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秋到1960年冬季，大跃进还在继续，不过这只是一种回光返照罢了。
1959年，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省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田野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一路凝思默想，吸烟不断，他长叹一口气，喃喃自语：“天灾人祸啊！”他望着随行人员，慢条斯理讲了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大灾荒，接着又讲了有人趁火打劫，想逼我们屈服。他说：“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你们敢不敢顶？”毛泽东指的是赫鲁晓夫，之前，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毛泽东说：“他越压我们越要顶。”
确实，作为领袖人物，不遇挑战是难以充分表现英雄本色，毛泽东一生中发生过不少失误。即使失误，由于他那与生俱来又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锤炼而就的个性气质、决心和意志力。使人觉得，他一生总是强者。
在一次读书会上，毛泽东谈到要“争取把大跃进继续下去”：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大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
他谈到要“大搞群众运动”：教科书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句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
他谈到“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表，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
他谈到“积累、扩大再生产”：有一种说法：积累比重太高了有危险。这个问题要看生产增长的情况。如果生产增长得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即使积累的比重大一些，人民生活还能够逐步改善，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
他还批判了“物质刺激”，赞扬供给制。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些带指导性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诸如超高速增长战略、群众运动的方式、“积极平衡论”、轻视或否定物质鼓励等等。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几乎都被肯定下来。其实，这种认识上的矛盾是表象的。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确出现了某些缺点，但是从根本上讲并没有大错，因此，“三面红旗”不能放弃，不能否定。如果说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上述认识还只是一种潜台词的话，那么，3个月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则道出了他的心声：“我们工作有缺点，总的是好的。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动摇。”话说得斩钉截铁，仿佛还带着一些愠怒。
的确，毛泽东感到了某种“挑战”。
在毛泽东看来，“挑战”是冲着他来的，更是冲着他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来的。“挑战”来自国内和国外。国内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进攻”，他的同征共战30年的老战友彭德怀是“代表”。国外是西方和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批评和非难，尤其是苏联“老大哥”的指责。
想到苏联，毛泽东心里很不痛快。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党首先是在评价斯大林和国际共运等问题上发生思想分歧；继而对1958年中国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苏联领导人又颇有微词。
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他50年代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时说，“虽然我当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
毛泽东面临巨大的压力。但他是一个历来不畏惧压力的人，当年王明压过他，共产国际压过他，斯大林压过他，他都以其特有的倔犟与韧劲顶过来了，并且最终冲破了压力，成为举世瞩目的成功者。在毛泽东的性格中，仿佛有一种物理学上所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关系的现象：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他毫无惧色地迎接这场“挑战”，甚至宣布为了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要向全世界作战”。
1960年夏天，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表明了他对来自外界压力的抗拒：
人民公社全世界很多人反对，说是不行，说是强迫劳动，说是拆散家庭。首先反对的是美国的杜勒斯，然后有铁托，然后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朋友，他们说人民公社不行，世界上无此前例。无前例的事多得很，巴黎公社就无前例，成功的十月革命也无前例，为什么人民公社就不好？
接着，他谈起了赶超英国，谈起了破除迷信，那气势同发动“大跃进”时相比毫不逊色。
我们有一点建设，但很有限，今年可能搞到两千万吨钢……明年我们两千七百万吨至两千八百万吨，可以超过英国，接近西德。要破除迷信，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革命斗争中破除各种迷信一样，敢说敢想……。
当然，执着地追求他自己设计的社会目标模式，是他维护错误更深刻的原因。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一再号召“破除迷信”，但他意识不到他本人已经陷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迷信。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严重困难，毛泽东还是迷信得那样真诚和固执！
1960年新年，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左的决议，生产指标节节拔高，钢产量又规定1840万吨高指标。毛泽东估计：1960年将还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更好。
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气氛下，各省纷纷大办公社企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致使共产风重新严重泛滥起来。
３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1960年大跃进的计划。
1960年的大跃进，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继续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因为这次建设投资的规模更大，通过反右倾强制推行的压力也更大，又是在伤了元气尚未恢复的基础上持续了较长的时间。1960年上半年，继农村经济形势日趋恶化，持续两年多的大跃进，也使得工业战线的跃进难以为继，财政短收，市场紧张，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健康水平下降。加之，由于中苏关系的迅速恶化，这年夏季，苏联政府突然决定，在一个月内，停止一切援助，中止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使中国正在建设中的大批企业无法继续进行，同时撤走在中国约200个企业工作的1390名科学家和专家。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危机。
1959年下半年，中国遭受了自然灾害，全国很多地方不久出现饥荒，并迅速蔓延开来。
1960年，又遇到了更大的自然灾害。这一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可谓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台风在中国南部省份和辽宁省造成了巨大的水灾，而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则饱受旱灾之苦，此外，蝗虫也在农村大片地区肆虐。全国60％的农田都受到了涝灾或旱灾，农业生产直线下降，大饥荒威胁着整个国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面积最大、死人最多的一次灾害。
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雪上加霜，真可谓是内外交困，这对本来就混乱的局面实在是一个沉重打击。饥饿和恐惧笼罩着整个中国。
此时，国家被迫作出紧缩政策，城市人口粮食紧缺，农村灾民流离失所，大批死亡。由于粮食短缺营养不良，又造成疾病的大面积流行致使夺去了许多生命。
这一切显然是无法隐瞒的，当毛泽东从他的卫士中得知：乡下大闹饥荒，饥民们以树皮充饥，大批人死亡，这才引起他的关注。
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度过难关。他表示带头不吃肉食，请求减低口粮供应，跟全国人民一起过苦日子，搞瓜代菜。他再次表示：自己要真正退居二线，潜心研究马列理论，不再过问党政军的日常事务，特别是不再插手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在这方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同志都比自己高明。今后，一切交由他们去分管把口。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胜利一定属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人民群众！
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伟大领袖闻过则喜，则改。毛泽东检讨后，浑身轻松，他决定暂时让贤，离开北京，到南方去过冬。
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指出：大跃进中指标过高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有些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提出：我们要用十年时间做调查研究，逐步找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固存的规律。
在《十年总结》中又提出：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关键是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但在下半年，虽然调整经济的方针已逐步形成，工业战线、基本建设有所收缩，但是为了炼“争气钢”，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已经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又强行进行了半年的跃进，终使国民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
1960年，中国继续在“大跃进”的轨道上前行。年初，舆论认定1960年国民经济将实现“新跃进”。然而，年末，当寒冬夹带着冰雪降临大地时，现实也冷酷无情地把一个更大的苦果抛给了每个人。1960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12.6%，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粮食产量降到2870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比上年减少1292万担，油料减少52.7%，生猪头数减少32%。轻工业比1959年又下降了9.8%，棉布、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25.9%，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比上年大量增加，钢产量增加479万吨，达到1866万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基建投资总额达388.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9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31%，积累率居高不下。相反，城乡人民消费水平却急剧下降。1960年同1957年相比，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的粮食由406斤降到327斤，猪肉由10.2斤降到3.1斤。许多大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少布，政府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主要商品实行凭证限量供应。没有办法，只好动用战备粮，另外再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购买大批小麦，这样才部分缓解了大规模的饥荒现象。
人们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100万，问题突出的信阳地区这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无论人们的愿望如何美好，事实表明，国民经济大跃进实在是一场大跃退，几乎退到了崩溃的边缘。
1960年冬，面对无情的现实，毛泽东的心情比一年前更为复杂，他感到建设社会主义只能逐步地搞，不能一下子搞得太多太快。并设想，社会主义建设大概要搞半个世纪。他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了，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以为右倾压下去了，共产风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厉害，原来估计1960年会好些，但没有估计对，1960年有天灾又有人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