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家神道教认为世界之上居住着八百万天神，其中天照大神是最重要的创世之神，天皇则是由天照大神直接创造，日本民族则是神的后裔，日本人在历史上也认同自己的国家是神国。但是从历史记载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故事是典型的宗教神话，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集团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的。（请参考戴季陶《日本论》第三章“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日本在中国历史上最初被称为倭国，在中国隋唐时期日本人先是把自己的国名由倭国正名为日本，然后又把当时用以称呼部落首领的“大王”一词改为天皇。日本人没有用中国的皇帝称号来称呼自己的首领，因为怕触怒当时国力强大的盛唐，但又要显示在精神上优于中国，于是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天皇”一词。接着日本官方编撰了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日本书纪”，在书里日本人显示出了杜撰历史的卓越才能，他们创超了一个上古时期的领袖—神武天皇，神武天皇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60年左右，当时日本尚处于极为原始落后的绳文时期，人们生活在刀耕火种、狩猎捕鱼的石器时代。这个神武天皇究竟是一个部落的首领，还是一个统一了日本列岛的英雄，或者说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人物，现在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考证不出来，但是他绝对不是什么天造大神创造的天皇，这是一个具有基本理性的现代人应该能够确定的。这之后工于心计的日本人继续发挥了想象才能和创造才能，索性虚构出了一整套神话时代和上古时代的天皇家族谱系，于是一个本来虚无飘渺的部族首领被拔高为整个日本民族的天皇，为日本形成统一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打下了重要的精神基础。而日本历史学家则竭力宣扬日本天皇制度乃是“万世一系”，也就是天皇家族的传承不会经历变更，日本天皇千秋万代都是由同一个源头和同一个家族诞生，日本的自古以来就只有一个王朝，正如日本国歌《君之代》里传唱道：“君王的时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长出小岩石，带着青苔。”
平心而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初期，许多民族都会有人类童年的宗教童话，中华民族的起源也有盘古女娲的神话，古希腊也有一系列世界驰名的神话故事，北欧民族也有早期的神话来源，在今天的许多南太平洋小国，各种原始的宗教神话故事依然盛行。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对成熟和文明的阶段后，这种原始神话就会被更加完整和系统化的世界性宗教所替代，比如欧洲国家在进入更高级的文明阶段后普遍经历了基督化，中国则接受了佛教并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局面，而中东和北非地区则被伊斯兰化。如果说日本天造大神创造万物和万世一系仅仅限于日本早期历史发展阶段的神话传说的话, 倒是很容易让人理解，可是偏偏在后来日本历史的进程中这样的宗教神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日本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对这样的信条深信不疑。
日本人虚构了天皇谱系以后，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经历了奈良时期、平安时期、镰仓幕府、南北朝时期、北朝天皇、室丁幕府、安士桃山时代、江户幕府，近代日本还有明治、大正、昭和、明仁天皇。近代历史以前的日本天皇，长期处于虚君地位，并不掌握实权，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将军和幕府的手里。如同人类社会任何权利结构和王朝历史一样，将军、大名、幕府和藩镇之间的争斗、暗杀、颠覆、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权力争斗的血腥和残酷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然而，让历史学家难以解释的一个独特现象在日本产生了，无论世俗的权力如何争斗，天皇世系王朝在日本历史上却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从虚构的神武天皇到现在在位的明仁天皇已经有128代，所谓的“万世一系”以惊人的超稳定性保留下来了，无论是幕府时期血腥暴力的权力斗争，还是内部的暴力动乱和农民起义，无论是日本面临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还是日本二战投降后美军进驻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始终没有受到挑战和撼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具有野心的政治家、将军、幕府和武士曾经彻底取消和推翻天皇制度。相反，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包括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中，我们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类似日本这样一脉相承的不受挑战的君主制度。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中，宫廷阴谋或军事政变让欧洲国家都经历过王朝的更迭和颠覆；被称为超级稳定的中国封建王朝更是经历了无数的叛乱、权力斗争、宫廷阴谋和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领袖和权力斗争的胜利者一方要么“协天子以令诸侯”，要么高呼“王侯将相，令有种乎！彼可去而代之”，要么表示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要么迫不及待的称帝封官，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结构，朝代的更替让中国历史总是处在治乱循环之中。而日本奇特的所谓万世一系的神话本来是一种人类童年不成熟的神话故事，也许是政治阶层有意编造和杜撰出来的，却令人惊奇地转化为日本人超强的精神信念和日本人的集体民族意识，让日本社会免去了人类其它文明所经历的改朝换代。
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时代的伊藤博文公爵就立宪问题向英国学者斯宾塞求教日本改革的方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在其《菊与刀》一书里纪录了这件日本近代历史上不为人知、但又是至关重要的一幕：斯宾塞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书面意见里以非常独到的眼光谈到日本传统文化和天皇制度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他认为，以大和民族心理为基础的日本文化中的等级制度让日本具有了其它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可以有助于日本实现经济腾飞。日本人对长辈的尊敬、服从和对天皇绝对的崇拜和忠诚，是可以大大利用的宝贵资源。日本的这种崇拜天皇的文化特性，应当被日本政府好好利用起来，而这样的文化积淀可以转化为日本复兴的动力。斯宾塞认为在明治天皇时期，日本将在明治政府的领导下稳步前进，所向披靡（见本尼迪克：《菊与刀》49页）。
在明治维新其间，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从军事、技术、政治体制一直到生活习惯，日本的精英阶层善于学习，全力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化；另外一方面明治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看起来非常矛盾和不符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改革措施，其改革过程中融入了大量日本本身的传统和文化的因素。比如说日本明治政府非常具有远见地分析到，日本要在短时间里赶超先进国家，不能完全采取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放任自主的市场竞争模式，而必须令辟蹊径，采取国家强力干预加速发展大型重工业的作法，这样，日本在短时期内以惊人的效率建立了钢铁工业、造船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发展国家大型工业的具体措施方面明治政府也完全采取了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战略，国家重点扶植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通过各种手段完善企业内部管理，然后把企业以低价卖给私人，而这些私营企业集团都是跟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它们和执政集团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通过国家有意识的扶植和政策倾斜日本一些本来不知名的企业如三井、三菱等迅速发展了起来。日本政治家精明的考虑是：工业事关当时日本民族的生死存亡，日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率的办法建立起现代化工业。而要到达这样的目标，日本就必须利用自己不同与西方的独特文化资源，争取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也就是某种计划和市场混合的模式促进日本工业化进程的超常规式的飞跃。日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再次被战后的日本政府所采用，又一次显示了日本文化衔接西方现代化制度所带来的巨大成功。明治政府不仅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创立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充满了日本特色。由于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日本民间民权意识高涨，立宪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中心话题。在1889年颁布通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力和建立议会，但同时却把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写进了宪法，用国家法律形式再次确定了天皇的至高地位和神性。而在日本的议会制度中，众议院代表由日本国民普选产生，可以对政府各级高官提出政策质询，但是却不真正掌握决策权、行政权和预算事务，众议院甚至还要受到贵族院的制约，而贵族院里的一半议员是由贵族构成，而四分之一的贵族院议员是由天皇特别任命。这样，明治时代的改新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通过普选议员和议会政治合法化了政府的权力来源，建立了现代的宪政体制，另外一方面却体现了浓厚的日本特色，天皇的权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日本的中央集权也在议会政治建立后反而得到加强。明治天皇借力使力，在政府立宪的过程中把日本人普遍的宗教神话和信仰变成国家法律，创造了一种超级稳定的总体权威政治结构，同时却没有忘记适应时代之需变更自己的政治体制，确立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君主立宪制度—实君立宪制度。
这之后天皇万世一系的思想成为日本富国强兵、迅速崛起的重要动员力量，一个本来荒诞不经的原始宗教神话不仅为日本社会在国家层面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体制，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动员人民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日本对临近亚洲国家疯狂的侵略和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两颗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国家带入战火和灾难。日本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成为日本现代化的稳定力量的同时，也因为煽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差点让自己的国家毁灭。用中文一句话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令人吃惊的是，当天皇宣布投降后，之前誓言要与美军决一死战的日本居民转眼之间就接受了这样的结果，美军在进驻日本列岛时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而且大多数日本居民见到美军时都是彬彬有礼。这是什么原因呢？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天皇的宗教神话在起作用，之前的战争是天皇发动的，日本人就认为这是为天皇而战；而现在天皇要求大家放下武器，于是日本人就顺从地放下武器，其基本思维都是一样的，要让“天皇陛下安心”。著名的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反思到：如果当时天皇宣布的不是终战诏书，而是要求日本国民血战到底，要求所谓的“一亿玉碎”（一亿日本人全部战死，直到最后一人），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呢？日本人也会如同催眠一般战到最后，直至日本列岛的毁灭。
天皇在发表《终战诏书》的同时为了维持日本国体发表了《凡人宣言》，第一次走下神坛，承认自己并不是神，并强调天皇和日本国民之间的关系是依据敬爱和相互信赖的历史传统沿袭而来的，而不仅单单是因为宗教神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的李兆忠先生在其所著的《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非常精确的指出了天皇不倒翁的奇特现象，天皇不仅是发动侵韩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也应该对日本军人和平民的大量伤亡负有直接责任。二战结束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首要战犯都遭到了严厉惩处，唯独日本的头号战犯不仅没有得到惩罚，反而继续享有天皇称号的荣誉，受到日本人的绝对遵从。在天皇发表《凡人宣言》后，天皇开始了对全国各地的视察和慰问，无论他到那里，都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为了目睹天皇，许多日本人成群结队地涌来，但是没有任何人批评和谴责他所发动的战争给世界和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没有任何人去思考眼前这个所谓慈祥老人是让千千万万家庭妻离子散的罪魁祸首。这样一种君民同乐、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似乎不应该出现在战败的日本，当时的一些外国媒体也对这种令人匪夷所思和违背人类理性常规的行为进行了报道。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很受日本人尊敬，日本人普遍认为在他的占领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的宪法，日本从此走上了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的道路，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却对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作出了否定性评价，认为日本人的心理成熟程度只有12岁，这让许多日本人恼怒不已。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美国将军，却认为日本天皇的存在可以和美国及盟国军队20个师的力量相提并论。美国人敢于扔下两颗原子弹，却不敢动天皇，归根结底在于这种文化和宗教延续而来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和不可预测的，用得好，可以为美国稳定在日本的统治和把日本纳入当时西方世界服务；用不好，或是把天皇这个“现世神”请上法庭，就可能投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让美国在日本的统治永不得安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人才决定继续维护天皇这个“现世神”的“神圣”地位的。事实上，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和科技上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的扶植、朝鲜战争的爆发、正确的产业政策、重视国民福利和教育等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日本人把自身文化中的一些独特的因素结合到现代化的发展中，建立了牢固稳定的政治结构，天皇的存在给日本人带来了一种稳定安全的心理基础，这些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当然可以嘲笑日本文化中一些幼稚和不合理性的成分，就像许多西方人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觉得莫名其妙一样。但是我们从现代化成功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能够有效地把自己的传统融和进现代化的发展中去，尽管他们的文化、宗教和思维方式在一个理性的现代人看来是多么的可笑和不合时宜，但是站在国家宏观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个成功者，是无可置疑的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最佳范例。无论是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还是日本二战后的重新崛起，都有太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太多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中日两国同为东方民族，文化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不同，日本的发展路径应该比其他大国发展的过程更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研究。具体说来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能完全跟过去的文化断裂，必须认真思考，过去文化中的哪些因素会阻碍现代化的发展，哪些因素却能促进现代化的发展，哪些文化因素是我们民族独有而其他民族没有的，哪些因素甚至可能让我们加速现代化或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占据先机。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完完全全地跟自己民族的过去彻底决裂，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劣等民族文化或者完全是糟粕。一个民族在精神更新、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一个民族在全面学习先进国家过程中，一定要力戒那种极端的“不破不立”的思想，而是要理性地把现代化和自己的文化结合起来。日本人在现代化的历程中，通过一个个精英集团的精密设计和周全考虑，把日本文化中的独特因素如忠诚、对长辈和权威的尊重、等级制度、集体主义和天皇宗教神话巧妙地整合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真正作到了化腐朽为神奇，让一些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没有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安排意外地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而中国近现代史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在鲁迅先生的文选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激情政治运动中，以及后来流行的全盘西化的思想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长时间的落后和锁国让我们的民族逐渐失去了对自己民族的基本判断力，中国的落后被简单地归结于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劣根性，华夏煌煌5000年历史被简化为“吃人的历史”，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被简化成现代化的障碍，成为中国落后的替罪羊, 某些人谩骂自己的民族是劣等民族。于是在这样简化的逻辑下，就有了打倒孔家店的激情政治口号，就有了摧毁中国封建文化的简单的激情宣泄。事实上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不破不立”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线形思维和简化思维的必然结果。这些思想的根源还是在于国家长期积贫积弱导致了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和自我价值观的丧失，最后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或是认为要摧毁一切旧的制度才能建立新制度。而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成功的国家就是指那样一些国家，它们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成本、最有效的手段和最少的与传统文化之断裂来实现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一个国家越是盛行极端思想，越是常常爆发革命和运动，越是流行“打倒”、“摧毁“、“铲除”和“消灭”等口号，就必然要越长时间在现代化门口徘徊，因为打倒容易，建设起来却很困难。一个民族不仅要理性认识世界和世界的变化，也应该同时有正确认识自己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能力，现代化不能脱离时代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条件，我们不可能凭空建立一个新制度。美国政治理论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1981）指出，在世界上12个比较稳定的欧洲和英语系民主国家中，其中10个国家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过去的贵族并没有通过激情的革命手段被消灭，而是社会各个阶层建立和解的社会契约，既建立了反映民意的宪政体制，又让精英阶层的贵族能够继续享有一定的权力为国家服务。在这些国家，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发展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在现代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格局中有一条铁律：谁能在单位时间里最好地实现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发展，谁就能取得历史性的优势地位。谁能实现国家各种力量的和解共生，减少动乱和革命发生的可能性，谁就能成为竞争中的胜者。
日本人用天皇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和日本人对权威的尊重建立了一种国家总体上的稳定局面，由于这种宗教文化的影响力深入骨髓，所以日本的发展非常得益于这种超级稳定的政治架构。但是日本人的成功在于，他们并没有沉浸在这种宗教神话中，而只是利用这种文化中的独特因素来为现代化服务，来防止社会在急速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动乱和社会冲突，他们在制度建设上非常成功，一步步建立了立宪制度，法制国家和民主竞选制度（当然也具有浓厚的日本特色）。这种在全国局面稳定的架构中，成功建立了现代化国家制度的作法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在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中，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是否有这样的积极因素，既能促进基层民主制度的层层推进，但是同时，我们能够牢牢保持国家总体层面上的稳定，而不出现动乱？我们是否能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中寻找出有利于中国大局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又加快法制国家建设的进程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中国宪政体制？我们是否也能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把传统中一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充分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今天站在斯宾塞的立场上，可以为国家的总体战略发展提出什么样的建言？我想，这样的问题还是留给大家积极去思考，通过大家的集体智慧来共同探索吧。本篇只是一篇过渡文章，笔者将从下一策开始，对中国和平稳定的渐进改革和渐进民主化进程提出具体的和技术性的建议。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2月10日
（备注：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4篇文章，还将发表此系列10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