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定胜天”这是毛泽东最为欣赏的一句口号，对毛泽东而言，“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他这样解释道：“四川的老百姓，一怕老天爷，二怕瞎指挥。我毛泽东管不了老天爷，马克思也管不着。但是我提倡‘人定胜天’。一方面，要‘听天由命’；另一方面，要‘人定胜天’，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上井冈山时，我们只有几个人，可是后来我们建立了新中国。”
毛泽东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威廉斯的《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等。对这类书，毛泽东不光是泛泛博览，有时反复咀嚼琢磨，因此，能提出颇为独到的见解，使你不能不钦佩他对世间事物感知的超人悟性。
早在1950年，毛泽东就作出了根治淮河的决定，1951年又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
1952年秋，毛泽东到黄河视察，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1953年，毛泽东在长江视察，找水利专家林一山研究征服长江问题。毛泽东翻开地图问：“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水给北方呢？”
当林一山展开一幅《长江流域水流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略图》汇报说：“长江防洪的指导思想，是在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批梯级水库轮蓄洪水。”毛泽东显得十分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修建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林一山答：“抵不上。”毛泽东指着三峡口上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林一山答：“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其实毛泽东哪里知道就当时的国情，修三峡不是儿戏。）
1953年2月，毛泽东南下视察长江，在南京拜谒了中山陵、雨花台烈士陵园，又特意登上紫金山参观天文台，在科技人员的帮助指导下，毛泽东从天体望远镜的镜孔看了看浩瀚无际的宇宙的一点。随后，毛泽东又看天文图片展览，当毛泽东看哈雷彗星的图片时，用手指点说：“看来哈雷彗星是个庞然大物，其实它很空虚。”“是的，哈雷彗星的质量很小。”科技人员首肯地说了一句。“是哟，幸亏它质量小，不然这个扫帚星早把我们所在的地球扫掉了，不知道扫到哪里去了。”
1956年，毛泽东决定修建三峡工程。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毛泽东高兴地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
1963年11月，毛泽东在视察海河以后，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
1955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那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面对这个无人提出的问题，钱三强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却从容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1958年，毛泽东为自己发动的“大跃进”所振奋。不管他的一些同事多么缄默，不管许多中国人后来为他的真心诚意的努力受到玩弄而感到多么怨恨，毛泽东个人却因1958年的新政策而返老返童了。他说：“我们的民族就像一个原子，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原子核发生裂变之后，那种可怕的热能就会释放出来，使我们做出以前所不能做的事情。”
1958年，毛泽东头脑随着按他意愿统计上来的估算数字而膨胀了。难道10个月建成人民大会堂（那是在苏联顾问宣称不可能之后完成的。）还没有表明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正在中国发扬光大吗？毛泽东询问那12000名每天干12小时工作的修建工人，他们需要物质刺激吗？他们想要多得几元钱吗？……他们并不想要，这些人根本不想要。毛泽东为迈出超过社会主义道德而接近共产主义道德的这一步而十分激动。
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出现了许多唯意志论号召，其中之一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当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听说鄂城县委大门口的对联就是这个口号，便向省委打电话，提出了这个口号的问题，并要求会见当时正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
李达在东湖同毛泽东见面后，即单刀直入：“我问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弄清这个口号的来历后说：“凡事都有两重性嘛，人有多大胆，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李达认为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谈两重性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毛泽东见李达认真得很，也认起真来了，便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于是两人就肯定、否定争了起来。
毛泽东希望用实例说服这位老朋友，于是他问李达：“新疆大不大？内蒙古大不大？西藏大不大？浙江呢？你看浙江人多地少卖余粮，新疆、内蒙古、西藏地大人少都要吃供应，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嘛，这样的事多的是。三大战役，直罗镇战斗都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李达仍不相信主观能动性有那样大，他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但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胆子太大，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烧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这时，毛泽东虽然激动，但却尽量控制自己，他缓和语气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这年夏夜，毛泽东拿起一份《人民日报》，读到了一条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在江西省余江县一种被认为很可怕的血吸虫被消灭了。血吸虫病是一种流行病，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12个省份，这种病对人的危害很大。
毛泽东显得激动万分，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并在黎明时分，写下一首诗：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接下来他放眼今日：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首诗迅速在全国播报。之后，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一时间，南方数省掀起了全民消灭血吸虫病的高潮，他们用一种剧毒的农药，满山遍野喷洒灭杀钉螺（一种血吸虫的中间宿主），以致造成植物枯萎，鱼类死绝。并动用成千上万的人上山查找钉螺，而钉螺依然顽强地生存着，并延续几十年。一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官方才勉强宣布：全国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有一次，毛泽东对吃惊的会议代表说：“我曾问过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地上？他们都摇头说：我们住在地上。”毛泽东却另有见解：“当我们仰望群星时，星星在天上，但是星星上有人，他们看我们时，不也会认为我们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既往在天上，也住在地上。”
1958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有感而发，讲了一段关于细菌的话，他说：“你看细菌是多么小啊，但它就是有那么一种从容不迫，坚决进攻，毫不在乎的精神，在任何庞然大物面前，它都无所畏惧。不管是厚厚的陶瓷、坚硬的钢铁，还是在沸水里，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它都不死，能够生存。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还不如这小小的生物吗？”
1958年初，毛泽东把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称为“四害”，并向全国发出了除四害、讲卫生的号召。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红光农业社视察，毛泽东问一位老农：“你知不知道‘除四害’？”“知道，我们是‘除七害’。”毛泽东感到有些奇怪，又问道：“你们是除哪七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偷油婆。”毛泽东又问：“偷油婆呢？（即蟑螂）偷油婆有什么害处？”
“偷油婆到处爬，脚上也有了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有臭气，吃了要发呕。”
毛泽东很满意：“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哩！”
毛泽东又问红光社的社长：“你们今年能不能把七害除完？”
“一定能除完。”
“你们用什么办法呢？麻雀怎么消灭呢？”
“麻雀好办，我们把大家组织起来，熬更漏夜地干，到处又吆又赶，只留下一个空地，让它们停下来，落一个就打一个。”
“老鼠呢？”“老鼠也好办！”“苍蝇蚊子呢？”“苍蝇、蚊子更好办！”
毛泽东特别有兴趣地问为什么苍蝇蚊子更好办？
社长介绍说：“我们这里用一种叫‘打破碗花花’的野生毒草消灭蚊蝇，效果很好，把这种花或它的浆汁放在粪坑里，就能杀死蛆虫和幼小的幼虫孑孓。”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他又问能不能找到这个“打破碗花花”。
社长说：“这种花到处都有。”
“很好。带回，明天开会给大家看看，”毛泽东要他们写稿子说：“明天写，后天送审，明后天登报。”
毛泽东战天斗地和改天换地的观念，在他青少年时就已显现。那时，他就提出了最能显示他个性的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对他来说改天换地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而1958年则是毛泽东战天斗地思想最为本质的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