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敢如此蔑视官员？
古代官场，“县官不如现管”
在古代官场，“县官不如现管”。包括办理文书的小吏（即胥吏或吏胥）、差役及其他办事人员在内的吏，是编制外的、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编制内官员的庞大群体。
表面上，他们地位卑贱有如奴仆，实际上却是衙门实权的掌控者。他们越权、窃权、弄权、专权以至专政。朝廷内外、国家上下不可一日无吏，但吏又上欺官、下害民，成为国家一害。
以此之故，宋人叶适惊叹：官场成了“公人世界”，即衙役们的天下！清代顾炎武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代郭嵩焘甚至说，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高官坐牢,方知狱吏之贵
高官勋臣一旦仕途蹉跎，身陷囹圄，不免受狱吏凌辱，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汉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初功臣周勃，先后任太尉、右丞相，封绛侯。其长子娶了汉文帝之女。当时的周勃，可以说尊贵无比。然而功高震主，有人摸透了汉文帝猜忌周勃的心理，诬告周勃要谋反，汉文帝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于是周勃被逮捕。
到了狱中，狱吏才不管你原来当过什么官、权势有多大，在监狱这方天地，他就是老大，一切由他说了算。狱吏让周勃吃了一些苦头，周勃领教了狱吏的厉害。为了少受罪，周勃只得曲意巴结狱吏，“贿以千金”。见钱眼开的狱吏在木简的背面写了五个字：“以公主为证。”并提示他：你的儿媳不是当今公主吗？有现成的一条路，为何不走？
狱吏教的这一招果然有效，周家的人通过薄昭请出了薄太后。在汉文帝上朝时，薄太后走到大殿上，将头巾解下，掷向汉文帝，责问道：“绛侯周勃在平吕禄、吕产之乱时，手握国玺，统率军队，此时不反，难道居住在一个小县，倒要反吗？”汉文帝无话可说，只得答应释放周勃。周勃被释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乎！”
据清代刘体智《异辞录》一书记载，曾任侍郎的张荫桓坐牢时，狱吏并不因他曾是“副部级”官员而对他另眼看待。不但如此，还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1万多两银子。
张荫桓很纳闷：这狱吏的胃口怎么这样大？就问住在隔壁的犯人，一个姓叶的“军门”（提督军务总兵官，地方高级军事长官）：你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银子？姓叶的人告诉他：我比你交的少多了，我是享受“优惠”的，每天交6400两银子。狱吏说，本来要收8000两，打八折，减至6400两。二人叹息不已，都说到了牢里，才知狱吏有这么尊贵。
古代贪官不少，贪吏更多，有些吏比官更贪。吏比官富的现象，并非个别。明朝李清在《三垣笔记》一书中写到，刑部一官员说：“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这位刑部官员，一定是见的多了，听的多了，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朱元璋为吏殴官而震怒
宋朝李心传说：“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不独发生于宋朝，它在中国古代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小吏不但对百姓专横，对主官和属官专横也是常见的现象。
明朝洪武年间，发生过小吏在公堂公然殴打县令等官员的案件，而且不止一起。此事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他在亲自起草的《御制大诰》中，专列一章，谈“吏殴官长”的问题：
“各处有司惟务奸贪，不问民瘼，政声丑陋，愚民所耻，所以苏州常熟吏人沈尚等，衢州开化吏人徐文亮等渺视二县官长邓源、汤寿轻等，于厅殴打。罪虽吏当，官何人也？”
苏州常熟县小吏沈尚、衢州开化县小吏徐文亮等人，殴打本县县令，肇事者都受到了惩处。但朱元璋认为，光追究肇事小吏是不够的，还要问问，你们这些被打的官员，是怎么当官的？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从以上引用的《大诰》内容中可以看出，朱元璋没有偏袒被打的官员们，他认为，这类事件事出有因。被打官员们不是清官，而是贪官；不是忠良，而是奸邪。他们被打，是咎由自取。各个衙门的官员精力都用于做坏事、捞钱，根本不关心百姓疾苦，以致名声很坏，为老百姓所耻笑、怨恨，这样的贪赃枉法官员，怎不招打？
当然，朱元璋是不允许吏殴官这种“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的，他在整肃官员的同时，还整胥吏。《御制大诰》及《御制大诰续编》列有数章谈整治吏人的问题。例如《御制大诰续编》第十四章规定：布政司、府、州、县各衙门，今后必须将额定胥吏人数及姓名、职掌写在榜文上，告之于民。
榜文写明，本衙门差役几名，姓甚名谁，当房掌文案吏员是谁，等等。在规定名额之外，不许滥用胥吏，不许“容留不明之人”。朱元璋还规定，榜上必须写上这段话：“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超过额定人数，非法使用的胥吏，朝廷允许民众将其扭送至京城，交有关衙门处置。
小吏视官员为骡子
胥吏在本衙门的官员面前，无不卑躬屈节、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一副奴才的样子。然而其内心，未必都买官员的账。在背后，对官员表示不屑和鄙夷的，大有人在。
清人朱克敬在《瞑庵杂谈》一书中，谈到了胥吏背后的狂言：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恽世临，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曾先后任长沙知府、湖南巡抚。
中进士前，他偶尔去北京一家酒馆喝酒，听到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恽世临听了，心中暗暗“怪叹”。
不久，恽世临考中进士，由翰林改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文选司掌管官员的任命、调动，是“跑官”的人要跑的一个部门。文选司的官员都是有权有势的所谓“热官”，该司的胥吏们也架子大、贪欲大。他们曲解“选法”即选拔官员的法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地方官员，因而暴富。
恽世临是个精细之人，他时时记得酒店里那名胥吏讲的狂话，提醒自己不要被胥吏们当作被驾驭的、可悲可叹的“骡子”，遇事都要仔细核查，严防胥吏们弄鬼。胥吏们想舞弊也没有下手的机会，因而也就很难捞到油水。
恽世临这位正六品的主事，断了胥吏们的财路，他们“奸不得施，怨之入骨，倒书其名于壁”，只能把恽世临的名字倒写在墙上，以低劣的手段发泄心中的不满，真是可笑。
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们敢于如此蔑视官员？一是因为胥吏们看透了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处理政务、公务的实际本领；二是他们相信，官场由他们撑着，官离了吏，便玩不转。连嘉庆帝都说：百官听命于书吏。
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都只会签字画押，不能实际处理政务、公务，都委权于胥吏，因而一日也离不开胥吏。如此一来，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员？
书吏弄权惊动皇上
衙门里抄抄写写的书吏乍看似乎什么权也没有，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所抄写的文件，都是机密，是机密就有人要打探，探听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员。于是，不规矩的书吏便将他们抄写的文件内容当作“资源”，奇货可居，待价而沽，跟有关官员进行交易。
清代最高军政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军机处，就多次发生过抄写人员泄密案。事为乾隆皇帝所知，于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十二日上谕中提出严厉批评：“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今乃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朕看此情节，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信息。”
乾隆上谕提到的“提塘”，即提塘官，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联络官。其职责是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件，实际还兼有刺探朝廷动向的任务，是地方安插京城的坐探。他们地位不高，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微末之人”，但他们神通广大，无孔不入。各省总督、巡抚都视他们为亲信，常依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
直隶、江南、浙江等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提塘，买通军机处的书手，将不发至省级的机密文件，抄寄这些省的总督、巡抚。乾隆帝对有关总督、巡抚从轻处理，免于查究。但对泄密的书吏则严肃处置。
以上军机处书吏为一己之私而泄密于地方官的一连串事件，在古代官场具有典型性。而为出卖情报而泄密的，又何止清代军机处的书吏！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