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海油185亿美元试图收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石油公司，美国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干预，最后遭致收购失败；
2007年，华为和美国贝恩资本试图以22亿美元联手收购3Com，美国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再次阻挠；
2011年2月11日，华为美国并购受阻，美国国会小组再以“国家安全考虑”为由，要求华为技术公司剥离已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3LeafSystems所获得的科技资产；
2012年，美国政府又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中国三一重工美国子公司——罗尔斯公司收购美风电场项目······美国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试图拒包括中海油、中兴、华为和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于美国市场门外。
中美近些年在经贸领域的摩擦有愈演愈烈之势。
美国到底为何会采取这种策略对待中国企业
一般分析认为是多重因素，包括国家战略、竞选、国会议员利益、美国企业利益等。在笔者看来，无论再多因素，它们都可归于两个方向：一、美国国家战略需要；二、美国资本利益需要。类似竞选需要、议员个人利益、企业利益等等，均可归属于这两个方向。
一、美国国家战略需要
要说清楚美国的国家战略为何需要针对中资企业下手，还得从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发展说起。新中国头三十年完成了基础工业积累，改革开放后三十来年中国完成了初步资本积累。工业、资本积累初步完成，就到了提高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的高速扩张期。这种扩张本身，必然会对原有市场占有者形成挑战。改革开放头二三十年，中国产品总体低端，并不会对西方发达国家构成竞争威胁。如今中国，在工业方面已到了必须继续进行产业升级，资本领域必须进行资本输出的的关键时间节点。
先说工业方面。
中国这次的工业和科技产业升级和过去有本质不同。过去，我国总体在科技应用和高端制造业方面与西方差距较大，西方只要将自己玩剩下的技术、工艺卖给中国，就能换取中国的市场利益，中国制造也不对西方制造构成市场竞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与中国合作从中低端工业产品中轻松获利的同时，高端科技产品总体仍不受中国威胁。如今则不同，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工业科技水平已经有了可观的积累，中国继续进行产业升级，就必然向发达国家所控制的领域迈进。
西方国家之所以近代一直能对发展中国家维持优势，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拥有高端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总体垄断。这种垄断，披着知识产权的外衣，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果进行肆意掠夺。当前，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正要进行产业升级，在高端工业制造和科技领域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挑战。
众所周知，一旦中国掌握某种技术，就能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及国内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将一种产品做得价格很低。如此，西方国家若在高端制造和科技领域无法保持对中国的领先，其企业将无法与中国企业进行市场竞争。
在这种形势下，以美国发达国家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一轮的产业升级一直保持极高的警惕。也正基于此，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日本，这些垄断着高端科学应用技术和工业制造的国家，都对向华出售高端科技产品、转让高端技术、开放高端领域市场及进行企业并购设置种种障碍。这，某种意义上是它们对自我垄断优势的一种保护。
再说资本方面。商业资本领域，无论企业还是国家，只要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就必然向外输出，这种输出总体上以企业为媒介。一般情况下，企业有了冗余资本就必然寻找新的领域进行投资，这就构成了企业的对外资本输出。这种输出，具体到国家层面，就是以企业为单位的国家资本输出行为。
过去，世界资本总体输出被西方垄断，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资本输出增长很快，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更是如此。资本的输出，本质上是通过资本控制世界更多资源，以资本来调动世界经济资源流向，从而实现增强国家和企业综合实力的目的。如今，中国完成资本的初步积累，开始有了向外输出资本的能力，这当然会挑战到过去占据国际资本市场主导权的西方资本的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一旦中国企业涉及到收购诸如原油、矿山等初级生产资料企业或金融业企业等领域时，它们的政府就会进行干预。在这方面，美国做得最甚，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国家也有过类似保护行为，甚至中国企业收购第三世界国家的相关企业，西方国家也会进行干预。这些干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需要。
二、美国资本利益
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利益角度考量，诸如中海油、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等这样中国的优秀企业，它们正在向初级生产资料、高端科技产品和高端工业制造等领域迈进，其资本触角、相关高科技产品已经在发展中国家逐渐站稳脚跟，如今正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向发达国家市场迈进。这实际上已经是中国企业在初级生产资料领域、高端科学技术领域和高端制造领域向发达国家资本控制的发达国家市场进行渗透。因此，站在诸如思科、洛克菲勒、美孚······等这些企业角度来说，它们当然会在国会和美国政府那施加影响力，以拒中国企业于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总之，站在国家战略角度，欧美围堵中国企业的战略目的，是想打断中国进行产业升级，以图达到终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国家复兴，避免未来中国挑战到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作为中国来说，又该如何破解这种局面
要破解这种局面，我们首先要了解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各国共识越来越少，已经到了依靠博弈来确定谁来为危机埋单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谁都想把危机留给对方，把发展留给自己。在这一点上，美欧日之间的技术、产品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最大的目标市场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最具潜力、规模最大且眼前最能为发达国家提供支撑的市场。如此一来，中国就有了和发达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有了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广泛合作的空间，也就有了破解中国产业升级瓶颈之道。
个人认为，应从六个方面着眼着手：
一、引导自主创新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想当年我国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封锁，完成了“两弹一星”等很多项重大科技突破。相比过去，如今我国有更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基础。在如今他国依然对中国保持高度防备的情况下，立足于自主创新无疑非常重要。政府在这方面应加强引导和加大鼓励力度。有了更强有力的自我创新能力，往往能以更低成本打破科技发展瓶颈和相关领域垄断。我国近些年在全球定位系统、航空航天等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越来越能证明这一点。
二、以连横破合纵
由于我国拥有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相对于美欧日来说，从这个层面说中国就像战国时期的秦国，美欧日就像战国时期的六国。中国战略上试图通过市场换其技术，而它们试图联手既获得市场的同时又不丢技术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需要用连横来破其合纵。
所谓以连横破合纵，就是利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各国均想率先摆脱危机的急切心理，通过不断地向单个或几个国家展现市场合作的巨大经济利益诱惑，以达到让其中一方在技术合作方面率先作出更大让步，最终使得我国在发达国家之间形成技术交流的良性循环，最终加速提高我国科技水平的目的。譬如，前些时间默克尔访华中德达成更深入合作协议后，武钢收购国际激光拼焊“鼻祖”蒂森克虏伯公司旗下的激光拼焊集团就是重大突破。
三、以合纵破连横
在当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中，发达国家就像战国时期的秦国，发展中国家就像六国。对发达国家来说，和其中之一或部分合作打击其它发展中国家叫连横，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破发达国家叫合纵。
作为世界上最大、整体技术最先进、某些方面最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天然的上联发达国家、下统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而要在和发达国家的博弈中赢得更大的话语权，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更多的合作。这种合作，应以中国为核心，进行经济领域的整合。譬如，中国的一些低端产业可以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提供更大的市场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发展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在为中国作配套的同时，在资源方面和中国展开更深入的合作。诸如此类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尽量更大程度地统一起来，以实现在与发达国家的博弈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和话语权。
四、以项目换技术
我们知道，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铁发展较晚。但是，如今中国高铁却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不但运营速度、里程和生产能力均世界第一，就连技术水平也已达世界一流。中国高铁技术在与德法日的竞争中技术不落后，价格却有优势。而中国铁路技术从较为落后到世界先进水平用时仅仅几年。
与中国高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汽车行业过去二三十年一直在执行“市场换技术”战略，但是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我国在发动机、车型设计等方面仍然是短板，这种合作既慢且毫无效率。获得政策巨大支持和一直在进行中外合资的国有车企，创新能力还不如独立的民企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一个是短短数年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就，一个是“市场换技术”收效甚微。中国铁路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很简单，即相关部门利用巨大市场潜力、巨大的项目投资预期，在与发达国家企业的谈判中取得了巨大谈判优势，并最终迫使对方出让了相关核心技术。然后，中国再利用自己强大的技术改进能力，短时间内消化了相关技术，并以更先进的技术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高铁和中国汽车两个不同领域不同操作方式的天差地别，说明了一个道理：以“市场换技术”效率远远低于“以项目换技术”。中国高铁的这种模式，非常值得各领域结合自身进行研究、推广。
五、以资金换人才
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近些年，中国在培养工程师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在高科技领域，人才培养仍有欠缺，相关人才依然匮乏。在世界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人才所能获得的待遇和施展的空间相比过去有所下降和缩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这方面的需求却在提升。而且，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急需更多高科技人才，企业为此所愿意付出的成本也更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以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条件，吸引更多人才到中国进行科研，或者投资在发达国家建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对我国来说很有必要。政府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特别是应该有相关政策支持相关企业在这方面有更多行动。
六、调动政治经济资源，加强国企、民企合作开拓国际市场
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国企抱有敌视情绪，这种敌视情绪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相对来说能更好淡化掉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不少抵制情绪。在这种背景下，基于我国到了资本对外输出的关键阶段，国企和民企就有了更大的合作空间。
譬如，国企可通过参与投资基金的方式参与到民企对外并购，或者某些国企不方便出面的并购就由民企出面，国企间接参与。如此一来，不但回避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还能拓展国企收购境外资产的领域和空间。作为政府，在这个时候调动更多政治和经济资源为此保驾护航，就能更大程度上扩大国家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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