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意识形态回归成为中国社会近来发展的显著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左、右派之间正在经历一场如某些观察家所说的意识形态“内战”。这个趋势值得重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意识形态是最容易影响改革发展方向的要素。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仅仅是政治理念的争论，更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会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此，意识形态的任何变化，成为国内外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风向标。如果意识形态的争论处理不好，这个领域有可能成为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始终是中国最为敏感和艰难的领域。上世纪80年代，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执政党内部和社会纠缠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影响最大的是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姓资”（资本主义）还是“姓社”（社会主义）、开放政策是否会重复“租界”的争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说，类似的争论不可避免，也是科学决策所必须，但无休止的争论，制约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决策效率、社会的思想混乱。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同执政党内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模糊不清是有关联的。

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为止。这个概念的确立，则要归功于邓小平的“不争论”政策。邓小平认为，市场是社会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样就把原先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含义的“市场”概念，转化成为制度安排和手段工具概念。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政策概念确立之后才取得的。这个概念具有高度的方向性，告诉人们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各个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提供了预期，为他们参与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机制。

从邓小平时代的实践中，人们可以学到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三条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无休止地对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会造成执政党决策的低效、体制内外思想的混乱、改革参与者的迟疑不决等弊端，对改革和发展都会产生阻碍作用。第二，要克服这种情况，仅仅管制和控制争论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要确立新的、能够引导和推动改革和发展的意识形态。第三，要确立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一些具有浓厚道德、宗教色彩、政治的意识形态，简化成为具体的、用于解决所面临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手段工具。

东亚社会的意识形态

这三点都很重要。在任何社会，很多政策的产生，都是为了应付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只是后来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种有效的政策实践是可以去意识形态化的。尤其在东亚文化的环境中，有效的政府往往是没有特定意识形态的，即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也可以说，“实事求是”就是东亚社会的意识形态。

在社会层面，尽管今天的中国意识形态已经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有三种“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和自由竞争，一方面忽视产业政策，另一方面放任市场机制进入社会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的高度产业化和市场化。一旦如此，国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的不平等化则会导致政治的激进化。中国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一直在提倡私有化，包括国有企业和土地，因为他们把私有产权视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在推进市场化方面做得不够，另一方面又没有对产业政策给予足够重视，甚至放弃了一些重要的产业。在经济领域，尽管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很多，但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革庞大的国有企业。有几个因素，使得国家资本主义会继续在中国存在下去。就目前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形势来说，中国总体上仍然是后发展中国家，国家仍然需要通过产业政策，继续在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次，通过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日常运作过程中，可以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自汉代《盐铁论》以来，人们对国企的功能已经形成了诸多的共识，即国企要在一些关键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平衡市场等。这些功能在当代仍然在继续。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

第二，激进政治自由主义。激进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市场也不可小看。如果经济新自由主义信奉市场，政治自由主义信奉的是民主。政治自由主义者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视为是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民主化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民主化来制约政治权力，引入西方式的分权和宪政机制。这种倾向性很明显地表现在近年的“宪政之争”上。

在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反对民主。激进政治自由主义者的问题，是他们往往脱离中国现实谈论民主，只把眼光放在发达的西方，并且有意忽视西方体制所出现的弊端，更是不去看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往往和腐败、普遍的贫穷、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第三，左派民粹主义。如果说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效率，民粹主义则过度强调公平。这里包括强调“阶级斗争”的传统左派，也包括强调通过国家政策的二次分配的新左派。一般来说，民粹主义过度强调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强调不足。民粹主义提倡通过二次分配（各种福利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然而福利的过度扩张，一方面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福利扩张引起通货膨胀，会带来宏观经济的波动。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有太多的教训。1990年代末，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拉美一些国家的社会支出，可占其财政支出的六七成，但经济增长却远远滞后，同时通胀愈演愈烈。有些国家随之出现了大量资本外逃和债务危机。

或出现“颠覆性错误”

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多、更好的社会政策的制订实施变得不可避免，但也面临巨大风险，既包括超越经济能力的过度“福利”，也包括潜在的巨大浪费和腐败。社会政策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钱越多，公共服务就越好。在很多时候，人们所面临的不是钱的多少问题，而是钱如何用的问题。简单的投入不仅不能促成体制改善，反而会导致体制衰败。这已经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教育领域，这么多年来，因为没有把重点放在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上，而是放在财政投入上，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大面积的腐败。2012年教育经费已达到2.2万亿元，申请审批这些经费的过程，往往出现腐败，投入越大，腐败越严重。又如公共住房。作为重要的社会产品，公共住房这些年来得到重视，但大部分却建在交通和生活不便的郊区，并且聚集了大量的低下层社会群体，尤其是穷人。这个模式如果不能改变，公共住房模式可以演变成为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失败了的模式，即“贫民窟”模式。要实现可持续的和健康的发展，社会政策必须注重这些细节，加强效率。

更不容忽视的是，民粹主义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例如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结构。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中，国企改革一方面市场化不足，另一方面管理人员的工资结构，又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过多。这导致了一方面国有企业继续通过垄断或者行政方式获取利益，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的市场机制来分配所获得到的利益。这种局面导致了社会的高度不满。但是，现在所侧重的管理层工资结构改革，过度受制于民众的压力，表现出民粹主义倾向，把管理层的工资压到非常低的水平。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影响国企管理层的人才录用和激励机制，使得企业发展不可持续。

在今天的中国，左派和政治自由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都体现为极端的意识形态，都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竞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呈现出原教旨主义色彩。不难理解它们之间的“水火不相容”的状态。其次，尽管它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都倾向于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激进化。它们各自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在此基础上把对方或者把各自的“异己者”妖魔化。双方都具有浓厚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造反派”精神，甚至有过之而不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与其说是知识话语，倒不如说是政策话语，它们都在努力影响社会，影响政策，各自都在追求和社会力量或者和政府力量的结合。

目前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出现失控的趋势。左派机会主义，即那些利用意识形态争论谋取各种私利者，已经开始把“文革”的方法引入争论。同时，争论也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外部性，很多群体包括企业家、投资者等，对中国的发展重新评估。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而开始影响政府决策，就会出现犯颠覆性错误的真实可能性。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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