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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开放竞争和参与 网络时代话变革

2013-01-12 18:40 战略·谋略 ⁄ 共 4072字 ⁄ 字号 评论 3 条

    在互联网刚刚创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在大多数国家仅仅是社交工具的技术,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扮演如此重大的政治角色。以“网络”开头的很多概念,已经成为讨论今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关键词,例如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社会管理和网络反腐败等等。如果把所有这些以网络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实践,放置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环境下来讨论它们的意义,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微博时代的网络政治参与,如何能够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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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变革的路径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即开放、竞争和参与。其中,开放最重要,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这三方面从学术上说是三个相关的概念,但从政治实践上说则是三个相关正在发生的过程。一般上,当人们说“开放”时,指的是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开放,即“改革开放”概念中的“开放”。但这里所指的“开放”是政治领域的开放,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向不同精英群体开放,向不同的社会利益的开放。 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又可引发出另外两个过程,即竞争和参与竞争就是竞争人才、思想和政策等等。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参与政治人才的选拔和选举、思想和政策的形成和实践。这里,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很难实现参与。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网络,在所有这些方面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

网络和政治开放之间的关系

    很显然,网络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政治背景,即政治互联网平台。在西方,有关互联网的作用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互联网是政府行使专制权力的工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是民主化的工具,有学者更是简单地把互联网化和民主化等同起来。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观点都不成立。互联网是促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相互转型”的一个有效技术手段。一方面,互联网在有效“软化”着政府官员的传统专制行为。有了互联网,政府官员再也不能像前互联网时代那样专制地管治社会了,而社会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顺从政府的权力了。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尽管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互联网的确在政治变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表明,互联网可以促成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尤其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就拿近年来中东、阿拉伯世界例子来说,可以看到互联网的确扮演了一种关键的作用,推翻旧的政治体制。但人们并不能简单地把推翻旧的体制和政治民主化等同起来。在那些互联网被用来推翻旧政府的社会,怎样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它们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推翻一个政权是一回事情,而建设一个新制度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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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之所以能够造就政治的开放性,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本身的技术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应用这种技术的群体。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就是其分散化、分权化及其相关的开放性。较之传统上所有媒体工具,互联网是最分散和分权化的。当互联网应用于其它现代通讯技术,例如手机、iPad等时,这些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互联网的开放性,促成了使用这种技术的群体的开放性。这是一种扁平化的开放。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作为一种技术,互联网更是可以被用来打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界限。中国政治经常表现为“城堡政治”,就是说,官员为自己修筑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堡”,把自己关在这些“城堡”内。他们为了做官而做官,而和社会没有实质性的关联。社会成员被隔离在“城堡”之外。当然,这里的“城堡”是一个比喻。不可否认,今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群体之间、官员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堵又一堵的“城墙”,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结果怎样呢?如果官员躲在城墙内,总有一天老百姓就要围城这是历史的规律互联网在这里扮演了一个至为重要的角色,它成为了打破城墙的最有效的工具。在最低限度上,互联网迫使政府官员来回应社会。从积极面来说,互联网也提供给官员一个工具来和社会群体作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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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促进政治的开放性,这个作用更是表现在竞争和参与两个层面。从竞争来说,互联网可以大大丰富选举民主的内容。我们说政治竞争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就是通过竞争选拔,或者选举出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竞争出人才,竞争就是要把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选拔出来。这里很明显,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如果政治过程不向社会开放,人才就很难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更谈不上竞争了。

    不过,在中国,政治竞争不能仅仅是西方意义上单纯的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或者meritocracy(贤人政治)之上的democracy(民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具有数千年的选拔传统,选拔制度在社会群体中仍然有相当高的合理合法性,而且也是因为单纯的选举政治,在西方已经导致了很多政治问题。中国要发展民主,理想地说就是把选拔和选举整合起来

    无论是选举还是选拔,互联网可以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就选拔来说,互联网可以成为中国选拨过程的手段,可以藉此增加精英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互联网的开放性,至少可以避免小圈子暗箱操作的弊端,给小圈子政治注入阳光。在中国,互联网已经赋予网民评论和监督政治人物,或者那些想进入政治的人物的权利。在中国的官场,很多官员都是“带病上岗”。国家辛辛苦苦培养干部很多年,但一旦使用则发现是一个“病人”。在腐败方面更是如此,数十年培养出来的干部,一旦走上岗位就变成了一个贪官。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政治缺少阳光造成的。如果官员在阳光下成长,不仅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情况,更可以让阳光医治好很多官员并不那么严重的病。而阳光政治是互联网可以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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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选举来说,互联网可以给选举过程引入“商谈”因素,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商谈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现在的民主选举中,很多沟通只是单向的,即候选人告诉你,他(她)想做什么,来获取选票。互联网可以改变这种局面,把单向沟通转变成为双向沟通,也就是选民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候选人。这种双向的沟通有助于发展出“商谈”民主。在“商谈”的基础上再行选举,从而提高选举民主的品质。

    在开放和竞争的条件下,参与也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举,也可以是对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与。互联网已经给人们参与政策过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扁平性、广度和深度。互联网改变着社会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性质。面临社会参政的新要求,在个人层面,政治人物现在都在使用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其所带来的深刻的挑战。

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制度所带来的挑战

    现在这个阶段,不论哪一个社会,已经在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和互联网之间,构成了相当强的紧张关系。如果互联网已经成为现实,那么表明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已经不适应互联网时代。政党制度就是一个例子。传统政党对年轻人越来越缺少吸引力,他们宁可选择通过互联网来参与政治。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各国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必须发生变革。中国也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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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人们既要看到互联网的优势,但也不能回避互联网所带来的弊端。互联网的开放性和扁平性在释放出人性光辉一面的同时,也给人类暴露出其不那么光辉的甚至阴暗的一面提供了条件。就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来说,有两个现象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是互联网这一工具经常被操纵。互联网上现在泛滥着名人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崇拜、概念崇拜等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体现这些因素的各个角色,即明星、政治家、富人和各种主义,都可以操纵不同的社会群体。

    第二是互联网所体现的非理性特征。互联网使得人的非理性和情绪表露无余。一些人往往利用互联网把自己的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任何社会,非理性的情绪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产生过一些作用。很多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表现为非理性。尽管人们不喜欢,但非理性可能是个现实,人们不得不接受。人性有光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人们没有可能只接受光辉的一面,拒绝阴暗的一面。不过,如何平衡非理性和理性就成为关键。如果互联网造就的是暴民文化,那就会是社会的悲剧。在减少和控制非理性方面,研究者在研究两条途径,一是形成网络群体的自律,二是建立政府基于法律基础之上的网络监管。在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既没有看到网络的自律行为,政府方面除了主观随意的政治控制之外,也并没有发展出对网络的有效监管。

    第三,对政府来说,互联网从积极面说可以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但从负面来说,也有可能导致权力的瘫痪。政府表明权力,表明等级秩序。传统权力是根据客观存在的社会等级组织起来的。如果互联网成为组织权力的工具,会发生什么呢?互联网的本质是开放、分散、分权和扁平化。互联网会使得权力更有效,还是使得权力虚无化?从发展趋势来说,可能是后者。通过互联网,社会可以主导权力的形成,各个社会群体都可以对政治权力施加影响。就是说,在大多情况下社会是分化的,人们找不到一个整合的社会。分化的社会通过互联网而导致分化的权力体系。互联网削弱权力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获取足够的权力呢?从长远看,或许会发展出一个全新形态的社会,一个互联网主宰人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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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对社会和政治会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这需要长期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但在现阶段,无论从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来说,如何充分释放互联网有助于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而消减其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着的问题。

本文是作者在第三届中国网络问政研讨会上演讲的一部分(惠州,2012年9月23日)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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