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少将访谈
对于安全问题，最为警觉的当是军界人士。这次本报《财经周刊》特约军事理论家、评论家，空军少将乔良，在北京一个叫“前哨”的会所进行了访谈。乔良先生现任空军某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授、中国政策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他与王湘穗合著的《超限战》一书，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
记者：乔良教授作为军事理论家现在在经济相关领域也着力颇深，您从传统安全转而关注“非传统安全”，请问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乔良：我和王湘穗合著 《超限战》就是从非传统安全这一当时人们还非常生疏的角度进入的。之前在1996年台海危机时，我俩都到台海前线参加了军事大演习。当时让我们感到不同寻常的是，在我们给台湾造成这么大的军事压力的时候，李登辉担心的不是军事压力，而是他的股市。他甚至拨出5000亿新台币作为救市基金，要等台湾股指被打下来的时候，去托市。这一点告诉我们，你的敌人最担心什么，就是你最应该着力的地方。另外，当时刚刚出现不久的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等新技术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注意到黑客作为一种力量生长的前景。有一个例子，美国一个少年黑客攻击政府网站，竟然导致大半个北美网络瘫痪；同时，对日渐猖獗的恐怖主义我们也给予了关注；之后又是1997、1998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一件件事情都是非传统领域发生的威胁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
我们研究的结果是，恐怖主义、黑客、对冲基金操盘手，这些新力量角色一旦与现代信息技术、金融技术相结合，有可能导致新的战争样式的出现。而我们在《超限战》中着重指出，恐怖活动最可能攻击的目标，就包括了纽约的世贸大厦。而后9·11事件发生了，当你的预言被证实后你依然感到震惊，因为它比预言的更残酷，也更精明。比如，本·拉登在发动9·11攻击的同时，就预先在期货市场做空美元，结果当事件发生，美元暴跌时，基地组织大赚了一笔。这一被许多人忽略的细节正是《超限战》所说的“组合拳”战法。
我们还认为，未来人类社会各种利益的争夺诉诸武力战争的方式会越来越少，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争夺将在更广阔的战场上展开，而军人则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争夺、国家演变中的B角，而不是A角。
记者：军事意义上的安全容易引起注意，而经济意义上的安全往往被忽视。现在就“金融战争”或者经济领域的“阴谋论”等观点就有很多争议，还有更多的人对发生在身边的并不少见的安全威胁缺少警觉，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
乔良：军事行动的可视性、可感性更强，因为战火一起，就会有生命的伤亡。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杀人案往往比偷盗案更容易引起人们关注。
在现代，一个国家的安全面临的新危险是，你完全可能并没有面临被战争侵犯、也没有领土的损失，但你的财富却可能发生大转移的情况。就是寸土未丢，财富尽失。
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通过战争改变版图的情况已经非常之少。现代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形式已经变得更加巧妙。
如果不是这次金融危机，我们能对美国隐蔽在水面下的冰山看得这么清楚吗？华尔街在用它的方式席卷全球财富时，站在它背后的是谁？是美联储、美国政府，他们使用的就是美元霸权的方式去巧妙地没收别国的财富，这比老牌殖民帝国的掠夺方式要高明得多、隐蔽得多。更不容易被你看出来，甚至看出来后，你也以为这是游戏规则的题中之意，你会自己劝说自己，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只是看你玩得好不好。
我们应该明白，西方在金融领域已经玩了几百年，与这些老手比，我们知道的太少，懂得的太少。西方的老师在教我们的时候绝不会教你阴谋，一定是教你遵守他的规则。
但如果华尔街真的遵守规则的话，还会发生这次金融危机吗？他们这次暴露出的诸如三大评估机构为那些投行以巧克力蛋糕方式包装的垃圾债务打高分的骗局，让全球多少人血本无归，这其中吃亏上当者也包括中国的金融机构，还不值得我们痛定思痛吗？
记者：经济安全领域普遍存在的缺少知觉、警觉，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乔良：这正是金融战争的微妙之处。一个国家财富的减少，不会在人们的生活中直接显现其影响。比如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的损失，相对2万亿美元外储，感觉并不直接、直观。况且信息并不透明，普通人对全局的状况感受不到。
安全威胁往往与对个体的直观冲击相关，或许一次车祸对他的刺激会比一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来得更强烈。
现在由于信息的瞬时性和广普性，人类已经变得比以前敏感了，但人的个体感受，对没有直观、直接的事物，其反应仍是有限的。甚至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落到每个人身上引起的感受也是不同的。
当然，对一些问题，专家们也有责任，你不仅要懂专业，还应该强化战略意识和安全意识。而事实上他们在这两方面几乎都是缺位的。专家们自己把问题弄懂、弄清楚，才能指导人们提高警觉，以其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
记者：以一个军事理论家看经济，在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您看到了什么？对我们这样一个处于特殊时代的崛起中的大国，您对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形势有怎样的判断？
乔良：我们缺乏一个崛起大国的制度性设计与安排。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在快速发展的30年中，虽然比着葫芦画瓢，制定了许多制度，但这些制度几乎都说不上完善；而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又可能被执行者或其他人掏空。大国的崛起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制度保障，没有制度保障，大国的崛起就将是一场过眼云烟，不会持续。可能一时间光芒四射，但也会快速没落。成吉思汗的帝国崛起非常迅速，但只有80年就结束了，因为只靠军事制度是不可能长期延续一个帝国的！
所以建立、完善制度是当务之急。
同时，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了西方的问题与缺陷，我们要避免这些问题与缺陷，这是我们在学习西方、完善自身制度的过程中必须深思和拿出解决办法的。
我对于中国目前的形势整体上不是很乐观。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后中国地位的凸现是由于是水落石出，而不是水涨船高，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跌落中我们才得以脱颖而出。所以我们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抓紧制度建设以应对国家经济安全可能面临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