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审读《毛选》第四卷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心情是舒展的。文件看得多，批语写得多，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仅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一个月内，他为中央起草的重要批语和指示就将近二十件。
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
引起毛泽东特别的注意。广东的文件，提出目前农村中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第四，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第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立即印发正在广东从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周恩来等人。然后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批示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像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①
广东提出的五个问题，都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的问题，现在重新出现。其中对毛泽东触动最大的，可能是为急于过渡而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这些问题又跟干部作风密不可分。对急于过渡，广东提出了种种限制，诸如：规定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积极创造过渡条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公社试点，必须严格控制；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比重，决不能削弱大队经济。尽管规定了这些限制，但在强调“反右倾”、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方针又没有改变，可以预料，这些限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力的。在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既要求积极创造过渡条件（即提高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又不准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广东文件及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省相继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一些省报来的情况看，跟广东大致相同。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为重刮“共产风”，一为干部作风中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当毛泽东看到反映这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报告时，十分愤怒。三月下旬，他在批转山东省的一个情况简报时，以极严厉的口气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毛泽东写到这里，觉得说得很凶，笔锋又一转：“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②
三月三日，毛泽东看到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十分欣喜，立即转发各地。他“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③技术革命，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对这个革命运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在三月三日至二十五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批转了四份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他在批语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④“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⑤他要求“在一九六〇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无疑起着重大作用。但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来发展成为“四化”，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却助长了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出现了拼设备、“左”倾蛮干的情况。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尽管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总体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贵州省委二月二十四日有一个报告，是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个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其实，贵州的报告并不真实，毛泽东却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里给予很高的评价，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他写道：“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⑦这个以近乎命令式的口吻写出的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地纷纷仿效。在毛泽东批转贵州文件的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电话汇报，整理出一份关于各地整顿和积极发展公共食堂的材料。另外，河南省委三月五日报来的一个材料说，河南全省有农村公共食堂近三十三万六千个，在公共食堂就餐人数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百分之六十六，二类食堂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三类就只占百分之二点八。毛泽东对这些书面的东西，深信不疑，立即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在批语里大加称赞：这两个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
一九六〇年，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这一年的卫生工作做得不错，还出现了一些环境卫生搞得很好的城市和街道。这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的贯彻执行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件。一般说来，像这种内容的文件，很容易写得比较枯燥。毛泽东起草的这一篇却不是，写得很神气，很生动，很有思想，一看就是毛泽东的文风，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指示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即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⑨这个一千二百字的文件，像一篇散文，读来朗朗上口。关于写这个指示，毛泽东讲了一段故事：“这个除四害，我替中央写了一个东西。原来中央那个批语不动人，就是那么两句，怎么能够动员呢？凡是办一件事，你不大吹大擂，有声有色，讲得神乎其神，谁听呀！所以，补充了一个指示。”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①
毛泽东写的这些话，是他早想说而没有说的，一直压在心里。他说过：“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开了个展览会，群众那么热烈。因此，我就灵机一动，写文章一篇。这是反华以来，主要是去年十月赫鲁晓夫跟我们当面谈话，到三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开会，积了好久了。要说透一篇道理，要有个形成时间，巴基斯坦这个群众运动影响了我。”②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反华的人，不仅指帝国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也包括赫鲁晓夫，就是批语中所说的“半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一直发到人民公社一级党委，在当时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华浪潮的情况下，对于帮助全党干部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和指示，都是党的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三月九日，《毛选》审读工作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经衡阳、株州、金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于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天津，历时十五天。沿途与当地的省、市委负责人和一些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天津会议只开了两天，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中南五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那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三天会，有华东六省一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这一吹，就吹出十几个问题来了。
（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③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
（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十一）除四害。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把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④
（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十七）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毛泽东说，他在浙江只讲了十五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十七个问题。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十七个问题。下午，邓小平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议论。
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后，出了很多乱子。为此，他曾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也破除了。而对于“敢想、敢说、敢做”这个口号，从总体上作出这样的限制，在“敢”与“不敢”之间划了界限，还是第一次。
在汇报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〇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地感叹起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毛泽东把发展钢铁的希望相当地寄托在小洋群上，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多搞一点钢铁的紧迫心情，总是不时地要流露出来。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⑥，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⑦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自从一九五七年冬提出不同于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由于集中精力发动“大跃进”以及随后而来的纠“左”工作，基本没有怎么强调。庐山会议出现了那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后，促使毛泽东又重提这个问题。
以上十七个问题，包括毛泽东这段时间写的批语和指示，是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以后，从阅读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中，从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大家意见而形成的，反映这一个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思想。
天津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但与一九五八年时有所不同，比如，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提出不要破坏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发展小洋群炼钢铁，必须在有煤、铁资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绝对化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中后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还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像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农业综合发展问题等。总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早日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地探索。
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共三篇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由陈伯达主持起草。这篇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说明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要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一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由胡乔木主持起草。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重点放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说明为了维护和平，首先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篇是陆定一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这个报告着重讲列宁的革命精神，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些意见：要充分说理，对我们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区别对待，而且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来同他说理。集中批驳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不要直接引用，特别是不要引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苏共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们这么批评，可能促使他们也考虑考虑自己讲的对不对，可以起抑制的作用。⑧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四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后来，毛泽东对三篇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来，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写什么纲领性的文章，这一次写了三篇，跟他唱对台戏嘛。”⑨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⑩。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六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煤炭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十左右。这个计划，对年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些指标已经压缩了一些，但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登上专列，离北京南下，又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这次陪他外出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第一站是天津。四月三十日，在专列上同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形势问题，特别是国内形势。一上来就问大家：“国内国际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①，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毛泽东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大安慰，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其实，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却听不到，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毛泽东又问：“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保收多少呢？”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②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超过。”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谭震林和廖鲁言汇报这些数字，不是他们在那里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那就是由各地层层浮夸报上来的。从一九五八年冬天起，反了几个月的浮夸风，庐山会议后又重新刮起来了。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询问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因为西北、华北几个省，以及河南、山东连续遭受严重干旱。他提出，水利建设要搞十个冬春，而不是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定的搞三个冬春。他说：“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
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最后，毛泽东问谭震林，三反③问题你们的会议议了没有？谭震林说，议了，有一个稿子，还得修改，你要看这个稿子，现在可以给你。毛泽东说，给我一份，正式的你们再到北京去研究，因为我关心这个事，各省又都在搞。毛泽东希望这个三反指示能在五月上旬发出去。④他说，教育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现在学生睡眠太少。一个反对贪污浪费问题，一个睡觉同休息的问题，要下个死命令，不准不作，不然要受处罚。⑤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歇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第二天是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随后，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会。下午五时，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登上专列，五月二日清晨到达济南。
济南是第二站。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问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说：“那就好了。还有希望。”⑥
毛泽东在济南住了三四天，同舒同谈了三次话，还参观了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五月六日，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地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杨蔚屏说的是“一个丰产单位”而不是全县，接着问：“有那么多没有？”杨答：“他那里好。”毛泽东这个提问，与其说有表示怀疑之意，不如说是要订实一下这个令他高兴的单产数字。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其实，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
说到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只能靠下面反映的材料这一点，这恰恰是几年来工作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回想当年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那个著名口号，并亲自到最基层去作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据此而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是多么正确。他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⑧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啊，确实是至理名言！
但是，令人十分惋惜的是，现在毛泽东却相当程度地离开了这些，他了解情况的渠道越来越狭窄，已经很难得到真实的基层情况。由于受到年龄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再做当年那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了。他所看到的来自下面的有些书面报告，不只是存在粗枝大叶的问题，而是有很多虚假的东西。比如这次外出，从天津到郑州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也听到反映一些地区的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少数地方或者个别地方，经过工作，困难局面一定可以转变过来。他对河南省委负责人说：“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他制定的现行农村政策仍很自信。
毛泽东在郑州看了东郊人民公社的麦子，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随后登上南下的专列，五月十二日到达下一站武汉。
毛泽东在抓国内工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忽略国际问题。他频繁地会见各国朋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他在济南、郑州、武昌三地，先后会见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工会等代表团，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和著名人士，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代表团，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还会见了一些外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在谈话中，向各国朋友表达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感谢他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指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他说：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们老家去。
五月一日，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等四国访华代表团时，肯定苏联做得很正确。他说：“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毛泽东说的“这些人”，就是指赫鲁晓夫以及国际共运内部与赫鲁晓夫持相同观点的人。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谈到首脑会议。对首脑会议的看法，中共与赫鲁晓夫之间存在分歧。赫鲁晓夫把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大国首脑会议上；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大国首脑会议固然有重要作用，但主要是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⑩这个首脑会议，就是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决定五月十六日在巴黎召开的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美国U－2型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对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毛泽东认为是好的，说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做对了。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⑾五月二十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二百余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经长沙、九江，二十一日到达杭州。下车后直往南屏游泳池，在这里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金日成是因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而来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特地想来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中方参加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金日成说了这样一个情况：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毛泽东说：“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
二十二日金日成离开杭州返回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以及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十七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陆定一说：“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关于对苏共的方针，大家认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住一下。毛泽东说：“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①
这次会议还谈了一下国内问题，决定六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六月下旬召开八大三次会议。后因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八大三次会议没有举行。
正当国际局势出现紧张的时候，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应邀来中国访问，五月二十七日到上海。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过北非战役，又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这时他虽已退休，但在英国，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军界仍有影响。为了与蒙哥马利会见，毛泽东专程从杭州到上海，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而无拘束的谈话。
毛泽东谈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希望英、法、苏、中接近起来。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他问：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美国在全世界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三百万军队的一半在海外。它不顾一切，不跟别人商量办事。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从事使四国能在一起的工作。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蒙哥马利的心思，对他说：“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②
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根据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实行的一个重要国际战略。
这次会见，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访华观感，题名《我同毛的会谈》。他说，他三十年前到过中国，那时的旧中国正受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的领导人便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③
这就是蒙哥马利眼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上海参观了一个光缆技术展览和一个工业展览，便回到杭州。在杭州，一面审阅《毛选》第四卷注释；一面审阅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的计划报告，这个文件准备提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六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日和七日两次来信的复信问题。苏共二日来信，建议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七日来信又提出，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推迟举行，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举行兄弟党会晤，就代表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交换意见。根据常委会讨论的意见，六月十日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名义复信苏共中央，同意七日来信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复信指出：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团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复信还建议，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以外，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④
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时说：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⑤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⑥，值得我们警惕。
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代表团于六月十六日离开北京经莫斯科赴布加勒斯特。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这次会议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召开的呢？
自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的纠“左”过程被庐山会议打断后，随着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从上到下，大讲一九六〇年要持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本建设项目上得过多，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需要提供的商品粮数量猛增，粮食征购任务一再加码，仍不能满足需要，农村和城市的缺粮状况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在一九六〇年春其实已开始暴露，到四五月间局势已很紧张。计划完成的情况也很不好。这些问题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最初还被一些假象掩盖着，一旦发现问题严重，而且是大面积的问题，事情已很难办。到四月开人代会的时候，上海告急，纱厂停工，因为已经没有棉花可以供应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所没有过的，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年初没有料到的。毛泽东感到十分被动，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更是感到焦虑。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⑧
质量第一，数量第二，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就提出来了。但那个时候，人们正大讲“大跃进”，大讲“开门红”，高指标居高不下，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事过五个月，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把它同降低指标结合起来，就前进一步了。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会议最后的一天，毛泽东一清早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一篇《十年总结》。在下午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三年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
他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⑨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比方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就是一个重要判断。当然，有一些判断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毛泽东的总结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①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酝酿的时间很长。远的不说，大体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后经一九六〇年一月上海会议，三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会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为了全面降低计划指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他在谈到《十年总结》时说：“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②
毛泽东极端重视主动权这个东西。人们都还记得毛泽东说过的关于军事上争取主动权的那段话：“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③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始终注意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不是没有过丧失主动权或者处于被动的时候，但是凭他超人的智慧、丰富的经验和求是的精神，总能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迷恋高指标，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听信一些不负责任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因而对高指标虽曾几次决心调整，总是落不到实处，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提出减少盲目性，争取主动权，是他对两年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邓小平对《十年总结》作出一个评价，他说：主席这篇东西，我很赞成，需要总结一下。我看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如果说我们得到益处，恐怕就是这个。《十年总结》是全面的，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解决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④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与会人员都一致赞成这个总结。
《十年总结》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在当时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包含一些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是适用的。当然，这个总结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肯定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表明对“左”的指导思想及其危害仍未能认识。
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〇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本来应该像往常那样，狠狠地抓会议精神如何一步一步落实；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严重事件而转移了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几乎全被吸引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要对中国共产党发起全面攻击。中共代表团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受到全面封锁，在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见，持续六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共进行猛烈指责。二十三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他们还把这封信改为《通知书》的形式，提前在二十一日散发给到会的其他党代表团。二十三日这一天，苏共又送来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二十四日开会讨论。因此，会议开始前，空气已十分紧张。
从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议，也就是苏共在六月七日致中共信中所提出的所谓会晤。“会晤”一开始，就是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着重批评他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签字。彭真说，我们要请示中央。
当时，指导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进行这场斗争，处在第一线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北京和上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六月二十三日，中央收到彭真来电，报告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来信即《通知书》的要点。中央书记处临时开会，讨论如何答复来电问题。同一天，毛泽东收到柯庆施送来的彭真来电的抄件，当天晚上，他邀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商量此事。从这一天起，毛泽东等四位常委，加上柯庆施，有时刘晓也参加，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连续开会五天，讨论布加勒斯特会议问题。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报告国内，中共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地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⑤
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于六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七月二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七月五日开始，八月十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
一九六〇年已经过去半年了。这半年来，和原来的预期相反，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从四月以来，工业生产不断下降，农村中的“五风”和急于过渡的情况，虽有中央明文制止，但由于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缺乏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因而没有多少成效，加上一些地方严重干旱，粮食形势非常紧张。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十分紧迫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来这次会议需要充分讨论和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召集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就讲到：国外争论的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业、农业都未过关，必须下决心，立志气，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纠正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好。要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把过关的任务完成。⑥但是，中苏关系问题却始终吸引着与会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注意力，对国内经济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七月八日，彭真向会议作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及中苏两党分歧问题的报告。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搞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的恶劣做法表示极大愤慨。为了使大家了解中苏两党关系怎样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作了一个系统论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邀集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和有关负责人，连续开会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如何作出答复。
七月十八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开始转到讨论国内问题。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粮食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尖端技术问题。
正当会议刚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时，突然又发生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重事件。苏联政府七月十六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七月二十五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第二天，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七月三十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特别关心的，影响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贸易占一半，中国主要出口粮、油、肉、蛋等农产品。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二十五亿卢布。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以坚定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账。”⑦大家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他说国际形势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总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顶多百分之十。要坚信这一条。这是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反复论述这个观点。关于中苏关系，他说，反对修正主义问题讲了好多了，许多同志都讲了，你们也分组讨论了，特别是总理、彭真同志他们作了系统的报告，我就不需要多讲话了。
讲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
毛泽东讲到的这些政策，是在郑州会议以后的纠“左”过程中逐步制定的，对制止“共产风”、稳定农村生产秩序曾起过好的作用，但被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冲掉了。事隔一年，毛泽东又重申这些政策，预示着党的农村政策将会有一个新的调整。
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他的心情显得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像，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经济局面，等待着解决的棘手问题那么多，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精神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他在六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处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也确实太疲劳了。
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毛泽东：“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邓小平：“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少看文件。”
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这时，康生插了一句话：“《毛选》第四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彭真：“不要他看了。”
邓小平：“可以不看了，我们定了算了，那个里面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⑧
北戴河会议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形成几个文件。一是《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二是《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三是《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会议决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这一切，都是为了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扭转困难局面，而规定和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成立中央局。
北戴河会议以后，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中苏两党会谈，是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提出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开好世界各党代表会议及其起草委员会会议作准备。
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两党会谈前，就把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书发出去。《答复书》的起草工作，在北戴河会议时即已着手，会后写出了送审稿，共十二个部分。八月下旬陆续送毛泽东审阅。九月七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过一次。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修改。九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文件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提了些修改意见。明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讨论，常委同志不参加，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给他，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彭真和吴冷西谈了一次，《答复书》最后定稿。当天（九月十日），由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把《答复书》⑨交给他，同时通知他，中共代表团于九月十五日动身去莫斯科。
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代表团出发前，九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两党会谈从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共举行五次。因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代表团二十三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汇报会上讲了一些意见。大意是：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我们需要团结，他们也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你讲我也讲，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那种一面倒的方式。将来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⑩
九月三十日，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声明草案是苏共准备的，其中有不少是影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四日，接到中央指示：对苏共中央草案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有力的反驳，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对案。起草委员会从十月一日到二十二日，经过三个星期激烈的争论，声明草案最后基本取得协议，但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关于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可能性问题；（二）关于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问题；（三）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问题；（四）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平等、协商原则问题。中共代表团在二十二日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把上述问题暂时挂起来，强调团结，高举团结旗帜，以争取多数人的同情。⑾二十四日，邓小平、彭真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他们汇报。
十一月五日，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离京飞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等。这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件大事，引起举世瞩目。
十一月七日，红场游行后，苏方交来一个对中共《答复书》的答复，并且申明，希望不要把它与会议联系起来。苏共的这个“答复”集中攻击毛泽东的一些论点，同时也列举了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文章和讲话中的论点。十一月九日，苏斯洛夫等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说明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立场，是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答复书的问题。两党的分歧今后还可以讨论，不要拿到这次大会上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向他们表示，我们这次是抱着团结目的来的，原定在会议上要讲一篇热情的团结的话。现在你们十一月五日的“答复”，破坏了这种可能，原来的想法已经不能不改变了。你们一面说要团结，不争论；一面发出一百多页的“答复”，你们要团结的讲话，是不真实的。看来是非在会上回答你们不可。争论是你们引起来的。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十一月十日正式开始。会议开到第六天，中共代表团鉴于大会的情况有新的变化，与起草委员会时不同，许多党的代表发言，指名指责中共搞宗派主义，以分裂相威胁。因此，代表团一致意见，如果不从声明草案上删去中共代表团所坚持不同意的几点，中共代表团就不签字，并发表声明。代表团立即发电报向中央说明情况并请示方针。
十一月十六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小休息室，同周恩来、陈毅、李富春、陈伯达一起，研究代表团来电，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并告诉他们一切应作最坏的打算。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邓小平，转达中央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般性讨论结束。二十三日，赫鲁晓夫发言。他有意放低语调，力图抓住团结的旗帜，以争取群众，而对中共则是针锋相对，继续进行指责。二十四日，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在休息时间，苏方人员全体出动组织一些与会代表发言，一时会场情况十分紧张。休息后，发言的人，大都是一套定型的语言，明白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但有的党的代表敢于出来说话，说这次会议已表明有多数对少数作决定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危险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用不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分歧，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这篇讲话震动了全场。
这时，会议已经进行了两周。中共代表团对会议前途作了分析和估计。从现在看来，全部关键是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反对在声明草案里写上苏共二十大，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样做却不能像反对写上集团派别活动那样得到支持。对这个问题究竟采取什么态度，直接关系对声明是否签字的问题，代表团曾几经考虑，并于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连发两个电报，请示中央。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代表团的请示电，因事关重大，把各中央局书记也都请来了。会后，中央致电刘少奇：提议在声明草案有关的一段中，强调一致协商的原则；签字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待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才能答复。
中共中央关于签字问题的指示电，二十八日发出，主要精神是：要做到仁至义尽，巩固左派，争取中间，暴露右的。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绝不能同意写集团宗派和内部决议①。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是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一致的会议声明。
在二十八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过程中露出一点迹象，苏共做出一点让步，他们同意删掉“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
二十九日，起草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一开始，双方各不亮底。就一些不一致的意见，继续争论。在会议休息时，中苏双方单独会谈，中方是彭真，苏方是科兹洛夫。中方要求苏方提出自己的方案，苏方即表明：（一）二十大必须写进声明，二十一大可以不提；（二）集团派别活动可以不写；（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可以考虑；（四）可以考虑写上协商一致的话；（五）内部秘密决定可以不写。中方为了顾全大局，表示基本上可以按照苏方的办法解决，各向自己的代表团长报告，并约定时间由赫鲁晓夫和刘少奇会谈。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关键问题就是写不写苏共二十大。二十大被苏共视为命根子，别的它都可以让，唯独这一条万万不能让。中共中央根据对会议形势的分析，作出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的决定。这是关键的一招，使整盘棋走活了。
对于这一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形势好转的一天，也是此次会议的最后关头。经过我坚持力争之后，对方的诡计未得逞，逼得它不能不退让，显示了我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从此以后，指挥棒的作用可能更加不灵，老子党地位动摇，减少一切服从的恶习。总之，也是打开脑筋、破除迷信。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和各国革命的胜利，才更有了希望。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贡献，将来是会载入史册的！”②
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苏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会谈。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刘少奇着重谈团结问题。关于中苏两党争论，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再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状况。
十二月一日，八十一党会议全体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各党代表团团长在声明上签字，并通过公报、呼吁书等。刘少奇、赫鲁晓夫先后讲话，都着重讲团结问题，会场空气为之一变。为时二十二天的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在充满热烈、团结的气氛中结束。
十二月二日，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十二月九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表示对中共代表团工作的支持和肯定，对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及其声明的支持。
从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共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到八十一党代表会议达成协议，圆满结束，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方针，经过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中苏两党的争论告一段落，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这是符合中苏两党、两国的需要，也是适应世界各党一致的要求。
后来，毛泽东对八十一党莫斯科代表会议及其发表的声明，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一九五九年春季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一九六〇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摧垮。”③
但是，八十一党会议声明，毕竟是中苏两党双方妥协的产物，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只是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从六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国际问题方面。
进入十月以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毛泽东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转回到国内。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斗争在第一线，他很放心，只是对代表团请示的一些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同周恩来等人商量后，下最后决心并给予指示。八十一党代表会议的胜利结束，中苏两党关系的改善，也为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抓国内问题创造了条件。
虽然中央决定毛泽东休息一个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他照样很忙，找人谈话，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当他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时，心情极为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从十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护士长怕他营养不够，影响健康，每天都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的体重这时下降到七十五公斤。④
主观上本来是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使国家早些实现富强，但超越了实际可能，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却适得其反，受到严厉惩罚。
对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认为，需要从坚决纠正“共产风”和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下手。十月十日，毛泽东看到湖北省和福建省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⑤为中央起草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后十二日发出。这个指示强调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同时，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必须在农业战线上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⑥
一九六〇年三月，毛泽东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持制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口气很严厉。但是，由于急于过渡这个产生“共产风”的根源没有触及，相反，各地都在竞相搞过渡试点，且有扩大之势；再加上几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等，更加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到了十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以及人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〇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以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问题严重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⑦信阳事件的材料，二十六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反“共产风”问题，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的第一次。历史似乎在重演。但一九六〇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问题如此严重，“共产风”酿成的危机已是迫在眉睫，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纠正。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毛泽东十一月二日收到指示信稿，三日早晨审改完毕，立即退还周恩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酌定。”“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⑧”三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发出。
毛泽东对指示信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一些。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至少五年不变”，是毛泽东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毛泽东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毛泽东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原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泽东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
从这些修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纠正和防止“共产风”，表现了更积极、更坚定的态度。
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共规定了十二条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上述十二条政策，在过去，基本上都作过规定。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右倾”运动，此时此刻，突然以紧急指示信的形式，如此集中而系统地强调必须坚决贯彻这些政策，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普遍感到这是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非同寻常的重大步骤。
的确，这是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纠正“共产风”和其他一些“左”的错误，而走出的重要一步。
十二条仍存在局限性。比如，坚持公共食堂就是一条。它长时间成为人们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不敢涉及的一个禁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思想，彻底铲除“共产风”等不正之风，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毛泽东特地嘱咐值班秘书：“这些电报我都要看。”
毛泽东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包括像信阳事件那样的报告，对他震动极大。“五风”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使人感到，这种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这个问题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成为他以后发动“四清”运动的重要起因。
十一月十五日晨，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问题，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信中对当前农村形势作出严峻的判断，他说：“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限，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⑩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⑾
指示中说的中央将召开的会议，就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
像以往指导任何一项重要工作一样，毛泽东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报告，随时加写批语，转发各地。在他写的许多批语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毛泽东在这个批语里，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对于“大跃进”以来急于过渡的问题进行了比以往更深入的检讨，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重要教训。
这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 央
1960年11月28日“
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非在短时间内把“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彻底纠正不可，非把农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不可。但是，问题的解决从何着手，情况和问题是不是已经清楚了，怎样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有条不紊地把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掉，特别是怎样使“共产风”等“左”的一套东西不再出现反复，这就需要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动员全党的力量，集中全党的智慧，才能解决。
来源【专题：毛泽东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