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军名称的来历与红军节的创意
7月20日，李书记与罗永富去北京到了我家，说9月拟办红军节和四渡赤水论坛，望我参加。举办四渡赤水论坛一事，我在去年12月到习水和土城时，李书记与罗永富都讲过，并给我委以顾问聘书。但办红军节是第一次听说。我的第一反映是这个创意很好。12月在习水，我已领教过习水同志的创意。那天夜里，李书记领我去看了在县城新发现的微形溶洞上设计的“正义之光”标志。在灯光下，它正面看是红军大刀，侧看是和平鸽，后面看是莲花，寓意化干戈为玉帛。
中国工农红军之名，其思想渊源于苏联红军。但具体使用“红军”之名却有一个过程。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此后，全国起义烽火燎原，其中湖北黄麻起义属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起义之一。起义军攻占县城后，成立了县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并召开上万人参加的庆祝集会。会上有一幅对联表达了千百年来受压迫的广大民众获得解放的喜悦。其上联是：“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下联是：“光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横批为“实行土地革命”。在我党历史上，这是目前所了解到的最早将工农革命军称为“红军”的民间“文本”。这就是说，“红军”一语也源于黄麻起义胜利之时。
从党的文献文本来看，在全国秋收起义如火如荼之际，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用军队不同的新军队，主要成分是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工人和农民，建立党代表政治部制度。“新军队的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这是人民军队最早的名称，包括毛泽东率领起义军上井冈山后，最早也是称“工农革命军”。到了192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才指出：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册第464页；第4册第233页。）此后，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军队都叫红军，直至抗战爆发后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才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等。因此，“红军”在解放战争将人民军队改称“人民解放军”之前，是用的时间最长的名称。
“八一建军节”也是在红军时期确定的。那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以赣南闽西为主体的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发展至鼎盛。1933年6月30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从此，“八一”成为人民军队的法定节日。是年八月一日，中央红军第一次隆重纪念了自己的建军节。新中国成立后，“八一建军节”成为了国家的法定节日。
二、四渡赤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天才杰作
党史界、军史界对四渡赤水这个战例研讨的相当深入，论著发表了不少，我没有什么新话，也不想单纯从学理上去进行概念的推演，只想讲点个人的认识过程。我在做研究生时，看了报刊发表的萧华同志的《长征组歌》。特别是《东方红》影片中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演唱，使当时的年轻人都很感动。许多人都能哼上几句：“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唱它，能提精气神，有热血在沸腾之感。那时，对歌词写的“四渡赤水出奇兵”，“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内涵，没有具体感受，还怀疑这段歌词为文学夸张，是否在制造“个人崇拜”。
真正对“四渡赤水出奇兵”，“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从心底里感到佩服，还是在我2003年走长征路，对这段历史作了实地考察之后。因为,中央红军是从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开始的。我既到了红军突破一、二、三、四道封锁线的作战现场，也考察了红军在土城、元厚场、九溪口、太平渡、二郎滩、茅台等6个渡口四过赤水的情况。前者是发生在遵义会议以前，后者是在遵义会议以后。这就使我很自然地要对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情况进行比较。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歼”计划，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最重要的各有上述四次。而这对我们党和红军来说，两种领导，两个指导思想，最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遵义会议前，李德、博古搞主观主义和机械论，不从战事变化的实际出发，顽固地坚持原定的转移路线及目标，实行单纯的军事退却和大搬家的甬道式行军，缓慢前进，被国民党军队追着打、堵着打，使红军进入第四道封锁线时非常被动。湘江一战，红军遭受了建军以来最惨重的损失，折损3万多指战员。这就是“惨烈的代价”。所以我写《长征行》，称之为“惨烈的湘江之战”。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央决策。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经过井冈山斗争，他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后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中央红军所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实际上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
同是一只红军队伍，但在遵义会议前后却是完全两样的精神状态。同是面对蒋介石追堵围歼，在遵义会议前后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应对方略。毛泽东从来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的“硬碰硬”，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要大踏步前进，也要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兵不厌诈，声东击西，忽东忽西，出敌不意。“四渡赤水”就是这些战术灵活运用的天才之作。遵义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牛鼻子走，往往相对反向而行，甚至“主动”给红军让道，被红军甩下三五天路程，从而，充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神秘地跳出了敌军的合击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尽管因其战略战术与《孙子兵法》相同而受到讥讽，但这时的他却还没有诵读《孙子兵法》。然而，《孙子兵法》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却为他无师自通。
经过实地考察长征路之后，我有了一点感悟：凡大军事家，无论是否读过兵书，都懂“兵无常势”之道。因为世界之大“理”、大“道”，都是相通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别不同、语言不同，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完全相同的道理。毛泽东对陈毅讲，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就在于他将《孙子兵法》用活了，展现了军事指挥艺术上的天才，可称为《孙子兵法》的现代版，或者说是解读《孙子兵法》的绝妙战例。
三、四渡赤水应是习水红军节之魂
现在对四渡赤水的评价，是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而作的总结。当年，红军将领并不是这样认识的。他们对四渡赤水在军事指挥上的运用之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最初是很不理解，甚至公然反对。为什么召开苟坝会议？就是经过遵义大捷后，部队求战情绪异常高涨，不愿意再无休止地绕着大山来回穿插地走了。因此在第一天的会议否决了毛泽东不能攻打打鼓新场的正确意见。为什么要开会理会议？也是因四渡赤水以来，部队的指战员对老走路、不打仗怨言不少。因此，林彪提出走“弓背路”还是走“弓弦”的问题，并给新三人团写信，建议由彭德怀取代毛泽东任前敌指挥。这两次会议所以召开，就是因为不赞同或不理解毛泽东的主张的领导人和负责人不是个别的，所以需要统一思想。
红军将领转变认识，真正“服”毛泽东，是在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站稳了脚跟，进行历史反思，回过头来看，才深深感到四渡赤水在军事指挥上是个转折点；才承认毛泽东的军事谋略在党内无以出其右。不仅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者们服了，连行伍出身、什么仗都打过的军事指挥员们也服了。萧华写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对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总结，反映了经历过长征艰难困苦的那一代人发自内心的由衷感佩。
四渡赤水既然是从习水开始的，而且二渡、四渡也都在习水，三渡就在与习水相邻的茅台。这样，习水红军节完全可以将四渡赤水作为一个整体，并代表赤水河地区人民来广为宣传当年红军的伟大业绩和革命精神。习水红军节可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多种活动，但它的核心和灵魂应是宣传四渡赤水和长征精神。习近平最近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强调要加强党的历史的学习和教育，坚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教训警示人。红军四渡赤水就是最生动的教材。因而，也应是习水红军节的灵魂。没有这个灵魂支撑，习水红军节就立不住。既然经历过四渡赤水的红军将领都对它的意义有一个认识过程，何况没有经历过的一代又一代后辈人对它的认识也会有一个认识过程的。书本上叙述的、展览馆介绍的都是比较抽象的，习水红军节可以利用当年红军过赤水的几个渡口进行现场教育活动。这就会生动活泼一些，效果会更好一些。
习水红军节既然是“节”，就不应当只办这一次。四渡赤水论坛，既然设下讲坛，也就应当坚持下去。这都需要有个长远规划，怎么将其制度化，成为习水的一个红色品牌和一张文化名片。我衷心祝愿红军节永驻习水，祝愿四渡赤水论坛之花常开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