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经过前几章的学习，我们可以做一个阶段总结。法家思想之所以会产生并占据主流地位，是随着坏人的产生和占主流地位形成的。商鞅定义的坏人，是有投机取巧不劳而获损人利己思想的人，这种思想是一切社会乱象产生的根源。这种思想就像瘟疫一样具有非常强大的传染性，要想彻底消灭乱象，就得消灭这种思想。

我们对消灭瘟疫的方法已经非常了解了，禁足隔离戴口罩，也就是先控制增量，再消灭存量。很多没有感染瘟疫的人可能会觉得冤枉，觉得自己没有感染为什么还要遵守防疫措施，但是为了彻底消灭病毒就必须这样做。消灭思想瘟疫也是同样的道理，必须有严格的管控措施，这个严格的管控措施就是法家的严刑峻法。

防疫措施是针对病毒的，法家思想是针对坏人的，但是在防疫措施下，健康人会感觉被管控是受到了感染者一样的待遇，会感到不舒服。在法家管理下，好人也会感觉被管理是受到了坏人一样的待遇，会感到不舒服。但是只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要这样做，这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那些以个人主观臆断想当然治国的人，只能沦于空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商鞅看不起当时的儒生的原因。管理人和管理庄稼一样，管理庄稼得根据庄稼的特性来制定管理措施，管理人也得根据人的特性来制定管理措施。在一个人心普遍不再淳朴的社会，就要根据不再淳朴的人的特性制定管控措施。

法治的最高水平和最高目的是什么呢？商鞅认为，法治的最高水平和最高目的是实现百姓的自我管理。严刑峻法不是为了事后惩罚犯罪分子，而是为了事前震慑犯罪分子。如果法律没有震慑力，就沦为了毫无意义的摆设。要想法律有震慑力，必须对犯罪分子足够严酷，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无以矫枉。

法家的严酷是针对不劳而获的人来说的，不是针对普通百姓。百姓不是不知道怎么生活，好人都有和谐共处的自觉性，没有严刑峻法的震慑，他们也不会伤天害理，他们只是被伤天害理的坏人伤害却找不到消灭坏人的方法，社会才被坏人搞得乌烟瘴气，所以法家的使命就是消灭坏人，手段残酷只是因为不残酷不足以消灭坏人。

我们现在对法治的理解通常是官治民，官员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者，百姓是匍匐在下的服从者。商鞅认为这样并不会长久，就像人工养殖一样，如果完全按照自然特性去制定养殖方法当然没有问题，但是管理者会变，如果管理者不按规定的养殖方法就肯定会出问题。同样的，官员也会变质胡来，用官员管理只是特定条件下的过渡措施，最终实现百姓的自我管理才是最终目标，就像让庄稼实现自然生长一样。

本来庄稼自己长得好好的，结果庄稼和庄稼赖以生长的环境都被人破坏掉了，这时候就要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还要同时把破换环境的人消灭光，这样庄稼就能自然生长了。法家管理国家，就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同时把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消灭光，最终的目的是百姓实现自我管理，排除官员这个最大变量的影响。

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消灭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这是一种思想推翻另一种思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灵魂深处的革命。

为什么商鞅在历史上留下的是残暴害民的形象？谁在不遗余力地塑造商鞅残暴害民的形象？把商君书列为天下第一禁书还说是为了爱民，后世掌握话语权的那些人，什么时候这么替老百姓着想过？商鞅不但要消灭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的人，还要消灭不劳而获的思想，这些严厉的措施到底让谁感到恐惧？会是普通老百姓吗？

不劳而获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打造了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商鞅的形象，如果我们理解商鞅的时候是先在心里预设他们塑造的这个形象，就不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商鞅。只有破除世俗的成见，去细细品味商君书中的每一段文字，用自己的思考代替人云亦云，才能得出真实的结论。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开，则行倍。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夫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

算地这一章主要讲的是如何开发和利用土地，以农养战，保证军队的实力，从而达到强国的目的。国君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发动战争的时候不衡量国力，开垦荒地的时候不计算土地的数量。发动战争不衡量国力，要么有力量的时候用力不足，要么没力量的时候用力过猛，这都是打败仗的原因。

开垦荒地的时候不计算土地的数量，对土地利用就不会有一个合理的规划。要么地少人多，百姓没有足够的地可种，也就是民胜其地，要么地多人少，大量的土地闲置浪费，也就是地胜其民。如果民胜其地，就要想办法开垦更多的荒地。如果地胜其民，就要想办法增加更多的人口。开垦出更多的土地，就能吸引来更多的人。

如果人多地少，不能积累足够的财富，就无法支撑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国家的建设成就就少，兵力也会不足。如果地多人少，那么自然资源就得不到合理利用，如果不开发闲置的自然资源，纵容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民风，这是君主政务上的过失，而上上下下都这么做，造成人口虽多却军力很弱，土地虽广却国力很小。

当好逸恶劳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应该纵容还是制止？纵容相对简单，因为阻力很小，制止相对困难，因为阻力很大。但是不制止这种社会风气的蔓延，国家就要出问题，最后是覆巢之下无完卵，动乱之下没人能有好结果。商鞅就是那个勇敢站出来制止的人，他也因此站在了斗争的最前沿面对猛烈的攻击。

    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薮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谿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

过去君主管理国家是这样利用土地的：山林占十分之一，湖泊沼泽湿地占十分之一，山谷河流占十分之一，城市和道路占十分之四，这是前代帝王合乎均衡发展要求的规定。这样的规划保持了生态资源的多样性，满足了居住环境的舒适性。

所以管理国家分配耕地也有学问：用五百亩地的产出，就想足以支撑一场战役，土地是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的。方圆百里的土地产出支撑兵士一万人，人数又少于土地可以承载的人数。这种冒进高估土地产出和保守低估土地产出的规划都是不对的，必须实事求是进行规划。

最好的规划是什么呢？国家开垦的土地足以养活那里的民众，城市和道路足以方便百姓的生活，山地、森林、湖泊、沼泽、山谷足够供应民众各种生活资料，湖泊沼泽的堤坝足够积蓄水源。因此，军队出征作战，粮食的供应充足而财力有余；军队休息时，民众都从事农耕，而积蓄经常富足，这就叫利用土地备战的规则。

    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而兵为邻敌，臣故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用兵之道，务在壹赏。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私赏禁于下，则民力抟于敌；抟于敌，则胜。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罚而易苦。易苦则地力尽，乐用则兵力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

现在君主拥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而粮食还不够用来装满粮仓备战，可军队却与邻国为敌，所以我为君主担忧这件事。土地广大却不去开垦，和没有土地是一样的，人口众多却不发挥他们的作用，和没有人口是一样的。所以管理国家一定要做的事，就是要开垦荒地，这样的话既不会有闲人，也不会有荒地。

用兵之道，在于实行统一的奖赏。杜绝民众从农战之外获得私利的途径，那么民众就一定会归属到农耕上；民众归属到农业上，就一定淳朴。民众淳朴，就不会有违法之心，没有违法之心，就一定害怕法令而去守法。禁止臣子在下面私自搞奖赏。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凝聚在对敌国打仗上，如此就定能获胜。

为什么要禁止私赏？因为私赏就是慷国家之慨，把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最终培植起私人势力架空公权力。田氏代齐是这样搞的，滴滴打车架空国家对出行的管理权也是这样搞的。私赏是让人得到不该得到的，表面上看是得利了，但是后患无穷。这就像鱼吃了钓饵一样，你认为沾到的便宜是要用命来交换的。

根据什么知道上面这些道理的呢？人的性情是朴实就会造就勤劳的品质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气，贫穷了就会产生智谋而衡量个人得失。肯出力奉献就不怕艰险而乐于被使用，能权衡利弊就会畏惧刑罚而勤恳劳动。乐用就是想干事敢领任务，易苦就是能吃苦把事干成，但是好逸恶劳的人既不想干事领任务，也不可能吃苦干成事。

能干事不怕苦勤恳劳动才能让土地产出最大化，想干事敢领任务才能让军队的战斗力最大化。管理国家能让土地产出最大化，让百姓的战斗力最大化，发挥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双重优势，就会名利双收。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太平生活是打出来的，这是好逸恶劳贪生怕死的人不愿理解也无法理解的真理。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人天生的本性，饿了就要寻找食物，劳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找欢乐，屈辱了就追求荣耀，这是人之常情。想得到没有错，但是用什么方法得到是有对错之分的。人追求个人私利的时候，容易损人利己违背礼制的规定；追求名誉的时候，容易做出常人难以做出的举动。

根据什么说他们这样呢？现在的盗贼，上违反君主的禁令，下丢失臣子的礼仪，他们因此声名狼藉还有生命危险，他们仍然不想住手，这是因为可以获得利益。那些古代的士人，穿的衣服不能温暖皮肤，吃的饭菜不能填饱肚子，磨练了自己的意志，辛劳了自己的四肢，伤害了自己的五脏，还认为对自己大有好处，这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为名。

有名利的地方，人们就趋之若鹜，我们常说的淡泊名利，不是说自己该拿的也不拿，而是说不该拿的坚决不拿。该拿的也不让拿，百姓不会接受，我们要阻止，不该拿的也让拿，百姓能够接受，但是也要阻止。获取名利的根本原则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反对劳而不得和不劳而得。

对人的管理，要基于对人的了解，就像对庄稼的管理，要基于对庄稼的了解一样，否则就不可能管理好。人对名利的追求，无法抑制只能引导，人之所以能够被组织发动起来，就是因为有名利这个抓手。路线分歧的本质是在如何获得名利上。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

君主掌握着分配名利的权柄，能够让人功成名就，这是必然的道理。圣明的君主弄清楚权力的机制而掌控权柄，弄明白必然的道理再驱使民众。以名利为抓手可以组织发动百姓，这个必然的道理，是君主治国的关键。所以，万乘之国违背了这个必然的道理还不危险，失去了让臣民服从的手段还不混乱，这种情况从来也没有过。

现在君主想要开疆拓土治理百姓，却不弄明白这其中必然的道理，臣下想要鞠躬尽瘁为国效力，君主却不能确立驾驭臣下的手段方法，所以国家有不服从管理的百姓，君主有指挥不了的臣下。很多人相当然的认为，只要坐上了君主的位子就可以号令天下，这是对国家运行机制的极度无知。

这就像给你一个农场主的位子就能种好庄稼一样可笑，君主也要学习，也要奋斗，只是他学的不是农业种植，他学的是帝王之术，学不好就会成为傀儡，不奋斗就会被取代。历史上有多少君主其实是臣下的傀儡，又有多少君主被取而代之，这都是被官僚架空无法组织发动百姓的结果。

被官僚架空的君主就沦为了背锅侠，官僚胡作非为君主无可奈何，但是民不聊生的责任还是君主来背。我们承认也有和官僚沆瀣一气一起胡作为非的君主，但是这意味着快要改朝换代了。大部分君主还是想江山永固的，但是没有能力做到，也就只能想想而已了。

    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所以圣人治国，对内能让百姓安心生产，对外能让百姓奋勇作战。从事农耕，是百姓认为痛苦的事，而打仗，是百姓认为最危险的事。百姓做自己认为痛苦的事，干自己认为危险的事，是出于算计。所以百姓活着的时候考虑的是利益，死的时候考虑的是名声。

对百姓所追求的名利的来源，不能不考察。利益的来源是土地，那么百姓就会竭力耕地；名誉来源于对外作战，那么百姓就会拼死打仗。对内让民众竭力种地，那么荒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拼死作战，就能战胜敌国。能战胜敌国而荒地又不荒芜，富强之功就唾手可得了。

如果一个国家得到名利的人不是辛勤劳动创造财富的人和拼死作战保卫财富的人，而是那些巧取豪夺坑蒙拐骗的人，有谁还会辛勤劳动拼死作战呢？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辛勤劳动创造财富的人，也没有拼死作战保卫财富的人，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富，又怎么可能强呢？

    今则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务者，皆非国之急也。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此执柄之罪也。臣请语其过。夫治国舍势而任说说，则身剽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

现在则不是这样。国君在更加卖力做的事情都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身上有尧舜一样的品德，但建立的功绩却赶不上商汤和周武王，这是因为他们掌握权柄的时候犯下了过错。请让臣说说他们的过错。治理国家假如放弃以立功为条件而任用喜欢空谈的人，那么君主在臣子心目中就没有地位，能取得的功绩也少。

舍势而任说说，这里说的势，是指君主的主动性，是你求着别人立功，还是别人抢着立功。别人抢着立功才叫势，有势才有主动性。没有功劳就赏赐，显然不可能有人抢着立功，有了功劳才给赏赐，显然就有人抢着立功。身剽而功寡，这里的剽是轻盈的意思，形容没有势的君主在臣子心中没有地位，大概会被称作二百五吧。

所以任用死读儒家典籍只会夸夸其谈的读书人，那么百姓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任用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博取清高之名的人，那么百姓就会疏远君主并且非议君主；任用勇士，百姓就会争强好胜不重视君主的禁令；技艺之士被任用，那么百姓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获利丰厚，那么百姓就会依附他们而议论君主。

夸夸其谈的人是只会画饼、不会做饼的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对，但是他们只说做成什么样子才是最好的，从来不说怎么做才能做成最好的。脱离现实条件空有美好愿景，总想一步到位，面临现实问题没有解决方案，难免寸步难行，这就是他们的特色。任用这样的人，百姓怎么可能不失望，怎么可能不轻视君主。

自称有德才的人却不愿做官发挥自己的德才为国立功造福百姓，到底是真有德才还是假有德才？或许是为了博取清高之名，寄希望于君主慕名而来三顾茅庐从而一步登天。如果这样的人被任用，真心为国效力的人又怎能不心寒，百姓又怎么可能不疏远和非议君主。

有勇无谋的人被任用，百姓会以此为榜样会变得争强好胜好勇斗狠，从而漠视禁令。技艺之士我们前面讲过，就是那些玩花活的人，靠给有钱人锦上添花制作精致奢侈品赚钱，结果是助长奢侈享乐之风。这种人的特点是居无定所，哪里赚钱去哪里，如果成了百姓的榜样就会让民风变得浮躁，急功近利不愿从事生产。

商人如果不加以节制，而是被当做榜样去宣传，当商人做大之后，他们就会用钱来收买人心掌控资源，只要他们的体量发展到足够庞大，就会形成一国两主的局面，百姓会为了钱去依附这些人，拿人手短就会帮商人说话。资本的力量有多强大，现实已经给了我们血淋淋的答案。

    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

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且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喜欢空谈的人的资本在于巧言善辩的嘴巴，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自命清高的气节，勇士的资本在于好勇斗狠的勇气，技艺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夺天工的双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腰缠万贯的身家。所以，这些人四海为家，资本随身携带。

这五种人到哪里都不愁生存，容易对故土缺乏感情，特别是有钱人，资本家没有祖国，就是因为他们为了发财搞乱一个国家还可以搬到另一个国家，等混乱的国家一地鸡毛之后，他们还可以回来抄底继续发大财。所以商鞅对这五种人都是提防的心态，委以重任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

如果百姓把自己赖以谋生的资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而且到了国外都投靠外国，挟带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事归附私门，就算是尧、舜这样贤明的君主也难以将国家治理好。因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结果建立了伟大的功业，成就了千古美名。

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

圣明的君主不是能以世上容易学会的方法胜过难以学会的方法，而是能以难以学会的方法胜过容易学会的方法。如果百姓没有心机，那么智慧就能胜过他们。如果世上的人都有心机，那么武力就能胜过他们。由于人们没有心机，容易让他们出力而难以投机取巧；世人有心机，就容易投机取巧而不愿出力气。

神农氏教会人们耕田而成为天下帝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军队而征服天下诸侯，这是因为诸侯们屈服于他们的武力。现在世人多机巧而且民众多放荡，正是仿效商汤和周武王的时候，可是君主们却做神农当年做的事，放纵应该禁止的事情发生。所以千乘之国也迷惑混乱，这是因为他们在努力做的事情都是错的啊。

伏羲神农尧舜禹这些人显然是极为聪明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聪明应该怎么用，那就是聪明是用来造福百姓的。这时候聪明的人管理淳朴的人是最好管理的，能够让正确的方案得到彻底的贯彻，达到的效率是最高的。当民智开启，很多人却不知道聪明应该怎么正确使用，结果就是被滥用，出现了坑蒙拐骗的泛滥。

聪明人管理聪明人是最难的，因为各有各的算计，所有的事都会在执行过程中受到掣肘，产生各种矛盾冲突。这时候就需要使用武力，因为聪明人懂得权衡利弊趋利避害，武力威慑才能让他们服从命令接受管理。现在显然是一个聪明人的社会，所以不能像神农那样用管理淳朴的人的方法来管理狡诈的人，否则就是越努力越失败。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国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

百姓生来就知道，用尺量东西的时候就会选择要长的，用称来称东西的时候就会选择要重的，衡量个人得失的时候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认真观察这三种情况，那么治理国家的原则就能确立，而民众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人之所以能被组织起来进行管理，是因为人是趋利的。

国家要求百姓做的事不多，可百姓逃避做这些事的办法却很多。国家希望内能让百姓安心农耕，外能让百姓专心作战，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会制定很多禁令让百姓没办法逃避做事，只任用肯出力的人来杜绝投机取巧。这就叫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

不出力的受责罚，肯出力的受重用，这两个办法同时使用，那国内的百姓就不再有投机取巧的心思，没有了投机取巧的心思，就会专心务农；专心务农，那么就会淳朴，民众淳朴，就会安心住在家乡而讨厌外出了。为什么很多人对商鞅的这种管理方法第一反应是厌恶呢？

因为人心不再淳朴，都不想流汗流血，都想坐享其成不劳而获，所以一看到把投机取巧的空子都堵死了就不舒服。为什么有人受着资本家的奴役还崇拜资本家呢？因为他幻想有一天也成为资本家去奴役别人。如果消灭了人奴役人的制度，将来怎么去奴役人呢？这种可笑的思想已经深入了很多人的骨髓，哪怕他身在最底层。

    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

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让民众的财富来自土地，在外国只能限于危险之中。民众将财富寄托到土地里就会淳朴，托身外国危险之地就会对未来充满迷茫。民众在国内朴实，在外国看不到未来，所以他们就会努力生产积极作战。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财富就会增多，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

百姓财富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失去财富，投身外国危险之地，就是疯子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观察风俗确立法规，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弄清国家的根本在农战，就能制定适当的国策。不观察当时的风俗，不考察国家的根本，那么国家法令就是制定了民众也会混乱。政务繁忙而功绩很少，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失啊。

要总结经验、完善思路、突出重点，提高改革整体效能，扩大改革受益面，发挥好改革先导性作用，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这段话和商鞅要表达的，本质上是一个意思。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刑人复漏，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则徼倖于民、上；徼于民、上以利。求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

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赏赐是用来辅助禁止奸邪的。也就是说禁止奸邪是目的，其他的都是手段。刑罚的结果应该是消灭了奸邪，赏赐的结果也应该是消灭了奸邪，否则就是背离了刑罚和赏赐的初衷。所以说不要看到法家的严刑峻法就害怕，非要嚷嚷着减轻刑罚搞什么人性化，你又不是奸邪，替奸邪求什么情呢？

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是人民所厌恶的，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是人民所追求的。所以国家的刑罚轻得不能让人厌恶，官爵俸禄少得不值得让人追求，这就是亡国的征兆。刑罚轻震慑不住坏人，赏赐少激励不了好人，那么坏人就会猖狂，好人就会退缩，社会治安就会恶化。

该受刑罚的人一次次漏网，那么百姓就会走歪门邪道不务正业，不把刑罚放在眼里，侥幸于从百姓那里得到好处还不会受到君主的惩罚。如果他们求财于百姓，君主给以便利让他们达到了目的，就是显赫荣耀的门路不止农战这一条，那么君子也会攀附权贵来成就功名。

    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烦。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行。刑烦而罚行者，国多奸，则富者不能守其财，而贫者不能事其业，田荒而国贫。田荒，则民诈生；国贫，则上匮赏。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位；衣锦食肉，则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则羞功；小人冀其利，则伐奸。

百姓不怕犯法，刑罚就要频繁；官吏不普法让百姓不知法，刑罚就会普遍。刑罚频繁而又普遍，但是刑罚又不痛不痒，国家的奸人就会多起来。这样，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能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因而荒废，国家就因而贫穷。土地荒废，百姓就要生出奸诈之心。国家贫穷，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

对犯罪的姑息和放纵，就是一个好人越来越少，坏人越来越多的循环。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如果受过刑的人也能拥有爵位，君子就会看不起自己的爵位。如果犯过罪的人还锦衣玉食，百姓就会希望也通过犯罪得到好处。官吏看不起自己的爵位，就会耻于立功。百姓也希望通过犯罪得到好处，就会夸赞自己奸诈的手段有多高明。

整个社会弥漫着投机的氛围，一本万利一夜暴富成为大多数人的追求，没人再去踏踏实实认真做事的时候，距离经济危机的爆发就已经不远了。劳动致富只有一条路，不劳而获却有无数条路，当人们不劳而获之后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时候，社会就病入膏肓了。

    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也。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

本来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官爵是用来鼓励人们立功的。现在国家设置官爵，人们却耻于去得到；制定刑罚，人们却不以为然，这就是依法治国的灾难。这种现象不只古代有，现在也有，而且比古代更严重。要想杜绝这一切，国君必须掌控权力，制定正确的治国方略。

设立官职，使爵位尊贵，让百姓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衡量可以得到什么，然后根据贡献和军功来任用。这样，上上下下就都知道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能得到什么了。上上下下都知道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能得到什么了，臣民就能竭尽全力，国君也就能独掌大权了。

一说到独掌大权，很多人就会联想到独裁，统一意味着集权，分权意味着分裂，西方对中央集权的污名化让很多人忽略了集权的重要性。西方本质上是资本独裁，前台的三权分立只不过是被资本操控的提线木偶。资本要想实现独裁，就必须让国家成为散沙，对集权的污名化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来源：公众号“青云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