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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今天整个中国社会的动态，无疑是“创新”。自上到下，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像中国那样强调创新。创新已经不仅是一种流行的主流话语，更是人们日常行动的驱动力。对中国政府来说，创新至少包含如下几个重要目标。

其一，实现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根据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两个一百年”中的第一个一百年。具体来说，就是要从目前人均国民所得7800美元，提升到1万2000美元的水平。在实现全面小康之后，还需要把国家从小康社会提升到高收入国家。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里，创新是关键。无论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还是把自己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这个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习近平提出中国要实现从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创新是实现这个转型的最有效途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中国已经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需要消费高档的消费品。但中国的经济还没有能力生产这些。这是供给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消费者还需要到日本购买马桶盖、电饭煲这样的产品。如果要生产出欧美那样的名牌服装、名牌包包等需要很长的历史积累的话，生产马桶盖和电饭煲那样的产品只是技术问题。这表明中国的创新拥有很多的空间，所缺少的只是没有关注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罢了。现在的情况可以说，供给落后于需求。要改变这个情况，就要通过创新改变供给侧情况。

其二，创新有助于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现状令人担忧。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群体的产生已经经历了三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主要是当时所说的“万元户”，回乡知识青年、乡镇企业、农村背景的商人等等。第二个浪潮发生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大量的社会群体进入商海，包括从政府“下海”的官员。第三波是新世纪以来的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互联网产业。这三波浪潮和政府的政策有紧密的关联。不过，第一和第二两波的企业家现在面临很大的困境。他们中的很多人年事已高，已经没有再投资的动力，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消费群体，而非创造群体。也有些企业因为企业家本身的知识结构等问题，产业升级出现问题。同时，他们的后代即“富二代”也很难找到几个比较出色的，也就是他们的接班人出现了问题。而第三波产生的企业家尽管很活跃，但也很难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波企业家里有些高科技企业，但大部分还是在服务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希望通过“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浪潮来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的产生。

第三，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体制创新。最近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意味深长。它意味着，政府要通过“供给”方的创新来推进体制的改革，把国家的改革推上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从政策的角度看，这也就是邓小平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逻辑，即通过创造新利益来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任何国家，改革总是要遇到既得利益的阻力的，因此必须寻找到可以克服既得利益阻力的有效方法，否则改革就是不可能的。中国从改革开始都是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的阻力的。没有任何一种老利益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只有当新利益发展起来，并且对老利益构成有效压力的时候，老利益才会接受现实，进行变革。同时，也必须意识到，改革老利益也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由谁来承担？这也是改革者必须考量的问题。培养新利益，不仅可以对老利益构成压力，而且也可以让新利益来承担因为改革老利益所带来的成本。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为了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克服改革过程中的既得利益阻碍和推进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等，进行了有效集权。现在顶层设计已经到位，开始把重点转移到政策的执行。五中全会所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可以说是行动纲领。不过，执行仍然面临很大的阻力。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例一，行政审批权下放。尽管很多地方都宣称进行审批权下放的改革，但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这样，要不没有真正下放，要不下放的权力的含金量并不高，反正企业和社会照样没有得到权力。更为糟糕的是，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变得不作为，不再使用权力。这样，政府有权没有用，企业和社会没有权力，就出现了权力闲置的现象。

    例二，金融改革的失利。今年股票市场的震荡表明金融改革的失利。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因素，主要原因就是中间层官僚的不作为。金融改革是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的改革方案之一，顶层设计已经到位。问题在于，顶层设计更多的是一个理念和规划，并没有具体的落实细节。落实细节必须由中间层来设计到位。在中间层不作为的情况下，宏观的顶层设计到了微观层面的股票市场，出现问题成为必然。

    例三，地方改革没有法律基础。现在地方层面的改革非常困难，各方面的改革并没有法律的基础。改革是要触动现存的利益的，因为没有法律基础，地方所进行的改革很容易被现在掌握法律权力的部门否决掉。

    正是因为所有这些困难，体制创新成为必然。就体制改革来说，“供给侧”的改革表明根据改革的理性来设立一些新的制度，在不去直接触动既得利益（即现存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这些新制度来推进改革。

    广东的体制创新也必须置于这个国家层面改革的大背景下来设计。就全国范围内来说，广东已经是创新的一个典范。较之全国其他省份，广东一直充满创新动力。广东的城市尤其是深圳出现了一大批包括华为、腾讯和华大基因等在内的高科技企业。广州、东莞和佛山等地方也在努力跟上。从各个方面的指标来看，广东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但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说，广东没有进步的空间了。相反，广东需要总结好以往成功的经验，不断完善创新体制或者有助于创新的体制。尽管技术的创新更多的是企业的事情，但政府必须在最低程度上保证创新体制的可持续性，并在此基础上赶上世界上那些最具创新活力的城市。更为重要的，广东的体制创新必须具有可复制性，以便影响全国其它地方。广东改革领先一步，本应该为全国作表率。长期以来，广东的确扮演了这个作用。不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广东“领先一步”的作用已经不再那么明显。在新时期来临的时候，广东仍然要继续扮演这个领先作用。这要求广东创新改革。

    因此，创新表明广东可以和全国其它地方有不一样的发展模式，不需要循规蹈矩地去重复别地的经验，而是要有以自己为主体的创新。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广东的体制创新模式。

第一，广东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例如民营企业占主体地位、外资企业众多等推进企业制度的改革。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广东已经有一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相对平衡发展的格局。这个平衡格局不能被破坏。不能机械地理解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提法，而是要使得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是改革的赢家。根据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国有企业分为商业性、公共服务性和垄断性几个类别。广东要对这些类型的企业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广东国有企业的责任主要在于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要去和民营企业去争取发展空间。国有企业的服务功能做强做大了，就可以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服务保障，这样才能使得整体产业充满勃勃生机。与此相关的是，广东可以巩固现在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而不简单照搬其他城市的经验。可以借鉴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那样的国有企业模式经验。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在于市场化。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也是中国改革需要借鉴的对象。可以总结一下新加坡的经验，大力推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企业就是企业，不能把之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第二，政府要侧重于制度供给，而非具体的技术供给。技术供给主要是企业的事情，政府不宜干预。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要为技术供给提供一个有效的制度平台。

第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通过培养中小企业来培养能够大的企业。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广东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执行。广东必须防止实体企业的金融化。这个现象在其它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是非正常的，需要加以纠正。有关部门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困境理解不够到位，简单地认为中小企业的问题只是融资困难的问题。其实不然。对一些企业来说，其困境的确是融资，但对更多的企业来说，困难并不是金融，而是投资空间的缺乏。金融开放的本意是让中小企业得到融资的机会，但因为金融业的高利润，从金融市场上得到的资金不仅没有流向实体企业，反而实体企业的资金流向了金融企业。全国很多省份和城市现在所谓的金融业过于发达，企业家无心专于实体经济。如果投机过度，经济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广东的创新目标是要给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空间，而不仅仅是简单的金融保障。

第四，广东要对主要城市包括广州和深圳等进行整体升级。广东城市化比较高，但城市的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今天，很多国际城市都在进行整体升级。广东城市整体升级要找几个目标例如新加坡、首尔、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对广东来说，要总结这些创新型城市的经验，整合它们的一些最佳实践，形成自己的主体。今天中国在强调“自主创新”，广东不能把此简单理解成为“自己创新”。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的自己的创新，而是在更加开放条件下，整合其它国家的最佳实践，为我所用。具体就广东来说，可以学新加坡+。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平台，新加坡走在前列，广东可以学习新加坡的开放平台建设经验。但新加坡还不够，因为新加坡主要是给跨国公司提供一个平台，而广东需要大力发展自己的产业。因此，在工业制造方面，广东可以学新加坡加东京或者德国，而在金融方面可以学新加坡加香港或者伦敦模式。

第五，有效落实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广东要确立一些量化指标，以便有效实施。例如国际化方面，广东要看看主要一些发达城市（新加坡、首尔、东京、伦敦等）的外国专家比例。外国专家比例过低表明城市国际化还不够。

第六，建立一支高质量的专家队伍或者组织，紧盯世界先进发达城市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包括产业、人才、文化建设等。尽量领先其他城市，一旦发展差异，就作出必要的跟进。只有这样，才能在城市竞争中胜出。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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