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同志，下一次战争可不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了。今天美国人的原子弹多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也有核武器，并且正在加紧用这些武器来装备我们的部队。下一次战争不会是以敌人跨过国界发动入侵开始的。而一开始就会是敌人用导弹或核弹袭击我们主要的行政中心和工业中心。因此，我们的政策是用足够的武器武装自己，以便敌人给我们造成多大破坏，我们也能给他们造成多大的破坏。原子弹，它是毁灭性的。”赫鲁晓夫搬出原子弹，想压压毛泽东的“得意”，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原子弹。
“纸老虎！”毛泽东不屑地说道。
“纸老虎？米高扬，听见了吗？他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亲爱的毛同志，你这样的观点使我很吃惊。”赫鲁晓夫似乎有点失控，他几乎是惊叫了起来。
“毛同志，现在的战斗既不靠刺刀赢得，也不靠子弹赢得。随着机关枪的发明，战争性质起了变化。几个机关枪手就能像农夫用镰刀割草一样扫射倒大批步兵。现在到了导弹和核弹时代，一方或另一方拥有的师的数目对于战役的结果实际上已没有影响。一枚氢弹可以把整师整师的人变成一堆熟肉。一枚氢弹的毁灭范围是非常大的。”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这番话感到气愤，但他也用一种极平静的语气回敬道：“赫鲁晓夫同志，那么战争还有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如果出了战争狂人，你就只有投降了？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无非是乱扔原子弹，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在64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大会上，毛泽东又谈了他的原子弹和纸老虎观点。他用宏亮的声音说道：“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竟会在大会上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观点几乎是得到一致的反对的。会场里顿时静极了，64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们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来自古老的东方的领袖，觉得他本人以及他关于战争的论点是那么的奇怪，那么的令人不可思议，他的人民和国家饱受了战争之灾，而他竟然不怕战争，不怕氢弹、原子弹，竟然不怕丧失一半人口，而他却又说得那么的头头是道。
毛泽东是不怕大多数人反对的，他一向认为与和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争辩是一件妙趣横生的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坚持他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
毛泽东又谈起了“纸老虎”的问题：“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赫鲁晓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Paper Tiger），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
毛泽东一直愉快地说着，显得非常的轻松自如。说到这里，他略略停顿了一下，见大家认真地听着，他依然笑着说：“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有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私下里，毛泽东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参加与西方的裁军会谈。不过，假如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对西方政策上有一米的差距，那么，他们在防御思想的根本区别上就有一公里。
毛泽东力劝目瞪口呆的赫鲁晓夫：“要是苏联受到了西方的进攻，你不应该反击你应当立即退却。”
“你说‘退却’是什么意思？”赫鲁晓夫感到有些大惑不解。
“我的意思是后撤，并且坚持住一年、两年、甚至是三年。”毛泽东轻松说道。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建议道：“要是你们撤到了乌拉尔，那我们中国人就可以参战了。”显然，这反映了毛泽东的好战。
毛泽东是从相对软弱的地位打出天下的，这教会了他重视战略防御的价值，而这一点简直是俄国人想都想不到的。
毛泽东是一个积极的投入者，也是一个静观万物的旁观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投入的时候他是一个政治家、活动家；当他静观万物的时候，他是一个思想家、一个有东方特殊魅力的哲人。而当二者结合在一起时，他便是一个领袖。他自己也充满了领袖意识，温文尔雅的表面下深藏的是一副“舍我其谁”的精神。身处这样的一个大盛会里，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11月8日下午，毛泽东和英共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谈了两个小时。
毛泽东对眼前的两位英共领袖，尽量给他们鼓舞：“我看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世界的力量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超过了资本主义阵营，二次大战、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争端，希特勒、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最后都失败了,最近苏联的两颗卫星又上天了。”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落在后面了。”毛泽东显得有点激动，手在胸前一挥，铿锵有力地说：“今天的大英帝国也不是从前那个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了！”
11月18日，毛泽东与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进行交谈。毛泽东愉快地说：“我自己还信过神呢。”陶里亚蒂一点也不惊奇：“信的是佛教还是道家？”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佛教里的神多一些。我接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把拿破仑和华盛顿看成伟人，还信过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还相信过康德的二元论，现在知道二元论的东西本质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可那时信得很，还信过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20岁时才知道有马克思和列宁。我对佛教有一点研究，对圣经的新旧约没有半点研究。”
1957年11月18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重大的日子，64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即席讲了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和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抹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共产主义的可耻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了，有什么不好？
今年，1957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惶惶不安。两个卫星上天，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它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间、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个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是揭穿这种欺骗。我们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接下来，他历数了十件事，打希特勒，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尤其在讲到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等光荣历史时，他总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中国革命。1949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们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在我们的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
大家都被毛泽东风趣幽默的的话逗乐了，赫鲁晓夫带头鼓起掌来，会场里发出了愉快的喧哗声。毛泽东自己也乐了，边笑边接着说：苏联抛了两个卫星，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吹得神乎其神的，为什么连一个山药弹也没有抛上去？
毛泽东确实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所感动，他热情地看了赫鲁晓夫一眼，“赫鲁晓夫同志，努力一下，能否搞一个５万斤的卫星抛上去？”毛泽东又说：“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人们说，美国人会赶上来的，它也会抛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争论究竟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会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一年、二年、五年总是睡觉吧？你一年、二年、五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啦。”
接着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中国国内的事上，他说：“我国今年有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吨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许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一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二千万吨钢，再加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了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毛泽东激动地总结道：“归根到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很能驾驭场面，在人们不能自持的激动中，他马上转到了一个不激动人心的话题：团结问题。“任何一个人都要有人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这是中国的一句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说到这里，毛泽东转过头来瞥了旁边的赫鲁晓夫一眼，幽默地说道：“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诚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入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
说到这里，他扫视了一下会场，加重语气地说道：“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大家都觉得怪怪的，连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用百分比来衡量。
有一次，毛泽东对尤金感叹道：“我不大想当什么主席了，事多缠身。我倒愿意到大学去教书，当个教授。”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不可理解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仍在说下去，说出自己一个多年来的夙愿：“我有时很羡慕你们，可以专下心来搞研究，没有什么杂事来干扰，我很愿意和青年们多谈谈，将来为青年们写点东西，专写青年的，世界终究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的思想很活跃，生气勃勃。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的风向变了。”
有一次，毛泽东会见留学生，他充满慈爱地看着同学们，缓缓道来，“去年气候不好，今年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现在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十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多，正在争取独立以及不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有六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四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那里会发生‘地震’。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毛泽东话锋又转到了国内形势：“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上是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九五七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右派是打垮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有的。这次整风是件很大的事，我们要认真地改。”说到这里，毛泽东加重了语气：“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有些外国人说，我们的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说的也对，就是洗脑筋么！我的脑子也是洗出来的，参加革命后，慢慢洗，洗了几十年。我从前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还有一些封建教育。孔夫子的书读了不少，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只知道华盛顿、拿破仑。你们就好了，你们很幸福，像你们这样的娃娃就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我们那时候中国革命怎么个搞法有谁知道？我们大家割尾巴，我也劝你们割尾巴，中国有句古话：‘夹起尾巴做人’，这句话很有道理。现在人都进化了，没有尾巴了，但无形的还有。右派就是尾巴翘得太高了。”说到这，毛泽东情不自禁地笑了。停顿了片刻后，毛泽东接着又说道：“青年人应具有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伟大领袖站在面前，妙语连珠，结合自身的经历谆谆告诫，同学们完全被感动了。当毛泽东说到“祝贺你们，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时，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和俱乐部里沸腾了，同学们热烈地鼓掌，纵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一次宴会上，毛泽东高兴地说：“谢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谢谢今天招待我这么许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接着他意味深长地用白话说了宋末元初赵孟頫\夫人的一首词：“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罗。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又有一次交谈时，毛泽东忽然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想静下心来，搞点理论研究。”
赫鲁晓夫不来半点客套，急切地问，“有人接替吗？”
毛泽东说：“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条件都不比我差，第一位是刘少奇，其次是邓小平、周恩来，朱德也好，但他毕竟年事已高……他们都完全有条件接替我的职务。”
赫鲁晓夫说，早在1954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毛泽东的沙文主义已引起了他的警惕。有一次会谈中毛泽东谈了中国历史上的事，毛泽东喜欢谈历史，赫鲁晓夫不会谈历史，只得勉强地听。毛泽东说道：“历史上所有的征服者成吉思汗以及其他人都想把他们的统治强加在中国头上，但到头来都被中国同化了。中华民族是不会被其他民族同化的，她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化，起过独特的作用。”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到中国。
游泳池边，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躺在浴巾上享受日光浴，两人就各种政治问题进行一些非正式的讨论，但话不投机，一忽儿便停下来，想着各自的心思。忽然，赫鲁晓夫说，“我们的舰队正在太平洋上活动，毛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项协议，让我们的舰队在中国沿海口岸有个基地，用作短期停泊，以便加加油，让艇上工作人员上岸休息。”
“不行！”毛泽东马上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毛同志”，赫鲁晓夫说，“我们简直不能理解你，我们使用你们的港口，这对你我双方都是有利的嘛。”“话不能这么说。”毛泽东在温和的语调里透出威严。“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潜艇舰队。如果苏联潜艇可以进出我国港口，那不成了侵犯我国主权了吗？”
“好吧。”赫鲁晓夫似乎不那么识相，“那么也许你会同意一种互惠的安排：我们有权使用你们的太平洋港口，作为交换条件，你们可以在苏联的北冰洋沿岸建立潜水艇基地。你看怎么样？”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毛泽东愤怒地答道，“每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只应驻扎在本国的领土上，而不应驻扎到任何别的国家中去。英国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回到苏联，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中苏双方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8月，达赖喇嘛在中国西藏发动叛乱，印度向中国提出有争议的大片领土要求，并出兵向中印边防军开火射击，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事发后，赫鲁晓夫于9月9日通过塔斯社发表了声明，对中印边境冲突笼统地表示“遗憾”，偏袒印度，谴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化。更令毛泽东恼怒的是，苏联竟在9月12日，同印度签订了一个协定，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恩惠。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到美国访问。他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进行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带头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攻击。中国方面不得不进行回击，中共利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也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的列宁主义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借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为名，实际上批判了苏共领导在帝国主义问题、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
尽管这时中苏间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公开化了，但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破裂，两国之间在科学文化领域里仍互有往来。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还径直从华盛顿飞到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活动。
次日晚上毛泽东陪同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节日焰火时，两人都冲动起来，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此后赫鲁晓夫在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会谈时，就苏美戴维营会谈、台湾西藏、中印战争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赫鲁晓夫在会谈中盛赞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政治品质，赫鲁晓夫称赞艾森豪威尔是和平之士，称毛泽东“像好斗的公鸡”，并宣扬美国的物质富裕，这大大地惹怒了毛泽东，使毛泽东大发其火。在一次最高级会谈中，最激怒毛泽东的是赫鲁晓夫要求见见彭德怀，并为这位遭到清洗的元帅带来了贵重的礼物。当然，赫鲁晓夫没有见到彭德怀。毛泽东后来说：“俄国人把我们搞得很狼狈。”至此，中苏关系完全破裂。
自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苏联作出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以至在一个月内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中止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还大量减少了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位的供应，使中国的机械、石油、冶金、化学以及军事等40多个部门的250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被迫中途停止。
1960年8月，当苏联要求撤回自己专家时，中国政府也想用自己的军用飞机撤回自己在苏联各原子能研究中心工作的核专家，但遭到苏方拒绝。最后，中国核专家搭乘一苏联军用飞机回国，途中，飞机爆炸，无一生还。当周恩来听到这一消息时，不禁当众大哭起来。据说这是周恩来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当众大哭。
中苏矛盾越来越激化，但双方似乎都不曾有过解决矛盾的有力措施。
1961年，苏联在中国遭受三年灾害之际，要求中国连本带息偿还苏联贷款。1950年至1956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567600万旧卢布的贷款，其中60％是用于抗美援朝的军事贷款。面对严峻的事实，中国政府只好首次向全国发放公债，处于饥饿和贫困中的中国人民对此只有勒紧裤腰带，踊跃捐献，终于在1964年还清全部债务。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列席大会。接着赫鲁晓夫多次发表讲话，苏联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阿两党。在东欧几党的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挑起一次又一次反华闹剧。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八篇文章，阐述自己的一系列观点，批驳苏联。这些文章没有点苏联的名。
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与苏联用不断书信往来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当时的斗争主要是为了实际已不存在的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共连续发表九篇文章(简称“九评”），开始公开称苏联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今天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毛泽东评价说“苏联比美国更坏，美国人是坏蛋，但他们是诚实的坏蛋，俄国人还是骗子。”
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派出周恩来、贺龙两位领导人赴苏庆祝十月革命节，表达愿意和好的愿望。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依然坚持召开了赫鲁晓夫曾要求召开的分裂会议，中共没有参加。从此，中国不再承认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从此，中苏之间走上了对抗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