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以大量精力拓展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同时，又把目光转向国内。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说到自己正在考虑三个问题：一是政府的组织形式，二是工资问题，三是知识分子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他最重视的是知识分子问题。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它在国家建设中的特殊重要性，周恩来是十分了解的。早在建国初的一九五○年八月，他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上作《建设与团结》的报告时就指出：为了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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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四十五）：亚非会议
一九五一年八月，他在有各部门负责人和很多知识分子参加的会议上再次指出：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周恩来十分熟悉和理解知识分子，并且同他们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友谊。为了使原来长时期生活在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能够尽快地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更好地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服务，他在一次报告中诚恳地指出：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过去的思想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只要我们有些知识，就要受到这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在思想上求得改造，以适合我们今天新中国的需要，适合于人民的利益。”因此，“进行学习，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是很值得的”。〔2〕
听了周恩来这个报告后，北京大学的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自动发起组成“教师学习会”，并通过马寅初校长请周恩来等来校讲演。〔3〕周恩来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为了使这个学习运动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去，他向教育部建议：报告会“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各大学的先生以及同学代表也请来”。教育部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及时地作出部署。
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向一千七百多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以亲切感人的态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并且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经历，回答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他说：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
“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恐怕很难改造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有些比我们长一辈的老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甚至参加过戊戌变法，现在还要求进步。所以，我们对思想改造要有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4〕
周恩来的报告持续了五个小时。这对亲眼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迫切要求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去的众多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不少与会者反映：“听了总理的这次报告，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才有了认识，跟着共产党人前途远大光明。”“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尚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5〕有的说：周总理的报告“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倦”。“周总理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听者莫不感动。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的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进程。”〔6〕当年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杨石先教授，在二十多年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还说到：周总理的重要报告“至今仍牢记在我的心里”。总觉得他“是针对我的思想讲的，他说的是那么真挚，那么中肯啊！”〔7〕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中说：“前一时期的领导同志当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他接着讲到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8〕因此，他就以积极而认真的态度投入思想改造运动。
这以后，现实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更大大增强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程度。一个是：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起，周恩来以很大精力投入研究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搞五年计划，哪一方面都需要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专业人员参加，使他更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建设人才的严重缺乏。到一九五五年底，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预示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即将到来。这样，各种人才匮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了！另一个是：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他多次出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和进行访问，在国外亲眼目睹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给人类的物质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这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更深切地意识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9〕这是一个很有远见卓识的判断。
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各种高级专门人才问题，在他思想上便占着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他会见将要启程出国的第一批三百七十五名赴苏留学生，对他们说：“国家目前很困难，但下决心送你们出去学习，是为了将来回国参加建设。”日内瓦会议期间，他又号召在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国参加建设。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10〕他们中间包括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作家，如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老舍、吴阶平、汪德昭、邓稼先、吴仲华等。
李四光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对地质力学理论和中国地质构造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一九四八年，他作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到伦敦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后留居国外。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周恩来嘱咐郭沫若借出国的机会，带信给李四光，希望他早日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年底，李四光就经意大利秘密回国。一九五○年五月，李四光终于在冲破重重阻力后回到北京。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回忆道：“到了北京，许多新旧朋友都来迎接。有的老朋友告诉仲揆（这是李四光的字——编者注），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府就曾考虑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但周总理指示要等仲揆回国后再开。谁知一直等了五个月还不见仲揆回来。于是有人造谣说：李某人是不会回来的，他去台湾了。周总理听了这话后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难耽误了，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开会。仲揆听到总理这样信任他，极为感动，就决定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留在北京工作。”〔11〕李四光住进北京饭店的第二天，周恩来立刻到住处去看他，一见面就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欢迎！祖国需要你呀！”不久，李四光便应周恩来的要求，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领导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全面发展。一九五二年八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部长。
钱学森是研究导弹的著名专家，本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决心归国，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美国政府却以种种蛮横手段强行阻挠。一九五五年六月，钱学森通过外国朋友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周恩来立刻指示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通知美方说中国将提前释放十一名美国战俘（飞行员），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对钱学森等归国的无理限制。同年十月，钱学森归国。周恩来立刻委托他起草《建立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组织力量，自力更生地开始了新中国导弹的研制工作。张劲夫回忆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懂得搞导弹关键靠推进器，于是科学院下决心搞新的推进器，靠两条腿走路，很快就搞出来了。没有两条腿，苏联毁约停援，我们就抓瞎了。”〔12〕
但是，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极端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内的认识却并不一致。不少干部仍严重地存在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间还流行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错误思想。少数人甚至对知识分子抱有一种盲目的排斥心理，把他们看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和打击。
据当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联系民主党派工作的于刚回忆：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一天李维汉部长找我和张力之同志去他那里。他说部里近期工作的重点准备抓一抓知识分子问题，要设法摸清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的情况。”
“办法之一，是通过民主党派去摸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考虑到同高级知识分子联系最密切的是中国民主同盟，它的许多盟员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身在其中’的人，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以及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会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更深透一些。这样，我们议定推动民主同盟去摸情况。随后，我们把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负责人费孝通先生请到统战部，由李老和我在礼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同他商议这件事。经过李老的说明，费孝通先生态度很积极。于是，在费孝通先生的串联下，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搞调查，获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
“这批材料，一份留在民盟，同样的一份交给统战部。我们接到这批材料后，民主党派工作处马上进行分类研究，大体上把问题分成六个方面，反映出我们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在这些方面做得还不够。我们把这些问题简称为‘六不’：一是估计不足，包括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都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如他们应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该用的，有的没有用或用非所长；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
“材料整理完后，我们就按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向李老作了汇报，接着李老就向总理面谈了。”〔13〕
过了几天，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在十一月九日也向周恩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说农业合作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这两翼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都前进了，那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讨论一下。〔14〕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年初就有过要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想法的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并且陈述了他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他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15〕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进行商讨，决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即将开始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日期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筹备工作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抓紧的是对知识分子情况的详细调查，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这是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前提。
中央决定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的第二天，周恩来邀请中国科学院、建筑工程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中国戏剧学院的有关人员座谈，了解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知识分子的现状。又请了各门学科的第一流科学家谈话，核实情况。他还要求各地、各部门向中共中央送交的调查研究材料应该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卫生部门、文化艺术界、中小学校六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要有好、中、差三种典型；同时要有几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的变化的基本估计和提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具体意见等三项内容。
同一天，他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座谈会上，专门就知识分子问题作了一次讲话。他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我们要处理的日程上来了”。“对于大知识分子，尊重他，重视他，尤其是向他们学习，这是有好处的。就是一技之长，我们把它搞出来，对于丰富我们的知识，对于我们国家的建设，对于今天和明天，都是有用处的。”他指出：我们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确存在“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的问题，“需要我们很好地分析和解决”。各地也要像中央这样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这样可以上下通气，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各地应在十二月下半月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党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政府的文教办公室、高等院校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应该参加。他最后说：今天是通知性的，就是为的帮助大家了解这个问题，好在回去除了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个主题以外，把这个问题也谈一下。〔15〕
当天，他还召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布置了这项工作。
应当以什么标准去衡量知识分子，这是关系到能否正确估计知识分子现状的关键。周恩来明确地回答说：在政治思想方面，“对于知识分子衡量的标准，首先应该是爱国主义，其次才是属于世界观范畴的马克思主义”。〔16〕
为了更好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起草了《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了《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责成十人小组对知识分子政治和业务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等十二个方面，更加系统和全面地整理出研究材料。
在调查知识分子状况的同时，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将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科技发展状况，同我国科学技术的现状进行比较，研究改变这一落后面貌的方针和办法。
细致周密的调查，使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得出重要的结论。十二月十六日，由他主持起草并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征求意见。这个《指示（草案）》明确地写道：
“目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
“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我们必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使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尽可能迅速地脱离落后状态，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17〕
十二月十七日、十九日，周恩来两次约胡乔木商谈如何起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就报告的指导思想、结构、基本内容和重点系统地提出意见。一九五六年一月初，报告初稿已经写成。六日，周恩来召集十人小组会议讨论修改报告稿。随后，他自己一遍又一遍、一丝不苟地对稿子进行推敲和修改。从保留下来的历次修改稿中可以看到，他又增写了一些重要的论点。例如，在报告第八段中加写：“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在第二部分第三段中加写：“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当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地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在第二部分第十段中增写：“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在第三部分第六段中增写：“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实现他们的这种愿望，任何排斥和歧视他们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在第五部分第一、二段中增写：“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那种认为党不能够领导知识分子进行科学文化建设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对报告稿的修改，一直持续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的当天凌晨。当他写下“印一千四百份周恩来一·十四”的批示后，才躺下稍作休息。
与此同时，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领导小组各个专题组还起草并铅印出《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解决在党外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问题的报告》等十一个专题报告。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规模宏大，出席的有一千二百七十九人。他们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二十七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组织负责人。
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大会开幕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大会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8〕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上下都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郑重地提了出来。
周恩来在报告中响亮地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明确地规定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所能依靠的主要还只是为数有限的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那么，到历史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的建设时期，自然必须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在内。
周恩来问道：“知识分子问题，同我们目前的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他接着便作了一段精辟的回答：
“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周恩来在报告中用相当篇幅来谈“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问题，把它看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项“有决定性的因素”，并且从世界全局的高度，对这个问题作了细致的考察，要求全党给予极大的注意。他说：
“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
周恩来以异常紧迫的心情呼吁：
“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起，无论在和平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这就是说，谁想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剧烈竞争中取得主动或胜利，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此明确、尖锐和深刻地把发展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提出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周恩来在作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极其重要论断的基础上，把报告的重心放在阐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和措施上，如何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考虑和规划上。
周恩来尖锐地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具体表现在“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
怎样才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呢？十分了解知识分子的周恩来，中肯地提出三条指导原则：“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这三条原则是缺一不可的。其中，周恩来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问题。他在会议前夕的一次讲话中说：“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光是口头上尊重不行，要尊重还是要重视他们那个知识”，“要尊重他们，要用他们，要用得得当”，“尤其是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自己的知识。
与此同时，周恩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他在上述那次讲话中说：我国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现状，“比抗战时期好。因为抗战时期生活一天天下降”，“但是比抗战前差”。就其整体情况看，“比旧社会稳”。“知识分子的工资一定要调整，其中有特殊贡献者的工资还可以超过国家主席。这件事将由中央直接抓。”〔15〕为此，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他说明：提高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他们在业务上的上进心，加强新生力量的培养，刺激科学文化的进步，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在他的督促下，这年六月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普遍有了增加，其中教授、研究员的最高工资由二百五十三元提高到三百四十五元，增资幅度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四。
这些切实有力的措施，不仅改善了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且使一九五五年因错误地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同知识分子比较紧张的关系得到缓和。
为了实现“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目标，周恩来认为，既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又要在务实精神指导下，确定正确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和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根据这种设想，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了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他说：我们将要制定的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远景计划，“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的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
周恩来在报告中要求：国家除了拟定一个大规模的培养干部规划外，还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他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各高等院校也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同时，政府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他指出，“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如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等，“以便尽可能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认为，应该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使之“保持适当的比例”，纠正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偏向。他说：“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如果说，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周恩来在报告快要结束时说：
“我们相信，经过我们的工作，知识分子将更进一步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并且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更积极地贡献他们的力量。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联盟，将随着我们的工作的发展，而一天比一天更巩固，更强大。依靠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周恩来这个报告，博得了与会者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会后，这个报告在各党派民主人士中也引起巨大的反响。
黄琪翔说：“当我们看到了周恩来主席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每个人都不能不为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而受到深深的感动。”〔19〕
章伯钧说：“在党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前，为了深入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民主同盟做了一系列串联工作，向党反映了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意见和要求。在这次周恩来主席的报告中，我们看到所有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得到了解决，更叫我们感动的是报告中还有关于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检查批评。”〔20〕
一月二十日，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成功地实现预期目的后胜利闭幕。这一天，毛泽东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很好”，并且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召开的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的一次历史性会议载入史册。但在周恩来看来，会议的圆满结束，只是表明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他继续以很大精力投入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精神的艰苦工作。
他首先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许多指示、决定、通知和典型材料等文件的修改定稿、下发实施和检查落实工作。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为转发这个报告写了批示。《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21〕
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下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确认了周恩来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和提出的有关政策，同时强调：
“我们必须认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党有必要进一步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要求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克服我们在这方面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并且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十二年内（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而使我国建设中的很多复杂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22〕
这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七月二十日，国务院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十四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实验用土地、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分别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和措施。《通知》除规定由新成立的国务院专家局“负责研究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外，还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应由有关单位办理的有关事情的目录，要求这些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关于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中央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会同国务院专家局，在这一年内有计划地检查了高级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十多个部委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进展情况，并深入到这些部委若干有代表性的单位，通过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对他们访问等形式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找寻差距，明确了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这一系列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召开各种会议，成立有关办事机构，有效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安排使用、政治与生活待遇、入学、学术民主等问题。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普遍感到现在是自己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候了！在全国迅速掀起一个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热潮，同时也掀起一个“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高潮。有些人曾把这一年称为“兴旺的一九五六年”。
为了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周恩来所抓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远景规划。这次会议，对于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对于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调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张劲夫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回忆道：“调我去科学院时，周总理找我谈话。他说：你一到，就要马上抓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2〕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三百多名科学家，勉励他们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学习苏联和其他一切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争取在十二年内使我国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对曾留学西方国家的科学家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应该虚心学习。〔23〕六月十四日，周恩来又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云、邓小平、林伯渠等接见了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
在科学规划制定过程中，遇到一些重要的方针性问题。周恩来立足国家当前需要，放眼未来的发展，及时妥善地处理了这些问题。据当时参与科学规划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武衡回忆：在规划制定过程中，负责这项工作的十人小组曾向周总理作过多次汇报。周总理强调指出：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当时的新兴科学、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同时又根据解放不久、国力有限的客观实际，要求“重点发展”，避免力量分散，拖延时日。当时，为了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有效地解决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规划小组曾提出以“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周总理听到后，迟疑了一下，便提问说：“那么，还有一些任务带不起来的学科将怎么办？”接着又说：“是不是再补充一个基础科学的规划？”因此，在原定五十六项重大任务外又增列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扩充为五十七项，并专门制定了基础科学研究规划。〔24〕
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又召集有关部门领导人开会，商议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有关问题，部署下一步的工作。八月下旬，陈毅主持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修改《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就十月二十九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一事，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我意可以原则批准，以便按照他们提出的程序进行讨论和审议，最后再提中央批准。”十九日，邓小平写道：“同意总理批语。”
在周恩来直接过问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人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具体领导下，经过来自二十三个单位的七百八十七名科学家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编成我国《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规划》共确定五十七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六百一十六个中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又挑选出有全局性意义的十二个重点，在人力、物力上优先予以保证。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很薄弱、甚至还是空白的学科，采取了紧急措施，如发展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四项紧急措施，加上当时没有公开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究的两项绝密任务，共六项紧急措施，构成我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关键性措施。措施中，包括工作条件和干部培养计划等，是配套的。规划确定下来后，一项一项地进行检查，做到贯彻始终。这就为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突破某些重要尖端技术，并使“两弹”过关，奠定了基础。张劲夫回忆道：“知识分子会议对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有了科学规划，就有了奋斗目标。”〔12〕
不幸的是，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内实际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并没有真正取得一致，不久后又出现重大反复。当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把许多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第二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这种状况下，相当一段时间里，周恩来着重抓住各种实际措施，使改进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的规定得到进一步的落实，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使用不当的现象有了明显改变，给许多专家配备了助手和辅助人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购置图书资料的费用有了增加，高级知识分子得到普遍的增薪和晋级。此外，还吸收了相当数量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其中有不少是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医务和文艺工作者。
延伸阅读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许多高新科技如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和无线电电子学技术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在传统科学技术领域里，也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取得喜人的成就；一系列新兴工业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建立起来。原定在十二年完成的科学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大多提前五年到一九六二年就完成了，使我国科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一批国家急需的科学技术问题，大大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繁荣。我国科学研究机构由三百八十一个发展到一千二百九十六个，人员由一万八千余人增加到八万六千余人，初步改善了我国原来科学力量薄弱的状况。这些变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