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决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年。
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情况明”就是要做调查研究，这是个大工作，要从实践中认识客观实际，要分批、分头摸清每个省、市、地委、县委、公社的情况，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
他指出：我们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比较有力。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帐，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18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1959年3、4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
他说，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今年也来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就想到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就不摸底。比如：1959年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夹了个庐山会议反右。把纠左打乱了，共产风又大刮起来了。
这次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1年，全党上下主要围绕着农村政策的调整开展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调查研究活动。农业六十条，就是这次活动结出的硕果。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决定对现行政策进行最广泛的调整。
于是，公社的一些职能逐步失去了作用，小块的私有园地还给了农民，政府再次鼓励农民从事副业生产，并扩大了自由市场，可以说一切是被迫调整，旨在恢复大伤元气的经济。
在广东省，当局采取了另一种措施来缓解严重的失业问题。他们放宽移民到邻近的英国殖民地香港找工作的有关政策。1961年末到1962年，在官方的许可下，出现了第一次小规模的移民热潮。香港几乎被这股人流所淹没。就在这年的6月1日成千上万的人在边境发生了骚乱，当局被迫实行了戒严令。香港这块殖民地上滞留的非法移民约142000人，香港承担了为他们提供就业、住房和社会服务等艰巨任务。
1962年，为减轻国家困难，全国有一千多万干部、工人被精减下放到农村落户。
196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对党所犯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并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
1961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李富春等人为拯救处于大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而忙得焦头烂额。他们夜以继日地召开各种会议，听取各方面意见，起草各类文件，缓和各方矛盾，纠正党内五风：浮夸风、共产风、贪污风、吃喝风、腐化风。刘少奇总负责，周恩来、陈毅安抚国内知识界，陈云负责经济收缩调整，邓小平则组织人马调查研究，起草各种文件条例。陈云、李富春在经济领域中收效很大，低出高进，货币回笼，降低标准，发放票证，紧缩开支，计量供应。从而有效地控制一次通货大膨胀。
这时，全国经济形势开始有所好转，党内民主生活进一步恢复正常。
196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了他的感想并代表中央承担了“大跃进”以来错误的责任，他说：我们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上海会议十八条的精神，继续反“左”。反右，就造成一种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他又继续说：“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冤枉了也不好”。他还谈到当时的形势，说：“经过三月广州会议、五月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当了。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要检讨。”
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认识的，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都是逐步认识的，逐步深入的。任何人都一样，我也不例外。”
1961年8月至9月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对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毛泽东为妻子江青（李进）拍摄的照片题诗，见景抒情，借景抒怀，托物言志：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历史竟会如此惊人地相似。两年前，也是在庐山，也是在夏季，也是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结果纠“左”转成了反“右”，导致了一场国民经济的大灾难。对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心态较为复杂。他对批判彭德怀，毫无反悔之意，反倒耿耿于怀，屡屡提及。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8月庐山会议原来纠左，纠左的情况还没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强迫与我们争论。那时非反右不可，右倾机会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相呼应，和国内右派相呼应，向党进攻，不反不成。在6月的北京会议上，毛泽东曾说：庐山会议，彭、黄起而攻之，搞派别，他们实际是高、饶的漏网分子，想乘机整我们，应该反。
这次会议，毛泽东似乎想向人证明自己确实有改过的愿望。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到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后，对中央常委说：“听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心情很舒畅，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有辩论，你辩过去，我辩过来，需要。”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说：问题暴露出来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这个上升与运动不同，认识接近实际，可以稳步上升了。他还说：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他甚至这样谈到几年来的问题：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面对那样严重的困难，毛泽东则显示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从容是从容，却含有某种过于乐观的成份。事实上，当时的经济生活还远不是“一天天向上升”的局面，工业方面还在继续下降，危机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
他告诉每个人，无论干事业还是做学问，为了一个伟大目标，应该不懈地追求和奋斗，特别是受挫折处逆境时，更应该具有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信心和勇气。
在会上，毛泽东说：“六十条，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我看还要碰３年，还要碰大钉子。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郑州会议犯了错误，分三批开，一批开一天，我打你通，略知梗概，不甚了了。经过６个月，到庐山会议。会议顶住了彭德怀的那股风，是对的，不顶不行，但也犯了错误，不应一直传下去。现在搞了‘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在庐山毛泽东同保卫人员张仙朋谈他有３个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以便多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因为对地质方面缺乏知识，所以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自己的一生都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还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不是圣人。”
毛泽东对任何一个问题，不抓则已，一抓就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这是他的名言，也是他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
农民问题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始终占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时期同样如此。他说：“中国有５亿农民，如果不团结他们，你有多少工业，鞍钢再大，也不行的，也会被推翻的，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
依刘少奇、邓小平设想，本来还要起草各种条例，这样可使整个国家的领导工作有章可循，从此避免领导人因头脑发热而想当然，再搞左倾蛮干，瞎指挥。但不久这项工作却受到毛泽东的严辞斥责：“搞那么多的条例和框框，束缚人民群众的手脚？你们想奉行新的教条主义，条条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我第一个反对。”
到1961年底，刘少奇等人主持纠左防左、调整政策工作，已经初见成效，整个局势已趋于稳定，为继续放宽管制、缓和矛盾、安抚人心，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建议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来总结惨痛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路线方针，毛泽东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1962年1月7日到2月7日，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把全国两千两百多个县的主要负责人都请到北京来，加上地、省、市、中央以及同一级别的重点工矿企事业单位的党委一把手，总计人数达7118人，被人称为“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说，这次大会要开成一个出气会、舒心会、团结胜利的会。当时一些干部把大会上的怨气编成一句顺口溜：“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马列主义。”毛泽东为此大为不满，并改为：“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民主集中制。他说：“我们对战争有不少的经验，可是对于工业和农业的建设，没有了经验，办了许多错事，犯了许多错误。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再次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还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会上作工作报告，强调农业要退够，工业要退够，各行各业都要贯彻八字方针，继续缓和国内外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一个既有纪律，又有自由，人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刘的报告却十分富于感情色彩。通过近两年来的经济大整顿，他跟各大区、各省市的党委书记建立了融洽的信赖的工作关系，威信如日中天。他坦言三年灾害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全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上犯下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他坦言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有史以来的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计的人口，我们愧对祖先，尤其是愧对人民的信任。他说，我们要永远牢记这些错误，决不允许这些错误重演。我们甚至应当把我们所犯的错误、沉痛教训刻成碑文，立在每个公社门口、县委门口，立在每个地委、省委的门口，甚至立在中南海的门口，让子子孙孙记住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教训。
报告后，代表报以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多数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党中央万岁！刘主席万岁！
这对毛泽东来说却如刺鲠喉、如芒在背，在会上，他不动声色，显得很安祥。但在散会后，他却反复一句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刘少奇的讲话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之外。刘少奇拒绝接受毛泽东的官方说法天灾连连，导致三年饥荒。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中强调：“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
毛泽东为此很不满意，毛泽东说：“开会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些，讲什么天灾和人祸。我看这种讲话的本身，就是灾难。”
“七千人大会”之后，２月，中央召开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５月又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措施。主要包括：继续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在建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对一大批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大力支援农业，等等。经过艰苦努力，使1962年当年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转机。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农业生产摆脱了连续几年下降的局面。
由于实施了注重实际的政策，1962年，整个经济的恢复工作便已初见成效。据说，在1962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曾说过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在毛泽东看来，这无疑是在走他所痛恨的苏联修正主义者走过的老路。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争我抢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各阶级被消灭以前，这场阶级斗争是不会结束的。而且，由于改变了毛泽东的政策，这使他也处于一个在他看来是极不正常的位置。属于少数派对他来说并不稀奇，但令他难以忍受的是，他的坚强意志竟然无法压倒多数派的对抗。
毛泽东一方面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着手进行经济调整；另一方面继续肯定“三面红旗”，只把犯错误的原因定在“缺乏经验”这个认识层面上。他不容许人们在否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