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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全球化，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社会群体因为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富裕，而另外一些群体则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对）贫穷。如果继续的全球化是必然，人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继续受惠于全球化的同时，能够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中国下一波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尤其是像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一句话，新的特区应当具有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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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国家，正是因为内部改革，总会面临强大的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通过外在因素的体制创新，因而变得极其重要，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内部改革。当然，正如本栏上周所强调过的，对外开放并不仅仅狭义上的向其他国家开放，而应当理解为对所有体制外的利益开放。因为导入外部利益因素，内部利益就很难控制。这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外开放始终是中国内部改革的一个重要来源。具体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至少缓解甚至解决了如下三个重要政治问题。

    第一,是意识形态之争。意识形态之争表现在两个相关的方面。第一方面是民族主义。近代以来，中国因为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负，政治、知识和社会精英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一直高涨。走到一个极端，表现为自我封闭和“义和团主义”。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恐惧外界的一切，走到最后就是自我封闭。在1980年代，人们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特区会不会成为昔日的“租界”和“殖民地”。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毫无道理，但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解释不好经济特区的性质，它就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从而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制度形式。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表态。1981年7月，中共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记要》明确地提出：“中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中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中国来说，特区是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中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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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是“经济特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特区在当时涉及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问题。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已经数十年，官方的意识形态简单地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当时的情况是，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必须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必须打破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这就产生了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这个问题在整个80年代一直是有争论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强调，市场经济是促进生产力的方式和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至此，执政党高层才对市场经济达成意识形态层面的共识。但在社会层面，这种争论甚至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激进的“自由派”和激进的“左派”之间，仍然围绕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各种争论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政策层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一种社会化了的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力。

     第二，特区解决了一个物质利益驱动改革的机制问题。诚如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利益是驱动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实际上，物质利益也是驱动内部改革的主要动力。开放和改革不仅仅是上述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也是物质利益问题。无论是开放还是改革，都涉及到利益成本谁来承担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改革开放所需要的“钱”从哪里来？对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可以得到最初用于发展的资本，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的成败。没有资本，就没有发展。实际上，如本栏上周所讨论过的，即使在华国锋时代，中共已经意识到利用外资的重要性。外国的“钱”，也就是外资，在当时也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意义，也有姓“资”姓“社”的问题。中国的优势在于存在着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这就是中共为什么设深圳等沿海特区，因为沿海地区有大量的海外华人关系。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钱”的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当时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资本的进入，中国特区很难成功。因此，也有一些学者用海外华人资本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特区成功了，而其他国家例如俄罗斯、印度等没有成功。

   第三，特区也解决了一个如何吸引各国“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的问题。中国强调要学习各国先进的经验，也就是最优实践，但这并非易事。当国外的最优实践和现存体制利益不一致时，必然遭到现存体制的排斥和抵制。这道理和我们所讨论过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排斥和抵制是一致的。因此，要学习外国的最优实践，必须创造新的制度空间，特区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功能。在特区之内，不仅不同方面的最优实践可以学，而且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来组合不同的最优实践。中国的很多方面的体制创新，尤其是经济体制，都是先在特区实践，这本身就表明特区在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地位。

    特区也解决了很多经济体制层面的问题。在一个宏观的层面，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不仅仅是特区本身的事情，而且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或者“排头兵”。实际上，这也是改革者的“顶层设计”，即通过特区建设来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尤其是地方领导人，仅仅把特区看成是特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这是没有理解特区的本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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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再谈顶层设计–以开放促改革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和经济特区是分不开的。概括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1980年代的“请进来”的政策。“请进来”就是把自己的国门打开，让外资和外国技术进来。“请进来”，也就是原始资本的进入，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步，改革和开放就很难成功。很多国家都试图实行开放政策，但外资仍然不进来。如前面所说，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在80年代，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来自港、澳、台的华人资本，也有少量的来自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资本。直到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的新一波发展过程中，来自日本、韩国的资本大量进入，欧美资本仍然很少。欧美资本的进入，主要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早期华人资本的技术含量比较低，后来进入的欧美资本的技术含量则较高，但如果没有早期的华人资本的进入作为基础，也很难有后来大规模的发达经济体的资本的进入。无论是什么样的资本，经济特区始终是它们的最优选择。

    第二阶段是“接轨”概念指引下的开放，主要是1990年代围绕着加入世贸组织所展开的。“接轨”就是要改革国内的体制和现行国际通行的一些体制接轨。“接轨”来自两方面的动力。从外部来说，是来自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要求。如果要加入这些组织，就必须改革国内现存的体制。从内部来说，就是改革者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改革原来不合理的体制。没有这两种动力的结合，“接轨”便不可能。特区在这个过程，同样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特区因为受传统体制的制约较少，比较容易和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特区直接采用了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创新或者改善了特区的体制，而特区体制又转而在国内产生扩散和复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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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美角色互转中的全球化

    第三阶段是从本世纪以来的“走出去”阶段。正是因为前面两个阶段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在短短20多年间，从一个资本严重短缺的经济体，提升成为一个资本过剩的经济体。和任何资本一样，中国的资本也必然会走向那些可以获取更多利益的地区。中国现在“走出去”的主体，主要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但实际上，民营企业的“走出去”，从长远看来更具有可持续性。国有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走向西方国家，困难重重。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各种困难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与此不同，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尽管规模不能和国有企业相比，但它更有效。同样，特区在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方面提供了一个平台。较之其他领域，特区本来就和国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可以说，特区是中国民营企业和国际市场的连接点。

    经济特区建设为中国提供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现在，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开放，继续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继续“请进来”、在继续“接轨”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走出去”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一个角色。不过，到了今天，人们对诸如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在19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世界新一波全球化刚刚开始，中国的开放政策本身，也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到今天，尽管这一波全球化仍然进行，但人们已经可以从全球化过程中，学到很多的经验教训了。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但也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同时，这一波全球化在为各国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世界的不公平性。一些国家从全球化过程中巨大受惠，另一些国家则是受损；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而另一些国家则越来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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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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