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2013-01-07 00:21）
周末消息面，一方面是习总在学习会上的定调，特别是提到我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关系，强调不能拿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不能以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这是凝聚共识的调子，是谋发展的基础，是我国当前发展阶段非常关键的思想，而能在这个关键时候提出来，则是善莫大焉，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过去，以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的言论比比皆是，而最近两年又出来了相反面以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这两者都是逆潮流而动，有违我国发展大局，所以习总这一眼定乾坤很有意义。
关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关系，试问，若没有改革开放前的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建设，哪里有我国的国防安全，没有国防安全还谈什么发展？而基础重工业恰恰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轻工业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改革开放如何能够那么顺利？哪怕是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也是六十年代我国坚强地顶住了前苏联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全方位压力后，有1969年和前苏联决裂的勇气，才有了1969年开始的中美关系解冻，才有了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才有了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才有了美国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才有了乒乓外交、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先后访华，也才成就了1978年开始的打开国门和改革开放。甚至，包括我国近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扫除文盲等等一系列措施的跟上，才能有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有些人把前后割裂开来是因为对历史的不清楚，有些人则是不怀好意。而习总的强调，实际上是对过去某些思想的拨乱反正。对中华来说，只有这样的历史观，未来才能更好地发展。而有了这样的定调，相信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新的开拓，中国股市也必然迎来一轮牛市。
另一方面，李副总关于让改革红利落在百姓身上的讲话，其未来方向已经很明确，中国进行收入分配方式改革，让经济发展惠及中低收入百姓大势所趋，也是政策方向。而只要老百姓收入能上去，内需激发出来，中国经济好，中国股市也必然好，中国消费也能好。
之二
（2013-01-07 11:36）
新中国的崛起，截止到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建国后的1949年开始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时间跨度29年；第二个阶段，为1979年至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时间跨度约为30年；如今，我们正处在第三阶段，即从2008年开始。笔者估计，这一周期也将维持30年左右。笔者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辛亥革命1911年爆发，清朝在1912年崩溃，1917年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时代；中国抗日战争1944年出现转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文化大革命1976年结束，1978年确认改革开放方针，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这一系列重大历史转折、事件，都遵循着一个大约30到33年的周期性变化。自1976年至今，第32年恰好是2008年，而中国经济新一轮重大转型，正是自2008年开始。而且，前面两次，从转折出现，到一个确立性的重大事件发生，一般间隔时间为3到5年。因此，如果历史仍然遵循这样的大周期，从2008年算起，三到五年内，中国很可能会发生影响未来30年走向的大事。
下面，我们就针对上述三个阶段进行梳理和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的经济成果
近些年，某些观点试图将新中国头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发展割裂开看待，为体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疯狂贬低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的发展。这，既不客观，也不科学，更不正确，有违科学发展观。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是建立在新中国前面三十年的发展基础之上，结合当时国内、国际政治形势以及发展机遇作出的重大历史选择。这一历史选择，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飞跃。但是，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非但不能成为否认历史的根据，反而更加确认和肯定了之前的发展基础。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如一个人、一个家庭之经济发展一样，要看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拿个人作例子，改革开放后，有两类人比较极端：一种是刚有点钱就像暴发一样，花钱如流水，这种人往往是赚多少、花多少，甚至负债开销；另一种是看起来不修边幅、不讲排场，但却可能家财万贯。在经济上能说前者比后者富有吗？当然不能。我们周围的一些白领，有些人省吃俭用，将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购买如LV、爱马仕这样的奢侈品；有些人却在保持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将结余作投资、储蓄。前者看起来光鲜，却没后者的生活质量和殷实。新中国头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更多的并非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体现在工业发展、农业发展、教育发展、医疗水平提高、科技发展等综合方面。这些，实际上是中国今天崛起的基石，没有这些积累，中国根本不具备改革开放后腾飞的坚实基础。
为了让读者对新中国头三十年经济发展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说明和数据对比。
新中国，是在旧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加上四年内战这个烂摊子的基础上开始恢复、建设。在建国初期的1949年至1952年，新中国的经济处于恢复期。到1952年，在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任务后，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发展路线。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发展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全中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干劲十足。从1949年至1978年差不多三十年时间内，中国将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和前苏联的对抗。
在国民经济增长方面，按当年的价格计算，我国社会总产值从1949年的557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6846亿，在29年的时间内增长11.29倍，年均增长约9%。以可比价格计算，如果社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增长到1978年的725.8，在26年的时间内增长6.26倍，年均增长率7.3%。在这个时间周期内，1958年至1962年，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两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后面三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生产出现年均负增长0.4%的滑坡，其余年份均保持高增长。“一五”期间，年均增长速度为11.3%。三年困难时期后的1963年至1965年，三年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5.5%。哪怕是1966年至1970年，即文革期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年均增长也达9.3%。文革后期，由于政治动荡，1971年至1975年，也就是“四五计划”时期，经济增长放缓，但年均增长仍有7.3%的水平。
在社会总产值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指标）的增长速度同样可观。对于我国的GDP数据，这里有必要作一个简要说明。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并未使用GDP作为经济核算指标。改革开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封锁，我国很少对外直接投资，也鲜有境外资金到国内投资，因此GDP和GNP（国民生产总值）基本相当。如今的数据，是在改革开放后，为便于进行国际比较，根据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一书推算的结果。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推算结果，我国1952年的GDP为680.9亿元，1978年增长到3488.6亿元，增长4.12倍，年均增长率为6.5%。这个速度虽然比不上改革开放后，但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然高出许多。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GDP年均增长率为4.8%，七十年代的世界GDP年均增长率为3.4%。其中，发达国家六十年代GDP年均增长4.9%，七十年代年均增长3.2%。而且，中国这样的增长，还是在包括三年困难时期GDP增长的一度下降、及文革后期极左思想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下取得的。
之三
（2013-01-07 23:44）
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的工业成果
工业方面，解放前，我国机器制造业几乎是空白。毫不夸张地说，连一颗螺丝钉都需要进口。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时间内，我国建成门类较为齐全、完整和独立的工业体系，从轻工业、重工业、直到高尖端的航空航天。
1952年至1980年，我国工业投资额累计达395519亿元，工业新增固定资产2734.5亿元，年均新增94.29亿元。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为343.3亿元。到1980年，达49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可比价格，指计算各种总量指标所采用的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后的价格。），在28年的时间内增长17.9倍，年均增长高达11%。其中，工业生产指数，如果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达1598.6，年均增长11.2%。钢产量，1953年至1957年，年均增长达31.7%。1958年至1965年，年均增长为10.9%。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长7.6%，世界排名从1949年的第26位上升至1982年的第4位；同期原油增长分别为：27.1％，29.2％，18.6％，世界排名由1950年的第27位上升至1982年的第5位；同期内燃机商品数量增长分别为76.7％，19.1％，19.5％；同期发电量增长为21.5％，17％，10.8％，世界排名由1949年的第25位上升至1982年的第6位；同期金属切削机床增长分别为15.4％，4.4％，12.5％；同期纺织品增长分别为17.4％，11.3％，4.6％；等等。
这些工业成就，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五十年代，除了中国自身的努力外，与前苏联的大力援助密不可分。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对我国的工业化建设给予大量援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156个重点项目工程（其实是157个，没有公开公布的一个，就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北京秦城监狱。）。苏联援助我国的项目，以军工、冶金和机械占比最重，比如飞机、汽车、造船、兵工厂、电力、煤炭、钢铁、制铝、机械、化学、造纸、矿山、炼油厂、水电站、路桥等。这些项目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苏联的贷款。
当然，这些援助并非是无条件的。一方面，这是双方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因为，中国的强大有利于前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壮大；另一方面，是双方的经济利益基础。对中国来说，获得了最为短缺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对苏联来说，在经济上可以通过中国的贸易补偿获得巨大经济利益。
1952年至1966年，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这156个项目。这156个项目，和我国自力完成的一千多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相配套，我国初步完成基础工业化的产业链。15年的时间，完成这样的工业体系建设，可谓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而且，这还是在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陆续撤出专家、减少贷款并在1960年全部撤走专家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国家领导人，不但顶住了苏联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苏联全部撤走专家后，还能组织力量将这些项目顺利完工，确实难能可贵。
在这期间，如大庆油田、万吨水压机、五万吨远洋轮、十万吨水力发电机组、百万伏高压标准电容器、武汉和南京长江大桥、三门峡水利工程以及“两弹一星”等，都是当时世界最尖端的高科技产品，这些巨大成就有些甚至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或文革时期取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弹一星”，客观上，它奠定了中国本土和美、苏一样，成为他国军事势力的禁区。1964年爆炸原子弹，1967年爆炸氢弹，1970年送人造卫星上天。在军事意义上，更引人注目的是，1966年，中国将搭载核弹头的东风—2号导弹打到1200公里外的预设目标区、并成功引爆核弹头（美国为2700公里）。迄今为止，已知的只有中国、美国和前苏联搞过类似实验。如果没有这些国防和民用工业基础的支撑，中国连自身国防安全都保不住，更谈不上具备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事实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际地位高速攀升，其速度远比改革开放后三十年要快。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中、美、苏三足鼎立的局面。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完成基础工业化的同时，为大力发展工业，我国同时开展“大三线”建设。“大三线”最初是指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在内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七十年代，范围扩大到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
我国开展“大三线”建设，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
一、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的不合理布局；
二、提高“大三线”地区的人民经济生活水平；
三、根据当时国际形势，为巩固国防需要。
从我国发展到现在需要进行中西部大开发的情况看，这种布局极具战略眼光。令人感动的是，为响应国家建设号召，大批建设人员满怀爱国热情，从生活优越的沿海大城市奔向人烟稀少、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物资匮乏、施工困难的大三线地区工作、生活，甚至就此扎根。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整套较为完整的三线工业体系建成。这一体系的建成，使我国工业体系纵深得到长足发展，对加强民族团结、改善工业布局以及国防建设的意义非常重大。同时，大三线也是改革开放后在沿海形成经济突破口的坚实大后方。
从战略上讲，正是在建国后有了较为强大的工业体系，使得中国在美苏两强争霸下能有后续发展空间，才会有我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契机。否则，在东、西对抗的背景下，中国如果连国家安全都无法保证，保不准美、苏矛盾的爆发或调和是以瓜分中国的方式进行。类似的情况我们并不陌生，清末时期的中国正是如此。
之四
（2013-01-08 11:33）
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的农业发展成果与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在农业方面，总体上虽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同样有血的教训。首先，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年土改，农民拥有了土地；之后，通过互助合作运动，一方面，大幅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活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剪刀差的方式，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本来，党中央计划，1958年春季，农村人口中有约一半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60年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改造，1960年后再逐步分批、分期地过度到全社会主义。但是，到1957年，全国已有97.5%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速度，把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层被刺激得头脑发热。
1958年，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这一口号最早明确提出于1957年，毛泽东在回应赫鲁晓夫的“苏联要15年赶超美国”说法时，谈到要让中国在15年内赶超英国。随后，这一提法得到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期望，是通过大跃进等群众运动方式，使中国在指标性工农业品在产量上赶超英美发达国家。——作为文下注释③）。之后，在中央领导层的头脑发热下，这一口号迅速点燃全国的“浮夸风”。粮食亩产“卫星”（1958年8月13日刊登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作为文下注释④）、大炼钢铁运动陆续爆发。这一切，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扰和伤害。
随着苏联减少并结束对中国的援助，1959年至1961年，中国又遭遇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出现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关于当时的死亡人数，笔者查阅大量资料，仍然找不到一个确切、合理、让人信服的相关数据分析。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相关统计数据的公布，各种传言不绝于耳。从最初估计约有一千万人，到后来美国估计为两千万人，再之后更有一些专家、学者为攻击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毛泽东，继续鼓吹到三千万人，最近网络上竟传言到四千五百万人。这一数字，已经如一个泡沫般，越吹越大。如今，比较被认可的数字是一千万人到一千五百万人。但是，对这个数字，笔者查阅一些统计数据、分析，认为同样存在较大争议。
笔者查阅一系列资料，认为北京大学巩献田教授的分析较为客观。
首先，其相关分析全部来源于《中国1949—1982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和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比。根据《中国1949—1982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的数据显示（1958年、1959年和1960年数据来自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这些数据1983年公布），1958年年末，人口65994万，出生率29.22‰，死亡率11.98‰，自然增长率17.24‰；1959年年末，人口67207万，出生率24.78‰，死亡率14.59‰，自然增长率10.19‰；1960年年末，人口66207万，出生率20.68‰，死亡率25.43‰，自然增长率－4.57%。所谓死亡一千万人这一数字，应该来源于1960年相比1959年的人口净减1000万人。但一千万人的减少，一方面是人出生率较前面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当年死亡率较往年大幅上升造成。这说明，1960年一定有大量人口出现非正常死亡。但是，这个数字究竟应该是多少呢？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1953年至1959年，死亡率平均为12.5‰，而1960年高达25.4‰，如此可推算，1960年死亡率比前面七年年均高12.9‰。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得出当年死亡人数比往年平均高出的数字，正确算法应该是：（年初数+年末数）÷2=人口年平均数，67207万+66207万=66707万；人口年平均数×死亡率高出部分=非正常死亡数，66707万×12.9‰=860.5万。按照这个数字，当年死亡人口数比过去七年年均死亡人数多出860.5万人。但是，这里是否存在逻辑推理的错误？我们继续拿一些官方数据进行对比。
根据1983年正式公布的数据，1960年，我国出生人口数是13,915,080人。在1990年至2000年当中，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还进行了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下面，我们就根据第四次（1990年）、第五次（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1995年10月1日完成的全国人口1.04%抽样调查进行对比。
1983年正式公布的“中国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我国1960年出生人口数是13,915,080人；死亡人数是16,963,590人；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后，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60年出生年满30岁的中国人，1990年7月仍然有14,443,119人生活在中国境内，经过30年后，1990年还存活的1960年生人数量，比1983年公布的人口出生数增加528039人；1995年10月1日完成的全国人口1.04%抽样调查后，在当年《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显示，1960年出生年满35岁的中国人，在1995年10月仍然有14,491,481人生活在中国境内，经过35年后， 1990年还存活的1960年生人数量比1983年公布的人口出生数增加576401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出版的《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60年出生年满40岁的中国人，2000年10月仍然有14,684,726人生活在中国境内，经过40年后，在2000年还存活的1960年生人数量比1983年公布的人口出生数增加769646人。这意味着，经过40年，不但没有死亡，人口数反而增加，这显然不合逻辑。根据数据显示，其它年份的数据都是正常递减，只有1960年生人的数据出现这种“怪现象”。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1983年公布的数据存在统计上的问题，错误很可能是出现在1964年公布的第二次人口普查。
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1959年出生人数大约为1650.4万，而在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数据分别为14378026人、13059787，我们以2000年数据为准，可计算出1959年生的中国人2000年仍在中国居住率为：1437.8026万÷1650.4(1959年人口平均数)=87.118%。我们再用这个数字反推1960年出生、2000年仍然在中国居住的人口，可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1960年的出生人口数据：1468.4726万÷87.118%=1685.613万人。这意味着，1960年实际出生人口，要比1983年公布的数据多（1685.613万-1391.508万=294.105万人）294.105万人。如此，关于1960年人口减员1000万的说法因为出生人口统计数据问题就站不住脚。
而关于1960年死亡人数问题，个人认为孙景泽先生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对比较接近历史事实：
1、 由于我国工业发展和生产大跃进，1956年-至1959年期间出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人口大迁移，在大迁移中出现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44万人。这些重报、虚报的户籍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被注销。由于遇上经济困难，我国在1960年9月至1964年期间进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简工作，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在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口漏报了户籍。上述漏报户籍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1970年至1979年补报了户籍。由于上述原因，造成1960年至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这是我国六十年代初户籍人口非正常大幅度减少的根本原因。这一减少与人口死亡无关。
2、 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统计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其中695万是由人口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由于1960年漏报出生人口420万，所以1960年实际人口比1959年至少增加115万。
3、 1983年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通过汇总全国户籍登记得到的真实数据，没有经过人为的修改和伪造。数据中的所有人口数字都是户籍数字，所出现的所有矛盾都只是表面上的，都可以用本文的方法加以合理的解释。六十年代初我国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包含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死亡率之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因出生人数漏报应当下调，具体下调幅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无论是笔者根据资料进行的逻辑推理，还是如巩献田教授、孙景泽先生的研究结果，都不可能得出三年困难时期所谓上千万的死亡人数。虽然不能确认当年死亡的实际数字，但却可以肯定，那些上千万、甚至数千万的传说，都不太靠谱。科学的结论需要对相关数据以及当年相关历史资料进行充分研究，当前，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够。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单纯进行数字叠加，完全没有逻辑的所谓千万级别以上的死亡数字，均不足以令人信服。
在粮食生产方面，根据国家的统计数据，我国粮食年产量从1949年的11,320万吨到1979年33,212吨,即增长1.93倍以上,年均增长3.7%；同期棉花从44.5万吨增至220.7万吨,增长3.96倍,年均增长5.6%；油料从256.4万吨增至643.5万吨,增长1.51倍,年均增长3.2%；甘蔗从264.2万吨增至2,150.8万吨,增长7.14倍,年均增长7.3%；红黄麻从3.7万吨增至108.9万吨,增长28.43倍,年均增长12%。即使在10年“文革”期间粮食也是年年丰收,产量从1965年的19,455万吨增至1976年的28,631万吨,年均科长3.9%。比改革开放后20年来的年均增长速度都还要高一些。据统计,我国从1978年的粮食产量为3,004.7亿吨,到1997年为4,9417亿吨,此间年均增长仅2%。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后,畜牧业恢复很快,到1952年牲畜总头数已恢复到解放前最高水平,达到2.28亿头,“一五”时期结束时的1957年达3.28亿头,即“一五”期年均增长7.6%。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增长速度。后来虽受到,困难时期和“文革”的干扰,但总的说来,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从1962年到1978年之间,牲畜存栏数从3.05亿头增至5.65亿头,即16年之间增长85%以上,年均增长超过了3.9%。（数据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统计年鉴》1998年版；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之五
（2013-01-08 23:59）
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其它方面的发展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工、农业等方面的巨大发展外，其它如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科教文卫等都获得巨大发展。建国后的1949年至1980年，我国铁路里程从2.2万公里增长至5.19万公里，增长1.36倍；公路从8.07万里增长至88.82万里，增长10倍；民航里程增长15.82倍。商品经济，在改革开放前虽然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仍然从1952年的277亿元增长至1981年的2350亿元，增长7.5倍。科学技术方面，刚解放时，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不足500人，各项科技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全国大多数人为文盲或半文盲。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和较为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科技上更掌握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际领先成果。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我国高校共培养大学生（包括大专、函授和业余大学毕业生）超过三百万人。小学入学率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23%跃升至1976年的96%。中学方面，1931年，中国中学毕业生约1万人；1936年，全国一共仅54万中学生，1952年，初中和高中入学人数分别为124万和14万，1966年分别为272万和20万，1976年则增至2344万和861万。中国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与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在基础教育上的巨大投入密不可分。新中国的教育很多方面看起来都不太成功，比如并未培养出各学科的学术“大师”，但在基础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无比辉煌的。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1991年，印度进行经济改革时，有一半国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结果，印度相比中国工业化程度要差很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而印度却不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今，印度在未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就开始走虚拟经济之路，这是“魔道”，注定可持续发展力非常有限。
1966年至1976年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取得丰硕成果，但因为其间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中国也走了不少弯路。大跃进使中国在经济上、包括人民的生命安全上，都付出惨重代价，“文革”带来的灾难同样可怕，大量文物被损害，我国的政治矛盾激化，导致文革后期各种悲剧的上演。
在过去二十来年，可谓谈“文革”色变。最近几年，随着政治日渐开明，这方面的研究、讨论和反思逐渐多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文革”的得失，有助于我国在未来改革中保持稳步发展。对于如今关于“文革”的研究成果，个人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原中国史学学会会长金冲及教授的看法较为理性、客观。
金冲及教授在2011年5月20日《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系列活动第六期上演讲时说（文下注释①：该部分内容摘自人民网人民电视视频金冲及教授演讲《新中国前三十年》，视频地址）：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泽东曾经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文革”开始那一年，他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和几个人讲，刚才讲的干部问题，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来以后，在他看来，你是正确的，说一说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他还说，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是这样的一套想法，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金冲及教授最后认为，文革中毛泽东犯了两大错误（文下注释②：该部分内容摘自人民网人民电视视频金冲及教授演讲《新中国前三十年》，视频地址：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140/14756095.html）：
第一个是他把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
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认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里面提到，“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是混淆敌我、混淆是非，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怎么来消除，这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东西。毛泽东当时发动群众，一开始可以让“群众来一个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国6亿人口的国家，情况复杂，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往往因为在社会上，那时候是社会主义真正特权者人数很少，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的还有一点特权，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现在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在中国，如果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搞“大民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毛泽东的那个阶级斗争，想通过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完全是错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也有许多年轻人是出于对他的崇拜而起来“造反”的。由于集体领导的破坏，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所以导致让悲剧的发展到打到一切、全面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非常严重。
最后，金冲及教授认为，毛泽东在打开“文革”运动的“潘多拉魔盒”后，没有能力再把它关上（文下注释③：该部分内容摘自人民网人民电视视频金冲及教授演讲《新中国前三十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比如说时间搞多久。
我在档案中看到的，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会延长到十年之久，但头儿一开，只能是按局势的发展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
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文革小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
为了更能明白金冲及教授的阐释，我们在不妨重温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一次对话。
1945年7月，黄炎培等7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考察参观。看到延安的干部与群众关系融洽，人们气色红润，精神振作，一片祥和景象，黄炎培深切感受到延安浓浓的民主、和平气氛。于是，黄炎培和毛泽东长谈十几个小时。谈话中，黄炎培仍不无担心并直率地向毛泽东发问：“无论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往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最后‘人亡政息’，这简直成为一个历史的周期率，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当共产党执政后，没有了战争的压力，也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党员思想必松懈，继尔形成惰性，当享乐成风之时，你怎么解决权力腐败，跳出这个政党存亡的周期？”毛泽东铿锵有力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就是‘民主’，即人民群众的监督。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很满意（文下注释④：摘自《新闻与写作》杂志第十一期《让人民起来监督——重温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作者：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从延安回到国统区后，他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并写下70余页的《延安归来》。
毛泽东的想法无疑是好的，人民民主的方向也完全正确。但是这位伟人忽略了一个历史现实，那就是，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普遍文盲，刚从百年战乱中走出来。这样一个惊魂未定、温饱尚成问题的民族，如何有那样的民智水平能够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在他们当时的意识里，只关心在政府领导下能否带来温饱，至于政府其它方面的工作，他们并不十分关心，也没有那么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去关心。
新中国建立后，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好的，但仍有少部分人出现腐败、享受等不良现象，且有蔓延之势，这使毛泽东担心“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另一方面，毛泽东把“人民直接监督”想得过于简单，或者说没有想好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人民直接监督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现实又时不我待，于是就有了发动群众运动来实现这一切的想法。毛泽东不但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绝对的行动派，有想法就要行动。而且，新中国的建立，某种意义上正是毛泽东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奠定的基础。有这样的“成功经验”垫底，当然就更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更何况，在这方面人类社会迄今也并没有特别理想的机制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监督。
而此时的外部环境，一方面，西方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敌对与各种演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苏联已走向带有极强“沙文”修正主义的帝国主义之路。中国有数千年的封建帝国历史文明，1912年才真正打破封建社会统治。文革前，人民的封建思想还极为严重（哪怕是现在，封建遗毒仍然非常严重，欧洲文艺复兴耗费约三百年，才在文化上终结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国要进行思想的彻底改变，没有一两百年时间也是不可能的。——作为文下注释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继苏联走修正主义路线的可能性一定存在，且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可能性还非常之大。
从这个角度考量，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要打倒“孔家店”，其目的就是要反封建文化之根，奠定新文化的基础。但是，这显然是一个人在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作斗争。这种斗争注定要失败，因为没人能在和历史周期律的对抗中不失败的，人类历史只有时势造英雄，绝不可能是英雄造时势。事实的结果证明也的确如此。在这个世界，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敢如此挑战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这么干过，那就是秦始皇，当然也是以失败告终。从这一层意义上看，“焚书”和“文革”异曲同工。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对历史的演化都起到转折性作用。秦始皇焚书后约80年，汉武帝刘彻就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中国自此强盛近2000年。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因为民智层次、权力斗争、阶级斗争、内外部压力等因素搅在一起发酵，文革最终演绎成一场疯狂的运动。它对中国的伤害程度，在最后几年体现得淋漓尽致，教训深刻。然而，有一点我们也必须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在人民监督政府方面、党员干部的作风方面、腐败问题、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等方面为什么问题越来越多？阅读《毛泽东选集》，我们能从中感受到毛泽东当时对各种演变的担心。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上特别提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这些问题提得非常及时，我们也应该加大努力进行修正和调整。
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反思文革的初衷与教训，根据我国国情、用成本最低和代价最小的体制改革，建立适合我国的人民民主监督机制，以保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就像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周年讲话最后总结时说的那样：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所谓的“文革清算论”，那将只不过是另一场“文革式”灾难，中国必须坚决避免这种“瞎折腾”。
之六
（2013-01-09 11:40）
中国为什么选择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是历史发展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趋势下的必然结果，不能确定的只是时间问题。但很多人仍然对中国为什么选择改革开放、究竟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而迷惑不解。笔者认为，中国选择改革开放，原因基于如下三点：
一、 基于历史发展规律，对外开放交流是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
人类历史，就是从一个个小部落不断互相交流同化的过程。如今，世界同化的规模已经升级到“全球化”，地球已变成“地球村”，互相交流是人类进步的重要阶梯。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要保持进步，就必须开放。只有开放，才能保持新陈代谢和内外经济文化的对流。一个封闭的国家、地区，早晚都会被外力打开。这一点，无论是闭关锁国的清王朝，还是闭关锁国的日本德川幕府，最终都被西方炮舰轰开，就已经说明问题。
所以我们说，开放是历史大势所趋。就解放战争后的新中国来说，并非中国不想开放，而是先被西方经济封锁，后来又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被前苏联封锁。当时的中国，属于被封锁下的不得已。即便如此，中国和诸如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交往还是非常频繁。
二、 基于内部发展的瓶颈。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遭遇自身发展的危机。工业化社会发展模式下，整个国家必须充分挖掘生产力和寻找更大的消费市场，同时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和资源作为工业流动血液和营养。在经过新中国近30年的发展之后，中国人口增长到近10亿，劳动生产能力极其巨大、且人口仍处在爆发性增加过程中。
与此同时，并没有足够大的工业市场来充分利用这些劳动力，整个国家的财富更没有能力让中国继续维持更快速的工业发展速度和消费这些生产力。中国农业在完成中国的初级工业化后，再无能力支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
在这种背景下，改革开放，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继续将工业化升级并继续追加投资、将富余劳动力转化成财富，就成为非常必要的历史性选择。就当时来说，这是中国摆脱自身发展危机的唯一途径。
三、 基于当时外部国际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已具备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
关于这一点，在前面章节中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文革后期国内的乱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应会发生得更早。就当时的世界局势来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合法代表、中美关系在1972年彻底解冻后，这一历史条件就已经成熟。
中国经济发展能有今天的成就，除了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打下国防、工业、农业、科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全面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的基础、和改革开放后各项政策有利于经济高速发展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口三十年间从新中国成立时的5亿增长到10亿。
改革开放最初的一二十年，主流学术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是中国的负担，致使人均财富极低。但事实上，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必然要靠人来实现的。没有足够大的人口基数规模，就不可能实现更大的跨越。
纵观人类历史，若非在人类科学革命上有绝对的先发优势，就必须依靠足够大的人口基数实现更强大的生产力超越，在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更是如此。虽说人口基数大的国家不一定强大，但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人口基数不够，实现超越就很困难。
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获得巨大提升，这都是拜巨大的人口规模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所赐。而对未来的中国来说，由于中国消费化仍然很低，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区域、结构的巨大不平衡，这使得中国在未来三十年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这一切，也是拜巨大的人口基数所赐。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仍然吃着巨大的人口红利，相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历史，这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周期总体都要更长。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对中国发展空间预测错误，包括我们自己都拿不准到底有多大潜力，这是因为，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超过十亿人口规模的国家进行过工业化、城市化。
基于上述，在笔者看来，如果中国经济不被特殊事件打断，未来仍然能够高速发展20年到30年。到2035年至2040年左右，中国将遇到如欧美国家那样极难突破的历史发展瓶颈。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持续力，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基数，人口基数使得中国这个巨大工业化机器能够保持90年的高速发展，这也是笔者将新中国的发展分为3个30年的依据之一。经过如此高速发展的90年后，未来，中美经济规模之比较将犹如现今美、英经济规模之比较。
看到上述关于人口的内容之后，读者接着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疑惑：为什么中国还要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国策。原因有二：
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鼓励生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大量人口，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入婚育年龄，若继续按这样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口数量呈快速爆炸式增加，这无疑会加大整个国家在转型中的成本。
二、 改革开放后，中国将进入到一个高速工业化发展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应该更多地投入到生产中，孩子多了，当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计划生育，有利于调整这一未来的趋势。
这两大原因，促使中央当局下决心计划生育30年不动摇。从1980年开始，这一30年时间的决策应在2010年左右结束。如今，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讨论越来越多，主要在于，如果中国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可能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其实，包括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之所以发生经济衰退，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生产和消费能力下降，造成经济持续低迷、衰退。在工业化社会，由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增大，生育率必然下降。
个人建议，国家应调整计划生育的国策，将计划生育改为国家人口发展结构战略管理，尽量通过调整政策，熨平人口增长的大起大落，从而尽量减轻人口年龄结构给经济带来的波动压力。如今，从政策层面看，人口年龄结构预先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
之七
（2013-01-10 00:34）
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与伟大崛起（一）
对中国来说，对外开放是主动作出的历史选择；但站在世界的角度，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世界局势演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选择中国作为东西对抗突破口的历史契机。关于这部分内容，前面章节中也有详述。基于此，在中国确定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中美1979年1月1日建交，中国在1979年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中美两国（当时的中美关系基本等同于中国和整个西方的关系）进入为期十年的关系“蜜月期”。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十年当中，一方面，由于苏联的逐渐衰落，另一方面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国外部压力较小，主要压力来自于内部的发展问题。整个八十年代，中国都是在摸索中前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有这样的改革经验，也谈不上战略发展方向和布局，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摸一步，一步步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主要面临两个巨大难题：财政压力和就业压力。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应对就业问题，采取的办法是“上山下乡”。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大量城市里的青年人，被政策性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这样的政策主要基于三点：
1、缓解就业压力：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和服务市场需求，根本无法满足巨大的城市人口就业压力。
2、提高社会稳定性：若社会上出现大量赋闲人员，很容易出现动荡。
3、支持农村建设：从城市分流出来的大量青年人，都具有极强的组织性。他们的到来，给闭塞的农村带去了文化知识，农村的文化素质获得很大提高。当时，中国农村遍布农田小水利、农机站、小广播、乡村教员、赤脚医生等，给农村面貌带来很大改变。
当然，这里面同样滋生出腐败现象。由于返城名额受当时城市就业岗位扩容速度限制，在工业规模和服务市场不能提供更多岗位的情况下，自然就滋生了基层官僚体系的腐败。很多下乡知青对这段历史不堪回首，很大程度基于这方面因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就业，政府开始加大在消费品生产领域的投资，同时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力度。由于政策从计划经济突然向市场经济转型，投资主要还是由政府主导，基于中国巨大的投资空间、潜力以及尚未开发显得过于狭小的市场空间，经济很快出现投资过热现象，政府财政严重赤字，市场物价飞涨，严重的通货膨胀，贸易逆差扩大。在通胀压力下，1980年，国家政策从“积极”开始走向“收紧”，一方面压缩基础建设规模、压缩国防、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开支（包括运10、核潜艇等研发都是在那时开始陷入停顿的），另一方面减少出口和对外贸易的财政补贴，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同时，在消费领域增加农产品和日用品供给，增加农业、轻工业投资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结果，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7.8%下降到1981年的5.3%。
1980年后，政府逐步放开限制知青返城，出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知情返城高峰。于是，人们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待业青年”。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就业问题。在知青大规模返城的情况下，城市社会治安也面临严峻问题，于是就有1983年8月开始实行的全国性“严打”。
迫于经济增长的压力，1982年，当局再次开始“刺激”政策，于是，1982年GDP增长9.1%，1983年高达10.9%。很快，中国再次暴露出市场规模小的弱点。1984年，GDP增长高达15.2%，社会总供需再次失衡，经济再度出现过热现象。在投资消费高速增长的情况下，1985年开始，物价大幅攀升，当年CPI高达9.3%。与此同时，还有三方面因素加剧物价上涨：
1、 为了满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要求，和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为弥补财政赤字，央行不得不进行货币超发，具体政策如扩大银行的贷款自主权等。
2、 国家提高了企业发工资、奖金的自主权，于是，很快出现企业突击涨工资的局面。
3、 自1985年开始，进行物价改革，中央调整、放开了农副产品的价格。
由于工资的增加，CPI的上涨并未给居民带来太大压力。1985年的高通胀，使当年经济增速开始放缓。1985年和1986年，GDP增速连续两年放缓，分别为13.5%和8.8%。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1986年的CPI下降到6.5%。但是，接着的两年，GDP增长再次加速到11%以上。为加速市场化改革，1987年，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相关会议，决定实行“价格闯关”,全面取消价格管制。1988年3月，“价格闯关”首先在上海启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结果，这一改革措施迅速演变成疯狂的抢购潮。
与此同时，对市场经济缺少把握能力的当局，1988年9月开始，再次“收紧”投资——直接停止1800多项正在进行的建设项目，压缩消费，把专项控制的商品由原来的十九种扩大到三十二种，全国性停发国有企业奖金，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高档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冰箱、音响等，采用专卖和工业券等形式，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对落后小企业进行整顿或关停并转。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通货膨胀恐慌更加蔓延，物价不但没有被控制住，反而直接导致经济硬着陆。据当时的新闻资料刊载：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商品也不放过。1988年和1989年，中国通胀率分别达到18.8%和18%。而1989年当年GDP的增速，从上一年的11.3%一下子降到4.1%，1990年更低至3.8%。经济硬着陆的后果，就是可能导致内部矛盾的激化。
之八
（2013-01-10 11:41）
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与伟大崛起（二）
与此同时，1989年，国际局势出现剧烈动荡。1989年，在苏联衰落、东欧经济趋于崩溃的大背景下，发生“东欧剧变”。西方乘机开始干涉包括东欧、中国的内政。在那一年，中国同样因为外部大环境、加上内部经济硬着陆致使内部矛盾激化，出现重大政治事件。在这次事件后，中美关系大幅倒退。自此，中国和西方进入到既互不信任、又互相借力发展的局面。
1991年，在政治趋于稳定后，中国经济重新进入增长周期。当，年GDP从上一年的3.8%恢复到9.2%。但是，对于改革的速度和步伐，邓小平同志不太满意。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尝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他还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到底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害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平息了当时社会上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1992年，邓小平完成南巡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当年，GDP增长速度高达惊人的14.2%。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也开始增长，从1991年的3.4%跃升至6.4%。1993年，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GDP增速高达14%。通货膨胀再次因为投资过快增长出现恶性通胀，当年通胀率高达14.7%。1994年，GDP增速小幅回落至13.1%，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更为惊人的24.1%，其中粮食价格上涨高达50%。在生活用品价格飞涨之前，全国早就刮起了如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的飓风，信贷扩张速度也极其惊人。
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6月，中央发布“十六条”。通过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重新审查开发区、停止地方部门向企业和农民集资等措施，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和高涨的物价。同时，国家还出台了“保值储蓄”的措施（所谓“保值”的意思是,3年、5年、8年的定期储蓄到期时,银行除支付利息外,还要把存款到期日的物价上涨幅度与存入日的物价上涨幅度之比与利率的差额补给储户，保证存款不贬值。）。在这一系列措施下，1995年，中国经济增速和CPI双双缓慢回落，GDP增长率当年回落到10.9%，CPI回落到17.1%。1996年，继续缓慢回落，GDP增速10%，CPI增速8.3%。到此，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一轮经济过热后的“软着陆”。
这次经济的“软着陆”，实质的操盘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评价朱镕基称：凭借1990年代让中国经济从一个极过热状态，调整到“软着陆”的漂亮表现，朱镕基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3年6月，朱镕基全面接管中国经济管理工作。在实现中国经济软着陆的过程中，他还作出几件奠定中国未来十多年高增长、低通胀、平稳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基础的改革。主要包括：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外贸体制配套改革等等。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未来一二十年中国高速发展的坚实制度基础。
金融改革，一方面有效抵抗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同时奠定我国现代金融体制的基础。可以这样说，中国有今天的金融市场，是朱镕基当政时奠定的基础；财税改革，中国中央财政如今极其充裕，与1994年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近乎失控不可同日而语，也是朱镕基在任时实施财税改革奠定的基础；如今，中国国有企业有实力与世界巨头争锋，也正是那时候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带来的成果。
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我们有必要详细论述。因为，这一举措直接使中国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朱镕基全面接管经济工作后，1993年12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具体采取如下措施：实现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取消外汇留成，实行结售汇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交易市场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的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汇率在1993年至1994年一路贬值，从最初的2:1跌至8.7:1并稳定。
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总体影响力仍然很弱、且存在诸多问题，而前苏联的崩溃使西方正沉湎在胜利的狂欢中。因此，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兴趣仍然停留在“民主”、“人权”之类的话题上，都在预言中国什么时候会崩溃，对中国这一汇率变化并没有太大关注。
此时，对于美国来说，正在开始将原来非美势力范围纳入到美国统治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劳动力价格极低、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就成为发达国家资本抢夺的新市场。于是，大量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开始向中国涌来。
发达国家的资本涌入，实际上给中国经济软着陆提供了部分支撑。虽然有人对此颇有微词，认为中国这是在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但事实就是如此。发达国家既能生产如飞机、各种机器设备等高端产品，也能生产低端的消费品。但是，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有巨大劳动力冗余的情况下，大量商品没有能力生产或生产能力不足。这种落差，必然导致低端生产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要想进入发达国家，也必然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一口气吃个胖子”，人如此，国家亦如此。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开始席卷东南亚。这场风暴虽然只局限于亚洲，但却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经济危机。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诸国，都受到巨大影响。
1997年10月下旬和1998年8月，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两次对香港进行攻击。由于香港1997年7月1号已回归祖国，在中国当局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最终击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索罗斯亏损20亿美元败退。但亚洲金融风暴并未就此结束，而是在1998年初登录印尼，金融风暴彻底演化为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印尼爆发了令人发指的“排华事件”，造成1250个印尼华人死亡的惨剧。
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由于中国实行比较谨慎的金融政策、以及前几年采取的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在这场危机中未受到直接冲击，金融和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当然，1998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也放缓到只有7.8%。中国扛住了这次经济危机带来的市场压力，直接带来三个战略上的好处：
一、 在亚洲彻底取代日本的位置，中国成为亚洲经济的中心。首次东盟——中国领导人会议正是1997年12月召开，中国——东盟自贸区在金融风暴后的1999年开始由中国提出，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
二、 战略上给予中国以中国为中心，建立大中华经济圈的历史契机。如今，中国仍在为这一目标进行努力。
三、 中国制造业迎来战略机遇。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以及日本、韩国的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在此之前，中国虽然引进外资规模和进出口贸易额等都在高速增长，但在世界占比仍然很小。但自1999年开始，全球中低端制造产业迅速奔向中国。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困扰中国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因为大量外资的涌入彻底解决。
之后的经济发展不必赘言，自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一路在低通胀、高增长的环境下平稳高速增长8年。2000年至2010年这11年间，中国GDP增速年均达10.3%。
当然，这里也有必要指出，与一系列成功改革的同时，还有三项改革甚为失败：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这三项失败的市场改革，在新一届政府当中并未得到有效纠正，成为当前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就当时来说，由于中央财政匮乏，急欲摆脱包袱，病急乱投医一股脑把这些负担全部扔给市场，但由于最初矛盾并不突出，在新一届政府并未得到有效纠正。待问题严重迫切需要纠正之时，又恰遇世界性经济危机。
这三个问题当中，住房方面：2010年开始，在政府加大力度进行保障房建设、并实施严厉调控的情况下，有望在未来5到10年有效缓解；医疗方面：在新的一轮医疗改革当中，基础医疗保险获得巨大发展，特别是覆盖到广大农村，但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仍待解决；教育方面：政府投入年年欠债，改革基本上处于裹足不前的地步，中国的教育成本很大程度上由家庭进行了承担。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并在2008年演变成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中国同样受到巨大影响，最终通过积极救市稳住了市场并率先复苏。如今，世界经济面临巨大问题。而对中国经济来说，则面临转型的战略机遇。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局势动荡，中国也面临巨大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进入到伟大复兴的第三个阶段。这关键的三十年，将决定中华民族能否再次崛起。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针对这一点，接下来一章要讨论的内容，也就是本篇文章的核心——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应对方略。
之九
（2013-01-11 11:45）
经济数据今天开始公布，CPI数据出来，12月份CPI创7个月新高，达2.6%。CPI再次反弹符合市场预期，因为宏观经济的油门踩了，与此同时PPI也开始回升，CPI自然会有回升，何况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除了CPI外，其它宏观经济数据都应会好于过去一个季度。不过，相关部门应该注意的是，利率不能再轻易调整了，一旦给出的货币信号再刺激房价，中国经济将非常危险，中国房地产的市场风险对中国宏观经济意味着什么，之前有过大篇幅的论述。之前，自2008年4季度的重拳刺激经济以来，政策面完全放开房价，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不顾长期发展将货币政策放得过松使得整个房地产领域凝聚的风险已经动到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根本，这里堆积了太多的资金，一方面影响中国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堆积的货币流动性就是堰塞湖，就是风险。所以，中国房地产不能再大涨，也不能短期大跌，保持稳定并适当回落是对宏观经济最好的。而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动到货币价格因素，这错误信号就可能严重影响市场预期。货币政策方面，存准和公开市场操作还应是主要手段选择。整体来说，未来半年宏观经济对股市总体是好的，影响也相对会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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