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崛起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本文认为，中国外交的走向是和平与合作，融入现行国际政治秩序，在现行国际秩序内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国际政治意义，“中国威胁论”缺乏理论与现实依据。
[作者简介]张小敏，女，1967年生，浙江海宁人，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讲师。丁松泉，男，1965年生，浙江余杭人，浙江教育报刊社副社长、副总编、副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1级在职博士生。
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由于西方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定位为一个对国际政治现行秩序不满、企图挑战与突破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散布“中国威胁论”，提出一系列遏制中国发展的主张。这些论述忽视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外交战略与政策调整，对中国外交的走向缺乏准确的判断，从而对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的评估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本文就从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的角度，分析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
一、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论
中国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威胁论”。一些人根据现实主义思维，认定中国具有扩张的危险，将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带来挑战，甚至将中国视同当年的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和苏联，从而主张对中国实行遏制的政策，阻止中国的崛起。即使主张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的人，对中国的崛起也存在疑虑，想通过接触政策，将中国整合到西方主导的现行秩序之中。
根据现实主义理论，新兴大国具有潜在的扩张的诱惑，具有危险性。马丁?怀特认为大国扩张是天性。大国成员的力量通过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行辐射，除非有巨大的障碍，这些倾向都可以归结为领土扩张。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当国家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时候，它们不仅寻求与其能力相称的、更大的、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对于领土、其他国家行为和世界经济的控制），而且更能扩张它们的利益，如果必要，进行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来猛烈地修正或者完全推翻现有的秩序。简单来讲，一个国家变得越强大和越富有，它就需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更愿意并有能力为推进其利益而战。”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的变革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居支配地位的大国的衰落和新兴大国的出现，由于国家之间不同程度的增长与发展，国际体系将出现失衡，如果这种状况没能得到解决，国际体系将发生变革。由于权力的再分配，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保持国际体系的成本相对于它的支付能力来说增加了，而新兴国家改变体系的成本降低了。它开始意识到，可以依靠强制改变体系的本质来增加自己的收益。它的权力地位的增强意味着改变体系和保障其利益的相对成本的减少。根据需求规律，新兴的国家随着其实力的增加，将寻求改变现状。他指出，“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一个新兴的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更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作为对此的反应，占支配地位的国家通过改变其政策以努力恢复体系的平衡来对付这种挑战。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种努力失败，这种平衡就只有依靠战争来解决。”这就是所谓的霸权战争。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权力是国际政治的货币，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对大国来说，成为大国中的强中之强是不够的，它们的最后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他认为，“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主。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
正是在这种理论影响下，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出现了“中国威胁论”。1992年，罗斯?芒罗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上发表《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一文，开“中国威胁论”之先河。他与理查德?伯恩斯坦所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指出，不出几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在朝着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方向迈进。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国，它的目标是支配亚洲，使东亚发生的一切都必须至少得到中国的默许。中国日益增强的、同该国的雄心及仇外冲动相联系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它的侵略性。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不久即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这样一支支配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中国威胁论”在西方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因此，需要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崛起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意义，回应“中国威胁论”。
二、中国崛起与外交政策走向
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一直比较明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外交正向融入世界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全面参与大国协调和全球治理的方向发展。
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作用，建构主义关于身份观念与认同的理论对于我们探讨中国崛起时代对国家利益的重构和重新估定，具有重要的价值。温特认为，“国际政治中权力分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的，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观念建构的”。中国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感受到它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在与各大国的互动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大国身份，对其他国家也有了更多的认同，增强了“共同体”意识，把自身的国家利益与现行国际秩序更多地协调起来，从而推动中国也参与大国协调，把全球治理视作体现自身身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必要行为。国家利益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自我的利益，另一部分是共享的利益。自我的利益只对一方有利，而共享的利益则对各方面都有利。跨国主义认为，随着全球范围内相互依赖进程的发展，国家利益的另一种属性，即相互性、共同性与合作性也日益呈现出来，因此，共享的利益在不断增长。在相互依赖以及追求共同利益的推动下，中国不仅重构其国家利益，这种被重构的国家利益不再企图颠覆现行国际秩序，而且更多地将自己视作这个体系的重要一员，即“共同体中的一员”或大国协调的一员，参与建设的重新构造，这种观念的变革和对利益的重构将深刻改变中国崛起时代的外交行为。
中国外交政策的一大走向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同的加深，从而改变现实主义强调的新兴大国对现行秩序的破坏性及其与霸权国家的必然冲突。至少这种冲突的根源将不会来自中国。自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中国开始了融入现行国际秩序的进程。虽然对这种秩序仍有不满因素，但是不防碍融入的进程。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几乎加入了所有的政府间的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同国际组织的关系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根据《国际组织年鉴》的统计，到1993年，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总数达到1729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222个，非政府国际组织1507个。目前，中国参与的政府间组织的绝对数目是美国参与数的80%，中国经历了从“体系的反对者”，“体系的改革者”，到“体系的维护者”的角色转换。江忆恩指出，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五大国中，其他国家选择的次数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要颠覆现存国际秩序的国家的投票模式。部分重要的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融为遗体，并在体制上推动有利的变革。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中国的这一招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罗伯特?罗斯等都曾指出，中国现在输出的是计算机而不是“世界革命”。
显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并预示中国未来外交政策重要走向的是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和倡导。1997年，中国领导人正式提出新安全观，认为有必要“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认为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及其运用，只会造成安全两难。中国认为，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内涵发生了新变化，因此，中国摈弃狭隘的单纯军事安全观，逐渐树立了“综合安全观”，认为除了主权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外，还有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的威胁。中国认为，国际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取决于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实力差距，“一个国家对于世界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其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因此，中国认为国际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实力优势、军事同盟和一致的政治制度。中国提倡“合作安全”。这种新的国际安全关系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平谈判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中国提出的基本原则是：首先，不针对第三方，这样既可以避免因与一方进行安全合作而加深与第三方的相互猜疑，而且还有助于摆脱安全困境；其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安全合作；再次，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议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正确途径；最后，强调平等协商，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享受安全平等的权利。推动安全领域在内的国际合作，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发展方向。
中国内政的变化也预示着中国外交的和平与合作趋向。
首先，从中华民族的特性，特别是构成中华民族主体部分的汉族的特性看，他是一个倾向和平的、非扩张主义的民族，并且，随着经济的繁荣，中国人的和平主义倾向将会达到历史的新高度。从汤因比的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的角度看，宋以后是对中华文明挑战大于应战能力，汉族国家两度亡国，近代又变成半殖民地国家，这足以显示出汉族的文化上的强势和军事上的弱势。宋以后中国版图的扩大，不是汉族向外扩张造成的，而恰恰是汉族国家被周边少数民族入侵消灭，少数民族原有国土与汉族国家国土合并而成的，这与其他国家如俄国通过军事征战扩展版图完全是相反的。除特殊状态外，汉民族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倾向和平、内敛。根据钱穆的研究，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民族仍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它的特征将主导中国未来的外交走向。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内乱、革命和外敌入侵的环境下生存，对于弥足珍贵的和平与经济繁荣会倍感珍视，内心的和平主义将随经济繁荣而成长起来。由于中国的这种经济繁荣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更使中国对外政策采取和平与合作的道路。
推动中国外交和平倾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自70年代以来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业已引起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但国际政治学者还没有对这一政策的国际政治效应作出分析。中国历来人口较多，战争的规模较大，人海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作战是中国历次战争的重要特征，中国历次战争往往求胜而不太计较人员的伤亡。但是，自从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后，中国人对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对人权更加重视，加上中国人重视传宗接代的传统影响，反对战争企望和平将成为独生子女家庭的共同政治倾向。在大众政治影响力日益上升的时代，中国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必须面对在这个问题上的巨大民意压力，这种对生命的重视的风气的生长，必将最终影响民众与政府在战争与和平上的取向。
三、国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
无论从新现实主义或者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视角，均会承认新兴大国崛起对国际权势造成新变化的事实。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无政府的世界中，权力是维系国际政治结构和秩序的基本支撑，一个大国权势的升降将使世界政治中的权势结构发生变化。就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而言，中国的崛起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一超多强”或“单极——多极”的结构，但是，中国的崛起使东亚地区出现了一个新兴强国，不仅增加了“多强”的数量，而且也对东亚地区的政治结构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崛起将深刻改变1840年以来，特别是日本崛起与美国势力进驻东亚造就的东亚权力政治结构。从长期发展趋势看，由于中、美、日经济相互依赖度高，在维持东亚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上存在共同利益，各自保持相对独立、又在一定框架内良性互动与合作的可能性较大。从更广的视角看，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现在已基本融入现行国际秩序，走的是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与各大国协调推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路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履行义务、发挥作用的转折点。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提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倡导世界革命，对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发起挑战，加入WTO后，中国实质上全方位加入了各个主要国际组织，融入了其体系。因此，中国崛起将使世界减少了一位现存秩序的挑战者，世界不再有一位处于“愤怒的孤独”中的挑战者，从此，世界各主要大国虽然对现存秩序有所不满，但都成为维持现状的国家，而不是修正主义国家或革命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相互依赖加深，国际机制更趋完善，影响力更为扩大的情况下，世界将成为大国协调、全球治理的新时代。这是中国崛起的首要的国际政治影响和意义。而中国崛起及其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则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最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之一。
中国崛起也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1840年前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中国一向自我封闭，与外界贸易有限，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有限。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世界性影响。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对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罗伯特?吉尔平指出：“毫无疑问，中国令人注目的迅速工业化和作为出口大国非同寻常的崛起，证实了中国是‘又一个日本’，甚至超级日本的说法”。中国的崛起将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一。与历史上的封闭体系不同，中国21世纪的崛起是在与世界进行广泛的联系的背景下造就的，因此，中国经济的崛起具有溢出效应，它的庞大的市场和贸易机会将使世界经济的发展获得机会，特别是周边地区和主要的贸易大国都可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获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资本对外投资也将快速增长，推动投资对象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交织与融合，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并使跨国公司与中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时，中国人民币在国际货币领域的影响力上升，中国的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也融为一体。这一切将推动中国积极参与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因此，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推动力量，以及维护经济稳定、预防和解决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支柱之一。中国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预示着中国未来对世界经济发展将起的作用。
中国崛起的另一重要国际影响将是中国全面与全球治理。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使中国具备了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从而可以实现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意愿。随着中国全面加入国际组织，在现行国际机制中影响力的上升，中国既有意愿也有渠道去推动全球智力。中国年轻一代及其领导人在崛起过程中孕育了全球性的视野和观念。中国未来领导人和民众的观念和视野都将具有全球性特点，既不会出现美国式的孤立主义，也不会出现传统式的封闭观念。在新的全球观念和视野的指导下，中国有足够的意愿和心理准备去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传统的“协和万邦”的理想主义在全球治理中将发挥重要的积极的影响。由于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崛起的中国将是全球治理的支柱之一，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各大国也需要中国参与对全球问题的治理，无论在联合国框架内，或者在G8框架内，世界各国都将需要并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总之，中国崛起将使中国成为一种新型的新兴大国，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促进全球治理的重要的推动力量。中国可望在21世纪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这是中国崛起的最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中国威胁论”缺乏理论与现实的依据。
原刊《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