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较量，更确切地说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个人的较量。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患脑溢血而突然死亡。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国庆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北京之行是他的外交攻势之一。
这是苏联第一个最高级代表团访华，气氛友好、热烈而隆重。
虽然，斯大林的去世让许多不知情的人伤感，但同时人们也从某种难言的窒息中解放了出来。一直来，斯大林被看得太神秘，他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人们的身上。毛泽东为斯大林的去世痛哭，但他同时也感到轻松，因为赫鲁晓夫上台后，政策灵活多了。在苏联，对毛泽东的评价已由斯大林时代的“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赫鲁晓夫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这二者有天壤之别。再说，毛泽东不用再忍斯大林之气，吞斯大林之声，不用再接受来自莫斯科那指手划脚的指令。
在一次交谈中，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我们愿意将我们在旅顺大连的设施全部无偿地移交给中国，除了刚刚安装的海岸炮群。您知道，安装这些新式炮群花去了我们一笔相当可观的钱。”赫鲁晓夫马上将话题转到具体问题上来。毛泽东说：“我认为你们在这时候从旅顺港和大连撤走是不合适的。”赫鲁晓夫心领神会：“毛同志，我们怀疑美国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当然，我们不能向你们担保，因为美国刚刚结束它在朝鲜的侵略战争，而且现在还在推行侵略政策。不过，如果我们的部队从旅顺港撤走的话，这些部队还会驻扎在离那里不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所以，假如你们遭到进攻，我们可以前来救援。”
当时，中国刚刚结束在朝鲜的战争，经济上底子仍然很薄，毛泽东、周恩来希望苏联能把海岸炮群留下来。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特地找赫鲁晓夫商谈，周恩来说：“赫鲁晓夫同志，您知道我们所处的境地，你们能不能把你们的大炮留下来？”
“周同志，请原谅我们的难处。我们还没有从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中恢复过来。我们的经济一团糟，人民很穷。我很乐于以低价把这些大炮卖给你们，但我们确实无力无偿地送给你们。”
赫鲁晓夫认为，这次来中国已给中国人许多好处，包括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营，同意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还把现有的中苏合办的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答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建15项中国工业企业，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在一次会谈中，赫鲁晓夫突然说：“毛同志，你们能不能派100多万名工人到西伯利亚来，帮助我们开发我们那里巨大的森林资源，这也许还能帮助你们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西伯利亚是苏联的远东地区，那里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恶劣，人迹稀少，苏联人一般都不愿意到西伯利亚工作，所以帝俄时期、斯大林时代都曾把大量的政治犯和刑事犯流放到西伯利亚，以示惩罚。但西伯利亚森林和矿藏资源都十分丰富，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去开发是一着妙计。
当翻译说出这段话的时候，毛泽东微微一怔，开始用一种沉静、不受拘束的语气说道：“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多少年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人口过剩，失业普遍，因而是一个很好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种看法是对人极大的侮辱。现在你也这么看，这就使我们为难了。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对中苏两国关系得出错误的看法。他们会以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是一样的。”赫鲁晓夫的脸色也变了。许多年后，赫鲁晓夫在回忆起这次谈话时仍气愤地说道，“他可真是知道该怎么来羞辱我们，竟把我们同资本家相提并论。”
过一段时间后，毛泽东派人告诉赫鲁晓夫，“我们愿意接受你们的意见，愿意帮你们的忙。”
最后签订了一个合同，让第一批（约20万）中国工人到西伯利亚做工，这批工人工作期满后，中国方面又主动提出可以继续帮助苏联。后来在同毛泽东的一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向毛泽东说道：“毛同志，真对不起！我们过去对进口劳动力的需要估计过头了。”
中苏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会谈，达成了许多协议。10月12日，中苏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中公布了两国政府共同签订的下列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
关于对日本关系的共同宣言；
关于苏军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
关于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
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
195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社会主义阵营内爆发的一场政治大地震，震撼了整个世界。
2月14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是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中国共产党派朱德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2月24日，赫鲁晓夫作长达５个小时的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后称“秘密报告”。
毛泽东对“秘密报告”是十分敏感的。他拿到“秘密报告”的中译文本后，认认真真地作了琢磨。在中南海丰泽园里，毛泽东在细细琢磨着。他喃喃自语：“赫鲁晓夫敢去碰斯大林，尽管他采取的方法不对，可是揭了盖，他这个人有胆量，也能捅漏子,我看他多灾多难。”中共密切关注着苏联的情况,《人民日报》对苏共二十大作了极为谨慎的报告，“秘密报告”的中译本上打上“绝密”的字样，在极小的圈子里传阅。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央责成《人民日报》写一篇以斯大林问题为中心，着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
文章写成后，立即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仔仔细细地审阅和修改了文章，交《人民日报》付印。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又称“一论”。
1956年11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中国方面极为关注事态的发展，《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表明中国人民是站在匈牙利坚定的社会主义战士方面。为了帮助匈牙利人民渡过这场大灾难所带来的困难，中国政府决定以价值3000万卢布的物资和现金赠送给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作为对匈牙利人民的援助和支持。
毛泽东觉得，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太严重了。帝国主义利用“匈牙利事件”在整个西方国家掀起了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为此，中国党应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惊心动魄的1956年快要过去了，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又称“再论”。同“一论”一样，它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再论”着重讨论了四个问题：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文章的主要观点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之所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性的、严重的错误，而不能得到及时纠正，正是因为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领导，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但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同他的功绩比起来始终是第二位的。斯大林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9月，中共八大召开，总结了过去几年的辉煌成就，提出了很理智、很符合实际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6年5月2日，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不到三个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谈笑风生：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苏共对毛泽东的讲话作出反应，不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
“毛泽东同志，我是带着苏联共产党的疑问来到中国的。”伏罗希洛夫直截了当，显得十分焦急。“你们提出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万马齐喑究可哀么。”毛泽东引用了一句晚清诗人、政论家龚自珍的诗句。伏氏并不懂诗句的真正意思。
“可是，难道你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什么要在报纸上登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先放么。”毛泽东很有信心地回答道。
“社会主义不应该允许这些右派言论。”伏罗希洛夫果断地说，“可能会出乱子的。”
“百家争鸣又不是秘密报告。”
伏罗希洛夫略显尴尬，然后不无小心地说，“右派言论是不该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难道还有疑问？匈牙利事件是有教训的。秘密报告还引出了那么大的乱子，你们就公开登出这些右派言论……”
“我们不搞秘密报告，我们是公开的。”毛泽东加强了语气：“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同匈牙利的不同。”毛泽东看了伏罗希洛夫一眼，轻松地笑道：“不要学做阿Ｑ，头上有癞疤又不许人说。”
伏罗希洛夫却笑不出来，他严肃地说：“敌人抓住一条缺点，大造舆论会煽起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就是这样闹出乱子的。”伏罗希洛夫提醒道。
“不能做温室里的花草。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有些言论不仅仅是意见，而是要推翻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伏罗希洛夫忧心忡忡。
“暴露出来好么。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暴露出来，他们就该完蛋了。”毛泽东信心十足。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对伏罗希洛夫说，“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不能断。情况天天都在变化，离开了就不了解，工作就会受影响，出差错。复杂，太复杂了。我不想干了，太复杂，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我想退下来当教授。”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伏罗希洛夫也怔了怔。他马上转了话题：“你们的报纸还在给共产党、给社会主义抹黑。这已经引起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安。”
“他们只有百分之几，实际上右派分子不过百分之一，不足怕。”
“还有许多人会动摇思叛的。”伏罗希洛夫温和地提醒着。
“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可能，但毕竟还是少数人闹事，挤出脓疱好。”毛泽东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但百花齐放的最后结果却应验了伏罗希洛夫的担心。一次，伏罗希洛夫对毛泽东说，“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痛啊！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过去我也曾通宵地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希望你这样做：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毛泽东笑着说：“好，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顿了一下说：“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
1958年3月，赫鲁晓夫接替布尔加宁任部长会议主席。至此，赫鲁晓夫的地位完全巩固了。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出国访问，在以后的漫长的20年里，他一直没有越出过国土一步。
赫鲁晓夫和先期到达的胡志明在机场热情隆重迎接毛泽东。
检阅完后，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讲话，“我在一九四九年底、一九五Ｏ年初访问过苏联。那时，我们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结合。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
他说：“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的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巨大的同情和慷慨的援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
11月6日，由毛泽东、宋庆龄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由彭德怀、叶剑英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和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又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
毛泽东满怀热情地歌颂了苏联十月革命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苏联的面貌在四十年间完全改变了。在革命以前，俄国的经济力量曾经是比较落后的。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洲际导弹火箭，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和第二个人造卫星。全世界公认：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所有这些，不但是苏联人民的骄傲，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骄傲，而且是全人类的骄傲。”
但是，毛泽东话锋一转，他说，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么，他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么，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
最后，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国内的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他说：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已经在八年的短时期内取得了过去百年中所不能有的成就。中国有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中国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亲密的联盟。他们的这种狂妄企图，已经在全国人民的反击之下彻底失败了。为了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一个生气勃勃的整风运动。这就是在城市和农村中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重大政策、党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人民的生活福利等项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领导地自由地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用以正确地解决在人民内部实际存在而为当前所必须解决的各项矛盾问题。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我们正在六亿人口中分期分批地推行这个人民自我逃硕蟾旁儆屑父鲈戮涂梢栽谌段谌〉檬だ＝窈螅颐亲急该磕昊蛎苛侥昃傩幸淮握缭硕硕奔淇梢源笪醵蹋源俗魑饩鑫夜龉墒逼诟飨钌缁崦艿囊桓鲋饕椒āＪ敌姓飧龇椒ㄓ幸桓龈镜某龇⒌悖褪潜匦胂嘈湃褐诘拇蠖嗍嵴驹谖颐欠矫娴模墙驳览淼摹Ｕ庖坏阋盐硕娜烤樗っ鳌?
有一次，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共进午餐，吃的是饺子。毛泽东忽然问道：“赫鲁晓夫同志，你对我们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怎么看的？”
赫鲁晓夫明确说：“我们的立场是：‘百花’只是中国人为解决他们国内问题而提出的口号，它不适用于苏联。我们避免直接批评这场运动，但也不表示支持。”
毛泽东一点也不在意赫鲁晓夫反对这一口号，但他希望别人能理解他提出这一口号的用意，更希望别人不误解它的意思。他喃喃自语：“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争鸣的各派彼此矛盾、彼此辩论，结果在对立中发展起来了，推动了各科学术的进步，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灿烂的时代。对立的双方在矛盾中发展，这是符合辩证法的。”
赫鲁晓夫原想回避这一问题，怕引起争论和矛盾，伤了和气，误了其他大事的解决，听了毛泽东的解释后，他不得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毛泽东同志，我想，你们的本意可能是说在文化艺术中要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允许不同的学术思想争鸣……可是，花有各种各样的花，有美丽的花，丑恶的花，甚至有毒的花，对于有毒的花就不能让它开。”
赫鲁晓夫的手在前面有力地一划：“要卡死！”
“我们不卡死，留在那里做对比，做反面教员。”毛泽东微笑着说。
有一次，毛泽东在同哥穆尔卡会谈的时候，哥穆尔卡非常坦率地说：“毛泽东同志，你讲的‘纸老虎’这个观点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力量的估计不足，是不是有点过分轻视帝国主义了？”
毛泽东也很坦率：“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但我不接受你的批评，对于帝国主义根本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要将它们踏在脚下。”他继续说道：“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蔑视它，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纸老虎。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
有一次，毛泽东在谈到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时说道，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挑起新的战争，我们也不要怕，中国有６亿人口，即使牺牲了３亿也还有３亿。
一天，赫鲁晓夫同毛泽东共同进餐，一提起筷子，赫鲁晓夫若有所思，犹豫着想说什么。毛泽东先发制人：“赫鲁晓夫同志，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国防部长朱可夫讲话，说是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将迅速回击。这个说法不对，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嘛。”
“你这是什么意思？”赫鲁晓夫马上紧张起来，因为这实际上是他的决定，毛泽东显然知道这一点。
“谁决定也不对。我们同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族里，是一个阵营的，但又是独立的国家。”毛泽东回答得非常坚决，“我想，起码对中国是不许这样的。你们照顾好自己就行，我们自己会打他们。把他们打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去！”
“可是，你想过军事力量的对比吗？”
“我们曾经遇到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威胁，我们攻打济南，在青岛等地活动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敢动一动。我们打北平天津，驻扎在塘沽的美国舰队没有等我们的部队来，就带上国民党军队逃跑了。他们如果在中国的地方打我们，我们就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毛泽东自信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