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中国意识危机”能否克服，取决于，第一，能否确立这样一个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的主流意识；第二，这个主流意识能否帮助中国推进各方面的改革，确立有效的政策来消化和解决目前所面临各种社会问题。从前面两次危机的经验看，前者是关键。只有有了主流意识，社会才会有共识；有了共识，社会就会具有凝聚力；有了凝聚力，才可以动员资源来克服危机。
中国再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中国梦”是自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大清帝国急剧衰落，中国传统国家被帝国主义打败，中国人就萌生了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国家的梦想。直到今天，这个梦想仍然是中国人追求变革和进步的巨大思想动力。但现实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中国梦”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要解决今天中国很多人对国家的前途、对自己的前途的信心危机。历史上，每一次“中国梦”的背后都是当时面临的信心危机，而信心危机的背后则是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梦”，首先就要克服“中国意识危机”。如果解决不了“中国意识危机”，“中国梦”就会无从谈起。
有危机，才会有梦想；有梦想，才会有进步的动力。今天中国所经历着的“中国意识危机”，实际上是自近代以来的第三波。清末到“五四运动”是第一波，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是第二波。今天所经历着的“中国意识危机”和前面两波危机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区别。要克服今天的“中国意识危机”，人们可以回顾前面两波危机，看看当时这种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尽管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但仍然可以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近代以来的前两次中国意识危机
前面两波危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各种内外因素，导致一些人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没有信心。“五四运动”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清末以来，各帝国主义力量不断深入中国，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深刻感受到了国家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同时也感觉不到中国有任何希望来拯救自己。早些时候，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曾悲叹道：“中国弄不好，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尽管悲观主义在一些精英人物中间流行，但更多的人则被这种情况激发出“中国梦”来。不管今天如何评说“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培养了一代爱国主义者，他们都为建设一个新国家而努力。这场运动拉开了日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实现各种版本的“中国梦”的序幕。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五四”爱国主义的产物。从政治发展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终点应当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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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很长的历史，表明了信心在克服“中国意识危机”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深刻的危机激发出人们对未来的梦想。同时，尽管人们抱开放的心态，试图用各种进口的主义来拯救国家，但只有那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主义，或者那些被“中国化”的主义（主要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才生存下来，并转化成为主流社会意识。主流社会意识则是社会成员“中国梦”的意识构架。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再一次出现“中国意识”危机，那就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围绕着“中国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的大讨论。这一次“球籍危机”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球籍危机”的反动。毛泽东在1956年曾说：“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的“中国梦”显然是要建设一个富强中国，其指标就是赶超英美。因此，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一直想用政治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则被忽视。当然，这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尽管毛泽东的激进政策也遇到了一些批评，但在短时间内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是那一代人的集体“中国梦”。
三十年下来，中国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贫穷社会主义模式。当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人有机会了解外面世界发展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再次出现。人们发现，且不说发达已久的欧美国家，即使中国的近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已经在中国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过程中大大超越中国。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二战摧毁了日本，但到19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是广东的邻居香港也超越了上海，而上海在刚刚解放的时候远比香港繁荣。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促成了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也就是那一代人的“中国梦”。《河殇》、“球籍危机”的讨论、政治改革的呼声等等，都是当时人们“中国梦”的反映。但正如“五四运动”的结局一样，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的很多理想，都在日后成为了泡沫，各种因素的互动，最后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悲剧。（求索阁注：本段内容没有考虑当时的地缘战略以及毛泽东那一代人的独立自主的思想等，这也是文章作者一贯的软肋--顾此失彼、前后矛盾，不过18大以来有所改观）
无论海内还是海外，天安门悲剧加剧了人们的“中国意识危机”。对很多人来说，天安门悲剧是“中国梦”的彻底破碎。但是，使得世界惊讶的是，中国很快就从这种深刻的危机之中走了出来。这个标志就是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和当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概念的提出。不管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天安门悲剧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淘汰”了1980年代很多过于理想的主义，而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个主流意识的引导下，中国获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人们的“中国梦”也是在这个主流意识下展开的。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个新的意识，就很难想象1992年之后中国高速度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意识危机
今天，人们所面临的“中国意识危机”和前面两次有明显的不同，很多现象甚至很难理喻。1992年之后，中国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取代了日本。并且，当发达的西方仍然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仍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再者，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开放。但同时，中国社会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信心，也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前两次不同，第一次是国家的生存问题，第二次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但这次是国家的富强问题。在国家生存有危机和国家贫穷的情况下，人们的担忧和低信心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富强了之后还会这样？原因也很简单。对中国人来说，富强不仅仅意味着不受外国的欺负，也意味着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应当有的尊重（？？？）。但尽管中国崛起了，对国际社会所做的贡献越来越大，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且，一个崛起中的中国，面临着越来越糟糕和严峻的国际和区域地缘政治环境。这使得很多中国人不高兴。近年来各种民族主义情绪就是这种“不高兴”现状的反应。非理性的“不高兴”，和缺失自信、妄自菲薄是同一件事情。
和前两次一样，中国内部问题因素更为重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中国自身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中国是转型中社会。所有国家的转型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今天的中国特别像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面临食品不安全、药物不安全、环境污染、社会不安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资本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展的同时，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不过，中国的问题更为深刻。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经济发展路程，在这个紧缩的时间里，很多社会问题也加速度地暴露出来，让社会不可忍受。
再者，如果和日本与“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发展模式显然有很多问题。东亚经济体尽管也经历过同样高速度的发展经历，但没有发生如此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中国社会，人们往往把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欧洲、美国和东亚经济体做比照，而不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展问题，这种比照往往导致悲观的结论。
其三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理论问题，执政党对改革和社会的发展毫无理论准备。无论是官方所坚持的理论教条，还是盛行于社会上的各种不断变化的理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毫无解释能力，无论是积极的发展和消极的现象，官方和社会群体都是在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来解释中国。左派和右派都拿着西方的东西来看中国，评判中国。不过，西方的东西解释不了中国的成功与失败。无论是官方对其陈旧、教条的坚持，还是左、右派对西方话语的借用，不但不可能培养中国意识，反而是在加速度地去中国意识。和前两次危机一样，当来自西方的过于理想化的概念泛滥的时候，尤其当这些概念走出书本和校园，来评判中国的改革实践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必然加深。
其四就是前两者的综合症。因为不知道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是怎么来的，也说明不了这些问题可以如何解决，就导致了社会成员深刻的焦虑症状，不知道国家的明天会如何，自己的明天会如何。这种情形在“五四运动”期间产生过，也在1980年代中期产生过。
如何解除“中国意识危机”
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中国信心。确立中国信心并不是像一些人在做的那样，关起门来，说自己优越。人们必须一方面持开放的心态，不能因为政治上的考量，人为地把中国价值和普世价值对立起来。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和价值，都是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的结合体。应当抛弃“西方的就是普世的”这种简单的想法。西方的一些价值是普世的，但也有些价值是西方特有的。中国价值也是如此。
再者，在全球化的状态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阻止普世价值的流通和传播。当中国成为世界共同体一员时，中国本身所拥有的普世价值，也不断影响其他国家。但同时，正是因为有些价值是特殊的，在实践层面，人们也不能滥用外来的理念，要切实考量哪些理念和中国国情相冲突，哪些理念接近中国国情，哪些理念可以并且应当加以中国化，进而把其整合进中国本身的核心主流价值。
注：本文原标题《“中国梦”需要超越中国意识危机》；
--延伸阅读--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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