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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讨论毛泽东与中国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政治和政策问题。如果不能理解这个问题，就很难理解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资本主义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事情。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的贫穷国家，转变成为世界经济体的有机部分，并且是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大国，中国资本也走向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中国经济体制内部运作的方方面面的转变更是惊人。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转变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从单一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转变成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任何一种所有制经济都可以在中国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中国本身称之为“混合经济”。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普遍贫穷但平等的国家，转变成为收入差异巨大、社会高度分化的社会。所有诸如此类的变化与市场、资本的运作分不开，也就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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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所有这一些似乎都和毛泽东生前所要追求的截然相反。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来说，很难把“市场”、“资本”等和毛泽东关联起来。在毛泽东思想及以其为核心的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谱系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矛盾和对立的。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资本主义和资本家都被规定为共产党的敌人。毛泽东生前最为深刻担忧的，也是共产党是否会演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在改革开放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攻击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因为当时的人们简单地把一切不符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通通归结为资本主义。这也反映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上。中国长期实行孤立政策，反对融入西方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尽管并不反对和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

但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里，所有这一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仅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而且俨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新边疆。未来世界经济史家会发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的里程碑。从历史上看，中国远比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得快，比亚洲资本主义（日本和“四小龙”）快，也比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社会快。中国发展得更快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抛开中国的意识形态表象不说，中国比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更具资本主义性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都远远好于中国，亚洲经济体的社会福利也远远好于中国，甚至连那些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中国高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福利也好于中国。

在社会层面，西方公民社会在有效抵制着社会关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传统力量还是新生的市民社会，也在抵制着社会关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但中国的所有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货币化，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强大的阻力。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产生于西方，从西方扩展和传播到全世界各地，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到今天，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仍然没有进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后起之秀”，能够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就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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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回答毛泽东与中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这个问题意义非凡。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讨论。

第一，这个问题关乎毛泽东和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连续性。

改革前后三十年的连续性和变化是近年来中国国内左派、自由派（或者右派）之间的争论焦点之一，也是国际学术界的关切重点。在政策层面，这个问题更是中国的执政党所面临的一大理论难题。人们一般把改革前的三十年称为“毛泽东时代”，而改革以来的三十年称为“邓小平时代”，于是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就有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分野。总体上说，左派认同“毛泽东思想”，而自由派认同“邓小平理论”。尽管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体，后者被视为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创新，但在左、右派那里，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左、右派之间往往互相批评、指责和攻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左、右派都过于注重“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而忽视了实践层面两者之间的有机关联。难道改革开放之后的资本主义，仅仅是“邓小平理论”的产物？难道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没有任何关联？如果人们能够说清楚毛泽东和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联，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

第二，这个问题关乎毛泽东和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从话语上看，没有人会去怀疑毛泽东思想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直接对立性。不过，这里还是可以提出诸多问题来：毛泽东否定资本主义，是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基于什么之上？同样，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毛泽东肯定和接受社会主义，又是基于什么之上？

人们可以确切地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更多的是基于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对西方发展经验的了解。实际上，毛泽东对西方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系统的论述，他也并不十分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情况。不过，正如他在中国革命期间十分了解，不能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搬用来指导中国革命一样，在中国建设期间，也不能机械地搬用西方资本主义来发展和建设中国。他需要寻找的是一条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简单地说，毛泽东促成中国走上一条符合中国本身实际的“内部现代化”之路，而正是毛泽东所从事的“内部现代化”所奠定的基础，才促成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外部现代化”之路，即和世界经济体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从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例如早期的德国、美国和日本。

第三，在国际层面，这个问题关乎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选择。

当代世界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富国越富，穷国越穷。自近代以来，除西方国家之外，广大的非西方国家为什么一直得不到发展？对这些国家来说，如何脱离低度发展状态？西方开出的药方的核心是自由市场（政府不干预）、开放、民主等。不过，“华盛顿共识”只不过是对西方发展经验和实践的总结，而非对除西方之外所进行的各种发展经验的总结，人们怀疑其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不是没有根据的。

近代以来，西方一直在主导着世界经济版图，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沦落为西方的殖民地，这些国家的不发展状态，都与西方的统治和干预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无论是自由市场（政府少干预或者不干预）、开放（可解读为“向西方开放”），还是民主（西方式多党制和选举），都没有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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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些被西方视为是“药方”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这些国家不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根源。在拉丁美洲，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低度发展和拉美国家的“依附型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有关。从西方引入的民主政治，在发展中国家更促成这些国家陷入低度发展和中等收入陷阱。这也不难理解。在西方本身，早期政治专制时期已经确立了近代基本国家制度，从而为后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在后发展中国家，近代国家制度并不存在，过早引入了民主政治，尤其是大众民主政治，就有效地阻碍着这些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不难发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很难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精英的议程，他们的议程始终就是政治斗争，即各派政治力量争抢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结果经常使得国家要不陷入个人专制之苦，要不陷入无政府之苦。

与“依附型发展”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断裂式发展”，即和西方世界断裂开来，关起门来发展。这个发展模式主要指的是冷战期间的前苏联和东欧发展模式。“断裂模式”首先出自列宁的革命理论。列宁认为，落后国家的革命如果要成功，首先要从西方帝国主义的链条上断裂开来。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创新。马克思提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本主义，但列宁则相反。后来的实践证明列宁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列宁理论的指导下，苏联的革命固然成功了。不过，后来因为战争、美苏冷战等因素，这个革命模式逐渐地演变成为经济发展模式。在冷战期间，苏联和东欧的发展是完全与西方断裂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发展模式的运行方式和西方的完全相反，没有市场、没有自由、没有民主。这种“断裂式发展”模式尽管在早期也取得了可观的发展，但经验证明，这个模式如果不能及时转型，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更为糟糕的是，这个模式很快在与西方的竞争过程中败下阵来。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模式在很多方面甚至比“依附型”的发展模式的结局更为糟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被西方一些人总结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不过，正如“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也经不起经验和理论的检讨。“北京共识”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经验，而完全忽视了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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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比较“依附模式”和“断裂模式”，不难发现，中国的模式是“断裂”和“接轨”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和西方的“断裂”，和邓小平时代和西方“接轨”的成功融合。这里，“断裂”是“接轨”成功的前提条件。必须看到，在毛泽东思想那里，“断裂”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接轨”的手段。尽管作为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里面包含诸多反西方的因素，但毛泽东并不是反西方本身，而是反对简单地搬用西方模式。他所追求的是要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以非西方模式去实现西方的目标。在很多方面，这个模式和西方早期现代化的模式相近，也与东亚模式（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相近；在另外一些方面，它又超越了西方和东亚模式。探究和总结中国模式并非一定要替代西方或者其他模式，但对那些仍然处于低度发展状态的国家，无疑具有现实参照意义。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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