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方面，国际体系由两极变成了单极，由此颠覆了整个国际体系的结构，带来了崭新的国际格局；一方面，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全面嬗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面临全面审视、重新构筑其指导思想即外交哲学的巨大挑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当前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我们又应当如何与这个世界打交道？
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于1990年代初中共十四大前后初具雏形，经过十多年的辩论、反思、丰富、完善，到本世纪初十六大前后臻于成熟。及至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4月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又于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全面阐述的「和谐世界」外交理念，对现阶段中国外交哲学和国际战略做了纲领式的总结。根据中共十四大以来各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和一年多以来公开发表的相关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官方媒体文章以及学界言论[1]，以「和谐世界」为旗帜的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对当前国际社会实然状况的判断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次，在国际社会应然状况的理念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提出了以政治上平等、民主、法制，安全上互信、对话、合作，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和社会制度上多样、包容为主要特征的理想模式或者说追求目标。最后，在中国外交的行动纲领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提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构建和谐世界的努力方向。
熟悉近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文献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类利益」、「持久和平」、「普遍繁荣」、「共同安全」等等都是一战后盛极一时的理想主义思潮的标志性关键词。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崇高的理想不久便在国联失败、二战爆发等严酷现实面前破灭，理想主义思潮也很快偃旗息鼓。冷战的结束曾经带给世界一线希望，国际社会期冀在没有大国对抗的形势下可以重建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尤其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令相当一部分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者们庆幸人类追求了近一个世纪而不可得的「集体安全」原则终获实现。可是，随之而来的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却让这一前景又一次成了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理想主义这次短暂的复燃，除了给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引发了建构主义的兴起外，在中国以外的各国外交思想与实践中并未留下多少痕迹。
在西方动静不大的理想主义复燃在中国却引起了巨大而深远的反响。中国学界的大部分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具有为理想主义还魂成分的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之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一时间，赞美、推崇全球化、一体化、地球村、相互依赖、全球治理、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超国家超主权跨国界行动网络、国际机制、互利共赢、观念共享、认同重构、安全共同体、乃至世界政府的言论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充斥国内的学术论坛和大众传媒，为中国外交哲学向理想主义偏转在观念和舆论上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世界各国都遭遇冷淡的理想主义复燃为甚么唯独在中国成了气？这当然离不开中国的特殊国情，其中两个因素是主要的：其一，到1980年代重新恢复为止，本来就未曾充分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已经中断了三十年，刚起步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学界尚欠成熟，才会重新祭起在国际学界早有定论的理想主义亡灵，将其奉为至宝；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中国当时正处在与「世界革命」外交路线决裂的意识形态转型期，对过去几十年盛行的「斗争哲学」、「革命路线」深恶痛绝的知识／政策精英很容易矫枉过正，才会敞开胸怀毫无保留地拥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中庸」、「和为贵」等理念一拍即合的理想主义立场。
中国外交在新时期外交哲学的指引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从1980年代末的极度孤立中艰难走出，直到今天与世界各国普遍改善了关系，在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享有较好的口碑，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化解了「中国威胁论」所引起的不必要忧虑。这些与中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旗帜、奉行忍让合作、亲善睦邻政策是分不开的。然而，在肯定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问题所在。其一是中国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脱离了当前的国际现实，也违背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早已确立的一些基本规律，引起国人对国际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乃至滋生和平麻痹思想，造成国家安全隐患；其二是对和平、合作的过份强调导致中国外交实践在一些问题上不能理直气壮地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持国际正义而斗争，导致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声望受损；最后，中国外交宣传说辞（diplomatic rhetoric）对一些完全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信念的强调，使自己处于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窘境，反而引起别国的猜疑。在国内有关文献中，支持、论证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和赞扬中国外交成就的著述车载斗量，而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检讨之作却寥若晨星。有鉴于此，本文将不再为前者锦上添花，而将重点放在探讨新时期外交哲学的偏向和缺失方面。
二
「和谐世界」是继「和谐社会」之后提出的。有人认为，这只是把国内社会发展的目标运用到国际社会的扩展。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国内国际的差别上面。如所周知，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有本质的差别，那就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像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不存在垄断合法暴力使用权的中央权威——政府，也不存在以合法强制力为后盾的可执行法律。尽管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种种粉饰，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从本质上说仍是一个丛林世界，其中各国的利益、安全乃至生存得不到法律秩序的保护，弱肉强食仍然是通行的生存法则，权力／实力（power）成为决定一切国家之命运的「国际政治通货」，也因此成为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定义要素（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语）。
政治学理论告诉我们，政治就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2]，或者说是以权力对利益进行分配。权力则是影响乃至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或者更直白地说是「让别人去做本来不愿做的事」[3]的能力。可见，政治关系中一方权力的增长必然意味着对方权力的削弱。权力的这种相对性质决定了一切政治博弈都是零和游戏，其中一方所得必为另一方所失；同时也决定了追求权力的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在本质上必然冲突，不可能共赢，也不可能真正和谐。
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国家间的利益和国际事务的决定权都是按照国家权力／实力分配的。只要权力／实力是决定一切的诉求手段，拥有不同权力／实力的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平等，而国际事务也不可能按一国一票的民主原则去裁决。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所说的「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是指主权平等，并非政治权利平等。在政治权利特别是对世界事务的发言权上，大国、强国和小国、弱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平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享受的大国特权，尤其是一票否决的特权，就体现出国际社会对这种等级制度和非民主决策程序的认可。事实上，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就是权力政治的明确体现。面对这样的国际现实去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未免过于空想。
在无政府状态下，当一个国家的安全以至生存受到威胁时，说到底，除了自身以外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被指望提供可靠的救助，国际社会因此被称为「自助体系」（self-help system）。在自助体系中，一国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增强意味着其它国家安全的自动削弱。这里的「自动削弱」与实力增强国家的意图或动机无关。这样，一国如果坐视其它国家实力增长，就会危及本国安全；如果提升本国实力，同样会被别国视为安全隐患而做出相同反应，各国由此陷入竞相升级的军备竞赛中去，这就是国际关中著名的「安全两难」。「安全两难」不可能通过「建立互信」而消弭，因为在无政府的结构制约下，缺乏强制保证的「诚信」没有任何意义，背信弃义的例子在国际关系史上比比皆是。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别国的「善意」上不啻自取灭亡，也正因为如此，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而且一旦失误不再有第二次机会的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国家敢依赖「互信」而放弃加强军备，因为风险实在太高、赌注实在太大。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变，想靠「互信」解决国际安全问题是不现实的。
如果说国家之间在政治上利益必然冲突、在安全上必然相互戒备，那么至少在经济上可以互利共赢吧？的确，以财富定义的经济利益与以权力定义的政治利益不同，有其绝对价值而非只存在于相对关系之中。从单纯经济学角度出发，拥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各国进行国际合作，实现全球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有可能实现对各方都有益处的互利共赢游戏。然而现实世界中从来就没有单纯经济性质的经济问题。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就不那么简单，还存在相对收益的问题：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获益相对较少的一方担心获益较多的一方的国力增长较快，造成本国在权力博弈中的地位遭到削弱。这种对相对收益不平衡的担忧便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大障碍。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能够互利共赢，国际经济合作就一定能实现。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企业并购，遭遇这些国家设置的种种政治屏障，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经济合作有可能互利共赢并不等于一定互利共赢。事实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北方的富国强国往往利用自己的实力优势将损人利己的不公平交易强加于南方的穷国弱国，以此继续扩大国际贫富差别，又用扩大了的实力优势谋取更加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如此恶性循环，造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愈陷愈深的发展困境。即使有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经济合作赢得了发展的机会，那也往往是以国家主权、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劳工福利等方面付出高昂代价换取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合作只是有关各国利益交换的权宜之计，并不必然导致国际关系的和谐。同样的道理，被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者当作世界和平希望的相互依赖其实也是一柄双刃剑，紧密的经济联系可以让有关各方利益交织，休戚相关、得失与共，却也可以带来利害冲突甚至激烈争端。在相互依赖和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上普遍存在两个误区：一是以为这是近二、三十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二是认为它会导致世界和平。历史告诉我们，两者都是错觉。正如国关理论大师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指出，当今世界以贸易和海外投资占世界生产总额比例衡量的相互依赖／全球化程度并未超出一次大战前的水平，而尽管那时的理想主义者也以同样的热情欢呼世界经济一体化将为世界带来持久和平，结果却恰恰相反[4]。把世界和平乃至和谐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经济合作、相互依赖、一体化、全球化上是不可靠的，把这些国际经济进程不加区分地作为政策目标去推动也未免失之盲目。
中国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国际体系属性的理解和对国际关系规范的应然设定上，而且表现在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实然判断上。通过理想主义的乐观视角产生的这些判断与现实世界存在很大差距。关于多极世界或世界多极化的判断就是一例。十余年来，中国学界对世界的极数问题进行了冗长而不得要领的争论，却始终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由两极变为单极。这一判断的论据很简单：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制衡最大的霸权国美国，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出现。所谓「制衡」就是能够在重大实质问题上以实力为后盾影响甚至改变霸权国的决定。以此作为衡量国际政治极数的唯一标准是因为它反映出国际力量对比的本质，是研究极数这个问题的本来意义所在。国际实力分布决定国际体系结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际政治的结果，有单极结构就注定有霸权秩序，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国内政学两界热衷谈论的多极世界和多极化纯属幻觉，而「一超多强」的提法虽然可以说比较符合实际，却错失了事物的本质，有误导之弊。事实上，单极就是单极，除非有联盟制衡出现（而这在当前世界极少可能），否则「多强」在「一超」面前只能是无效数字，改变不了单极世界的本质特征。
对多极和多极化也存有两个认识误区，其一是多极世界比单极世界太平，其二是多极化可以是政策推动的结果。事实上，多极均势远不如单极或两极结构来得稳定，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多极结构下爆发的；而失去均势的多极世界中的动荡和混乱足可匹敌霸权秩序下的诸多弊病。另一方面，多极化作为国际实力分布的变化只能是次等大国实力增长的自然结果，而不可能是政策推动的结果，除非与其它强国结成政治—军事同盟，而这与中国外交的既定方针相悖。当前的霸权秩序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现实，不管喜欢与否都必须面对，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霸权，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或把精力浪费在谈论毫无现实意义的多极世界上。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又一误判形势的命题。这个命题如何违背了邓小平「两大问题」论断的本意以及提出「时代主题」这个范畴的列宁主义理论范式的「硬核」，是如何不符合从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推导出的国际秩序特征，又是如何不符合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现实，作者已有另文专论[5]，在此不再重复。限于篇幅，本文只想就拙作发表后出现的一些观点补充两点意见：第一，为该命题辩护的人士称，之所以称之为「时代主题」是因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与诉求。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就没有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因为和平与发展从来都是人类不懈的追求。第二，如果从「主题」的本意出发把「和平时代」理解为和平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和外交活动的中心议程的话，那么熟悉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人都应该同意，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才称得上真正的「和平年代」，因为一战的惨痛经验让世界各国，除了少数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外，都把世界和平放在追求目标的首位，甚至一些主要大国为了维持和平不惜对侵略恶势力采取绥靖政策。与那个时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今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主要国家把和平当成国家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目标，而是把国家安全甚至一些次要的国家利益放在和平之前。正如美国出于其真实的或虚构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且在后一种情况下不顾全世界的反对，肆无忌惮地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面对这样的霸权和霸权护持战争，奢谈「和平时代」还有甚么意义呢？
三
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国家战略以及外交和国防政策产生影响。在「和平发展主题论」的方针指引下，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中国国家战略突出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而对同样也是邓提出的「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6]的思想未给予足够重视，其直接结果之一便是在那二十年里国防建设的严重滞后。1986年开始的「七五」期间，中国国防开支占GDP的1.73%，到「八五」期间降为1.29%，「九五」期间更降至1.19%[7]，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从1979年的17.37%降至1999年的8.16%[8]。1980-2000年间，中国国防资本增长速度仅为日本的三分之一，印度的六分之一，国防开支占GDP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3%，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6%[9]。在一个充满战乱、动荡的世界中，如此单方面地减缓国防投入，对国家安全而言是十分危险的。值得庆幸的是，有象表明中央决策层对此已有警觉，从2001年起中国国防开支开始加大投入增幅，多年来的国防建设欠账有望得到弥补。更重要的是，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已经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调整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0]。
新时期外交哲学对和平与合作（以及对中国「和合文化」）的强调，使得中国外交在一些本来应当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的问题上，刻意回避冲突和斗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致未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威望。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对中美关系的处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小布什（George W. Bush）执政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事实上敌视的立场。美国通过军售升级和战略承诺对台湾岛内分裂叛国势力的支持，对从达赖喇嘛到东突恐怖组织到法轮功等所有反中国势力的庇护纵容，对中国实施高科技和精密武器的封锁禁运，在中国周边精心构筑战略包围圈等等，已经构成对中国核心或重大国家利益的严重侵犯。任何国家如果对美国做了这些事中任何一件，都会被美国视为战争行动而进行反击，但是中国非但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抗议行动，甚至还跟美国一起津津乐道两国间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处于近三十年来的「历史最好时期」[11]，从而默许了美国的这些损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霸道行径。另一个例子是钓鱼岛。当日本出动军舰对中国民间保钓人士的小破渔船进行攻击时，中国的海军在哪里？中国领土主权不可侵犯的誓言和职责又在哪？有人会用中国国力不够为这种软弱辩护，却难以令人信服。毛泽东时代的国力远不如现在，却奉行了一条敢于硬碰的外交政策，不但维护了国家利益，也给中国赢得了世界包括对手的尊重。今天我们不再需要毛泽东外交路线中鼓吹世界革命的激进成分，但也不能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一并抛弃。国际政治中一条颇具讽刺意味的规律是，怯懦忍让、委曲求全往往招致欺侮和冲突，而敢于牺牲的无畏气概和充分的战争准备反而能遏制挑衅与战争。
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也反映在中国外交语言和对外宣传中。大量远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表述非但不能起到占领道义高地的作用，反而会造成自己言行不一的被动，招致别国对「高调」背后动机的怀疑，甚至难脱「伪善」干系。例如，据外电报导，两年前中国高官劝说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时说，对华武器禁运是冷战的产物，现在都已经是和平发展时代了，为甚么还要继续？欧方反问，既然已是和平发展时代，中国为甚么还如此急切想要购买武器？中方无言以对。又如，中国一面享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特权，一面大谈「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世界上的事务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试想有朝一日若有中小国家要求中国践行其「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支持取消常任理事国的特权，中国又将何以对之？再如，中国一再对外声称中国永远不称霸。其实这样的誓言毫无实际意义（约束力），因为凡是相信物质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或者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都知道，霸权（政策、行为）只是超强国力的一种表现。不称霸是因为实力没到那一步，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就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不过霸权有良性恶性之分[12]，而称霸也有自觉不自觉之分（有的称之为推行全球民主化的「神授天命」，如美国；有的称之为「无产阶级国际义务」，如前苏联）而已。成天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永不称霸，就像到处给人开空头支票，除了令人生疑外不会有别的效果。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倾向其实是战略思想不够成熟和误读形势的结果，并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或可靠的科学依据，却带有很强的机会主义成分，其结果就是根基不牢，常会左右摇摆，甚至从一个极端即理想主义摆到另一极端即实用主义。正如有关方面对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韬光养晦」和「决不当头」策略的片面强调，导致中国外交在国际交往中只求合作、不敢斗争，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作为发展中大国主持国际正义的道义责任和原则立场，这在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交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给外人留下中国只顾赚钱致富、不知理想道德的消极形象。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大量弃权的投票纪录。其实撇开道义原则不说，单从计算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一味退缩、躲避也绝非上策。「不扛旗、不当头、不树敌、不对抗」固然能节省成本，但也会引起很可能更高的机会成本。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不表态」政策，不但平白浪费了否决权这一至关重要的大国权力，而且也放弃了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这一巨大政治资源。
理想主义的初衷是高尚的、美好的，惟其脱离现实、无法实现，便可能误事、误国，反倒成了危险的东西。中国的外交哲学，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激进主义到改革开放后的自由理想主义，都是在意识和意志的自由王国中翱翔，境界自是清高邃远。然而，要在这世界民族之林的尘世间站稳脚跟，发展壮大，中国的外交哲学恐怕还得向丛林世界的现实主义回归才行。
注释：
[1]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5年12月22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新闻网（www.chinanews.com.cn），2006年8月22日电；〈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人民日报》社论，2006年8月24日；〈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新闻社，2006年4月2日；杨中旭：〈「和而不同」锚定中国外交思想〉，《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5月2日；李晓明、刘新宇：〈中国梦的国际表达〉，《环球》，2006年4月16日；〈上海「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学术讨论会综述〉，《解放日报》，2006年3月28日。
[2]伊斯顿（David Easton）语，见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Discipline”, i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n.11.
[3]达尔（Robert A. Dahl）以韦伯为基础给出的定义，同上，页7。
[4] Kenneth N. Waltz, “Globalization and American Pow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59 (Spring 2000): 48.
[5]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代世界主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页20-30。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47-49。
[7]曾华国：〈中美日印军力比较〉，《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1月15日，页66。
[8]〈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四）：致力与国家和区域裁军〉，中国外交部网站，2005年9月。
[9]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代世界主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页20-30。
[10]转引自程瑛、贾葭：〈政治局探求富国强兵战略〉，《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8月5日，页18。
[11]唐家璇：〈努力推进新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人民网（华盛顿）（www.people.com.cn），2005年7月27日电；〈我驻美大使周文重称合作为中美关系的主流〉，中国新闻网（纽约），2005年9月24日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在美国经济委员会年会美－中关系论坛上的演讲〉，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wjb/zwjg/zwbd/t118454.htm），2004年5月20日。
[12]见张睿壮：〈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夏季号，页55-67。
