国资委”本来就是试图根据新加坡的“淡马锡制度”而建立的，但中国只学了构架，没有学到精神，包括企业化、市场化、开放性、企业监督等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防止国有企业的内部私有化。今天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今天，国有企业更多的是属于管理层。国企赢利了，他们可以自主地分配；但亏损了，他们可以向国家要钱。同时，国企内部的收入分化过于严重。管理层俨然和华尔街没有什么区别，而一般工人的工资过低。这是典型的内部私有化。在这个意义上，要对国企进行“分红”。简单地说，国企改革有三步，先要对国企实行“鸟笼经济”，再对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然后再进行社会监管，实行社会“分红”。
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必然成为国家权力的基础，它也有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根源。要国企成为国家权力的基础的同时，避免其成为经济危机的根源，那么，就要对其进行深刻的改革。这需要人们既要跳出西方自由主义的思路，即简单的私有化，也要求人们跳出传统社会主义的思路，即简单的“分红”。要有效改革国企，中国要从各方面学到经验和教训，包括自己的经验（从计划经济到后计划经济）、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教训、西方市场失败的教训和新加坡成功的经验等等。只有在思想不被教条左右、改革不被利益集团挟持的情况下，中国才能找到有效的国企模式。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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