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后，中国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大事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进入高潮。全国各方面工作的步伐都大大加快了。
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是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这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把党内在农业合作化时间和步骤上存在的不同意见作为右倾思想来批判，提出农村不久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十月初，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这个报告的精神，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掀起高潮。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自治区和人口满五十万以上的大中城市党委负责人会议，讨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从个别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也大大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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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大量按语。他提出：农村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他着重写道：
“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1〕
一九五五年这一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相当好。农业获得了大丰收，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七点六，其中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分别增长百分之八点五、百分之四十二点六。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五点六。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五，各工业部门试制成许多新产品。手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二。基本建设投资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一点四。农村水利建设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五。各方面的工作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增强了人们认为可以大大加快发展速度的乐观情绪。
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后，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中共中央判断：世界大战一时不会爆发，这种国际和平环境对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要利用这段和平时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更大成绩，才能在以后立于主动地位。
十二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他说：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能加快我们的发展。”“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因此必须加大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我们的有利条件是：一、有二十二年根据地工作的经验，经过四次革命战争……二、现在有了伟大的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三、有六亿人口，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现在搞工业的同志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可能。”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周恩来当时也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他在那次座谈会上表示：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他说：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半个月后，他又说：《农业十七条》成为“一个推动力量”。（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在十一月中旬主持制定的，确定粮食产量在一九六七年达到一万零六百三十二点八亿斤，比这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时设想的六千亿斤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二，棉花产量的指标也增加一倍多。——编者注）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钢的生产由一千八百万吨改成二千四百万吨。“过去没有设想那样多”。我们原来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2〕
在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为了使农业的发展有一个长期奋斗的目标，一九五六年一月初，毛泽东同部分省市领导人以《农业十七条》为基础，又起草了一个内容更为广泛、要求更高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简称《农业四十条》）。它要求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一九六七年分别由一九五五年的预计数三千六百五十二亿斤、三千零七万担增加到一万亿斤、一亿担〔3〕，就是每年要分别以百分之八点八、百分之十点五的速度递增。同时，对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也规定了很高的指标。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次讨论，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农业四十条》。他在讲话中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正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后第五天。次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文件。
《农业四十条》提出的各项产量指标是过高的，在十二年内实际上难以完成。但它的公布，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立刻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催逼着它们必须大幅度修改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时原已确定的各项指标，并据以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当时，相当普遍的情绪是：“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4〕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定一九六七年实现的目标，提早五年，改为一九六二年实现。一月十四日，国家计委将各部提出的指标汇总报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很高，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乐观的期待，这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是十分可贵的；但对实际的经济工作却缺乏经验，往往考虑需要这一面多，而对当时中国物力财力还很有限所带来的可能条件注意很少，脱离实际地急急忙忙往前赶，并且对自己这种弱点没有多少认识。
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经过周密的计算，不能不看到：如果按照各系统提出的这些高指标去做，那么，在一九五六年，国家统一分配的八类物资二百五十余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和严重不足的，最突出的是钢铁严重短缺，差额达七十多万吨，这将使一九五六年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害。〔5〕
由于看到在大好形势下已开始出现“盲目冒进”的苗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结论时已提醒大家：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那时，全国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正在进行。周恩来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6〕
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他先充分肯定：“关于我国目前国内情况，它的特点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是‘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对各项建设事业，他说：“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对正在加速进行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冷静地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他说：
“我国手工业有经营分散、散布面广、行业复杂、一般技术落后、社会经济性质不同等特点。”“应该注意保持过去手工业者十分关心他们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市场销路的优点。在合作化以后，凡是不宜于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有些特殊好的手工业和手工艺业，如果一时不易组织合作，就让他们单干；如果在加入合作社后，一时难以调整，就让他们原封不动，待摸清情况后再行调整。总之，手工业在改造以后，品种只许加多，不许减少；货色只许更好，不许变坏；技术只许提高，不许降低。”
“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它的最终表现是生产的发展和提高。因此，在实行合营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保持生产和营业的正常进行，绝不允许在生产和经营上发生混乱现象，造成国家和社会财富的损失。”“对于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贩，不要急于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因为这种经营方式对人民是方便的，也是受人民欢迎的，应该在长时间内将它保留下来。”〔7〕
全国计划会议结束后一天，二月八日，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急躁冒进的苗头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以更加郑重的态度叮嘱大家：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8〕
当时，突出的问题是各省市、部门要求基本建设投资数字不断追加，造成各方面的紧张。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二月六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等开会，对他们说：“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9〕二月十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可能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压缩。会议决定：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百分之六（加上各省市削减后的金额），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一百七十多亿元（年初甚至达到二百亿元左右）减到一百四十七亿元；双轮双铧犁产量由五百万部减到三百五十万部。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决议修订《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二月下旬，周恩来又两次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他在会上说：“今天主要讨论解决物力、财力、人力三大问题。”“陈云同志说得好，过去‘吵’财力，现在进到‘吵’物力，我看以后还要‘吵’人力。各方面能够提出问题，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制定计划，“不能只有加减法，还要有乘除，有比例”，“我希望大家在财力、物力、人力（的平衡）上交锋”。会议责成经委主任薄一波和计委副主任张玺邀请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百分之四、百分之二点五。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促‘退’会议”。周恩来自己也说过，计委和财政部“组织了一个‘促退会’，退到一百四十七亿，就很难退下来了。那个时候，我说各方面的要求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一下子就不容易控制住”。“上了马就不容易下来”。〔10〕
事实正是这样。国家计委这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十五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它规定：到一九六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由一九五二年的八百二十七亿元增长到五千四百六十九亿元，十五年共增长五点六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三点四。到一九六七年，粮食产量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千二百七十八亿斤增长到九千五百亿斤，十五年共增长二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七点四。由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的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百分之三点九，因此，必须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中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二，才有可能实现九千五百亿斤的指标。三月二十五日，国务院下达经过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很高。
第一季度刚刚过去，到四月上旬，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齐头并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相当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11〕但经济建设中反馈回来的这些情况，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重视，一些部门仍在盲目地要求追加基本建设投资。薄一波回忆当时的情景：“不少地方由于劳动力增加和对‘右倾保守’的批判，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供应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动。”〔12〕
怎样对待这种状况？为了避免因再追加投资而带来更加严重的物资供需上的矛盾，减轻建设中已经出现的比例失调问题，四月十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
这次会上，突出地提出了基本建设规模同我国实际所能供应的物资条件严重不相适应的矛盾。薄一波说：现在基本建设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财政问题，根本的是生产潜力和材料、设备、物资平衡问题。因为财政是建立在生产基础上的，只要生产、设备有保证，财政上是没有问题的”。去年制定的“今年的计划应该说是最好的，很早就提出来了，后来高潮来了，打乱了”。〔13〕陈云进一步指出：基本建设规模“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是决定于财力。钱就是用来买材料的，如果材料买不到，钱又有什么用？”经济建设“应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基建规模超过了生产所能提供的材料就不行。因此，“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14〕
当时，中国不可能从国外换取大量建设所需的物资。周恩来在会上重申：“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他强调：“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我们要自力更生，要靠自己，首先就要进行很多平衡工作，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状况，他提出：计委关于新增基本建设投资的三个方案，应该采取第二方案，即允许各部门分别轻重缓急，缓办一部分原定项目；在不增加投资和物资的前提下，补进三点五亿元必须增加的新项目；即使是重点建设项目，我们也“要实事求是，有的没有材料，只好不建”。本年度的物资供应问题，“可先照现有的物资状况（钢四百四十二万吨、水泥六百四十七万吨）作个框框，进行分配”。〔15〕
这次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的意见，决定从六个方面开源节流，来缓和供需之间的矛盾：（一）增加生产。全国再增产钢材二十万吨、水泥三十万吨。（二）厉行节约。双轮双铧犁的生产由三百五十万部再削减到二百五十万部，以节省钢材七点二万吨，铁道部减少钢材用量五万吨。（三）争取进口。（四）减少出口。（五）普查库存。（六）互助调剂。十四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
为了落实这个决定，周恩来着重抓紧增加生产和厉行节约两项主要措施。为了增加钢铁生产，他奔走各地，亲自过问国家几个重要钢铁企业的生产和增产问题。四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他先后到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钢铁厂、天津钢铁厂，同工厂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研究增产措施。回北京后，他审定了鞍钢、抚钢等企业的增产计划。十九日，他约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上海钢铁厂厂长来京商量增产事宜。五月六日，他飞往山西，到全国唯一能生产矽钢的太原钢铁厂，向有关人员指出：过去我们需要的矽钢全靠进口，卡脖子的苦头已经吃够。没有矽钢，很多事情都办不成。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挖掘潜力，勤俭办企业，发挥老企业的作用，迅速发展我国钢铁工业。第二天，他又飞抵唐山，视察唐山钢铁厂。回到北京后，他感叹地对外宾说：“闭关是不好的。但是现在不是我们闭关，而是美国想关住我们，不让我们同各国来往。”〔16〕本着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经过上下共同努力，全国钢材生产在年度计划规定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十点三的基础上，又超额百分之五完成了国家计划，这是十分不容易的。为了减少钢材的过度消耗，五月十五日，周恩来根据陈云在南方调查中了解的情况，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果断地决定：将消耗钢材较多而在南方又往往难以使用的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再减到一百八十万部（《农业四十条》中规定：“在三年至五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六百万部。”在急于求成的气氛下，一九五六年原设想生产五百万部），使国务院节约钢材的决定得到进一步落实。
这些切实有力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钢材供需的尖锐矛盾。
四月中旬以后，周恩来、陈云等根据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作出肯定的判断：经过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仍是一个冒进的计划，相应地规定的远景规划数字同样也冒了。但是，党内的认识并不一致。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二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样做，周恩来更是竭力劝阻。胡乔木回忆说：
“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17〕
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在四月份以来出现日趋紧张的局面，从五月起，周恩来由防止急躁冒进进一步转到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上来。
五月十一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断然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18〕当时，国务院正在起草将要提交给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这个月内，周恩来同李富春、李先念再次就解决订得过高的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交换意见，并指导起草预算报告稿。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六月一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这个报告。周恩来指出，经过二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八，仍然过高，不可能完成。他说：“超过客观经济条件的可能去搞，结果不是窝工，就是粗制滥造。”“涨上去以后，收回来很费劲，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教训。”〔19〕
六月四日，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20〕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应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压缩仍然过高的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会上，李先念、薄一波因为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同可能供应的原材料之间缺口太大，都认为：“现在非下马不可，半路改正错误总比到年底完不成才改正更好。”
周恩来明确地表示：“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明知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对削减的具体办法，他主张“将富春和一波同志的办法相结合，预算一律削减百分之五”，并指出“但是不能平均都砍百分之五，有的可以多砍，有的不能砍，总的要求是砍去百分之五”。他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21〕显然，周恩来的主要用意是要把反对冒进的问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来，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并纠正这种倾向。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一）国家财政预算一律按百分之五削减，预算支出由原来的三百一十七亿元削减十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削减七点三五亿元，降到一百四十亿元。（二）财政部对各部委、各省市基本建设投资按一百四十亿元拨付，削减下来的七点三五亿元基本建设经费列为预备费，付款超过一百四十亿元时，必须经过国家经委审查并由总理核批后，方可从预备费中支付。
六月十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康生、邓小平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六月四日中央会议作出的决定，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十二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草案）。他在会上说：“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22〕
六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23〕
第二天，各报全文刊载这个报告，《人民日报》发表《读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社论。社论中说：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出来的结论”。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刘少奇要求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肯定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前进的，又分析了经济建设中存在的急躁冒进问题。社论强调：“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因为从去年开始“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出现了“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的急躁冒进倾向。社论指出：因此，“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24〕刘少奇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对这个时期反对冒进的努力，薄一波在回顾时作了这样的评论：“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一，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二，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但是，正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2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后，周恩来立刻把自己的精力转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这是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的一个重要文件。
这时，经济建设的现实情况引起周恩来对中国国情的进一步思考，努力对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出初步的理论概括。他既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建设的种种有利条件，同时也正视存在的种种不利因素对建设速度的制约。他认为，中国经济建设速度应当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确定这样的速度，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需要，是有可能的。但是正因为中国贫穷落后，要赶上发达国家，又需要做长期的努力，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26〕周恩来得出的结论是：确定经济建设的速度，“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27〕也就是说，必须在不使综合平衡遭到破坏的前提下来确定。
正是在这种深化了的认识指导下，一九五六年七月以后，周恩来等投入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工作。
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从一九五五年八月开始编制的，不久便提出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轮廓数字。其中要求到一九六二年工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棉花产量分别达到二千零七亿元、四千六百亿斤和四千三百万担，即以一九五七年预计数为准，每年分别以百分之九点九、百分之三点六、百分之五点六的速度稳步递增。〔28〕这个数字，同以后的实现数是大体吻合的。
可是，到这年年底，随着《农业十七条》的提出和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不仅一九五六年的计划数字大大提高，各部提出的“二五”计划的指标也跟着大大抬高了。其中要求到一九六二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棉花产量分别增长到二千九百九十七亿元、一千九百六十亿元、一千零三十七亿元、六千三百三十六亿斤、七千万担，即每年分别递增百分之十五点五、百分之二十点六、百分之八点九、百分之七点八、百分之十一点四。〔28〕由于在确定这些指标时，对作为基数的一九五五年各项产值、产量的预计数估计过高，同以后实际完成数相差很大，所以，在实际上每年必须分别以百分之十九点一、百分之二十四点六、百分之十一点七、百分之十点三、百分之十六点四的速度递增，才能实现以上的高指标。这自然是无法做到的。而这些过高的指标又已在四月下旬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使正在编制中的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更加难以取得平衡。
迫于这种情况，六月间，国家计委继提出各项指标已作过修改的第一方案后不久，又提出第二方案〔28〕。但那只是小修小改，并不能解决问题，从而使整个编制工作陷入严重困境之中。
这时，离中共八大的召开只有两个多月了，有关部门心急如焚，周恩来、陈云等国务院领导人同样感到时间已十分紧迫，必须当机立断地提出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来。
七月三日至五日，周恩来连续三天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报送的“二五”计划的两个方案。
会上，周恩来严肃地提出：制定新方案“是为了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他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粮食产量在一九六二年达到五千五百亿斤，也是“很不可靠的，有虚假的”，“是危险的”，就是定为五千三百亿斤“也值得考虑”。他说：有的同志认为“如果不写上五千三百亿斤，四、五、八〔29〕就没有保证了，似乎有道理。我可以答复，我们说四、五、八，不是说灾荒地方也要达到。真正算起来，不可能全国到处都是四、五、八……即使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也不可能”。“我们要科学地来算。”〔30〕他说：这是因为，农业合作化后，虽然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我们还“不能排除歉收，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它们天天都在影响着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在“二五”计划期间也会有丰年、平年和歉年，所以粮食生产很难以每年百分之六以上的速度增长，“搞这个假设不好”。〔31〕他强调：“农业生产一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那样假设的农业指标一旦不能实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31〕
在财政收支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认为：“二五”期间要求财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百分之十六的速度增长，以实现五年累计二千六百亿元的指标，“实际上达不到”，结果会使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也保证不了”，因此这个指标“应该压下来”。〔31〕
在工业生产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指出：设想到一九六七年钢铁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这是高的想法”。“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德国都没有达到二千万吨钢，但国内什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工业国。”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也是要各种机器都能制造，技术高，有发展的余地”。因此，应该设想钢铁生产少一些，煤炭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等相应地“都可以少些”。〔31〕
经过认真讨论后，与会者一致同意继续精打细算，按五年财政总收支二千三百五十亿元至二千四百亿元来安排，相应地减少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
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性会议。会后，周恩来要求国家计委根据“一五”计划已有的经验，估计生产增长速度，考虑各种比例如何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如何、投资多少等等，以此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32〕在整个七月份里，他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王光伟、陈先等不断商议，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后来，王光伟回忆道：
“那个时候，富春同志到莫斯科去了，总理就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后来形成的文件叫《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文字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短，但建议中的数字各方面都是经过反复平衡的，都是总理呕尽心血考虑的。他不仅过问每一个数字，而且经常是在他的西花厅宿舍计算到深夜，连文字都是他亲自定下来的。”“总理在编制计划中，总是辩证地考虑问题，比如在水利建设上，有时我们有片面性，总理却把它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他讲灌时不忘注意排，要求排灌结合。讲蓄时不忘注意泄，要求蓄泄兼顾。”“夜深了，由于工作时间长，疲劳得很，总理就披上大衣在院子里站一会。”“那时的工作程序是：晚上总理讲，白天按总理讲的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总理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工作约个把月。”〔33〕
八月三日至十六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召集多次会议，审查七月下旬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的第三方案，对其中的部分指标又作了调整。回到北京后，他同张玺、薛暮桥等对建议方案再仔细推敲，对存在的问题作了批注，并提出书面的修改原则。这时，离八大召开已不到一个月，距八大预备会只有十来天了。
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稿和“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时，周恩来再次面对如何处理两个稿子中多次出现的“多、快、好、省”的问题。在最初的修改稿中，他仍然保留这个口号，而在后面加写了“又安全”三个字。这时，他把这个口号作为需要斟酌的问题，在书面意见中提了出来。因为一九五六年初以来，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多、快、好、省”口号自提出后，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只是“多”和“快”，而忽视“好”和“省”，并且常常以牺牲“好、省”为代价来求得“多、快”，这个口号没有发挥它预期的积极作用。根据这一情况，周恩来等经过再三斟酌，把两个稿子中原来多次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删掉了。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再提“多、快、好、省”。批评反冒进开始后，不提这一口号被指责成反冒进的“三大错误”之一而屡屡遭到批判。
当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时，周恩来在书面意见中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在第一部分中增加“谈几个大的经验教训”，并且强调基本教训是“均衡发展，综合平衡”问题，原来的报告稿对“困难谈得不够”，这是报告稿起草过程中所作的一次重要改动。
周恩来还提出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的问题：“只要所有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都努力起来，发展工业，就可以在世界上得到平等的地位。”“如果有可能的话，东西方国家签订长期贸易合同是需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促其实现。譬如说，中国并不拒绝同美国恢复关系，发展贸易；我们反而需要他们的东西。问题是，现在是在禁运当中。我们建设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我们有些需要的东西是美国所有的。”〔34〕
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大预备会议。在这段时间内，苏联方面正式表示：对中国“二五”计划期间所需设备要从一九六一年起才能开始供应。这对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二五”计划被中共中央采纳起了有利的作用。九月初，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在阅读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一九六二年要求生产粮食五千二百亿斤、棉花五千二百万担”，恢复为“到一九六二年要求生产粮食五千亿斤左右、棉花四千八百万担左右”，并且在修改稿旁批道：“粮食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九月八日，毛泽东致函刘少奇：“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这样，两个比较实际而又非常重要的指标最后确定了下来。
接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先后形成“二五”计划建议（草案）第六稿和“二五”计划建议报告第三稿。
毛泽东审阅后，在九月十三日九时三十分和十一时两次写信给周恩来。前一封信说：“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后一封信说：“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楚，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当晚，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时再次认可了建议稿和报告稿，并说：“报告，我看写得不坏，就是头一部分文字上要重新修改修改，后面写得很好。”会议原则通过这两个文件。
根据毛泽东所提意见，周恩来等对报告中总结的四条经验教训进行润色修改，最后形成报告的第四稿。
经过紧张的工作，准备提交八大讨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终于诞生了。
九月十五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对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重要的判断：“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35〕
十六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主要问题。
在第一部分中，他充分肯定“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是比预想还要快还要大的胜利，同时也剖析了发生过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从这几年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概括出四条带有指导性的基本经验教训。他着重指出：“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就使我们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做得更好。”这些经验教训是：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说：
“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他说：“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他说：
“必须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我们也要反对把由于盲目生产所造成的产品积压，当做国家的物资储备，因为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国家资金的积压和浪费，也是对生产和建设不利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他说：“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
周恩来告诫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
在第二部分中，周恩来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他还指出：“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
在第三部分中，周恩来对影响到经济建设全局的十二个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
对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说：“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他强调：“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还很落后，农业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大，人民生活的水平还比较低，因此，积累部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可能也不应该有过多的和过快的增长，但是可以稍高于第一个五年已经达到的水平。”“积累的总额，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会有比较多的增加。”
在如何分配建设资金问题上，他提出：“在分配工业投资的时候，还应该在轻重工业之间进行适当的安排。第一个五年由于我国的轻工业还有很大的潜力，因此计划规定轻工业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十一点二，在执行过程中略有增加，这样的比重是适当的。考虑到第二个五年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若干轻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将会不足”，因此，“有必要适当地提高轻工业投资所占的比重”。“农业、水利和林业的投资所占的比重，可以从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七点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左右。此外，还应该注意安排运输和邮电部门，文化、教育、科学和保健部门，城市建设部门和商业部门等的投资，使它们保持适当的比例。”
在农业生产问题上，他注意到一个当时受到忽视的“发展农业多种经济”，即正确处理粮食、棉花生产同其他农作物生产的关系问题。他说：“粮食是保证人民生活和发展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我们必须加以足够的注意。这几年来，各地方重视了粮食和棉花的增产，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些地方却因而对其他农业经济——除棉花以外的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林业、水产养殖业、蚕桑业和各种农家副业的增产注意得不够，加上有些农业产品和土特产品受了收购价格偏低的影响，结果使农业经济不能够全面地和充分地发展，从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农民的收入。”
周恩来谈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在新中国的最初几年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到这时已暴露出它的弊病。从一九五六年三四月起，周恩来以不少精力研究这个问题。五至八月，他又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在审改这个报告草稿时，他就提出：“集中过多的毛病，还应当讲讲。”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出：“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是我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条件。”“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已经更加巩固，这就使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提出“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他说：“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36〕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对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正在走向深化。
八大在九月二十七日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在同一天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写道：
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37〕
在八大的正确决策下，国民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是积极而稳妥地向前发展的。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来虽曾受到批评，但在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终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他在一九六○年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38〕
八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会后，周恩来和陈云等把工作重点，放到领导编制一九五七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预算上来。
编制一九五七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由刚刚成立、主管年度计划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从一九五六年七月起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二百四十三亿元，比一九五六年的投资额又增加一百零三亿元。当经委把投资额压到一百五十亿元时，就受到各部门、各地区的强烈反对，不同意再往下压了。经委再次根据财政、物资和市场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平衡，发现即使压到一百四十亿到一百五十亿元仍显得偏高。如果这样，当年的财政收入就必须达到三百二十亿元左右，而实现这个数字是难以做到的。〔39〕
面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对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他要范若愚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一段话的出处。范若愚告诉他这段话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就是：“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0〕
周恩来和陈云等有着共同的认识：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使积累和消费关系正常与协调的根本途径。基本建设规模不往下压，积累率就下不来，财政支出必然会继一九五六年之后再度出现较大赤字，物资紧张程度在一九五六年已过多动用储备的情况下会更加严重。一句话，必须把各部门、各地区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坚决压下来，而且要压到明显低于一九五六年的投资额。
从十月二十日到十一月九日，在三星期时间内，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十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一九五六年计划执行情况，商议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习仲勋、贾拓夫、宋劭文、谷牧等。
会上，薄一波介绍了一九五七年计划控制数字的编制情况。他报告说：基本建设投资现在已压缩到一百四十亿元至一百四十五亿元，这就“要求财政收入能达到三百一十八亿元”，但“达到这个数有困难”。如果“就这样定下来，计算一下，损失很大”。他为难地说：这种情况，使计划的制定处在“想上上不去，想退退不下来”的困难状况中。“计划到现在还搞不出来，大家意见很多。”他还介绍说：“苏联一九三六年冒进了一次”，结果“物资不够了，工资增加了，消费品供应不上，人民骂娘”。“可难受了，退了三年才扭转过来。”〔41〕
但是，个别与会者仍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说：一九五六年的计划是冒进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结果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
周恩来立刻说：“这四个字（指前一个发言者提到的‘冒、松、紧、分’）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他断然表示：“各部提出不能减的理由，就是完不成第二个五年的数字，达不到第三个五年的水平。我们答复他们：可以达不到。”〔42〕李先念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强调：“今年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如不把今年的经验很好加以总结，明年仍然铺那么大，就过不了日子。如果不讲今年冒，明年就压缩不了。”“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43〕
为了统一政府各部门的思想，周恩来请各部党组负责人参加十一月九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说：“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来，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少问题。”“苏联发展重工业过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农业发展缓慢，经过三十九年，产量仅高于沙皇时代的最高年产量。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忽视农业的影响，苏联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建设方针影响了东欧国家。”“十几年来，他们就是这样搞社会主义的，只搞重工业，不注意人民生活，完全学苏联。”东德、波兰、匈牙利发生的群众闹事，反映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
他指出：“我们国家这么大，很落后，人口多，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现在的速度“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比原来设想的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各部“都应该退”，“有的应该退少，有的应该退多”，“目的是保持平衡”，使“明年不能再有赤字”。这样做，“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他强调：“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就是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所以，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44〕
由于周恩来在会上坚持耐心的说服工作，与会者的认识大体取得了一致。一位参与负责年度计划工作的人说：“我是最冒进的一个，总想把工业多搞些。经过几天的会议，我觉得我的想法是有些片面和主观。”
国务院常务会议一结束，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二中全会。
开会的第一天，周恩来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一九五七年应当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他说：
“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任务的实现是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45〕
他对这个问题解释道：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自己有一点独立的能力，尤其像我们这个大国。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支援我们的。“这样一个大国，各方面都要求配合得恰当，不可能只是一个方面单独地搞成，因此速度可能要慢一点。”拿钢铁为例，“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定到三千万吨。因为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他以明确的语言说道：“明年的计划方针应该是，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者适当收缩。”有些东西，过去冒了，现在要收缩一下，但是并不是没有重点。“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各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人或者几千万人站在街头上请愿，那问题就大了。”
针对许多人存在的顾虑，他鼓励大家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思想从原先已定下过的框框里“解脱”出来。他说：
“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
他还从对国际形势大局的观察来谈国内经济工作的决策。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时候，朝鲜战争还在打，那时必须加紧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以后，我们对整个世界局势还要看一看。“直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设想今年、明年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这也是很自然的。”为了表明这种决心，他斩钉截铁地说：
“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容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这是最好的，我们把方针摆在这上面。但是我们还要准备另外一种可能，即发生战争，这决定于敌人是否要冒险。如果今后十二年内发生了战争，那怎么样呢？那不是我们犯了错误吗？到时候打起来军火少了，后备力量动员起来又没有军火，大家就哇哇叫了。”“我们顶多犯那样的错误。”“到那时候将功折罪，戴罪图功。只有这个办法。不然就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所以非下决心不可。”〔46〕
这天，刘少奇在报告中也就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
“我们应该注意这么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社会的积累，用多少资金投资，积累应该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这么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工业建设中的速度，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来，还高兴，还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个一两年……每个五年计划慢个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47〕
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等的讲话是不满意的。他在十一月十五日的讲话中谈了七点意见。他说：
“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十八年，一个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因为能）增产。没有这个合作化，没有这个增产，这样大的灾荒，就不好增产二百多亿斤。”〔48〕
毛泽东显然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他当时没有提出批评，并且同意一九五七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一九五七年年初批判“反冒进”时，他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七条是个妥协方案，是筑一条堤坝，用来挡水的，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49〕“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被八届二中全会通过并在会后得到比较认真的贯彻执行。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周恩来从十一月十七日起出访亚欧十一个国家。这次出访的时间比较长。根据八届二中全会决定的方针，陈云接过了主持具体编制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担子。
十二月二十七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根据再次摸清的情况，商讨进一步减少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今天集中讨论明年投资减不减、减多少、减什么。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再讨论其他问题。”“首先考虑到民生，建设就不至于摆得过大。”投资究竟搞多少，“首先是我们几个人负责，我们肩上担负着六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把投资压缩好，“我们责无旁贷”。“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明年的投资“削了以后，不仅明年平衡，将来也可以平衡”。当然，削减多少要研究。他强调：“明年要削减投资，必须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有的项目“不搞就是不搞，人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砍下来”。“过去，照顾基本建设多，照顾生产少。应该是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搞基本建设。这样基本建设就是冒也冒不了多少。”〔50〕会议决定将基本建设投资再压缩到一百一十四亿元，待进一步核算后提交中央讨论。
出访中的周恩来，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三日短期回国，停留了四天，七日再次出国。临行那天，陈云前往机场送行。薄一波回忆道：
“陈云同志送总理回来后赶紧打电话给我，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他要我转告你，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超过一百亿元。’这时我正准备拍板。于是，我在会上说：‘不要争了，按总理的指示定为一百一十亿元（因为陈云同志讲的是上海话，我把一百亿元听错了，听为一百一十亿元）。’可见，总理反对急躁冒进很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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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国务院对一九五七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和财政收支指标进一步作了核算和压缩，在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安排了一九五七年的计划。
四月六日、八日、十二日，出访亚欧十一国归来的周恩来连续主持国务院第四十四至四十六次全体会议讨论批准《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他在会上说：这个计划，“一般地说是平衡、积极、紧张的，今年比去年平衡”。各部在工作中，对上对下要注意左顾右盼。比例关系不恰当的，宁愿放慢速度；材料不足时，先满足市场，推迟基本建设。不这样安排，第一个五年计划就难以顺利完成。七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九五七年计划主要指标。
在《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指导下，国民经济健康地向前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实现财政、物资、信贷的三大平衡，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建设成为建国以来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到一九五七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胜利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