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周恩来在党的八大开完不久、国内工作十分繁忙的时候，要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二月，抽出这样长时间来访问亚欧十一个国家呢？
从世界范围来说，一九五六年的秋冬之交是一个多事之秋。国际上接连发生的两件大事，使万隆会议以来本来已日趋和缓的局势又紧张起来。一件事发生在中东，英、法两国为重新霸占苏伊士运河，联合以色列发动了侵略埃及的战争；另一件事发生在东欧，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匈牙利。这两件事引起世界范围的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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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四十七）：八大前后
面对这两件突然发生的事情，中国政府很快作出反应。十一月初，周恩来先后约见埃及、缅甸、印度尼西亚、印度、南斯拉夫等国驻华大使，公开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但是，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的有些邻国不仅对英、法、苏等国的做法一概反对，而且由此对新中国强大起来后会不会向外侵略也产生担心和恐惧。十一月四日，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在同毛泽东、周恩来谈话时坦率地告诉他们：怕中国侵略，实在是有点怕。〔1〕这种疑惧心理的产生，周恩来早就预料到了。他在这年六月就说过：“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我们知道，一个新兴的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往往不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别人的充分了解，而且还常常引起某些疑惧。如果再加上某些方面别有用心的造谣和挑拨，这种缺乏了解和疑惧的现象还可能加深。但是，造谣和挑拨是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的，缺乏了解和疑惧，也可以经过较长时期的观察和实际的接触来消除。”〔2〕
现在，在国际局势动荡的影响下，“这种缺乏了解和疑惧的现象还可能加深”的现象果然出现了。于是，“亲善四邻，安定友邦”的任务便急迫而突出地摆到新中国的面前。周恩来最初的出访目标是亚洲八国。那时候，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等国先后向中国发出邀请。中国政府决定，由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对这些国家进行友好访问。这是继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后，新中国的又一次重大外交活动。
这次访问亚洲八国的目的，周恩来把它概括成三句话：“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这些国家中，除越南外，都是民族主义国家。中共中央认为，在世界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情况下，还存在第三种力量，这就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主要聚居在亚非地区的民族主义国家。他们过去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现在独立了，或正在争取独立。周恩来说：“我们的政策要适应这种情况，必须有个战略部署。”〔3〕这个战略部署就是：在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同时，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从这些国家的内部情况来看，中共中央认为，虽然他们的政治制度与中国不同，但是，这些国家的历史遭遇同中国大致相同，他们的民族愿望同中国也是大致相同的，同他们确立睦邻友好关系，可以为中国正在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周恩来在一次座谈会上把这次出访的意图说得更加明白。他这样讲：“匈牙利和埃及事件证明帝国主义不敢大打。我们要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使东方局势更加和缓。东方各国彼此利益冲突少，主要是与美国有冲突，局势和缓的可能性存在。”〔4〕以后的事实证明：他这个判断是完全准确的。
出访亚洲各国的第一站，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飞抵越南首都河内。陪同他一起去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等。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协议签订后，越南北方已全部取得解放，但是，南方却落到美国的控制下，成为亚洲地区反帝斗争的一个焦点。因此，周恩来非常重视这次越南之行。
十八日上午十时，周恩来乘坐的飞机飞临越南嘉林机场上空时，地面的人群欢声雷动，一束束鲜花抛向空中。在越南总理范文同陪同下，中国客人乘车前往主席府。“沿路有数万市民聚集在街道两旁，向中国贵宾鼓掌欢呼。”〔4〕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主席府前迎候周恩来一行。胡志明和周恩来有过一段不平常的友谊。三十四年前，周恩来赴欧洲留学时，同胡志明在法国首都巴黎相识。当时，胡志明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还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周恩来始终把胡志明称作“老大哥”。胡志明在欢迎周恩来的国宴上充满感情地说：“对我来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曾经在一起共甘苦，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三十多年来的亲密的战友。”〔5〕周恩来在答词中同样充满感情地说：“在我认识胡主席的三十多年中，他的生活永远是如此简单朴素，他的样子、精神和生活方式都没有改变。”〔5〕在友好的气氛中，他们互相为对方带上象征友谊的红玫瑰花。
历史上，中国封建王朝曾经侵略过越南，在越南人民心中蒙上过一层阴影。因此，周恩来在河内访问时，特别强调新中国反对大国主义的立场。他说：“我愿意提出保证，中国永远遵守五项原则，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样来增强各国的友谊和加强各国之间的团结。”〔6〕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和贺龙专程到河内市郊参观越南人民为纪念他们的民族女英雄征侧和征贰而建立的“二征王庙”。这两位女英雄曾经在一千九百多年前抗击过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侵略。周恩来等去“二征王庙”这件事在越南影响很大。当地报纸报道说：“今天的中国和过去的中国大大的不同了，大民族主义正在被清除，而代之以兄弟的情谊。”
在越南访问期间，周恩来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进行了五次会谈，并且同范文同总理进行了两次会谈。周恩来谈到目前国际形势、兄弟国家的关系、中越两党和中越两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党近几年所办的几件大事和中国从这些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他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特别强调了中国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和纠正错误的长期性。”〔7〕
当时，越南党面临着两个突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国内财政经济发生困难，预算出现赤字；另一个是越南党在纠正国内第五期土改工作中，由于没有首先肯定成绩和对发生的偏差及若干错误进行具体分析就开始纠偏，因此，在党内和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他们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7〕经报告中共中央后，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周恩来访问柬埔寨后再回到河内时答复了越南党提出的问题。两党领导人就治理国家、建设国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对周恩来“每次所谈的问题均很重视，很认真”。〔8〕周恩来对越南的访问，进一步沟通了双方的思想，加深了中越两党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前往柬埔寨，回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年二月对中国的访问。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在美国策动下，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当时，柬埔寨王国刚刚独立不久，这个小国不怕美国的压力，在万隆会议上宣布奉行独立、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引起人们的关注。周恩来认为，做好柬埔寨的工作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强调：“一定要交好这个朋友。”〔9〕新中国和柬埔寨的友好关系就是从万隆会议周恩来同西哈努克的相识开始的。西哈努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赞赏我的发言，尤其是赞赏我那个轰动一时的‘关于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的声明’。”〔10〕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来到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家。那时，中柬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柬埔寨首都金边只有三十万人，而走出家门欢迎周恩来的就有十万人。在中国代表团必经的道路两旁，烈日炎炎之下，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对欢迎的盛况，当地报纸是这样评论的：“柬埔寨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对它的客人给予过这样大的欢迎。”为什么周恩来第一次到柬埔寨就能受到这样隆重的礼遇呢？苏拉玛里特国王在欢迎词中说：柬埔寨人民“尊敬周恩来有两个理由：首先，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总理带来了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友好感情；其次，‘他是我们的皇太子（指西哈努克——编者注）最亲爱的朋友’。”〔11〕在柬埔寨访问期间，周恩来等冒着热带的高温，参观了金边、磅湛、磅清扬等城市，并且同国王、王后、西哈努克亲王和桑云首相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周恩来高度赞扬柬埔寨的和平中立政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的经济往来。双方谈话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华侨问题。在历史上，华侨到柬埔寨很早，他们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经商也很有办法，逐渐在柬成家立业，发展起来。一般说来，在城市中，华侨有自己的居住区域，不和其他人住在一起，和当地人通婚也较少；而在农村，几乎所有的华侨都和当地人结了婚。周恩来访问时，在五百万柬埔寨居民中就有三十多万是中国的侨民。这个问题能不能处理好，直接关系到柬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因此，周恩来对它非常重视。他在谈话中说：“华侨在柬埔寨应遵守当地法律和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可以使华侨慢慢同化，参加柬埔寨的大家庭；华侨和华侨子弟应学习柬文和柬语；鼓励华侨对柬建设投资，在人力、物力两方面对柬埔寨做出贡献。”〔12〕他还向西哈努克、桑云等表示：希望华侨尽量加入柬埔寨国籍，为柬埔寨的建设贡献力量；已经加入柬埔寨籍的华人，更不应该参加华侨的同乡会和其他的华侨团体组织。周恩来对柬埔寨的访问使这两个亲戚般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中柬两国正式建交。
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一行开始访问印度共和国。
在亚洲，无论从人口还是从地域面积来说，印度都是仅次于中国的大国。周恩来深知，中印两国的友好，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重要意义。他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3〕因此，同第一次访问印度时相比，他这次花的时间更长，走的地方更多。在周恩来访问亚洲各国的整个期间，他四次路过印度，两次经过印度首都德里，两次经过印度的重要城市加尔各答。他还走访了遍及这个次大陆的南北东西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如：浦那、孟买、班加罗尔、马德拉斯、阿桑索尔、奇特兰詹、辛得利等，受到印度人民的盛大欢迎。
到达印度的第二天，周恩来访问了印度的国会。担任主席的联邦院议长向两院议员介绍周恩来时说：“在印度谁不知道周恩来总理？事实上，他就像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一样。”他指出：“周恩来总理在世界面临战争危机的时候第二次访问印度是有特别的意义的。”〔14〕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为了团结的利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首先是作为五项原则——潘查希拉——倡议国的中国和印度，有必要更高地举起五项原则的旗帜。当现在武力又被公然使用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时候，应当重申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一切国家，不问其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同，都应当遵守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历史将要证明：一切违反五项原则，企图把一方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的做法，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最后都会是行不通的。只有实行五项原则，才能符合我们时代的要求。”他说：“中国人民深深知道，要搞好建设，就像尼赫鲁总理所说的‘和平是一种绝对的必需品’。”“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比和平更可贵的了。”〔15〕在周恩来发言的二十分钟里，议员们二十次以击桌鼓掌的方式表示欢迎。
同尼赫鲁会谈，是周恩来访问印度的一项重要议程。会谈中，双方就国际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这期间，英、法和以色列在埃及人民的英勇抗击和世界舆论的压力及联合国的干预下，被迫宣布停火撤军；匈牙利国内也平静下来。但是，这两个地区仍然是国际关心的焦点。周恩来和尼赫鲁的会谈也主要是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的。关于埃及问题，周恩来在会谈中指出：“中近东的混乱虽然还会继续一个时期，但是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种混乱情况，固然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国家本身的弱，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英、法在侵略战争中失败后转而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制造分裂。此外，美国企图在中近东取代英法的地位也增加了阿拉伯国内的混乱。”对美国企图在中近东取代英法地位的看法，尼赫鲁“未表示异议”。他强调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是监督撤兵，安理会通过的解决埃及问题的六条原则应该成为下一步解决航行自由问题的根据，反对英美法的国际管制计划。周恩来同意这些看法。〔16〕对匈牙利问题，双方存在不同的看法。周恩来强调：“苏联应卡达尔政府的要求出兵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得已而为的事，当时只能如此，否则，反动势力得逞，匈牙利将恢复旧的反动统治。”〔17〕尼赫鲁承认有颠覆分子进入匈牙利，也承认如果匈牙利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威胁，希望卡达尔政府能够稳定国内局势。但是，对苏联出兵问题，他坚持不同的意见。〔18〕这些分歧，没有影响会谈的友好气氛，相反加深了彼此的相互了解。
为了满足各国记者的要求，十二月六日和九日，周恩来先后在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召开记者招待会，回答他们提出的涉及范围很广泛的问题。参加招待会的除印度和中国记者外，还有来自苏联、英国、法国、美国等国的记者，人员十分复杂。一些西方国家的记者事先做了准备，如果周恩来的回答出现一点差错，他们马上就向全世界大肆宣传。然而，周恩来沉着冷静，对答如流，使人找不到一点漏洞。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感叹地说：周恩来到底比咱们强！印度的一些官员也称赞周恩来是从未见过的如此智慧的政治家。
周恩来访印期间还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争取滞留印度的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回国。
为什么达赖会来到印度？为什么他要滞留印度而不回国呢？这要从西藏的历史谈起。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侵略势力以同中国相邻的印度为基地，向西藏进行渗透活动，并攫取种种特权，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印度独立后，统治集团中有些人仍想继承英国过去在西藏的一些特权，保持它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一九五○年，为了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以达扎·阿旺松饶为首的亲西方的分裂分子，在金沙江以西昌都地区以武力相抗，遭到沉重打击。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生分化，达扎被迫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十一月十四日亲政。为了和平解放西藏，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达赖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在大势所趋下，一九五一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充分讨论，在五月二十一日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派人迎回因同达赖集团发生矛盾而避居青海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促成了西藏内部的团结。一九五四年七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达赖和班禅同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项举措，推动西藏地区的工作有比较快的发展。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达赖当选为主任，班禅当选为副主任。
筹委会成立后，西藏一些地区开始进行社会改革，取得一些成效。但是，由于很多西藏上层人士对改革有抵触和疑惧，一些人借江东（金沙江以东）地区改革中出现的偏差进行煽动，使昌都地区在七月下旬发生武装叛乱。西藏出现比较复杂的政治形势。正在这个时候，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和班禅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这时，是否允许达赖出国是一个难以决定的棘手问题：如果不允许他出国，西藏人士会产生误解和不满，甚至可能会发生更大的事件；如果允许他出国，达赖可能受到坏人包围，滞留国外搞西藏独立。经过反复慎重的研究，中共中央决定还是允许达赖出去。毛泽东说：“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班禅他们想去纪念他，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考虑再三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有人说，达赖可能不回来了，也可能不仅不回来了，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19〕十一月二日，周恩来出访前夕，致电达赖和班禅，传达中央的精神。阿沛·阿旺晋美后来说：“总理电报来得很及时，否则要酿成事故。”〔20〕十一月二十日，达赖从拉萨出发到日喀则会同班禅经亚东赴印度，二十五日到达德里。事情果然如中共中央所估计的那样：达赖到印度后，受到他的哥哥——从美国赶来的晋美诺布·嘉乐顿珠，以及从江东跑出去的一些叛乱分子和长期在印度进行分裂活动的坏人的包围。他们认为“达赖喇嘛来到印度，这是十分难得的机会”，要求达赖留在印度领导“西藏独立”。〔21〕这就是周恩来在印度期间需要做争取达赖回国工作的原委。
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周恩来三次同达赖谈话，做说服工作。在第一次谈话中，达赖报告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他说，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在团结方面出了一点问题，西康改革中发生叛乱之后，大家议论纷纷，思想极为不安，我们对此问题经常解释说，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是下面在执行政策上有错误和缺点。周恩来说：汉族干部无论在自治区委员会或在地方，都应该尊重藏族干部，使藏族干部真正做到有职有权。训练藏族干部的事情不要办得太急，应该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来进行。他又说：西康土改没有搞好，引起昌都地区的一些混乱，现在中央已派王维舟同志带领访问团去处理善后问题。这项工作中有偏差，有些事情没有搞好，不能光怪下面的干部，上面也没有抓紧及时纠正。西藏，包括昌都及前、后藏三个地区的一切改革都要得到你们的同意。毛主席这次要我转达你，现在肯定不谈改革，在大家都没有安置好以前不改，而先将自治区成立起来，培养干部，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将西藏的贫困情况予以改变，使大家的生活先好过起来。〔22〕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在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根据协议，西藏的领导人即达赖不同意是不进行改革的。现在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将来如何改革，现在也不要讨论，因为讨论时反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疑虑。现在主要是做好建设，发展西藏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好过了，包括贵族、寺庙的生活水平均应比现在有所提高，那时看情况再谈改革，办法也就多了。”“西藏是很贫困的，发展建设一定要中央拿出钱来帮助。”〔23〕达赖告诉周恩来：“现在主要的是随行官员中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在西藏时只听到一面的话，看到一面的事，想法亦较单纯，这次出国后接触了许多原来在此的西藏人，他们只说坏的，不说好的，使这些随行官员的思想被扰乱了。这是最复杂最不好处理的。”〔23〕
听到达赖所说这些情况后，周恩来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约见了在达赖身边的几个主要官员。周恩来对他们说：“西藏的主要问题是改革问题”，“改革是要改了之后对当地人民对大家都有利才改。改了没利，那么就可不改”。他还严肃地指出：在西藏搞叛乱、反对中国，我们是不允许的。使自治区尽早成立起来，西藏的事情就能办好，达赖的威信也就越高。可是现在有人想把达赖留在印度并搞西藏独立，这是走不通的。〔24〕周恩来的谈话“非常详细而且明确彻底，对他们的思想帮助很大”。〔25〕达赖事后对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说：“总理的谈话真解决问题，不但稳定了我的思想，同时稳定了大部分官员的思想。如果这次总理不在这里，那就太困难了。”〔25〕为了加强西藏内部的团结，周恩来还同班禅谈话，劝他多尊重达赖，搞好关系。
周恩来同尼赫鲁接触中也谈到西藏问题。尼赫鲁表示，印度政府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的，印度一向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有些不满意的人跑出来住在印度是允许的，但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向西藏进行颠覆，危害中国主权，如果发现了要禁止。关于有些坏人在噶伦堡活动问题，尼赫鲁承认那里是国际间谍的活动地，他过去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以后注意；如果在噶伦堡发生问题，他就要采取行动禁止。尼赫鲁还表示：“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态度只是宗教上联系，没有政治企图。”周恩来说：“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日，周恩来飞离印度时在机场对达赖讲，相信他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达赖事后对潘自力说：“他和中央完全信任我能够决定得正确，希望我早回去，这些话非常重要。”〔25〕由于周恩来细致耐心的工作，以及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爱国民主人士的协助，班禅和达赖先后返回西藏，避免了分裂事件的发生。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一行从印度飞往缅甸。
缅甸，是民族主义国家中最早表示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一九五○年六月八日，中缅两国正式建交并互派大使。一九五四年周恩来第一次访问缅甸时，和吴努总理共同发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给缅甸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这一次，他们对周恩来的来访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十二月十二日，巴宇总统在欢迎周恩来的宴会上说：“周恩来总理是缅甸人民的真诚的朋友。”他提出：“在这世界处于恐惧、猜疑和紧张状态中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以口号而且以实例证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就是走向世界和平的道路。”周恩来十分赞成巴宇总统“树立共处的榜样”的提议。他说，中国将不懈地坚持贯彻五项原则的精神，力求加强同缅甸和其他亚非国家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来反对殖民主义，保卫独立和主权，保卫世界和平。〔26〕
缅甸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访问期间，周恩来除了在首都仰光和主要城市曼德勒、眉谬等地参观外，还到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受到热烈的欢迎。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一行到达克钦邦首府密支那，邦长吴赞塔信把克钦包和克钦剑挂在周恩来肩上，对他说：“按照克钦族的风俗，这个布包是表示你已经被当做我们克钦家族的一员，这把剑是表示保护我们的家族。”〔27〕十五日，周恩来和缅甸总理吴巴瑞等来到中国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缅边境人民联欢大会。这是周恩来几次到云南中第一次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参加大会的有居住芒市附近的傣族和从三百里外赶来的景颇族人，也有不远千里而来的拉祜族人和来自缅甸的掸族、克钦族朋友。周恩来在晚宴讲话中说：我们两国的确是山连山，水连水，地理上把我们连在一起，边界不能够把我们的友谊分开。这次联欢活动推动了两国边民的友好和团结，对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有特殊意义。
十二月十七日傍晚，周恩来和吴巴瑞等回到仰光。十八日和十九日，两国总理连续举行会谈，就边界问题、华侨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讨论国际形势时，周恩来全面分析了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力量的关系，指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态度上是对立的。他说，中国坚持反对大国主义的立场。〔28〕针对吴巴瑞担心大国侵略的忧虑，周恩来诚恳地表示，就中国来说，这是不会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我们自觉地提出反对大国主义，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吴巴瑞听了这些话非常高兴，他说：中国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对小国是一种鼓舞，我们相信中国能够实行。十九日，周恩来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穆罗，详细回答了他所提出的中国对匈牙利问题的看法、中苏团结等问题。这篇讲话于十二月三十日在哥伦比亚广播电视节目中播出，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在缅甸十天的访问再一次给缅甸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吴巴瑞评价说：“周恩来总理对缅甸的友好访问‘为中缅友谊大厦增添了另一根支柱’”，“这个大厦是按照五项原则建造的，而周恩来总理是这些原则的主要建筑师之一”。〔29〕
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开始访问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原来不是两个国家，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这个广阔的地区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形势的影响和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下，英国不得不考虑放弃对这个地区的统治，允许他们取得独立。一九四七年三月，蒙巴顿勋爵出任印度总督，负责权力移交事宜。当时，由于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蒙巴顿提出，按居民宗教信仰把英属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西旁遮普、信德、俾路支、西北边境省以及孟加拉、阿萨姆的一部分等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组成巴基斯坦，其余部分组成印度联邦；土邦可以自由选择加入任何一方。这个方案在六月三日正式公布，称为“蒙巴顿方案”。
中巴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往来早在公元五世纪就开始了，中国的高僧法显和玄奘为寻求知识先后来到这个国家。周恩来说：“今天我们落到法显和玄奘的后面了。他们在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的优秀文化方面树立了榜样。”〔30〕在整个访问期间，周恩来到了西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海德拉巴、白沙瓦、拉合尔这样一些历史名城，也到了东巴基斯坦的达卡和锡特拉基河上富庶的纳拉扬甘吉工业区，受到热烈的欢迎。东巴基斯坦首席部长阿陶尔·拉赫曼说：“为中国总理举行的这次欢迎会是他的同胞自从独立以来为任何外国客人所举行过的最盛大的一次。”〔31〕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周恩来在拉合尔谈到他的访巴目的时说：我们这次访巴的第一个目的是寻求友谊。我们所到之处受到盛大的欢迎，这说明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建立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的共同愿望的基础上的。我们访问的第二个目的是寻求知识。过去曾经有中国的学者到过巴基斯坦，现在我们又来了，中国人民要向不论大小的一切国家学习，特别要向邻邦学习。我们访问的第三个目的是寻求和平。苏拉瓦底总理访问中国时看到中国人民是要和平的，我们这次访问看到巴基斯坦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为了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两国人民今后长时期内都要和平。〔32〕周恩来所谈的这三点，实际上也是他访问其他国家的根本目的。
和前面几个国家不同的是，巴基斯坦独立后，参加了当时受到美国控制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周恩来认为要做好同这个国家的友好工作。在这次访问中，苏拉瓦底向周恩来表示，保证不参加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相互关系上，巴基斯坦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同意万隆十项原则。周恩来认为这就是两国的共同点。
在巴基斯坦，周恩来同样受到大群外国记者的追问，他们提出的敏感问题是“克什米尔问题”。按照“蒙巴顿方案”规定，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组成巴基斯坦，其他地区组成印度联邦，但对克什米尔却规定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保持独立。一九五三年以来，巴基斯坦坚持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而印度认为克什米尔是“印度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克什米尔问题成为印巴之间长期存在的主要争端。周恩来认为印巴分治是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他对记者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正在研究阶段，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原则，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希望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和睦相处，并且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对记者提出的另一个敏感问题——台湾问题，周恩来用英语提醒他们：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台湾过去是，现在还是中国的一个省份”。〔33〕
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经印度回国。
按照预定计划，周恩来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后应该前往阿富汗。但是在这以前，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四日，周恩来还在印度访问时，先后收到中共中央的两封电报。前一封电报中说，苏联的尤金大使会见刘少奇时口头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希望周恩来访问南亚后到莫斯科一谈，“政治局常委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我国总理由苏方正式邀请访问苏联，是有必要的”。〔34〕后一封电报中说，波兰大使来谈，他们的国会选举时间是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日，迫在眉睫，希望中国予以帮助。中央认为“如果统一工人党失去领导权，那是很不利的。因此，我们认为你去一次波兰是有必要的”。〔35〕十二月八日，周恩来复电中央，同意去苏、波访问的意见。为了避免过多地牵动访问南亚各国的日程，他建议将访问阿富汗的时间推迟。〔36〕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做访问苏联、波兰的准备工作。在北京停留的几天中，周恩来的工作非常忙，他除了同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商谈访问东欧的事情，向外国使节通报访问南亚的情况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参加中央会议。〔37〕
一月七日，周恩来乘坐一架白色的图—104喷气式专机飞往莫斯科。和他同行的是贺龙、王稼祥和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飞机在莫斯科市郊的伏努科夫机场降落。那天，天气十分寒冷，正飘着细细的雪花，但是，机场上仍旧站满欢迎的人群。苏联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几乎都在场，还有正在苏联访问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率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
赫鲁晓夫这么急切地邀请周恩来访问苏联，是因为苏共二十大后，在东欧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这些事件背后，一方面有帝国主义插手进行的颠覆活动，另一方面是由于本国领导的错误和这些国家同苏联之间的矛盾。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他们不加分析地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经济建设，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同时，苏联对波、匈等兄弟国家长期采取大国主义的政策，干涉他们的内政，也激起波、匈人民的反抗情绪。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矛盾首先在波兰爆发，广大群众一方面要求政府提高物质生活福利，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把苏波关系建立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十月十九日，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八中全会准备纠正以往工作中的错误时，赫鲁晓夫却赶到华沙进行干涉，同时调动驻波苏军进行威胁，造成苏波之间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在匈牙利发生的政治事件出现更严重的情况。事件发生后，曾在一九五五年被开除党籍的纳吉·伊姆雷组成新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请求苏联出兵进行干预，把事件平息下来。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发表谈话，公开指责苏联，号召把各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使苏联陷入十分被动的处境。赫鲁晓夫邀请周恩来访苏正如他所说的，就是想请中国帮助缓解一下矛盾，“促进一下社会主义的团结”。〔38〕
实际上，在周恩来出访前，为了克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危机，中共中央已经做了许多努力。一九五六年四月和十二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编辑部文章，澄清了苏共二十大以来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波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十月二十一日晚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苏联准备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违反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会议一致同意坚决反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接着，中共中央又派出刘少奇、邓小平等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调解，着重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这些工作取得一定成效，苏联发表了改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苏波关系有所缓和。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正如邓小平回国后向中央汇报时说的：“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各自夸大民族特性，否定国际共性。苏共领导人虽然开始感到过去大国主义一套不灵，但并未觉悟到必须改弦易辙。我们帮人要帮到底，今后还需要向两方面多做工作。”〔39〕
周恩来肩负着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使命来到苏联。他的访问受到苏联各界的热烈欢迎。
从一月七日至十日和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周恩来分两个阶段在苏联访问。在整个访苏期间，周恩来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同苏共领导人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米高扬、谢皮洛夫会谈，前后共谈了五次。在前一阶段的会谈中，周恩来谈话的主题是世界战略方针问题。一月八日，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周恩来着重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世界讲和，长期防御”的世界战略方针。他说：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对立的阵营外，还存在正在形成的第三个集团，这就是民族主义国家如亚非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及将要走向中立的国家。这些国家从经济社会制度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属于第三个阵营。“目前，在民族主义国家这一地区展开着斗争。帝国主义想占领这个地带，因此发生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因此，如果我们能坚持我们的战略方针，我们就能够争取更多的国家，推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我们想请你们考虑，有否这个可能，应否采取这个战略方针。”〔40〕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但他表示：“具体问题还得研究。”〔41〕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又一次谈了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态度，说：“他们处在中间状态，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反对殖民主义、要求独立的斗争中可以做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军。但他们怕社会主义，怕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谈到东南亚有些国家的不安，说：“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主义，使他们安心。”〔42〕第三天的会谈主要谈波兰问题。周恩来说：“党内的问题，我们的经验主要靠他们自己。”“同时，我们卷到中间去很不好办。”〔43〕由于苏方参加会谈的只有苏维埃主席团的四位成员，所以，周恩来又利用布尔加宁举行的有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一些部长参加的宴会上，重申了他的观点。他还谈到中国共产党过去纠正自己错误的经验和加强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在宴会上，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苏斯洛夫、尤金以及许多东欧国家的使节对《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示祝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在会谈中却没有提到它。
对苏联第一阶段的访问结束后，周恩来到了波兰和匈牙利。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到达波兰首都华沙，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座城市。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华沙是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当年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的现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茨满怀深情地回忆说：“波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总理一九五四年到波兰的时候，曾经对足以防止侵略力量再起的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所表示的支持。”〔44〕周恩来这一次到波兰正临近波兰议会选举的前夕。虽然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努力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但是，许多群众、甚至党员对政府工作仍不满意，同苏联的对立情绪仍很强烈。波兰《人民论坛报》一位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人民，尤其是党员，对这次访问抱有很大兴趣，因为，中国党和政府对我们党的充分谅解和支持，有着特殊的意义。”周恩来访波的目的十分明确，他说：“我们去波兰的方针主要是支持，在群众中支持。”〔45〕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在中国驻波大使馆举行的欢迎会上，公开表示支持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对改善波兰党内的情况和加强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大选中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帮助波兰党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是周恩来访波的又一个重要任务。他花了大量时间同波兰党的负责人谈话，其中单独同哥穆尔卡谈了两次，最后一次一直谈到天亮。一月十一日，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哥穆尔卡详细介绍了波兰的情况。他认为：波兰事件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脱离群众。他说：工人上街游行的直接原因是工资太低，因为党没有实现六年计划中许下的诺言，但是，假如原来党群关系好些的话，也不会发展到罢工的地步。哥穆尔卡指出：党的主要缺点是，在通过各民族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及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思想准备不够。最近中国报纸上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要分清两类矛盾，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应保持团结等观点对波兰帮助很大。关于苏波关系，他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建立在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而这个问题是人民所关心的。哥穆尔卡说：苏共二十大后，波兰党内分成两派，一派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另一派害怕会由此引起苏联外部的干涉和内部反动势力的上涨，这样就形成党内斗争，党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瘫痪，不能按照形势的要求来进行工作。直至党的二届八中全会，要求重新调整苏波关系的力量才有所增长。但在八中全会的第一天，赫鲁晓夫就率领代表团到华沙，表示“要进行强硬干涉”。苏联军队也作了调动。消息传开后，华沙立刻沸腾起来。他还说，匈牙利事件时，波兰国内的反动势力才抬头，但是，党从政治上采取措施，稳住了形势。周恩来在谈话中充分肯定了波兰党的立场。他说：“我们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用合乎马列主义的原则来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在平等的原则上来解决。”〔46〕苏波问题不只是两党和两国间的问题，也是两国人民间的问题，这里面夹杂着民族感情。周恩来同意哥穆尔卡的这些观点：应该把苏联的作用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问题在人民群众中做很多教育工作，相互之间有意见应该从内部去解决，不应该公开争吵。他强调：“尽管与苏联的关系中有很多问题，可总的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不平等。但是，与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带头作用这点比较起来，那都是只属第二位了。”周恩来说：“苏联虽然有错，但是他开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而这条路总还是对的。”“我们都是列宁时代的党，大家都还在摸索道路，多少都会犯些错误，应该互相帮助。”〔46〕当天晚上，周恩来单独会见哥穆尔卡，进一步深入讨论苏波关系。哥穆尔卡坦率地说：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我们有些看法。不可否认，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最强的国家。一九四八年以来，波兰党整天强调苏联的领导作用，但是现在我们不公开强调苏联的领导作用，因为，在许多党员及人民群众心中“领导作用即意味着命令和一切模仿苏联”。周恩来说：“目前承认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很重要，这样才能更有力地与敌人进行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相互往来、商量，增进相互信任团结。”至于不同的意见，周恩来认为可以求同存异。〔47〕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对波兰党的工作提出了八项建议。他还谈到，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是不一样的，我们支持苏联在匈牙利问题上的态度，当时需要果断的措施，决心是很难下的，但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我们准备挨全世界的骂。〔48〕
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收到王炳南大使转来的毛泽东的一封来电。电报中说：“波兰党的根本路线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关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积极力量向党内外的右倾力量和暗藏反革命分子进攻（在实际行动上要分期分批）的问题，请你找一个机会向波兰领导同志谈一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是波兰各项问题中的最根本的问题。”〔49〕第二天，周恩来将这份电报转交哥穆尔卡。哥穆尔卡十分感谢中国党的支持，同时强调，波兰的情况和中国不同，波兰曾经被瓜分过，帝俄是主要占领国，波兰人民对英、美、法没有憎恨感情，因为他们过去口头上主张波兰独立。中国人亲眼看到过英美等国的帝国主义行为，而波兰人看到的是帝俄军队的占领，中国人民能接受的波兰人民不一定能接受和理解。经过几天的会谈，尽管波兰党对一些问题还有保留意见，但仍表示：“周恩来总理的发言中有许多有意思的、有趣的、有益的东西，我们将仔细地研究。”〔48〕
事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波兰领导上是正确的，党与群众是有联系的，中心问题还没有掌握好。”〔50〕
会谈以外，周恩来等参观了波兰的第二大城市、著名的工人运动中心罗兹，钢铁制造中心诺瓦胡塔，波兰西部的工业基地弗罗茨瓦夫和古都克拉科夫。那几天，尽管下着雪，人们还是万人空巷地出来欢迎。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家喻户晓的古老歌曲：《让他在我们中间活一百年》。周恩来后来说：“这种景象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51〕
一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离开华沙飞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由于匈牙利的局势比较混乱，最初，中国方面并没有打算去匈牙利。到苏联后，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去一趟，帮助缓和一下苏匈关系。为了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当场答应下来。〔52〕匈牙利方面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卡达尔总理秘密飞往莫斯科会见周恩来。卡达尔说：“匈牙利自新政府成立以来，除了苏联以外已有几个国家派了党政代表团访问了匈牙利，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访匈是很好的，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强我们政府的地位方面是会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因此，哪怕是去访问两个钟头也是好的。这次能去布达佩斯一天，我们是很高兴的。”他又说：“《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这绝不是客气，对那些思想混乱的好人，对动摇的共产党人影响很大，因为他们对中国无怀疑，无偏见，比《真理报》讲这些话要好。”〔53〕
周恩来在上午九时进入布达佩斯。匈牙利的社会秩序正在恢复，但仍很混乱，街上还有放冷枪的。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的安全，要求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每两小时向国内报告一次周恩来的活动情况。由于匈牙利的电讯局遭到破坏，大使馆内无法发报，只能通过匈牙利外交部同国内取得联系。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在他住的宾馆外停着苏联的坦克。〔54〕这天下午，周恩来出席了匈牙利社会工人党布达佩斯临时执行委员会在建筑工人大厦举行的党和非党积极分子大会，这是事件发生后这个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群众性集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充分肯定“匈牙利人民在对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六万万中国人民支持匈牙利人民的斗争”。他的讲话赢得了在场的一千五百名代表的热烈掌声。晚上，中匈两党举行会谈。周恩来在谈话中说：“这回来此地很好，我们能够在布达佩斯亲眼看到恢复的情况，有事实说明秩序在逐步改善。”〔55〕会谈一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早，使馆工作人员给他送来他喜欢吃的鸡汤面，他没有来得及吃一口就匆匆赶往机场。郝德青后来回忆说：“总理在匈牙利只停留了二十四小时，也整整忙了二十四小时，真是辛苦极了。”周恩来在匈牙利遭到严重破坏、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来到布达佩斯，使许多匈牙利人很受感动。当时一直陪伴周恩来访问的郝德青离任时还为此被授予国际勋章。
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当天下午，他不顾旅途的疲劳，立刻开始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进行第二阶段的会谈。第二天发表中苏联合声明。中苏间在前后两个阶段的会谈中发生过不少争论。二十四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他们常常把苏共党的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样就使得他们常常主观地、片面地、冲动地设想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冷静地把上述两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他们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也不能保证不犯另一个错误。他们即使有时承认这是自己的错误，也只是为着应付一时，而并非彻底的觉悟。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我曾经两次向他提出‘担心’的问题，比如兵临华沙实行威胁，这显然是武力干涉兄弟国家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而并非镇压反革命。这种严重错误他曾经承认过，甚至就在这一次谈话中他们也承认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是不许可的。但是，他们却又狡辩这不是错误。”
“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只承认秘密报告是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作的，未能作全面分析，更未考虑到报告泄密的后果。还承认后来虽然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但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当我们对斯大林进行全面分析提到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等问题时，他们屡次都不愿接触。”
“关于各兄弟党遇事协商问题，他们承认二十次大会批判斯大林时根本未想到事先同各兄弟党会商。”
“关于波兰问题，波兰事件明明是由于历史上波俄之间民族隔阂很深，战后多年来工作又未做好，最近兵临华沙一举更是影响很坏，所以目前波党不便提出‘以苏为首’的说法。波兰同志也承认同苏联同志间互相信任不够，而哥穆尔卡正尽力挽回这些不利的情况，尽力调整波苏关系，表示坚决镇压反苏的挑衅行动。但是苏联同志还是强调波兰人民都是亲苏的，有反苏情绪的只是个别坏分子，而不愿把对苏联怀有不满情绪的人同坏分子区别开来。在对波兰问题上苏联同志更不愿意接受大国主义的批评，持这种态度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说服波兰同志。”
“在国际局势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虽然在会晤过程中，我曾经两次提出讨论国际局势和我们提出的战略方针，但是几乎都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另一方面，在策略问题上由于原则性不够明确，故有时灵活无边，常常不能通过具体策略的正确运用去圆满地实现总的战略方针。我感觉这里更主要的是他们缺乏对于局势的好坏两种估计，缺乏辩证观点，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也常有发生使人担心的事件的可能。”
“虽然如此，中苏关系较斯大林在世时毕竟是不同了。第一，现在是大敌当前，极需加强中苏的团结互助，这个最高原则双方是认识到的，也是都承认了的。第二，中苏两国可以平等地坐在一起开始讨论问题了。即使苏联同志对某些重大问题持不同意见，但不能不同我们讨论。中国党的文章正在影响苏联的干部和人民，乃至某些领导人员。第三，各兄弟国家和各兄弟党之间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塘死水不能争论了，现在不同的意见可以讲了，这有助于推进团结和进步。第四，苏联广大人民是热爱中国的，对中国人民的成就和力量的壮大是感到高兴的，对中国人民的友爱是与日俱增的。但是，人民的骄傲自大并未全去，而且又增长了自由主义的气氛。这次对我们的接待是十分隆重的，这也表示苏共领导同志是想在人民面前和全世界面前搞好。第五，一方面他们领导人中有些唯我独尊、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又不懂人情世故，一年来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是受益还不大；另一方面，他们却也有时表现信心不足，内心有些恐惧，所以在对外事务中和兄弟党的关系中常常采取一些吓人的手段。他们同我们谈话中有时也谈些真心话，但是就是不肯放下架子。总结一句：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不能求成太急。因此，恐非有计划有步骤长期而耐心地进行这个工作不可。”〔56〕
这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对中共中央全面了解苏共领导层的思想状况，做好下一步工作有十分重要的帮助。经过十几天的奔波，周恩来访问苏联等国的预期目的基本达到。
一月十九日，周恩来飞抵阿富汗。阿富汗位于中亚，它的东北部同中国毗邻。几百年来，中阿两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和文化往来。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从阿富汗北部通过。阿富汗是一个农业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常常受到一些大国的歧视。新中国对阿富汗采取完全平等的态度，使阿富汗人民很受感动。周恩来到达阿富汗后受到隆重而热情的欢迎。达乌德首相在欢迎词中说：周恩来是“在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感觉需要国际友好和谅解这样一个时期来进行访问的”，“我们希望你们会在阿富汗人民心中找到好客的热情，希望友好的光芒会驱散严冬的酷寒，而使你们在我们国家所进行的访问成为难忘的访问”。这是周恩来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他十分赞成达乌德的看法，说：国际友好和谅解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重大的意义。他希望这次访问不仅能够有助于增进中国同阿富汗的友谊，而且能够有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
访问苏联等国后，周恩来感觉很疲倦，原想到阿富汗时能休息一下，但是，他在阿富汗的五天中，活动日程依然排得很满。他访问了首都喀布尔、南部大城市坎达哈，还参观了意大利帮助修建的索罗比水电站。在阿富汗期间，周恩来同查希尔国王和达乌德首相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会谈中，周恩来说明中国的睦邻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阿富汗奉行的中立政策。查希尔表示十分钦佩中国，“不仅因为中国表现在物质上的强大，尤其是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政策”。〔57〕中国和阿富汗之间也存在边界问题，达乌德提出要在阿富汗走廊修一条公路。周恩来赞成这个意见，表示可以研究。会谈中涉及最多的是国际形势问题。周恩来说：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都应该尊重民族独立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不侵犯他们的自由和自主；在经济上平等互利，不附任何政治条件。周恩来还强调，我们主张集体安全，不搞军事集团，做到真正和平共处。这些民族独立的国家，也可以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美国对他们的帮助，对美国经济发展也有利，这样世界和平就有了保证。达乌德认为周恩来的讲话是合理的，是合乎逻辑的。他说：“我希望这种合乎逻辑的立场会得到成功，非但对中国有利，也是对世界和平有利。”〔58〕周恩来同阿富汗领导人的接触，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为两国友好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告别阿富汗，经印度去尼泊尔。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是个历史悠久的内陆国家。二十五日，当飞机在绿色的加德满都河谷降落时，周恩来一行受到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等候在机场的人群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在周恩来经过的途中，群众越聚越多，有些街道上连屋顶和树上都站着人。沿街房屋的每一层楼口都有穿着节日服装的妇女向周恩来和阿查里雅抛撒鲜花、花瓣、炒玉米，并且按照尼泊尔风俗向他们撒朱砂粉。当周恩来和阿查里雅到达宾馆时，他们从头到脚都被朱砂粉染红了。在二十六日的晚宴上，阿查里雅称周恩来为他“个人的朋友”和“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那一边的亲密的朋友”。〔59〕他相信，周恩来对尼泊尔的访问将大大有助于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友谊和亲善精神的发展。由于时间的关系，周恩来没有机会到远离首都加德满都的地方参观，但是，他仍然深深地感受到尼泊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周恩来和阿查里雅多次进行了友好而诚挚的会谈，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双方认为亚非团结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亚非国家应该超出他们彼此间细小的分歧。尽管亚非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在维护他们各自人民的福利的伟大目标上是一致的。两位总理还指出，他们心目中各国之间的团结并不限于亚非国家，而且也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真正团结提供了基础。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周恩来离开加德满都前在国家大厦举行了七十分钟的记者招待会，回答了新闻界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九五五年开始的中美会谈搁浅的原因，周恩来指出：“美国老是希望别人让步，而自己却不想做任何让步，这就是不能达成妥协的原因。”关于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之间存在的不同认识是否会妨碍亚非团结的问题，周恩来指出，所谓“不同”，正如尼赫鲁所说的是“友好的不同”，它们不会妨碍三个国家之间的团结，也不会妨碍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关于克什米尔问题，周恩来表示刚刚开始研究，但他说如果把这个问题交给联合国解决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应该劝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姐妹国家自己坐下来讨论和解决问题。
周恩来访问的最后一个国家是富饶美丽的岛国锡兰（后称斯里兰卡），这也是一个同中国有着悠久友好往来的国家。三十年前，周恩来赴欧洲求学第一次路过锡兰首都科伦坡时，曾被这个城市的美丽所打动。今天，在周恩来眼中“它仍然是那样美丽，但是不同的是，它已经不再处于殖民主义之下了。他说：‘它将永远属于锡兰人民。’”
延伸阅读
五十年代初期，当新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锡兰同中国签订了五年大米和橡胶贸易的协定，给予新中国巨大的支持。从此，中锡两国的友谊日益发展起来。从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开始，周恩来对锡兰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锡兰人民对周恩来的欢迎比以前对其他客人更热烈。班达拉奈克总理在欢迎会上说：周恩来的到来“正是在极其需要大家为解决世界纠纷而贡献力量的时候”，不论我们两国存在什么分歧，锡兰人民对中国是怀有友好感情的。周恩来走访了这座城市的许多地方，首都科伦坡引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周恩来还到了古都康提和波隆纳鲁瓦。他被邀请在锡兰独立九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在那天的会上，一位高僧走上台，尊敬地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英雄”。周恩来还同班达拉奈克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虽然，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分歧，但在许多原则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双方主张促进五项原则的实施；主张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主张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主张国际争端应该和平解决；反对成立敌对性的军事集团；反对一月五日美国政府宣布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即由美国来填补英、法殖民主义者在中近东地区遗留下来的所谓“真空”。周恩来指出：“这些主张的实现，将能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加强。”
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起至第二年二月五日结束，周恩来对亚欧十一国的访问前后共近八十天，全部旅程大约有五万四千多公里。二月五日，当周恩来离开锡兰途经印度加尔各答市时，他在广播演说中总结这段不平常的历程说：“我们是抱着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的目的访问印度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现在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满意地说，我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