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虽然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民族工业却陷入了难以维持的境地，为实现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调整工商业目标，中央对劳资关系、公私关系等都进行了有益的调整，并开展“三反”和清扫“五毒”的斗争，以铲除其有害于新经济的成分。在“五反”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了第二次调整，使其得以恢复和正常运转。
1、走平衡木
1950年3月以后，民族工商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产生危机的原因是两方面的，既有工方对资方要求和限制太多，也有资方本身经营方面的问题，问题很复杂。
这一切使民族资本家惶恐不安，有的对前途失去信心，或坐观等待，消极经营，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有的解散职工，关门歇店，造成新的失业群，引起劳资关系再度紧张，一些资本家散布所谓“早归公，晚归公，早晚要归公，不如早归公”，还有什么“我们学傅作义和平缴械吧。”还有的资本家形容自己的处境是：望红旗，五星(吾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有的甚至一走了之，如上海有300个厂长经理跑去了香港。
上海有名的资本家刘鸿生于3月初给陈毅市长写信表示，由于企业资金难以维持周转，所以也要将刘家的所有资产都交给国家，这实际上是在发泄不满情绪，有的民族资本家还把困难归咎于国家财政政策，埋怨政府“与民争利”。上海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曾致函上海市工商局，认为是政府税收太重，才使公司“对于一应水电、膳食、薪水均发生严重问题，以致本公司将解放前所剩应市存货销售亏耗贻尽，现所剩者都属于若干冷门存货，故不得不拍卖存货，以便缴纳税款，本公司此项举措，实已至山穷水尽之境地。”
这些民族资本家的抱怨不免带有哭穷和试图少买公债的企图，但困难的确是很大的。民族工商业的困难不仅影响到民族资本家本身，而且也致使失业人数大增，当时上海的失业、半失业人数已高达166万左右，因而不仅民族资本家不满，群众中也开始出现抵触，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毛泽东对这一切十分重视，1950年4月，他对全国统战会议上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多次批语，着重批评了要求过严的限制、排挤、打击以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错误思想。在发言记录稿“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毛泽东批：“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有关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毛泽东批：“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使之发展。”
在发言记录搞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毛泽东批：“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毛泽东批：“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在发言稿谈到社会主义商业要控制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时，毛泽东批：“除盐外，应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发言稿中还认为“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处，毛泽东批：“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进来”处，毛泽东批：“这是不对的。”这些批语表明，毛泽东关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思想已初步形成。当时，上海市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最为严重，对全国的影响也最大，毛泽东称之为上海的“四月危机”。
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民族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当时，在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中，私营工业占83.1%，商品零售总额中，私营商业占91.6%。因此，正确贯彻党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政策和其它各项城市政策，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不仅对上海，而且对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对此十分关心。上海解放前夕，他同准备接管上海的负责人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华东同志如果能够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世界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
当时，上海工商业的困难程度也可谓居全国之最。私人经营者对当时的情况也十分不满，陈毅找号称“火柴大王”、“煤炭大王”、“水泥大王”的刘鸿生谈话时，刘鸿生说：“我只有一点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荣毅仁当时也因公债款一时交不出，只能由国家收购他仓库中久存的机器设备和开旅馆的全套家具才解决。有的资本家说：“我的钱全都交税买债了”，有的甚至在店门口写道：“关店大拍卖，为了交公债。”
“二·六”轰炸后，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再加上每月四千亿元(旧币)的税收、公债缴款等负担，工商业者难以承担，市长陈毅认为，这时候不去扶助私营工商业，而试图用税收和公债去“榨干、挤垮”它，是十分错误，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种做法不利于生产的恢复，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在这种想法下，陈毅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如实反映了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情况，建议将公债款延至4月底，税收任务延至年底完成，不必每月催交。但当时中央并未以明确重视，中央在回电中答复：“据我们目前所知上海银根还不很紧，私人银行存款在四千亿以上，故公债缴款应该不松口，力争于三月缴完，但不得已时，小部分延至四月缴也可以，税款则不能拖延。”
陈毅除继续向中央反映情况，同时又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对工商业作了一系列调整，如动员党政和人民团体积极做好解释工作，对工作方法和税目方面的毛病加以改善；召集财经工作干部开会，考虑一些必要的松动和辅助措施，以维持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设法帮助失业、失学人员等。陈毅又把这些措施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第二天即复电陈毅，表示上海所采取的方针和中央的方针是一致的，并且几天后又致电陈毅。
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上海市委决定召开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会议动员私营工商业者克服困难，维持生产，并且表示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这些困难。会上，许多民族资本家也纷纷发言，表示支持政府的措施，对工作中出现的困难表示理解，由此消除了双方的误会。
刘鸿生代表指出：“陈市长明白地指出上海正处在严重的困难中，并没有粉饰太平，同时正确地分析了困难的原因，而且指出了光明的前途，这些看法与我们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大多数工商业家要挺起胸来，积极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到来。”
荣毅仁也强调私营工商业者要改变不适时的管理与经营方法，并对克服困难提出了建议。纪叔平说：“我们不讳言，税务工作人员确实有缺点，然而税务工作人员们执行任务的认真，与廉洁奉公精神，我们应该表示敬佩。”他表示：“我们应该对于合理的国家税收采取逃税的可耻行为者加以检举，批评和教育。”会议最后在达成一致的基础上，通过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减轻负担、救济失业等具体措施。
4月2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对上海的工作表示肯定，指出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5月，陈毅再次向中央汇报了上海的经济情况，毛泽东对此指示道，上海市的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在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等情况下，采取的对策如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毛泽东提出陈毅的这项报告应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5月1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再次肯定上海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并称6月征税减少1000亿的问题，待研究后答复，并让陈毅来京商量有关土改法令和调整工商业的问题。
通过对上海这个有代表性的工商业大都市实际状况的调查研究，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他关于工商业调整的意见：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了工商业的合理调整是国民党经济恢复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七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结束后，全国正式展开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围绕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进行的，人民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 是调整公私关系。这是调整工商业的重点，它包括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和调整税赋两项基本内容，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是调整公私关系的主要内容，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既要保证国营经济作为一切社会经济成分的领导力量，又要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得其所，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而从事投机倒把的行为，其主要措施有：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到1950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已占其生产能力的70%以上。划分公私经营范围。国营商业集中办好批发，缩小零售范围。调整价格政策。调整批零差价、地区差价使私营商业者有利可图。
调整贷款。国家银行调整贷款的投资方向，使之有利于有益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调整市场管理制度。调整税赋是调整公私关系的另一项内容，公粮的征收从过去占农业总产量的20%下降到13%左右，同时，减少工商税种，修正工商税法，降低税率，改变征收办法。
1951年12月19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稿作了修改。这份意见稿关于私营联营的形式提出了五种：公私联营；私营联营，在贸易部领导下进行；私资联合下乡采购，也在贸易部或工商局领导下进行；工商业全部联营，并发动农民参加联营，不参加合作社。这种私商经营，在价格政策上与国营、合作社商业对抗；城乡资本家自动组织起来的联营，其主要目的是与国营、合作社商业争夺市场，并对抗国家的价格政策。毛泽东对此批道：“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第四种私商联营不但不能予以支持，而且应设法将其拆散。对于第五种，则应组织我们的经济力量与之合法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对前三种形式则是应予以支持的。这些也正是调整公私关系的一个总的原则。
二是调整劳资关系，调整的原则是：必须确认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必须有利于生产；劳资间的问题，用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由政府仲裁。总之，要劳资两利，既要保障工人群众的民主权利，又要使资本家能获得合理利润以利于恢复发展生产。
三是调整产销关系。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当时私营工业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使生产和销售之间尽量取得平衡。据此，各专业部门纷纷召开全国性专门会议，具体协商各行业产销计划，分配生产任务。另外，财经部门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将主要商品的产销情况向全国公布。
从这些具体的措施上可以看出这些是完全与毛泽东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态度、政策相一致，这些决策和措施也正是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一时期，私营工商业开业增多，私营工业生产增加。1950年三四季度，私营工商业开业的比歇业的多出25223家，私营工商户由过去的开少歇多转变为开多歇少，是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私营工业的产量也逐步增长，私营商业的销售额和利润也大幅度增加，各地市场也日趋活跃。据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统计，10月份的市场成交量与4月份相比，面粉、大米、棉纱等的销售量都有大幅的上升，市场的繁荣也带来了金融业的活跃。私营行庄的存放款业务和汇兑业务也大幅度上升，农村完成土改后，农业丰收，农民的购买力有所提高，加上抗美援朝的军需供应，1953年市场更繁荣，出现了“淡季不旺，旺季更旺”的景象。
这次调整使私人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发展，有人称这段时期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的私营工商业都获得了不少利润。另外，这次调整也是对私人资本的一次深刻改组，扶持和发展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削弱和淘汰了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把私营工商业的经营转到了服务于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新轨道，使它从盲目的无政府状态转到接受国家领导和计划的轨道上来。同时，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也有了质的变化，刚解放时，加工订货只是零散的，一般以原料换成品，以实物代上缴，调整时期加工订货数增加，并逐步采用分配原料、支付货币上缴的办法，这就逐步把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切断了，使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
2、抓不法资本家的小辫子
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复苏，特别是抗美援朝的军需订货猛增，一些资本家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甚至不惜牺牲志愿军的生命进行违法谋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清理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决定对不法资本家的种种违法活动进行一次主动的出击，发动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当时，在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之后，民族工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资本家欢呼他们的黄金时代，但是却有一些不法资本家却利欲熏心，利用建黑账、设假账、不记账等不法手段，偷税漏税，坑骗国家。据上海税务局统计，从1949年5月到1951年底，仅查出处理的逃税案就有15万件，金额达600亿元以上。1950年收缴过第一期税后又抽查351户私营工商户，发现逃税者竟占99%。
除了偷税漏税以外，不法资本家还大量盗骗国家财产。如天津私营震中橡胶厂经理乔铭勋，在承制军用雨衣时，利用抬高成本，虚报冒领，扣留定货款存银行生息等方法，盗骗国家财产80多亿元。
偷工减料也是他们的手段之一。如上海私营梅林罐头厂解放前全部资产只有几十亿元，但在解放后，仅偷工减料一项就获利250亿元。
还有许多资本家用糖衣炮弹进攻国家干部，拉那些意志薄弱分子下水，套取国家经济情报，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让党中央下决心发起“五反”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法资本家在供应抗美援朝战争的军需物中的不法行为极其恶劣，甚至使许多志愿军将士致残、失去生命。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毛泽东和人民政府意识到必须对这些不法资本家的不法分子进行反击，使他们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不悖于人民利益。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五反”运动开展的目的，就是要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
在1952年3月23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次“五反”必须达到的目标：“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等。”“改组同业工会和工商联合会”，使民主建国会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
可见，这次“五反”的性质是明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五反”并不是说不搞新民主主义，并不是说要消灭资产阶级了，而是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1952年4月，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作了精心的修改。这段字中有重点符号的，是毛泽东加写或改写的，从中我们可以体会一些东西。
毛泽东是清晰地分别出“合法”与“非法”的，并且区分了斗争的不同性质与不同的处理手段。这两种动态可以从下面两则毛泽东的电报和批语中看出。
1952年1月13日，毛泽东在转发饶漱石《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再次强调各大中城市，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
同月21日，毛泽东在山东转发薄一波《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动情况及今后意见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了这一点。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指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它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时，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在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入孤立，国家就很有理由地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判刑、枪决、罚款等等。至此，“五反”运动在全国大中城市工商界中迅速地展开了。
这次“五反”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是“人民群众的运动”，它以私营企业的工人职员为主，并发动市民群众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即一方面有工人群众自下而上地批评揭发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有自上而下地检查，中央派工作组或检查组，另一方面也依靠资本家在教育和自我反省下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自己做检查，端正态度，走上合法经营的道路。这次运动采取的是资本家与群众的面对面的群众斗争的形式，既是反对“五毒”行为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又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这场人民群众反对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也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指出，在继续要求发动群众的同时，必须保持它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的，以保证它不造成大规模的混乱，不影响经济建设的进行，即毛泽东提出的要保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在3月5日致叶剑英的电文中，毛泽东也再次强调，对广州的“五反”斗争要严格掌握，不使引起混乱，“其它城市，非有充分准备，不要轻易发动五反”。
对此，毛泽东做了一系列安排来保证“五反”运动不脱离常轨，不引起社会过大的震动。他要求先完成“三反”运动，再来集中精力开展“五反”，“五反”的开展也应从大城市到小城市逐步展开，以防混乱，个别地方已在县、区级开展了的，一定要严格控制，不能妨碍春耕和其它经济活动；同时，各地开始的“五反”运动也应审慎进行，准备好了，才能发动，不要一齐全上，结果出意想不到的混乱。因此要求各省委对各城市的“五反”斗争加以精密研究，以正确指示省城以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
这些对发起“五反”的要求指示实际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含义即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动“五反”之前，一般要求首先划分工商户的类别，毛泽东将之划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并且指出：“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类两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相应的，对待五类工商户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基本守法户一般免退；少数户酌退一部分；半守法半违法户只退不罚；严重违法户又退又罚；完全违法户，从重处罚，并依法判处徒刑。
这样的划分和相应的处罚办法旨在团结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以打击罪行极大的不法资本家。在毛泽东看来，先处理了占95%以上的那部分资本家，人心就可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以恢复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孤立了，我们也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地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了。”
毛泽东这里还一再强调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资本家毕竟是少数，不可将打击面放得过大。1952年3月11日，毛泽东给西北局的电文中，就指出了西安划出的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似乎不合实际，是少了许多，只占40%，而北京这两类占70%以上，对上海的划分，毛泽东也表示了质疑。当时上海的类分是第一类占15.3%，第二类占36.8%，第三类占44.2%，第四类占2.8%，第五类占0.9%。毛泽东在给上海的回电中指出，“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当时，考虑到许多资本家在“五反”后人心惶惶，毛泽东为了安稳人心，把荣毅仁定为完全合法户，这对安定上海工商界乃至全国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后，在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一方面，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工作，揭露不法资本家向国家进攻的罪恶事实，驳斥他们破坏“五反”的谬论，戳穿他们抗拒“五反”的阴谋活动。
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政府的威力下，一般工商户认清了利害关系，纷纷交代和揭发问题，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来。
但是运动开始后，还有许多不法资本家负隅顽抗，拒不交代，并采取停工、停薪、歇业、停火等办法威胁工人群众，破坏运动，许多私营企业因而停业，国营企业也受到冲击。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给毛泽东拍的电报上说：目前西南地区工商业表现了暂时的但又是显著的停滞现象，出现税收、贸易额减少，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工人失业增加，贫民更加困难，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特务已乘机兴风作浪。建议中央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入手，启动市场，减少失业工人，缓解城市贫民的困难。
当时，出现的另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遵循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五反”的严格界定，特别是对资本家的区分和不同处理，有的认为资本家发起“五毒”进攻，已不存在两面性了，必须彻底打倒，还有的想趁“五反”消灭私人资本等，有的地方混乱地提出了“反暴利、反剥削、反压迫、反资本家腐化生活”等口号。
1952年2月29日，西南局在给中央的电报，针对四川一些地方乱提反暴利口号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觉得反暴利提法不甚妥当，一是不好算，无底；二是掌握不紧就很容易形成以算剥削账的办法去算暴利，形成混乱；三是政治上也不策略，许多奸商愿意承认暴利而不愿意承认盗窃。
毛泽东1951年3月1日根据西南局的这则电文提出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大资本家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故产、逃走外汇两项，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毛泽东这个指示再次明确了“五反”的界限，明确了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范围和界限。后来毛泽东在与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和公有制经济都需要发展，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这样才能保证私人资本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此是保持了清醒的认识的，它明确地指出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几年以后的事，不应仓促进行。
后来，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得知“三反”、“五反”后中小工商业确有困难，必须找出合理解决办法时提出中小工商业可以走“联营”的道路，以小成大，进行资本联合，“三反”、“五反”以后，大工商业丧失了对小工商业的提挈的能力，政府的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用于小工厂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
毛泽东在这里还是很审慎的，并不强调迅速地完全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五反”运动中，如何处理违法资本家，这是运动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指出：“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从宽，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毛泽东在这里采取的是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由此团结工人、店员、职员，还包括守法资本家和只有一般违法行为的资本家。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的支持，集中力量“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又是着重打击投机商人而不是着重打击工业资本家(有一部分)极坏的工厂主须给予打击。”同时，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在惩治那些反动资本家的时候，对于捉人、判刑要慎重，判死刑更要极少，“并且不要杀得太早，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毛泽东指出在“五反”斗争真正开展，同志们头脑很热，很想多捉人多封店的城市，如济南、南京等，按照中央指示予以适当节制是必要的，在还没有开展的城市，如青岛、无锡、上海等，“则不要强调节制，而应继续批判右倾思想开展斗争。”在毛泽东的指示和精心组织下，“五反”运动在健康发展，“五反”运动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民主改革。它一方面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教育了资产阶级，给它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3、从面到面到背靠背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五反”是一场广大人民群众与不法资本家的“面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总的方面看来，它是积极健康的，它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给他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但由于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左”的倾向，过多地打击了民族资本家。比如说，有的工商管理、贸易税收、银行等部门工作的干部不愿意或者不敢与资本家打交道，对私营工商业限制很多，条件过于苛刻，在私营企业里，也出现工人监督过严过多过广的现象，一些资本家因而产生了许多消极的情绪，悲观失望，惶惶不安，消积经营或者干脆倒闭歇业。种种因素促使了在“五反”后的一段时期里经济出现了萧条的情况，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乡内外交流不畅，物价下降，市场萧条，工业生产下降，公私劳资关系紧张的情况。有的还出现工人失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等严重困难。
毛泽东这时指出：“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
因而，在“五反”快要结束的时候，党和政府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下，再次调整工商业帮助私营企业渡过难关，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强调，中国共产党团结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在现阶段是需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有利国计民生的这一积极的方面的。
对于处理不法资本家时，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额算得过高的情况，当时，努力使之降下来，使之合乎经济的实际情况，同时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后还有盈余，以便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另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可以推迟，“数大者可分多年退补，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
另一方面，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1952年6月，中央贸易部要求各地贸易机关重新审定已签定的加工订货合同，正确核算成本，保证私营工厂在正常合理经营情况下，每年可获得10%、20%到30%的利润，这就调动了私营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防止了追求暴利的倾向。同时，国家增加对私人工业的加工订货及收购，1952年比1951年就增加了13.6%。在调整私营工业的时候，也对私营商业进行调整。195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调整商业的指示，对价格、公私间的经营范围、市场管理进行了一次有效的调整。
对价格的调整主要是对批零差价的调整，日用品批零差价一般扩大到10—18%。同时也对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作了适当调整，通过这些调整，从而调动了私商积极经营零售业务的积极性。
这次调整也涉及了公私间的经营范围的划分。在国营经济已经占了商业主要阵地和合作社已经广泛发展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资本经营零售业务和贩运业务。当时要求缩减国营商业在大城市的零售点，县镇的国营商店也应收缩零售业务，多做批发，而国营商店的批发起点也要克服那种变批发为零售的现象，国营贸易公司与合作社在城市减少次要商品经营，在农村重点经营粮食，主要经济作物及若干种主要出口物资，其他次要土产品，让出来给私商经营，粮食及主要经济作物，也应让出20—30%，给私商经营，在零售方面，就全国平均来说，公私商业的比重应保持在25%和75%的比例。
在工人福利方面，毛泽东提出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情况，不能太低，但又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工人监督需要逐步的展开，在承认资本家的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用人权，又要防止资本家向工人报复。
从上可见，这些再调整的政策，都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都是毛泽东关于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理论的表现。再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新的发展生机。刘鸿生的章华毛纺厂的呢绒在1953年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实现了其一生的宿愿，尽管章华厂在20年代末期已经能生产质量可与外国货媲美的高等呢绒，但那时的中国，人们只认洋货，刘鸿生只能把章华的呢绒卖给国内的外商，然后出口转内销，由外商把章华的商标剪掉，冒充外国货在上海各大商店出售。1952年9月，章华厂接到政府加工订货出口呢绒的任务。1953年，章华厂生产的12万米高等呢绒，打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金色大字商标送往国际市场，并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这令刘鸿生兴奋不已，享受到了作为一个新中国企业家的骄傲和自豪。
工商业的调整，“五反”和工商业的再调整，帮助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渡过难关，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这些都是毛泽东对待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政策的体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总的说来都进一步促进了分工合作，达到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何虎生）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